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太子在唐前期政变中的作用
要理解玄宗晚年对太子的猜忌，不得不追溯他所亲身经历过的几次重大政变。
除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外，唐前期为权力交接而频频发生的政变都集中在神龙至开元初年，其原因非本文所欲详论，此处所要指出的是，在影响较大的政变中，拥立太子都是政变的政治目的；太子成了他们的政治领袖，每次政变都须得到太子的同意，并在关键时刻让太子出面，稳定局面，直至拥立为帝。有时，太子甚至就是政变的直接主谋者和策划者。
武则天建周后，她在立武氏子弟还是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最后终于在圣历元年立自己的儿子李显为太子。[45] 神龙元年正月，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等人乘武则天生病之机，发动改变，拥太子即位，即中宗。史载桓彦范等人在密谋后才向太子报告，太子从之。[46] 似乎太子并未参与最初的谋划。《资治通鉴》神龙元年五月《考异》引《纪统》称中宗复辟后，曾看望武则天，“太后泣曰：‘我自房陵迎汝来，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贼贪功，惊我至此。’”但高宗时，即在武后主持下屡易太子。高宗死，李显即位，不久即被废为王，立李旦为帝，后又自己称帝。这些情况中宗并非不知，他怎么敢坚信此次升储贰，终会以天下授之呢？！若中宗未预其谋，彦范等谋定而告中宗，一旦中宗不从．岂不有杀身之祸！而这点从政变当天的情况即可证实。政变前夕，张柬之等派人先迎太子，然后要冲进玄武门．拥之即位。但“太子疑，不出”，这使迎立太子者异常紧张，纷纷劝说，其中李湛说：“诸将相不顾家族以循社稷，殿下奈何欲纳之鼎镬乎！请陛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王同皎抱扶太子上马，从玄武门斩关而入，可见太子一直是这次政变的幕后主使者，而政变当天的经过，更可说明太子的作用。如果太子不行，他们就失去了用以号召的旗帜，失去政变的“合法性”，性质就会因之而变为叛乱。这种性质绝非后代研究者给他们贴的标签，而是当时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性质的变化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兵变的成功与否，甚至会直接导致失败。这些原本可作佐命元勋的人便可能会随之而变为叛逆之徒。当他们拥太子冲进宫，迫使则天退位时，由于他们打的旗号是要诛则天面首张昌宗兄弟，所以则天对太子说“小子既诛，可还东宫”，桓彦范说“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诛贼臣。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47] 更可见太子这一政治砝码之重要。
合法的政治旗帜或政治领袖在政变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宗太子重俊起兵之失败可作为反证。
中宗有四子，[48] 长子重润在大足元年被武则天杖杀；二子重福在神龙元年为韦后所谮，被贬于滁州，后徙均州；三子重俊在神龙二年秋被立为太子。安乐公主以太子非韦后所生，常凌辱之，并欲废之而立自己为皇太女，于是重俊在神龙三年七月与禁军将领李多祚、李思冲、独孤祎之、沙吒忠义等人矫制发左右羽林兵及千骑三百余人，攻杀武氏兄弟，并攻打宫城。韦后与安乐公主立刻拥中宗上玄武门楼，对李多祚所将之千骑喊话，致使千骑倒戈，杀李多诈等。禁兵所以倒戈，是由于在皇帝面前，太子还不能拥有超出皇帝的政治号召力。尽管如此，重俊之所以能发动禁兵，攻杀武氏兄弟，围攻宫城，也正是由于他所具有的太子的身份，其政治号召力仅次于皇帝。另外，重俊之所以要起事，是由于受到了安乐公主的逼迫，安乐公主要取代他而当皇太子，换言之，双方是为了争夺太子之位才成水火的。
景云元年，中宗暴崩，韦后立中宗第四子重茂为帝，是为少帝，自己临朝称制，控制了朝政，又出现了高宗死后武后专政的局面。韦后下一步的举措便是不言自明。在这种情况下，宗室相王旦及其子李隆基、太平公主联络禁军将帅，预先埋伏于禁苑中，天黑后突然发动了政变。攻入宫中后，“时少帝在太极殿，刘幽求曰：‘众约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诸韦在宫中及守诸门并素为韦后所亲信者，皆斩之，比晓，内外皆定。…… 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门，慰谕百姓”[49]。从刘幽求的话中，可知此次政变的目的是要拥立相王，但与前几次的政变不同，在政变当天，发动者的政治领袖——相王——非但没有直接出面，而且在攻入宫中、少帝被捕，刘幽求提出马上拥立相王时，还遭到了李隆基的反对。在捕杀韦后及其亲信、大局已定后，相王奉少帝“慰谕百姓”，后来他才以禅让的方式取代少帝而即位。政变的主谋者所以要用这种方式交换权力，是因为中宗死，少帝已合法即位，虽然执政者是韦后。这就使此次政变没有一个合法的政治领袖，换言之，相王并不具有合法的政治号召力，也不能够在关键时刻起到稳定局面的作用，所以控制政权后，仍然要利用少帝合法的政治身分来稳定局面，并用禅让的方式来取得法统。这从政变当天的经过也可以得到位证。
据《资治通鉴》所载，当李隆基与刘幽求等人微服至禁中埋伏时，苑总监钟绍京虽已预谋，此时却又生犹豫，欲拒之，经其妻力劝方才同意。另，《旧唐书·钟绍京传》云：“玄宗之诛韦氏，绍京夜中帅户奴及丁夫以从。”说明此次政变缺乏一个合法的政治须袖，完全是一次阴谋夺权的行为，参与者也因此而格外冒险，故有主要与事者钟绍京犹疑之举。他们预先埋伏在禁苑中，并选择晚上发动，也是为了避免出现重俊因中宗出面而禁兵解散、倒戈的局面。
景云元年六月相王称帝，是为睿宗。七月中宗之子重福谋划起兵，八月公然攻打东都皇城。这可以说是相王发动政变的余波。
中宗复辟，“时流人皆放还，均州刺史谯王重福独不得归，乃上表自陈。……表奏，不报”[50]中宗死后，韦后派兵五百“驰驿戍均州，以备谯王重福”[51]。睿宗即位后，重福受命转任集州刺史，未及行，洛阳人张灵詧对他说：“大王地居嫡长，自当继为天子，相王虽有讨平韦氏功，宁可越次而居大位？”并劝他潜行至洛阳，以洛阳为据点，西攻关中，东占河北，向睿宗夺位。其时，参与谋划的还有郑愔，他在景龙三年由吏部侍郎外任江州司马时，曾“便道诣重福，阴相结托”。重福采取其建议，派家臣王道先赴东都，潜募勇敢之士。重福赶到东都后，“王道等率众随重福径取左右屯营兵作乱，将至天津桥，愿从者已数百人，皆执器仗，助其威势。”[52]虽然此次事变没有成功，但可看出，睿宗虽已即位，当时仍有人认为他不当继统。重福在神龙初即遭贬斥，但在中宗死韦后立重茂为帝时，就命人率兵“驰驿戍均州，以备谯王重福”。而在贬斥期间，曾有朝臣与之结托。此次起事，也是以他身为中宗之子，理当继承法统为号召的。[53] 事实上，在他到东都后，愿从者颇众，当时身为侍御史的李邕在主持抵挡重福时，对守城禁军说：“重福虽先帝之子，已得罪于先帝，今者无故入城，必是作乱，君等皆委质圣朝，宜尽臣节，立功立事，以取富贵。”旨在说明重福因得罪于中宗，已不再具有原有的政治身份了。言外之意则说明重福才是合法的继统者。所谓“委质圣朝，宜尽臣节”云云，更暗示出睿宗即位的非法性。由此事更可看到可以继承法统的太子或皇子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
事变失败后，重福自杀。重茂作为中宗唯一尚存之子，在第二年正月被软禁于集州，三、四年后死于房州，年仅十七岁。至此，中宗合法的继统者便遭灭绝了。睿宗、玄宗这一支再也不用担心合法者的危胁了，同时也大大减少了以此为号召进行政变的可能性。
睿宗即位后，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共同执政，他们之间的矛盾便日益尖锐起来，这首先就又从立太子的问题上表现了出来。《旧唐书·玄宗本纪上》景云元年六月载：“睿宗即位，与侍臣议立皇太子。”但在诛韦氏的当天，已封隆基为平王，并命他兼知内外闲厩，押左右厢万骑。癸卯（廿三）日，又命隆基为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甲辰（廿四）日，相王即帝位。[54] 这就是说，睿宗即位前夕，李隆基已位至宰相，兼统禁军，加之平韦氏之功，似乎不应出现睿宗即位后再议立太子之事，隆基当然应是太子，况且此前唐朝历代并不恪守嫡长子继承制。所谓睿宗在立太子上“疑不能决”而问侍臣云云，不过是太平公主想要通过立长子承器为太子以削弱隆基的权势。此后，隆基虽被立为太子，但他与太平公主仍在明争暗斗。睿宗依违其间，起初颇欲倚太平公主之力以限制隆基，立太子之犹豫、闻朝廷倾心东宫而欲使安石察之、听信术者之言而使侍臣守备、围绕墨敕斜封官的争论以及对有关人士的贬黔等等都可说明。[55] 但从立太子、太子监国、传帝位等情况来看，[56] 太子势力已大，羽翼已成，虽然“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势，擅权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控制着朝政，[57]但太子却牢牢掌握着禁军，若再进一步限制，势必会再次激成事变。睿宗目睹了武则天对高宗诸子诛杀的惨剧，经历过武周以来政治斗争的血雨腥风，此时面对自己子女间的倾扎，他或者倚太平公主，以武力整掉太子，或者向太子交权让位。他选择了后者，这既是他对政治斗争的厌倦，也是对当时政局失控的无奈。然而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开元元年七月，玄宗起兵诛杀太平公主，完全控制了朝政。
这一时期的第一起政变就是神龙元年的桓彦范等人拥中宗复辟。政变时，玄宗之父相王李旦任右羽林卫大将军。[58] 政变的主谋者之一袁恕己正兼知相王府司马事，并在政变中“从相王统率南衙兵仗以备非常”[59]。中宗复辟后，拜相王为太尉，同凤阁鸾前三品。[60]《旧唐书·睿宗纪》则明确说：“神龙元年，以诛张易之昆弟功，进号安国相王。”可见相王（即睿宗）是此次政变的参与者。其时李隆基年已二十，为卫尉少卿，对此事绝不会无所耳闻，相反，从他以后“常阴引材力之士以自助”，勾结禁军将帅等行为来看，[61] 中宗统治年间他就常想起事。景龙二年外任潞州也非偶然，而他回京后，望气者说他宅外水池有龙气，中宗幸其第，游其池，结彩为楼船，令巨象踏之云云也都有其现实的政治背景；这就是因为相王父子在当时一直是颇有政治实力的人物。中宗死后，皇后临朝摄政，“进相王旦太尉，雍王守礼为豳王，（李旦之子）寿春王成器为宋王，以从人望”[62]。同时封父子二人为王“以从人望”，可见李旦的政治影响。证以诛韦后之事更可说明。景云元年六月壬午（初二）日中宗崩，丁亥（初七）日殇帝即位，庚子（二十）日隆基等就发动了政变。由此可知，说隆基在中宗统治时期一直在准备着起事确不过分，否则就不可能在不足两旬之内便顺利发动政变并获成功。况且韦后在中宗死后秘不发丧，正从各地调集兵马以加紧防范呢！[63]
至于此后的一系列政变，玄宗大多都是参与者和谋划者。重福以太子身份攻打东都对当时睿宗、隆基等人的震动不会太小，所以在局势平稳后，年仅十七的中宗唯一所剩之子重茂便死了。太子或皇子在这些政变中的作用，玄宗也不可能没有意识，重茂之死可以为证，他即位后颁布的对诸王的防范之制也可以为证。[64] 所以当武惠妃以太子结党、指斥至尊诉于玄宗时，便为玄宗所不能容忍。我们不排除他有宠于惠妃才这样，但对其三子处置之酷、后也终未立惠妃之子寿王来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有感于往昔之事。
但他在杀死自己的三个亲子后不久，武惠妃也病死了，其心情之伤感可以想见。后来，杨玉环进宫，歌舞升平，他在位已达三十余年，年纪也近古稀。他一方面倦于政事，想吐纳导行，学道修行，以求长生，[65] 但同时又怕太子结党或朝廷大臣依附太子而向他夺权，甚至发生二、三十年以前自己经历或目睹的那些为夺权而发动的血雨腥风的政变。年纪越大，往事似乎越近，有时竟宛如目前，疑心也就随之而越大，于是他就特别希望能有只忠于自己而反对任何对他构成威胁的人；在当时权力世袭的背景下，能取代自己者，除太子外还有谁呢？！在帝位终身制下，晚年的玄宗有这种惧怕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在国家最高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作为当时最高权力的核心人物—一唐玄宗，从自己的心境出发而将国事付于自己所信任的少数几个人又怎么会做不到呢？！虽然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天宝年间的政治格局，然而这样的政治格局又怎能长久维持呢？终于在十数年之后爆发了安史之乱；它既是天宝格局的表现，又是这一格局的结束者！
三 余论
从神龙至开元初，唐廷屡屡发生政变。政变与兵变不同，前者更要求“合法性”，一则可以起到号召作用，二则有利于政变后稳定局面。这也许就是政变中太子作用异常重要的原因。但政变又都是以掌握一定的军队，特别是最高权力者周围的近卫兵即禁军为基础的。政变是权力交接的一种极端形式，它是国家权力高度集中、民众与权力完全分离的政治体制的必然产物。
安史之乱是天宝政治格局的产物。没有安史之乱，也会有别的什么事件来结束这种格局，它与开元年间的军制变化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把它放到唐代整个历史来看，它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唐高宗至玄宗开元年间的兵制调整的结果是出现了终身的职业士兵长期地屯驻于某一大致固定的地区，这就为军队的地方化提供了条件，安史之乱使它变成了现实。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唐廷也可能在它成为一个问题时逐步解决它，就象前期对以府兵制为主体兵制所进行的调整一样，那样也就不会出现唐后期以及五代藩镇林立的局面，也不会使宋代因惩于此便实行养兵之制而使其积贫积弱。这也许是历史发展、变化过程中，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一个表现吧。安史之乱导致了唐代前后两期的不同的政治格局；但从整个社会来说，如果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并不是安史之乱导致的。有人把它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分界线，但它不过是个标志，与差异的两边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
[1]见《二十五史补编》甘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后简称《吴表》。
[2]见其所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附录一》（台湾大化书局，1978年9月景印初版。）此表吸收了吴氏、岑钟勉的成果，对节帅系年多所辨正，且更为准确（已尽可能系于“月”）。后简称《王表》。
[3]只含实际至镇者，不含遥领和有命而未至者。明确在五年以上者，朔方1人次． 幽州2人次．河东0人次，平卢2人次，陇右2人次，河西1人次，安西1人次，北庭1人次。除安禄山、哥舒翰、夫蒙灵詧外，其余均在开元年间。情况不明而可能在5年以上者，仅有4人在天宝年间（张嵩、王安见、程千里、张绍贞），其余均在开元年间。
[4]《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卷二六。参《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卷一一九，“选将”开元三年正月庚申条。
[5]《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点校本），卷二一二，开元八年十一月，6742—6743页。
[6]《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卷九三《王睃传》，2988页。
[7]《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二十年正月，6797页。
[8]《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元年正月，6847—6851页。参《通典》（十通本）卷一七二《州郡典二·序目》，《旧唐书·地理志一》。
[9]《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将此事系于天宝六载（6877页），但其时王忠嗣已任陇右河西，不可能越过河北而去助役，故此事可能发生在天宝四至五载王氏任朔方河东节帅期间。
[10]《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八载六月，6896页。参《旧唐书》卷一○四《哥舒翰传》。
[11]《安禄山事迹》卷上（上海古籍 1983年点校本）、《新唐书》卷 二二五上《安禄山传》、《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一载三月（6910页）。
[12]据《吴表》和《王表》。
[13]《旧唐书》卷一○三《王忠嗣传》。
[14]《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元年正月，6847—6851页。参《通典》卷一七二《序目》，《旧唐书·地理志一》。
[15]据《吴表》和《王表》，天宝十四载以前，任期明确在5年以上者有：李祎（河东）、张守珪（幽州平卢）、安禄山（平卢幽州）、郭知运（陇右）、哥舒翰（陇右）、牛仙客（河西）、夫蒙灵詧（安西）、章仇兼琼（西川）共8任，其中只有牛仙客一人入相。（哥舒翰在拒守潼关时为使相，故《新唐书·宰相表》未予列入）。兼统者中除哥舒外，只有王睃一人曾为相，其他兼统者或任期5年以上者，大多是军将或下级官吏，后因军功而致位节帅。
[16]《旧唐书》卷九三《薛讷传》。
[17]《资治通鉴》卷二一○，开元元年十二月，6692页。《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仅言“为姚崇所构”。出任的具体情况不明。
[18]《旧唐书·李林甫传》：“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尝奏曰，文士为将，怯当夫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 族即无党援。”
[19] 陈寅恪曾从俸料钱角度，指出前期官员之俸料是内官多于外官，后期则相反（见《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1982年版）。但当时官员重内官而轻外任是否即为俸料轻重所致，尚需作进一步研究。从倪若水饯班景，望其尘曰：“班生此行，何异登仙”来看，恐怕与内外官的政治地位不同有关。
[20] 据《王表》，天宝十四载以前，朔方节帅 17人次，为相者 10人次；河东 18人次，为相者7人次；河西18任，为相者4人次；西川21任，为相者4人次；幽州12任，为相者2人次；陇右12任，为相者2人次；北庭13任，为相者1人次；安西11人任，平卢 8任，均无相。
[21]《安禄山事迹》卷上，《旧唐书·安禄山传 》。
[22]《安禄山事迹》卷中。
[23]《安禄山事迹》卷中载禄山将归范阳时，玄宗命力士送之，力士归，玄宗谓曰：“禄山喜乎？”对曰：“恨不得宰相，颇怏怏。”可知前此“以宰相处之”者，仅为使相之虚衔，而非真正入相。
[24]《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第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5]据《安禄山事迹》卷上（参《新唐书》卷二三五上、《旧唐书》卷二○○上《安禄山传》），禄山原为营州之杂种胡，因其解九蕃语而为诸司互市牙郎，后因战功而为张守珪养为假子，升任平卢将军。陈寅恪先生将其视作寒族胡人，言其既无家世背景，又不统领部落（见《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但象这样普通的蕃人在营州这一地区一定不少。
[26]《安禄山事迹》卷上，《旧唐书·吉温传》、《新唐书·宰相表中》。
[27]以通例言之，各节镇节帅要兼任节度使治所的地方长官，故河东节帅也要兼任当地的地方长官。据郁贤皓《唐刺史考·河东道·并州》（江苏古籍出版社版）所载，此后历任者为王冀、杨光翽；王氏事迹不明，杨氏则非禄山亲信。
[28]以上数事详见《资治通鉴》天宝十四载十一月。
[29]参《安禄山事迹》卷中，《旧唐书·杨国忠传》。
[30]《旧唐书·吉温传》、《安禄山事迹》卷中皆言国忠与吉温善，故追入京师任职。
[31]陈寅恪《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载《金明馆丛稿二编》）。
[32]《新唐书·高力士传》。
[33]《旧唐书》卷五一《玄宗顺贞皇后武氏传》，参同卷《玄宗废后王氏传》。
[34]《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廿二年四月，6806页。参《旧唐书》卷一八四、《新唐书》卷二○七《李林甫传》。
[35]《旧唐书》卷一○七《庶人瑛传》。参《新唐书》卷八二《庶人瑛传》。
[36]以上数事详见《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四十月、十一月（6822—6825页），二十五年四月（6828—6829页）。并参《新唐书》、《旧唐书》相关列传。
[37]犹豫不决之情况可以从玄宗与高力士的对话中看出，见《新唐书》卷二○七、《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廿六年六月，6832—6833页。
[38]《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廿四年十一月载惠妃派拉拢九龄，为九龄所叱，并上奏玄宗。6824页。
[39]《旧唐书》卷一○五《韦坚传》、《杨慎矜传》，参《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五载正月（6870—6871页）、七月（6873—6874页）。
[40]《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六载十月（6879页）、十一月（6882页）。参《旧唐书》卷一○三《王忠嗣传》。参以韦坚、皇甫惟明在遭贬后又被赐死之事（《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六载正月，6870—6871页），疑此处所谓“暴卒”乃赐死之讳言。
[41]前述韦坚之狱，《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五载正月云“上亦疑坚与惟明有谋而不显其罪，（癸西下制贬坚、惟明），仍别下制戒百官”（6870—6871页）。此制内容史无所载，但其主旨是“戒百官”，可推知是戒其不得与太子交通。
[42]《旧唐书》卷一○《肃宗本纪》。
[43]《朱子语类》卷一一六，“历代类三”。
[44] 参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记唐代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载《金明馆丛稿》）所及武后时亵秽之事、《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1982年）第一章有关杨玉环之考证及第二章关于唐宋礼法之异的论述。
[45]她称帝后，立“皇嗣”而不太子，并一度欲立武三思为太子．武承嗣也曾多方营求，欲为太子。见《旧唐书》卷一八三、《新唐书》卷二○六《武承嗣传》；《旧唐书》卷七○、《新唐书》卷一○二《岑长倩传》、《格辅元传》；《资治通鉴》卷二○四、天授二年九月（6474—6475页），卷二○六、圣历元年二月（6526页）；《新唐书》卷一一五《狄仁传》，《旧唐书》卷七《睿宗本纪》。另参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
[46]《旧唐书》卷九一《桓彦范传》。
[47]《资治通鉴》卷二○七，神龙元年正月，6578—6582页。
[48]以下参《旧唐书》卷八六《中宗诸子传》。
[49]《资治通鉴》卷二○九，景云元年六月，6642—6647页。
[50]《资治通鉴》卷二○九，景龙三年年十一月，6638页。
[51]《资治通鉴》卷二○九，景云元年六月，6642页。以上二事均见《旧唐书·李重福传》。
[52]以上事见《旧唐书·李重福传》。
[53]《资治通鉴》卷二○九，景云元年七月。
[54]《资治通鉴》卷二○九，景云元年六月。《旧唐书·玄宗本纪上》没有详记时日，只是在叙述政变后接着说“拜殿中监、中书门下三品，兼押左右万骑，进封平王”（167页）。
[55]诸事见《旧唐书》卷七七《韦安石传》、《姚崇宋璟传》、《张说传》；参《资治通鉴》卷二一○，景云元年十月、二年正月和二月。
[56]隆基在景云元年六月被立为太子，次年二月以太子身份监国，七月睿宗传位与太子。
[57]《资治通鉴》卷二一○，开元元年六月，6681页。同书景云元年十月载：“太子左右亦往往为公主耳目。”（6657页）
[58]《旧唐书·睿宗本纪》。
[59]《旧唐书·袁恕己传》。
[60]《资治通鉴》卷二○七，神龙元年正月，6581页。
[61]《旧唐书·玄宗纪上》，《资治通鉴》卷二○九，景云元年六月，6643—6644页。
[62]《资治通鉴》卷二○九，景云元年六月，6643页。
[63]《资治通鉴》卷二○九，景云元年六月，6642页。
[64]参《唐会要》卷五“诸王”，上册52页，中华书局，1955年；《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二年六月，6701页。
[65]《新唐书·高力士传》载，帝斋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长安且十年，海内无事，朕将吐纳导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旧唐书·高力士传》：“上在位多载，倦于万机。”按：据《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廿二年正月幸东都，甘四年十月还西京。“不出长安且十年”，则玄宗说此话时在天宝五年左右。另参闫守诚、吴宗国《唐玄宗》“纳妃、佞道、尊佛”，三秦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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