Ⅶ
早期研究商业循环者,尤其是翟文思(Jevons),想从起于天时之农业
变动中,而不从工业现象中找出商业循环之解释。从以上理论看来,从这条路线来研究这个问题,倒是异常合理。即在今日,农产品存量之多寡,还是一年与他年之间投资量所以不同之重要原因之一。在翟文思写作时代,这个原因之重要性大概一定超过其他一切因素;他所搜统计资料,大部分比其写作时期更早,故尤其如此。翟文思以为商业循环之起,主要是由于农作物之收获量不定。其说可转述如下:设某年五谷丰稔,则本年产物之移作以下数年之用者(即积谷)亦常增加。此积谷增加量之售价乃农家本年之所得,农家亦视之为所得。但社会其他各阶层之支出却并不因此积谷量之增大而减少,盖此增加量之售价出自储蓄。换句话说,积谷量之增加乃本年投资量之增加。即使物价下降甚大,此说仍能成立。同理,设某年为歉收,则将动用积谷作本年度之消费,于是
有一部分之消费支出并不构成农民本年度之所得。换句话说,积谷之减少乃本年投资之减少。故设其他方面之投资不变,则在两年之间,一年积谷增加甚多,另一年积谷减少甚多,此两年之总投资量可以相差极大。在以农立国之邦,积谷增减这一个原因,较之任何可以引起投资量变动之其他原因,都有压倒之势。故若向上转换点常为丰年,向下转捩点常为歉岁,自亦不足为奇。至于是否有物理上的原因使得丰年与歉岁成为有规则性的循环,当然是另一问题,不在此处讨论之列。
晚近又有若干学说,以为利于工商者,倒不是丰捻,而是歉岁。理由是,若五谷歉收,则或者工人们肯接受较低的真实报酬而工作,或者购买力方面有重分配而利于消费。不必说,我以上所说,用农作物丰歉现象来解释商业循环,指的并不是这些学说。但在近代,农业变动这一个原因,其重要性大为减少。理由有二:第一,农产物在总产量中所占比例要比以前小得多;第二,自从农产品发展为世界市场以后,世界各国之丰歉可以互抵,故全世界农作物产量之变动之百分比,比之一国之变动之百分比要小许多。但在以往,各国大致都仰给于本国作物,故除了战事以外,农产品存积量之增减要算是引起投资变动之最大原因。即使在今日,要决定投资量之大小,还得密切注意农矿产原料之存积量有什么变化。进入经济衰退以后,所以一时不易复苏者,我认为主要原因乃在衰退期间存货逐渐由过多减至正常,——减少存货是有紧缩作用的。经济繁荣崩溃以后,一时存货累积起来,故崩溃速度不太峻急;燃眉之急固解,但也不是没有代价:以后复兴之速度也因之迟缓。有时存货必先减低得相当彻底,然后经济才有复苏之象。盖若存货方面没有负投资,则若在其他方面作某种数量之投资,或许已足产生向上运动;但若负投资仍继续发生,则该投资量也许颇嫌不足。
美国实行“新政”之初期,可作好例。当罗斯福总统开始其大量举债支
出时,各种货物——尤其是农产品——之存货都很大。“新政”之一部分,即在用缩减生产等方法竭力设法减少存货。把存货量减至正常水准是一个必要步骤,必须忍痛为之,但在减少过程中,则在其他方面作举债支出之功效亦大为削减;必须把这个过程完成以后,经济复苏才踏上康庄大道。最近美国经验又可说明一点:制成品与半制成品二者之存货数量之变动,可以在商业循环之主要运动中引起次要波动。制造商恒预测数月以后之消费量,从而调整其今日之生产规模;但计算时总不免稍有错误,普通大概
是估计过高,一旦发现错误时,则在短时期内生产量又低于消费量,让过多存货逐渐吸收完毕。这种步伐上一时抢前,一时落后,其对于投资量之影响,在统计完备之国如美国者,很可以在统计资料上显示出来。
第二十三章 略论重商主义、禁止高利贷法、加印货币、以及诸消费不足说
Ⅰ
约摸有200年光景,经济理论家和实行家都深信不疑:贸易顺差对于一
国有特别好处,贸易逆差则有严重危险,假使后者引起贵金属外流,则危险更大。但在晚近100年内,意见却很分歧,大多数国家内,大多数政治家和实行家还忠于旧说;英国虽是相反意见之发源地,但即在英国,政治家和实行家之效忠旧说者还占一半。反之,几乎所有经济理论家都认为替这种事情担心,完全是杞人忧天之举,目光太短浅;国际贸易之机构会自动调整,凡设法干涉此种机构者,不仅徒劳无功,还使本国贫乏,盖国际分工之利将由此丧失。我们可以遵照传统称旧说为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称新说为自由贸易(Free Trade),但此二名词都有广狭二义,读者须参照上下文解释之。
一般说来,近代经济学家不仅认为国际分工之利,足以超过实行重商主
义办法所可能取得的好处,而且认为重商主义理论,是彻头彻尾的头脑不清,一团糟。举一个例:乌歇尔 提到重商主义时,总不能算是毫无同情,但他从未尊①重重商主义者之最中心理论,甚至没有提到过他们论证中之真理成分。至于这些真理成分是什么,我在以下再讨论。同样,在当代论战中,经济学家之赞成自由贸易者,虽然在鼓励幼稚工业、改善贸易条件等方面,肯对重商主义者作理论上的让步,然而这些无关宏旨。本世纪开头25年内,关于财政政策有许多论争。在此论争之中,据我所知,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肯承认:保护政策也许可以增加国内就业量。用我自己写的东西,作为例证,想是最公允
的了。在 1923年那年,我还是经典学派之忠实信徒,服膺旧说,对于这个问题,曾经毫无保留他说过:“假使有一件东西,保护政策束手无策的,那就是医治失业??赞成保护政策之理由甚多,其中有若干,因为基于可能得到的、但可能性不大的种种利益,故无法作简单答复。但若保护主义者认为保护政策可以医救失业,则保护主义之谬误,可说是到了最荒唐最赤裸裸的地①步”。 当时关于早期重商主义理论,也没有好书可读,所以追随先辈,相信重商主义只是一派胡说。经典学说之支配力,真是达到了无孔不入,绝对压倒的优势地位!
Ⅱ
让我先用自己的话,说出(我现在认为)重商主义学说里面含有的科学
真理成分,然后再拿来和重商主义者实际所用论证相比较。当然,实行重商主义所能取得的好处,只限于一国,不会泽及全世界。
当一国国富正在急剧增加时,则在自由放任情形之下,此种愉快状态,
可因从事新投资之动机不足而告中断。设决定消费倾向之社会政治环境以及国民特性皆不变,则根据前述理由,若要国家继续进步,此种投资引诱必须充分。投资引诱可来自对内投资,又可来自对外投资(后者包括贵金属之累积);二者构成总投资。设总投资量之多寡,完全由利润动机决定,则国内之投资机会,在长时期内,定于国内利率之高低,而对外投资之多寡,须看贸易顺差之大小而定。故设在一社会之内,国家不能直接从事投资,则政府在经济方面,关切国内利率以及国际贸易差额二者,自颇合理。今设工资单位相当稳定,不会自动作大量改变(这个条件几乎总是满足的),又设灵活偏好状态,就短期变动之平均数而论,亦相当稳定,更设银行所遵守之成规也不大变更,则利率之高低,须看国内有多少贵金属(用工资单位计算),可以用来满足社会之灵活偏好。在一时代内,既无大量国际借贷,又极少可能在国外购置产业,则贵金属数量之是增是减主要须看贸易是顺差或逆差而定。
故在当时,政府当局关切贸易顺差实在是一箭双雕,而且也只有这个办
法。当时当局既不能直接控制利率,又不能直接操纵国内投资之其他引诱,则增加顺差,乃是政府可以增加国外投资之唯一直接办法;同时,若贸易为顺差,则贵金属内流,故又是政府可以减低国内利率、增加国内投资动机之唯一间接办法。
然而这种政策之戌就亦受两种限制,不可忽视。若国内利率降低,投资
量增加,以致就业量冲破若干分界线,工资单位上涨,则国内成本增加,对于国际贸易差额开始有不利影响。故增加顺差之努力,以后会物极必反,而归失败。其次,若国内利率下降,比之他处利率为低,以致刺激对外贷款,超过顺差额,则可以引起贵金属外流,于是情况一变,前功尽弃。国家愈大,其国际地位愈重要,则受此两种限制之危险性亦愈大;盖设每年贵金属之产量相当小,则一国有贵金属内流,即他国有贵金属外流,故设重商主义政策推行过度,则不利影响之由来,不仅起于国内之成本上涨、利率下降,亦起于国外之成本下降、利率上涨。
一国之国际贸易,可以因为贵金属太多、工资单位上涨而遭毁灭,则有
15世纪下半叶及16世纪之西班牙经济史,可供参证。20世纪内,英国在战前之经验则可以说明:若对外贷款以及在国外购置产业过分方便,则往往使得国内利率不能下降,于是充分就业不能实现。若一国之灵活偏好太强,以致即使贵金属长期大量内流,都不足使利率下降、真实财富增加,故该国常在贫乏状态,此种实例则有印度在。
虽然如此,设有一社会,其工资单位、决定消费倾向之国民特性、以及
灵活偏好三者都相当稳定,其货币制度又以贵金属为基础,在货币数量与贵金属数量之间常保持一固定关系,则政府当局为维持繁荣起见,必须密切注意贸易差额。若贸易为顺差,又不太大,则颇有鼓励作用;若为逆差,则可能很快就会产生顽固的经济衰退。
但并不是限制进口愈严,则国际贸易之顺差愈大。早期重商主义者颇重
视这点,因此常常反对贸易限制,他们觉得,若把目光放远些,则贸易限制是会不利于顺差的。在 19世纪中叶英国所处之特殊环境中,实行自由贸易恐怕是最足促进当时英国之贸易顺差,就当代经验而论,战后欧洲各国都设法限制贸易,增加顺差,而结果适得其反。因为这种种理由,所以读者决不可轻易下结论,认为我将主张何种实际政策。贸易限制,除非有特殊理由可以为之辩护,否则一般说来,的确颇可非议。国际分工之利,经典学派虽然过分夸大,但到底是真的,很可观的。而且,一国由贸易顺差得到的好处往往就是他国蒙受的损失(重商主义者很
明了这点),故尤其应当自己克制,避免过火,不要使得一国之贵金属数量超过公平合理的限度;况且假使这种政策推行过火,会引起毫无意义的国际①竞争,大家争取顺差,结果大家受损。 最后,实行贸易限制政策也不一定能达到预期效果,因为有私人利益、行政无能、以及事情本身之困难等等原因,结果可能和原意背道而驰。
因此,我的批评之要旨是说我以前师承而且拿来教人的自由放任学说,
其理论基础不够充分;我所反对的学说,是说利率与就业量会自动调整到最适度水准,故关切贸易差额乃是浪费时间。倒是我们经济学界同仁犯了冒冒失失之病,把几百年来执政者尽力追求的东西当作是庸人自扰。在这种错误理论之影响之下,伦敦金融界逐渐设计了一个坏到无以复加的办法来维持均衡:那就是一面严格维持外汇率,一面让银行利率涨落。这样一来,国内利率就无法再和充分就业不悻。因为事实上不能不顾到国际支付差额,于是设计了一个办法来管理;这个办法,不仅不保护国内利率,反而把国内利率牺牲在盲目势力之下。晚近伦敦银行界得了许多教训,我们希望从此以后,英国不再蹈以往复辙:因为要保护其国际支付差额,所以提高利率,引起国内失业。经典学派理论,在解释单独一个厂商之行为,以及解释雇用一特定量资源所得产物之分配方法方面,自有其贡献,不可抹杀。在这几方面,不利用这套思想方法,简直无法澄清思路。请不要因为我说他们忽略了前人学说中之有价值部分,就以为我否认这点。但政治家所关切者,乃是整个经济体系,如何使该体系中之全部资源达到最适度就业。在这方面,16、17世纪之经济
思想,倒获得了处世智慧之一鳞一爪,而季嘉图之不切实际的抽象思维,反而把此一鳞一爪先遗忘,后抹杀。重商主义者从禁止高利贷,维持国内货币数量,防止工资单位上涨等数方面,竭力设法压低利率;若国内货币数量,②因为不可避免的贵金属外流、工资单位上涨等原因, 过形不足,则不惜诉诸货币贬值以恢复之。这种种都表示重商主义者之智慧。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