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期前后，英国出现了以霍加特《识字的用途》、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和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代表的当代文化研究。他们的开创之功，主要在于从自己的阶级出身和价值立场出发，将文化研究的对象定位于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以及影响他们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的通俗文化，定位于学院派研究不屑一顾的中下层阶级生活世界的“活的文化”。回顾这种研究取向的来龙去脉，使我们得以了解早期文化研究受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影响，集中关注阶级、性别等问题，给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文化研究留下了值得关注的遗产。在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生活体验、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的差异，导致其在路径、方法、对象方面的分野。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以影响社会中下层阶级生活的通俗文化为取向的“活的文化”研究，与以影响学院体制内知识分子精英的正统文化为取向的文化文本研究之间的差异。这种回顾也提醒我们，文化研究需要关注研究者的出身、身份、经历、立场、价值观同研究取向之间的内在关联。
重返“活的文化”研究：霍加特、威廉斯与文化研究的分化
阎嘉，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当代文化研究在20世纪中期前后从英国开始兴起，其影响随后逐渐扩大到世界各地。尽管我们现在很难确定这种发展的确切起点，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个特殊时期，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1918—2014）的代表作《识字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1957）、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1958）和《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1961）、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1924—1993）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被诸多学者看成是当代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而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则被看成是“英国文化研究开创性的三巨头”。不过，威廉斯本人并不这样看，他不同意把文化研究的历史仅仅归结为英国知识分子写作的文本的历史。他认为，“实际上，文化研究的教学（在成人教育中、在工人教育协会的课程中，以及在大学继续教育的课程中），在20世纪30年代和40 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远在其'开创性’的'伟大著作’产生之前”。这里的“开创性”的“伟大著作”，指的就是上述《识字的用途》《文化与社会》《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三部代表作。
我们知道，霍加特和威廉斯在成为大学教授之前，曾在工人成人夜校从事过多年教学工作。他们这种回报自己阶级的义务教学活动，也应该算作文化研究缘起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也可以说，文化研究的重要性，部分是出于这些早期的开创者们在工人成人教育中的亲身感受。与此同时，在探寻文化研究的源头时，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文化研究早期的开创性学者或者出身于“从乡村到城市”的工人阶级家庭（如霍加特和威廉斯），或者是信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威廉斯和汤普森）。这两个特点，同样可以看成是英国文化研究从创立之时所具有的突出印记。虽然有人认为英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并不牢固深厚，但到文化研究开始创立之时，霍加特、威廉斯等学者的出身和身份似乎表明，他们已经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理论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这种趋势也是我们在探寻文化研究的缘起时不应忘记的。
有人把开创文化研究的早期学者称为英国第一代“新左派”。但重要的是，导致这些理论家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或者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是他们特殊的家庭出身和生活经历；或者说，导致他们（尤其是霍加特和威廉斯）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主要是他们自己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体验。因而，在追寻英国文化研究的缘起时，最值得关注的是霍加特和威廉斯这两个“巨头”。首先要说明的是，霍加特和威廉斯两人有着非常相似的家庭出身和生活经历：他们都深受著名文学批评家F.R.利维斯（F. R. Leaves, 1895—1978）思想的影响，他们都在工人成人夜校教过书，都为文化研究的开创做出过贡献。然而，他们两人的差别也很明显：威廉斯的著作主要追溯了英国文化研究的思想和历史传统，更多地从理论上对此进行反思和研究；而霍加特则更加关注自己亲身了解的工人阶级生活的各种细节，审视并且质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出现的“大众艺术”的新形式。“霍加特在由工业化……所形成的一个阶级中发现了感受和生存的本真性”，正是这个特点，使霍加特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创者中占有一种独特的地位。
霍加特出身于英格兰北部利兹的一个贫穷工人阶级家庭，其父母早亡，自幼由祖母抚养长大，依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奖学金男孩”（thescholarship boy）。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利兹大学，在工人成人夜校任教多年后，任教于赫尔大学、莱斯特大学和伯明翰大学。1964年，霍加特在伯明翰大学创办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并任主任，后来他还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助理总干事。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学、英国文学和文化研究，代表作有《识字的用途》（1957）、《当代文化研究》（1978）、《大众社会的大众媒体》（2004）和《日常语言与日常生活》（2005）等。《识字的用途》被认为是当代西方文化研究兴起的奠基作之一。全书共11章，分为上、下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名为“旧秩序”，霍加特在其中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描述了20世纪前半期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的详细状况。第二部分名为“为新的让位”，主要对工人阶级生活中的各种通俗文化样式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反思。阶级和性别问题构成了《识字的用途》全书的焦点。霍加特通过对通俗文化的分析和反思，力图开拓一种“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方法，其研究的出发点是工人阶级活生生的日常生存状态。他通过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各个方面——劳作、家庭生活、两性关系、饮食起居、休闲娱乐——的描述和分析，突出了文化研究所强调的阶级立场和性别立场，而不是刻意对工人阶级的生活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霍加特忠实于自己的亲身体验，力图描绘出英国工人阶级的复杂性、多面性和具体性，找出“我们”（工人阶级）与“他们”（工人阶级之外的其他阶层）之间的差异与联系，以及英国工人阶级“顺从”和“表达愤怒”的独特方式，努力刻画出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生动细节。由此可见，在霍加特独特的研究方法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不同立场和价值观之间的对立。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英国文化研究的缘起与20世纪早期英国的文学批评（尤其是在当时影响甚大的“利维斯主义”）有着密切关系。文学批评家F.R.利维斯认为，欧洲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社会造成了文化上的堕落，其标志就是文化的标准化和平庸化。担负着社会和道德使命的文学，理应在这种情势下挽狂澜于既倒，坚持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抵制各种通俗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泛滥和冲击。利维斯在其代表作《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1948）中提出了“少数人的”或精英主义的文学观，主张通过对经典文学文本的细读，来达到改造人性、使人变得高雅的目的。他认为，代表着这一伟大传统的英国作家是乔治·艾略特、简·奥斯丁、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狄更斯等人。他在《伟大的传统》一书中对这些作家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评价。尽管霍加特对利维斯心怀敬重，曾经试图践行利维斯的文学主张，但他后来在自己从事的工人成人教育的教学实践中发现，比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关注人们、尤其是他生长于其中的工人阶级民众如何生存，关注一种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影响的“活的文化”。就普通大众和工人阶级而言，这种“活的文化”就是他们每时每刻生活于其中的社区环境、通俗音乐、通俗小说、电影、无线电广播、广告、各种报刊等。霍加特开创的文化研究的方法，实际上与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对工人阶级问题的关注，与雷蒙德·威廉斯、爱德华·汤普森等英国“新左派”学者对工人生活的关注有关，也与20世纪早期英国的社会学研究有关。由此出发，英国早期的文化研究特别关注20世纪前半期欧洲和美国通俗文化的发展演变，以及二者之间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霍加特开创的文化研究，突显了他对与通俗文化（popularculture）有关的阶级问题和性别问题的强烈关注。
从20世纪早期开始，欧洲和美国的通俗文化领域涌现出了好莱坞电影、自动点唱机、爵士乐、摇滚乐、流行歌曲、各种美女图片、彩纸文学、侦探小说、粗俗杂志、电视肥皂剧等新形式。这些新兴的通俗文化样式对工人阶级的精神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流行的“粗俗”杂志涉及的内容范围非常广泛，从个人求职、迷信算命、侦探小说、色情笑话，到科幻读物、观赏植物栽培、婴幼儿养育等，应有尽有。在青少年通俗读物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夹杂着暴力场景和色情的“重口味”小说。总体看来，20世纪前半期的欧洲通俗文化大都受到过美国通俗文化中暴力和色情小说的明显影响，甚至刻意以它们作为模仿的对象。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创立的宗旨，就是要研究被大学学者所蔑视的各种“流行艺术”，包括歌曲、时装、摄影、广播和电视节目等样式。而传统学院式的文学研究方法，注重的是不作任何评价的价值中立的立场，重视理论优先和理论化，重视文学研究的定量分析方法。学院式的文学研究要求严守学术规范的“边界”，排斥对个人生活经历和细节的描绘，排斥对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的反思，排斥对通俗文化的关注和批判。在《识字的用途》出版之初的若干年里，英国大学的学术界对此书一直抱着冷漠和轻蔑的态度。正如霍加特自己描述的，当该书出版时，他在伯明翰大学的同事们大多对其三缄其口，更有人冷嘲热讽地说，该书的出版就“像一只从隔壁廉租房里跑来的下贱的猫，把一个其臭无比的玩意儿带进了屋里”。
二、早期文化研究在理论上的情感与经验取向
雷蒙德·威廉斯作为文化研究的“伯明翰学派”最重要的精神领袖，与霍加特一样在思想观念上具有强烈的平民主义倾向。他毕业于剑桥大学，在毕业后的经历中逐渐表现出对英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不满，更加关注社会的中下层阶级以及与他们相关的通俗文化。他也像霍加特一样，试图使学术研究从传统知识分子的书斋走向中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经验之中，使之成为一种“活的”知识。威廉斯的这种倾向为早期的英国文化研究定下了基调。他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对待大众传媒和通俗文化所采取的较为亲和的态度；而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对传统的精英文化采取了批判的立场。传统的精英文化对大众的通俗文化采取的常常是无视和蔑视的态度，所采取的手段往往是压制或者隔离。威廉斯把大众文化（massculture）放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对其起源和发展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登上了学术的“大雅之堂”。
威廉斯更多地以理性反思的方式来看待文化研究。在早期的文化研究中，他率先把“文化”定义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而文化研究则是对这一整体生活方式的完整过程的描述。他在《关键词》（Keywords，1976）一书里提出：“'文化’……在历史与'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里，主要是指'表意的’（signifying）或'象征的’（symbolic）体系。”但是，他认为，这种“表意的”或“象征的”体系不仅应当在知识的过程中得到描述，同时也体现在社会体制和日常的行为之中。尽管威廉斯的文化研究路向在后来受到不少批评，但他为文化研究确定的基调，却在后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例如，伯明翰大学的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认为：“文化研究的特定对象既不是由文化参照物所强化了的理论评价，也不是文化的特殊形式，而是一种文化过程或要素，是为了特定目的并在特定地点和时间里对它们进行的分析。文化既不存在于各种文本中，也不是文化生产的结果，不只是存在于文化资源、挪用和日常生活世界的创新之中，而且也存在于创造意义的不同形式之中，存在于各种场景、由变化和冲突不断标明的社会之中。文化不是体制、风格和行为，而是所有这些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
源于威廉斯和霍加特的文化研究传统把文化研究当作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要揭示文化与学术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要揭示社会制度与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要阐明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的或外在的意义与价值。威廉斯使用了“经验”和“情感结构”这两个概念作为其文化理论的支撑；前者指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心理体验，后者指生活在同一种文化中的人们共同拥有的心理经验。这种研究方向，被一些学者称为“文化主义”（Culturalism）或“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Materialism）。
“情感结构”作为“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关键词，最早出现在威廉斯的《电影序言》（Preface to Film，1954）一书里，后来他在其很有影响的著作《漫长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Literature，1977）中不断延伸和发展了这个概念。在《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以1840年代的欧洲（尤其是英国）作家及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极为深刻和广阔的沉着为例，来说明一代人的思想与感受的形成。他认为，新时代所塑造出的、对已然改变了的环境的反应，早已熔铸在了一代人变化了的“情感结构”之中。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里，威廉斯着重讨论了“情感结构”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霸权”（Hegemony，或译“领导权”）的关系。他认为，“情感结构”表明的是“客观结构”与“主观感受”之间的张力，突出了个人的情感和经验对思想意识的塑造作用，以及体现在社会形式之中的文本与实践的特殊形式。
不过，要真正理解威廉斯的“情感结构”概念，必须从他对“文化”概念的界定出发。在这方面，人们经常援引的是他在《文化分析》（“CulturalAnalysis”）一文中所作的说明。他认为，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界定“文化”：一是“理想地”依据某些“绝对的或普遍的”价值把文化界定为“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二是“文献式地”把文化界定为“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它们以不同方式详细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三是“社会地”把文化界定为“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它表明了艺术、习得、制度和日常行为所体现出来的意义与价值，因而，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与价值。威廉斯非常强调“文化”的这三个方面是一个完整的、大于单个方面的“整体”。在这个前提之下，他“把文化理论定义为是对整体生活方式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分析文化就是去发现作为这些关系复合体的组织的本质”。他认为，最适合于说明这种“整体生活方式”的办法，就是寻找到一种类似于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1887—1948）所说的“文化模式”，而威廉斯本人寻找到的这种模式就是“情感结构”：“它同结构所暗示的一样严密和明确，然而，它在我们的活动最微妙和最不明确的部分中运作。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情感结构是一个时期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产生的特殊的现存结果。”威廉斯非常强调“情感结构”是一种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和有机的东西，即始终处于塑造和再塑造的复杂过程之中。正如他所说：“新的一代人将有其自己的情感结构，他们的感觉结构好像并非'来自于’什么地方……变化的组织产生于有机体中：新的一代人将会以其自身的方式对他们继承的独特世界做出反应，吸收许多可追溯的连续性，再生产可被单独描述的组织的许多内容，可是却以某些不同的方式感觉他们的全部生活，将他们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感觉结构。”在此基础上，威廉斯所重视的文化生活的主体，不是以其老师F.R.利维斯为代表的精英主义认为的少数人，而是日常生活中普通的男男女女，尤其是普通的工人阶级民众。
威廉斯的这些看法，构成了他的“文化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上述看法，我们可以把威廉斯的理论大致概括如下：“文化”是物质、知识和精神所构成的特定社会整体生活方式的表现；“文化分析”的目的在于重建特定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重建特定的“情感结构”；作为文化生活之主体的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必须在物质生产和物质条件的背景下，通过文本和日常生活实践的不断互动展现出来。因此，文化始终都是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而“情感结构”也处于不断形成的过程中，它集中反映了一代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体验到的意义与价值。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强调，文化是由普通男男女女的意义和实践构成的。文化是鲜活的经验，而作为文化研究对象的文本，不可能脱离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就是从威廉斯和霍加特以来形成的英国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传统中最重要的内容。
威廉斯的“情感结构”概念被认为与把马克思主义观点简单化、庸俗化的做法不同，也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StructuralMarxism）的观点不同。威廉斯在总体上力图强调的是：文化是一个“形成与构成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对“基础”的反映，它本身就是“生产性的”。文化也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或“结构”；而“情感结构”始终都是一种处于“溶解状态的社会经验”，是一种在特殊地点和时间之中对生活特质的感受，是一种特殊的思考和生活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威廉斯的理论反思和探讨与霍加特的感性描述和呈现，在忠实于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本真性层面上，实现了殊途同归。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在威廉斯之后，“情感结构”这个概念经常被人们用于文学研究和文本研究之中，其意涵已经超出了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所阐明的含义，经常被用来考察特定社群的意识结构或心理结构。
三、告别“活的文化”与走向学院体制的文本研究
如今，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已经不复存在。它所开创的将文学研究的方法延伸到社会学和通俗文化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它关注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活的文化”的现实性与批判的锋芒已逐渐褪去。文化研究早已悄然演变成了大学体制内部对于文化文本的研究，乃至演变为对文化研究的各种文本的研究。因而，今天的文化研究实际上已经走向了全然不同的方向。回顾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缘起及其宗旨，可以促使我们再次反思学院派的文化精英主义与通俗文化、文化文本研究与“活的文化”，以及不同价值立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同时，也可以促使我们再次反思审美主义与现实关怀、各种“审美自律论”与社会学的研究路径之间的抵触。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目前的一些相关研究在涉及英国文化研究和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时，不时会有人强调其创始人在思想渊源上与英国文学批评的“伟大传统”的亲缘关系，甚至将文化研究的缘起追溯到19世纪的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20世纪的T.S.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和F. R.利维斯。客观地说，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在大学读书期间固然受到过19世纪以来英国正统文学批评传统的影响，但如前所述，20世纪中期前后出现的当代文化研究，恰恰是一种与学院派的文化研究分道扬镳的举动，在性质上与英国学院派知识分子的精英传统迥然不同。霍加特所强调的当代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实际上是要跳出学院派的学科限制和藩篱，关注在现实社会中影响中下层民众和工人阶级的“活的文化”。因此，我们不可将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关注通俗文化这种“活的文化”的宗旨，与正统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强调的文化文本混为一谈，这两者之间分明存在着立场和价值取向的根本差异。传统的影响是一回事，不同价值立场的选择和差异却是另一回事，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其次，我们无法否认，当代英国文化研究（包括文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中的大多数开创者和著名学者，除爱德华·汤普森这种少数学者例外，他们的研究旨趣、立场和价值取向与其出身的阶级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如霍加特、威廉斯，以及后来的戴维·哈维（David Harvey，1935—）和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等人，他们都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在我看来，家庭出身相较于教育背景和个人经历而言，与一个学者的研究旨趣、立场和价值取向有着更加天然并且牢固的内在联系。如果在提及霍加特、威廉斯这些文化研究的早期开创者时忽视其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背景，将是一个重大失误。如果仅仅因为他们的平民主义倾向和对影响工人阶级的通俗文化的关注，就把他们的研究称为“经验主义的”或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文化唯物主义”，那么，这种视角和态度，与霍加特当初在伯明翰大学的同事中遭受的嘲讽又有什么两样？这依然是一个值得我们思索的重要问题。
再次，关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及其影响。以霍加特和威廉斯为代表的伯明翰文化研究经常被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或者被认为其研究是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传统薄弱的英国确立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努力。我以为，这当中或许存在着某种误解。我们知道，恩格斯于1842年到1844年在英国逗留，回到德国后于1845年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揭示了19世纪前半期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与资本主义的罪行之间的关系，意在启发英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后来，马克思揭示欧洲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巨著《资本论》主要也是以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最为充分的英国为主要研究对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移居伦敦，直至去世。英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由于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有着悠久传统。所有这些，其实与霍加特、威廉斯等人生活的时代相距并不遥远。难道马克思主义传统和英国工人运动在20世纪英国的影响不够大吗？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影响，在英国到底是以怎样的方式（理论的抽象，还是弥散在社会不同阶层中的感性认识）呈现的？这依然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将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与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照着阅读，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可见，英国当代文化研究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应该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当代文化研究在其后来的发展中确实也有另一些值得关注的不同取向。例如，以法国学者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和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把文化看作是一套标记符号，认为这些标记符号可以创造出人们逐渐接受某种文化的愿望。在他们看来，个体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意识形态结构决定的。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人同周围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它是一套隐蔽的观念体系，人们往往根据这种观念体系来感知和想象世界，在意识形态的镜像中识别出自我，并被意识形态的镜像结构召唤为主体。阿尔都塞还提出，先在的、本质的自我是一种神话和虚构。主体性依赖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意识形态的塑造，我们用意识形态来想象自我的形象、文化身份，来看待我们与国家、社会乃至世界的关系。意识形态成了解释、说明个体经验的前提和支点。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AntonioGramsci，1891—1937）所提出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或译“文化领导权”）概念，对当代文化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不仅依赖军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构来维持其统治，还成功地利用了文化上的领导权。文化霸权不是一般所理解的支配阶级和从属阶级之间压迫与反抗的简单关系，它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斗争过程，是支配者与反支配者之间力量的较量。在这场文化能力的斗争中，既有主导阶级的支配、统治和从属阶级的反支配、反统治，同时还存在着不同阶级为了换取其他阶级、阶层的支持与信任而做出的妥协与让步。霸权的形成需要依赖被统治者自愿的赞同，依赖某种一致的舆论和意见的形成。统治阶级必须与对立的社会集团、阶级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念进行谈判、协商，调停的结果所造成的资产阶级文化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资产阶级文化”，而是一种来自不同阶级的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动态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看到了文化结构中的差异、矛盾、妥协、混杂，没有把意识形态看成是僵化固定的实体，而是一种充满裂隙的动态组合。
1970年代之后，西方的“文化研究”从早期对工人阶级以及通俗文化的关注中扩展开来，把注意力集中到阶级、性别、种族等文化领域复杂的文化身份、文化认同等问题上，关注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以及媒体在个人、国家、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意识中的文化生产和建构作用，运用社会学、文学理论、美学、影像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与方法来研究工业社会中的文化现象。这一时期的研究与后结构主义理论有密切关系。在这方面，福柯（MichelFoucault，1926—1984）的“知识考古学”和“知识谱系学”，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的“解构主义”理论，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的“文化仿真”理论，以拉康（JacquesLacan，1901—1981）等人为代表的“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等，都对当代西方文化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对象比起早期文化研究来，确乎有了很大的变化。“文化”这个概念的内涵也被大大地扩展了，不仅包括“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这些传统领域，也包括日常活动以及在其中显现出来的意义，尤其是后者，往往成了当代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作为文化研究的“文本”（text）对象，也不只是书写下来的语言和文字，还包括电影、摄影作品、时尚、服装、发型等具有意义的文化表意系统。此外，“文化研究”有时也用来指“区域研究”（AreaStudies），即针对世界上某个特殊地区的文化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如亚洲研究、非洲研究、伊斯兰研究等等。
文化研究在20世纪后期以来的发展中所出现的种种趋势，一方面逐渐褪去了早期文化研究关注工人阶级生活的“激进”底色，变成了大学体制内中规中矩的学术研究和文本研究；另一方面，它已然告别了早期文化研究人类学“民族志”意义上“活的文化”的取向，更多地走向了知识分子的、精英的或“上层的”文化，更不用说与早期文化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渐行渐远，乃至分道扬镳。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出版多年后的访谈中坚持认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一方面有在人类学意义上使用的'文化’，如在《识字的用途》的第一部分，另一方面有马修·阿诺德意义上的文化，意指'被思考和说出来的最好东西’。” 我们或许可以接着霍加特的话说，当我们今天面对各种各样的“文化研究”时，有必要思索和追问这样的问题：“谁”的文化研究，以及“怎样的”文化研究？这样的追问，总会或隐或显地牵涉到不同研究者的立场、态度、眼界、价值评判等更为复杂的问题。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1年第10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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