明道先生曰:学者不可以不看诗,看诗便使人长一格价。 '不以文害辞'。文,文字之文。举一字则是文,成句是辞。诗为解一字不行,却迁就他。如说'有周不显',自是作文当如此。 看书须要见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尧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中庸之书,是孔门传授,成于子思、孟子。其书虽是杂记,更不分精粗,一衮说了。今人语道,多说高,便遗却卑。说本,便遗却末。 伊川先生《易传·序》曰:易,变异也,随时变异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物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去古虽远,遗经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盖无传矣。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意,则在乎人焉。 伊川先生答张闳中书曰:易传未传,自量精力未衰,尚觊有少进尔。来书云:'易之义,本起于数。'谓义起于数则非也。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数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务也。 大畜初二,乾体刚健,而不足以进。四五阴柔而能止。时之盛衰,势之强弱,学易者所宜深识也。 诸卦二五,虽不当位,多以中为美。三四虽当位,或以不中为过。中常重于正也,盖中则不违于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末善于中,于九二六五可见。 问: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义。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当储贰则做储贰使。九四近君,便作储贰,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执一事,则三百八十四卦,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 看易且要知时。凡六爻人人有用,圣人自有圣人用,贤人自有贤人用,众人自有众人用,学者自有学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因问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处否,先生曰:是何无用?如'厚德载物',人君安可不用? 今时人看易,皆不识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凿。若念得不熟,与上添一德,亦不觉多。就上减一德,亦不觉少。譬如不识此兀子,若减一只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只,亦不知是多。若识,则自添减不得也。 游定夫问伊川'阴阳不测之谓神',伊川曰:贤是疑了问?是拣难底问? 伊川以《易传》示门人曰:只说得七分,后人更须自体究。 伊川先生《春秋传·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类之才,起而君长之。治之而争夺息,导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然后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圣贤世出,随时有作。顺乎风气之宜,不先天以开人,各因时而立政。暨乎三王迭兴,三重既备,子丑寅之建正,忠质文之更尚,人道备矣,天运周矣。圣王既不复作,有天下者,随欲仿古之迹,亦私意妄为而已。事之缪,秦至以建亥为正;道之悖,汉专以智力持世。岂复知先王之道也?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著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传曰:'游夏不能赞一辞。'辞不待赞也,言不能与于斯耳。斯道也,惟颜子尝闻之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准的也。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与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夫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也,故作传以明之。俾后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得其意而法其用,则三代可复也。是传也,虽未能极圣人之蕴奥,庶几学者得其门而入矣。 诗书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诗书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所谓'不如载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叠言者,如征伐盟会之类。盖欲成书,势须如此。不可事事各求异义,但一字有异,或上下文异,则义须别。 《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于断例,则始见其法之用也。 学《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见于此。此亦穷理之要。然他经岂不可以穷理?但他经论其义,《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较著,故穷理为要。尝语学者,且先读《论语》《孟子》,更读一经,然后看《春秋》。先识得个义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为准?无如《中庸》。欲知《中庸》,无如'权',须是时而为中。若以手足胼胝,闭户不出,二者之间取中,便不是中。若当手足胼胝,则于此为中。当闭户不出,则于此为中。权之为言,秤锤之义也。何物为权?义也,时也。只是说得到义,义以上更难说,在人自看如何。 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其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且如读《高帝纪》,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当如何。是亦学也。 先生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然后却看。有不合处,又更精思。其间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今人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败者煞有是底。 读史须见圣贤所存治乱之机,贤人君子出处进退,便是格物。 元祐中,客有见伊川者,几案间无他书,惟印行《唐鉴》一部。先生曰:近方见此书,三代以后无此议论。 横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谓非圣人之緼。今欲安置一物,犹求审处,况圣人之于易?其间虽无极至精义,大概皆有意思。观圣人之书,须遍布细密如是。大匠岂以一斧可知哉! 天官之职,须襟怀洪大,方得看。盖其规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穷究,凑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释氏锱铢天地,可谓至大,然不尝为大,则为事不得。若畀之一钱,则必乱矣。又曰:太宰之职难看。盖无许大心胸包罗,记得此,复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当如捕龙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职也。 古人能知诗者惟孟子,为其以意逆志也。夫诗人之志至平易,不必为艰险求之。今以艰险求诗,则已丧其本心,何由见诗人之志? 《尚书》难看,盖难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义,则无难也。 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精义。盖书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读书则此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 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但贯通得大原后,书亦易记。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新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 《六经》须循环理会。义理尽无穷,待自家长得一格,则又见得别。 如《中庸》文字辈,直须句句理会过,使其言互相发明。《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说多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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