Ⅶ
早期研究商业循环者，尤其是翟文思（Jevons），想从起于天时之农业
变动中，而不从工业现象中找出商业循环之解释。从以上理论看来，从这条路线来研究这个问题，倒是异常合理。即在今日，农产品存量之多寡，还是一年与他年之间投资量所以不同之重要原因之一。在翟文思写作时代，这个原因之重要性大概一定超过其他一切因素；他所搜统计资料，大部分比其写作时期更早，故尤其如此。翟文思以为商业循环之起，主要是由于农作物之收获量不定。其说可转述如下：设某年五谷丰稔，则本年产物之移作以下数年之用者（即积谷）亦常增加。此积谷增加量之售价乃农家本年之所得，农家亦视之为所得。但社会其他各阶层之支出却并不因此积谷量之增大而减少，盖此增加量之售价出自储蓄。换句话说，积谷量之增加乃本年投资量之增加。即使物价下降甚大，此说仍能成立。同理，设某年为歉收，则将动用积谷作本年度之消费，于是
有一部分之消费支出并不构成农民本年度之所得。换句话说，积谷之减少乃本年投资之减少。故设其他方面之投资不变，则在两年之间，一年积谷增加甚多，另一年积谷减少甚多，此两年之总投资量可以相差极大。在以农立国之邦，积谷增减这一个原因，较之任何可以引起投资量变动之其他原因，都有压倒之势。故若向上转换点常为丰年，向下转捩点常为歉岁，自亦不足为奇。至于是否有物理上的原因使得丰年与歉岁成为有规则性的循环，当然是另一问题，不在此处讨论之列。
晚近又有若干学说，以为利于工商者，倒不是丰捻，而是歉岁。理由是，若五谷歉收，则或者工人们肯接受较低的真实报酬而工作，或者购买力方面有重分配而利于消费。不必说，我以上所说，用农作物丰歉现象来解释商业循环，指的并不是这些学说。但在近代，农业变动这一个原因，其重要性大为减少。理由有二：第一，农产物在总产量中所占比例要比以前小得多；第二，自从农产品发展为世界市场以后，世界各国之丰歉可以互抵，故全世界农作物产量之变动之百分比，比之一国之变动之百分比要小许多。但在以往，各国大致都仰给于本国作物，故除了战事以外，农产品存积量之增减要算是引起投资变动之最大原因。即使在今日，要决定投资量之大小，还得密切注意农矿产原料之存积量有什么变化。进入经济衰退以后，所以一时不易复苏者，我认为主要原因乃在衰退期间存货逐渐由过多减至正常，——减少存货是有紧缩作用的。经济繁荣崩溃以后，一时存货累积起来，故崩溃速度不太峻急；燃眉之急固解，但也不是没有代价：以后复兴之速度也因之迟缓。有时存货必先减低得相当彻底，然后经济才有复苏之象。盖若存货方面没有负投资，则若在其他方面作某种数量之投资，或许已足产生向上运动；但若负投资仍继续发生，则该投资量也许颇嫌不足。
美国实行“新政”之初期，可作好例。当罗斯福总统开始其大量举债支
出时，各种货物——尤其是农产品——之存货都很大。“新政”之一部分，即在用缩减生产等方法竭力设法减少存货。把存货量减至正常水准是一个必要步骤，必须忍痛为之，但在减少过程中，则在其他方面作举债支出之功效亦大为削减；必须把这个过程完成以后，经济复苏才踏上康庄大道。最近美国经验又可说明一点：制成品与半制成品二者之存货数量之变动，可以在商业循环之主要运动中引起次要波动。制造商恒预测数月以后之消费量，从而调整其今日之生产规模；但计算时总不免稍有错误，普通大概
是估计过高，一旦发现错误时，则在短时期内生产量又低于消费量，让过多存货逐渐吸收完毕。这种步伐上一时抢前，一时落后，其对于投资量之影响，在统计完备之国如美国者，很可以在统计资料上显示出来。
第二十三章 略论重商主义、禁止高利贷法、加印货币、以及诸消费不足说
Ⅰ
约摸有200年光景，经济理论家和实行家都深信不疑：贸易顺差对于一
国有特别好处，贸易逆差则有严重危险，假使后者引起贵金属外流，则危险更大。但在晚近100年内，意见却很分歧，大多数国家内，大多数政治家和实行家还忠于旧说；英国虽是相反意见之发源地，但即在英国，政治家和实行家之效忠旧说者还占一半。反之，几乎所有经济理论家都认为替这种事情担心，完全是杞人忧天之举，目光太短浅；国际贸易之机构会自动调整，凡设法干涉此种机构者，不仅徒劳无功，还使本国贫乏，盖国际分工之利将由此丧失。我们可以遵照传统称旧说为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称新说为自由贸易（Free Ｔrade），但此二名词都有广狭二义，读者须参照上下文解释之。
一般说来，近代经济学家不仅认为国际分工之利，足以超过实行重商主
义办法所可能取得的好处，而且认为重商主义理论，是彻头彻尾的头脑不清，一团糟。举一个例：乌歇尔 提到重商主义时，总不能算是毫无同情，但他从未尊①重重商主义者之最中心理论，甚至没有提到过他们论证中之真理成分。至于这些真理成分是什么，我在以下再讨论。同样，在当代论战中，经济学家之赞成自由贸易者，虽然在鼓励幼稚工业、改善贸易条件等方面，肯对重商主义者作理论上的让步，然而这些无关宏旨。本世纪开头25年内，关于财政政策有许多论争。在此论争之中，据我所知，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肯承认：保护政策也许可以增加国内就业量。用我自己写的东西，作为例证，想是最公允
的了。在 1923年那年，我还是经典学派之忠实信徒，服膺旧说，对于这个问题，曾经毫无保留他说过：“假使有一件东西，保护政策束手无策的，那就是医治失业??赞成保护政策之理由甚多，其中有若干，因为基于可能得到的、但可能性不大的种种利益，故无法作简单答复。但若保护主义者认为保护政策可以医救失业，则保护主义之谬误，可说是到了最荒唐最赤裸裸的地①步”。 当时关于早期重商主义理论，也没有好书可读，所以追随先辈，相信重商主义只是一派胡说。经典学说之支配力，真是达到了无孔不入，绝对压倒的优势地位！
Ⅱ
让我先用自己的话，说出（我现在认为）重商主义学说里面含有的科学
真理成分，然后再拿来和重商主义者实际所用论证相比较。当然，实行重商主义所能取得的好处，只限于一国，不会泽及全世界。
当一国国富正在急剧增加时，则在自由放任情形之下，此种愉快状态，
可因从事新投资之动机不足而告中断。设决定消费倾向之社会政治环境以及国民特性皆不变，则根据前述理由，若要国家继续进步，此种投资引诱必须充分。投资引诱可来自对内投资，又可来自对外投资（后者包括贵金属之累积）；二者构成总投资。设总投资量之多寡，完全由利润动机决定，则国内之投资机会，在长时期内，定于国内利率之高低，而对外投资之多寡，须看贸易顺差之大小而定。故设在一社会之内，国家不能直接从事投资，则政府在经济方面，关切国内利率以及国际贸易差额二者，自颇合理。今设工资单位相当稳定，不会自动作大量改变（这个条件几乎总是满足的），又设灵活偏好状态，就短期变动之平均数而论，亦相当稳定，更设银行所遵守之成规也不大变更，则利率之高低，须看国内有多少贵金属（用工资单位计算），可以用来满足社会之灵活偏好。在一时代内，既无大量国际借贷，又极少可能在国外购置产业，则贵金属数量之是增是减主要须看贸易是顺差或逆差而定。
故在当时，政府当局关切贸易顺差实在是一箭双雕，而且也只有这个办
法。当时当局既不能直接控制利率，又不能直接操纵国内投资之其他引诱，则增加顺差，乃是政府可以增加国外投资之唯一直接办法；同时，若贸易为顺差，则贵金属内流，故又是政府可以减低国内利率、增加国内投资动机之唯一间接办法。
然而这种政策之戌就亦受两种限制，不可忽视。若国内利率降低，投资
量增加，以致就业量冲破若干分界线，工资单位上涨，则国内成本增加，对于国际贸易差额开始有不利影响。故增加顺差之努力，以后会物极必反，而归失败。其次，若国内利率下降，比之他处利率为低，以致刺激对外贷款，超过顺差额，则可以引起贵金属外流，于是情况一变，前功尽弃。国家愈大，其国际地位愈重要，则受此两种限制之危险性亦愈大；盖设每年贵金属之产量相当小，则一国有贵金属内流，即他国有贵金属外流，故设重商主义政策推行过度，则不利影响之由来，不仅起于国内之成本上涨、利率下降，亦起于国外之成本下降、利率上涨。
一国之国际贸易，可以因为贵金属太多、工资单位上涨而遭毁灭，则有
15世纪下半叶及16世纪之西班牙经济史，可供参证。20世纪内，英国在战前之经验则可以说明：若对外贷款以及在国外购置产业过分方便，则往往使得国内利率不能下降，于是充分就业不能实现。若一国之灵活偏好太强，以致即使贵金属长期大量内流，都不足使利率下降、真实财富增加，故该国常在贫乏状态，此种实例则有印度在。
虽然如此，设有一社会，其工资单位、决定消费倾向之国民特性、以及
灵活偏好三者都相当稳定，其货币制度又以贵金属为基础，在货币数量与贵金属数量之间常保持一固定关系，则政府当局为维持繁荣起见，必须密切注意贸易差额。若贸易为顺差，又不太大，则颇有鼓励作用；若为逆差，则可能很快就会产生顽固的经济衰退。
但并不是限制进口愈严，则国际贸易之顺差愈大。早期重商主义者颇重
视这点，因此常常反对贸易限制，他们觉得，若把目光放远些，则贸易限制是会不利于顺差的。在 19世纪中叶英国所处之特殊环境中，实行自由贸易恐怕是最足促进当时英国之贸易顺差，就当代经验而论，战后欧洲各国都设法限制贸易，增加顺差，而结果适得其反。因为这种种理由，所以读者决不可轻易下结论，认为我将主张何种实际政策。贸易限制，除非有特殊理由可以为之辩护，否则一般说来，的确颇可非议。国际分工之利，经典学派虽然过分夸大，但到底是真的，很可观的。而且，一国由贸易顺差得到的好处往往就是他国蒙受的损失（重商主义者很
明了这点），故尤其应当自己克制，避免过火，不要使得一国之贵金属数量超过公平合理的限度；况且假使这种政策推行过火，会引起毫无意义的国际①竞争，大家争取顺差，结果大家受损。 最后，实行贸易限制政策也不一定能达到预期效果，因为有私人利益、行政无能、以及事情本身之困难等等原因，结果可能和原意背道而驰。
因此，我的批评之要旨是说我以前师承而且拿来教人的自由放任学说，
其理论基础不够充分；我所反对的学说，是说利率与就业量会自动调整到最适度水准，故关切贸易差额乃是浪费时间。倒是我们经济学界同仁犯了冒冒失失之病，把几百年来执政者尽力追求的东西当作是庸人自扰。在这种错误理论之影响之下，伦敦金融界逐渐设计了一个坏到无以复加的办法来维持均衡：那就是一面严格维持外汇率，一面让银行利率涨落。这样一来，国内利率就无法再和充分就业不悻。因为事实上不能不顾到国际支付差额，于是设计了一个办法来管理；这个办法，不仅不保护国内利率，反而把国内利率牺牲在盲目势力之下。晚近伦敦银行界得了许多教训，我们希望从此以后，英国不再蹈以往复辙：因为要保护其国际支付差额，所以提高利率，引起国内失业。经典学派理论，在解释单独一个厂商之行为，以及解释雇用一特定量资源所得产物之分配方法方面，自有其贡献，不可抹杀。在这几方面，不利用这套思想方法，简直无法澄清思路。请不要因为我说他们忽略了前人学说中之有价值部分，就以为我否认这点。但政治家所关切者，乃是整个经济体系，如何使该体系中之全部资源达到最适度就业。在这方面，16、17世纪之经济
思想，倒获得了处世智慧之一鳞一爪，而季嘉图之不切实际的抽象思维，反而把此一鳞一爪先遗忘，后抹杀。重商主义者从禁止高利贷，维持国内货币数量，防止工资单位上涨等数方面，竭力设法压低利率；若国内货币数量，②因为不可避免的贵金属外流、工资单位上涨等原因， 过形不足，则不惜诉诸货币贬值以恢复之。这种种都表示重商主义者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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