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相郑期间,曾用自己的车子助人过河。孟子听闻后议论说,子产心肠好,却不知为政之道。如果十一月建好行人的桥,十二月建好通车的桥,百姓就不会为过河发愁了。君子修明施政,出行时让路人回避都可以,怎么能一一帮人渡河呢?管理国家政务的人,要让每个人都高兴,再多的时间也不够用啊。(《孟子·离娄下》)
孟子的这番议论,意在阐明为政之道在于尚大德,识大体,办大事,而不在事必躬亲施小惠。这样的政治理念,也为后世所推崇。诸葛亮在处理蜀国政务时说过,“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施政要从全局上解决普遍性问题,惠及大多数人,以小惠悦人不仅不可取,还有沽名钓誉之嫌。
子产执掌郑国政务二十多年,深受百姓爱戴。《礼记》将他比作郑人的母亲;子产去世时,“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孔子把他的的仁爱精神,看作古代先贤的遗风。子产死后,家中连发丧的费用都没有。百姓自发捐献赙仪,他儿子不肯接受,自己背土葬父于陉山。可见,子产爱民之举出于本心,是心地存养使然。那么,子产是否只注重亲民爱民的小惠,而缺乏经世治国的大德呢?
春秋晚期的郑国,外有齐秦晋楚强邻环伺,内有七大家族明争暗斗,政局很不稳定。子产主政后,礼法并重,宽猛相济,在采取自强图存的外交策略稳定周边的同时,在国内推行了一系列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变革。一是“作封洫”,就是划清地界,以防发生权属纷争;挖掘沟渠,以利排灌畅通;承认私田并依持有量征税,以限制贵族势力侵吞田产;健全户籍,合理编组,以形成良好的城乡社会秩序。二是“作丘赋”,就是建立与“作封洫”相配套的军赋制度,按土地持有量分担军需军备。三是“铸刑鼎”,将刑律铸在鼎上,公布于众。更难能可贵的是,子产主张广开言路,保留乡民自由议论朝政得失的场所,以便能够听到人们对国事的批评和建议,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这在今天看来,也是值得称道的开明之举。一千多年后,韩愈写下了《子产不毁乡校颂》,称赞子产是执政者的楷模和典范。
据史书记载,子产执政一年,浪荡子不再轻浮嬉戏,老年人不必拎重物,儿童也不用干农活。二年之后,市场商人不虚抬物价。三年过去,人们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年后,农民收工不必把农具带回家。子产变革举措的实施,不仅刺激了郑国的经济发展,增强了郑国的军备和防务,同时也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推行初期,尽管遭到了既得利益者的攻击和非难,但由于新政给郑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就连那些曾经反对过他的人,态度也发生了很大转变,晋楚等大国的政治家对他普遍抱有相当程度的尊敬。
后世对子产评价颇高,视之为中国历史上卿相的典范。如果说子产不知为政之道,郑国的政治能变得如此清明、国力能有如此大的增长吗?本国朝野乃至邻邦还会如此敬重他吗?孔子还会给予那么高的评价吗?至于孟子的点评,从语气上不难看出,他不过是就事论理,即便有批评,也是“把话进一步说开去”,意在阐明为政当抓大事的理念。有人据此看成孟子对子产的讥讽,实在是对古人的误读。
在子产为政的古今议论中,焦点集中在大德与小惠的关系上。多数人的看法倾向于“为政不能止乎惠”,就是说,为政要看全局性、长远性的大事,但不应把大德与小惠对立起来,讲大德而废小惠。作为一国之相,在庙堂要行大政以利国,到乡间要发善心以恤民,两者都是为政之德,怎能绝然分开?这让人想起庄周贷粟的故事。对于“涸辙之鲋”来说,得斗升之水便可活命,若要等到引西江水来救,早就变成干鱼了。掬斗升之水虽是小惠,却比引西江之水这样的大德及时得多。
就像太阳也有照不到的角落一样,再完善的制度,也不可能调整所有的社会关系和行为;再宏大的政策,也不可能惠及所有人群,也有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就拿架桥来说,并非所有河流的所有区段都需要架桥,即使需要架桥的区段,也不是所有的堤岸都有条件架桥。假如那条河是条浅窄的季节河,过河的人又不多,未必一定要架桥。子产身为国相,出行时无意间看到有人无法渡河,就施以援手,并非刻意而为,有何不可呢?(文/王兆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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