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抽象”这一概念经过漫长而复杂的流传过程，不仅成为西方左翼批判话语的“基础概念”，也最能够体现其运思方式。从西美尔开始，经过索恩-雷特尔、阿多诺以及新马克思阅读学派，一直到洛茨等人，“现实抽象”实质上的理论任务要么是“再康德化马克思”，要么是对康德的再马克思化。但是，基于康德的认识论结构，我们将看到，在此类“现实抽象”的理解中，是以黑格尔的方式对康德进行解读，这终究陷入了一种“俯视”的思维之中。当人们转而认真审理康德对认识前提与存在前提的区分时，从交换再深入到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方式则成为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要求，这将使得我们看到主体行动与客观结构契合的真实原因。
“现实抽象”概念的“康德式结构” 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重审
孙亮，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al Abstraktion”这一西方左翼批判理论的“关键词”，在汉语学术界通常被译为“真正抽象”或“现实抽象”。“现实抽象”一词，大致是在索恩-雷特尔的文本转译为中文的过程中，以及同时作为阿多诺的核心概念之一才被关注与凸显的。随后，这一概念也被直接移入马克思的语境中，被称为“马克思的'现实抽象’”。不过，这个概念与马克思到底是什么关系的问题却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如果再进一步从《资本论》研究所强调的具有强制性的社会结构的意义而言，无论是抽象、抽象统治还是抽象结构等等，均已经以一种“隐性”的方式成为分析资本社会的言说逻辑。“抽象”俨然已经与马克思关连在一起了，马克思甚至拥有抽象分析的冠名权。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以一种理论抽象意义上的“抽象”去理解“现实抽象”，则会造成诸多的问题。现在需要我们回到学术史中，并从对这一概念的已有理解中，找到一条合适的进入路径。其实，“现实抽象”的概念经过120余年的漫长而复杂的流传过程，最后才在当代西方新马克思阅读学派（譬如巴克豪斯、赖希尔特、普殊同、亚瑟等），开放马克思主义学派（博纳菲尔德、霍洛威等），以及强调契约劳动的元结构地位的比岱，还有保罗·维尔诺、列斐伏尔、齐泽克等的文本中开枝散叶。西方左翼话语中或多或少保留了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的“抽象统治”的特质。现在我们需要回答的是，如果“现实抽象”是马克思的基本概念，它与最后成为西方左翼的批判话语的“基础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而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这一问题竟然没有被提出过，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忽视了这一点，还是这个概念本身就有特指，而这种特指本身并非属于马克思，却可能使得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被误解？又或者说，这个概念诚如西方左翼学者所说，今天我们应该重新将其给予马克思，并将这一概念重新植入历史唯物主义，以此激活一套新的话语空间？为了说清楚这样的问题，首先，笔者将试图指明这个概念实质上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西美尔（文化语境），索恩-雷特尔与阿多诺及其后续延展的新马克思阅读学派（同一性语境的延续），洛茨等人的图式论的资本主义。其次，分析这一概念谱系在流传过程中，实质上始终都只是“经过”马克思的过客，他们并没有真正考虑过，将“现实抽象”这一概念赋予马克思意味着什么，难道这只是为解读马克思提供了一个“新意”？最后，笔者的落脚点是“现实抽象”之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在西方左翼社会批判理论语境下的“现实抽象”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容吗？相信对以上问题的思考会使得我们在各种西方左翼社会批判理论出场的时候，能够更谨慎地以政治经济学批判认识到两种批判理论的质性差异，从而为找寻一种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批判理论探索方向。
在对马克思的文本检索中，我们没有找到“Real Abstraktion”一词的出处。因而，从马克思那里直接确定这一概念及其内涵的想法暂时被搁置。马克思之后，在讨论人类经济生活中的结构问题的诸多文献著作中，真正触及这一问题的是西美尔，他为马克思的现实抽象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意义上的认识论支撑，其实质就是以文化观念去理解现实抽象及其造成的结果。在西美尔1900年代出版的《货币哲学》一书中明确出现过一次“Realen Abstraktion”，借助这个概念，西美尔着意完成的一个理论任务是“再康德化马克思”（Re-Kantianize Marx）。西美尔在谈到主观价值的原因在于交换时说：“事实上，不仅对于经济的考虑，而且可以说，经济本身都包含对价值过程的全面现实性（Wirklichkeit）的现实抽象（Realen Abstraktion），一旦人们意识到每个心理领域内的广泛人类活动都涉及抽象化，这一事实并不像乍看起来那么令人惊讶”。那么，“现实抽象”对于西美尔来讲意味着什么？首先，在他看来，“经济体系基于抽象，基于交换的相互关系、以及基于付出与获益之间的平衡”，并且这一经济体系具有超越单个主体的客观化特质。这个体系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在于“一个对象必须被另一个对象给予的事实表明，它不仅对我来讲是有价值的，它自身就有价值，这也就是说，对于另外的人来讲也是有价值的，在价值的经济形式中找到的等式：客观性=总的来说，对主体的有效性。”这样一来，客观性只是价值主观性通过主体之间观念的相互性建构起来的，并且西美尔也认识到“每个元素可能仅具有个人性质或仅具有主观价值——它们彼此相等的事实是一个不存在于这些元素中的任何一个本身，但也不是在两者之外的客观因素”。他更明确地说，这种客观性不是“时间优先的意义上，而是以一种两者都存在于一种行为的方式的意义上”存在的。交换行为就成了现实抽象的前提条件，而交换关系最纯粹的表达与体现便是货币，货币同时也是抽象价值的代表。其次，货币或者说抽象价值具有独立的自主性，成为个人自由的载体。“货币经济在私人利益领域勾勒出同样的轮廓，一方面，通过其无限的灵活性和可分割性，货币使经济依赖的多样性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通过其无限的灵活性和可分割性，它的冷漠和客观性质，有利于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去除个人因素。”最后，货币建构的交换生活实质上是一种客观性（主体之间建构的公共文化）与个人文化（个人主观性）逐渐分离的过程。由于“世界上的事物可以被无限度地加工、加速与拓展，而个人的能力却命中注定是单面的、有限的”，人创造的事物文化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个人文化，人们随着自己的行为创造逐渐丧失对自身创造的文化的控制能力。这种主客体之间的距离，实质上因为自身的行为已经发生了“现实抽象”，“创造性生活不断地产生出一些不是生活的东西，一些会摧毁生活、用自己强有力的声音对抗生活的东西。没有那些有着独立的存在与重要性的形式，生活就无法表达自身，这一悖论是真正的、无所不在的文化悲剧。”因而，“现实抽象”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种特定于历史的社会统治形式，而是现代文化悲剧的标志。从而，这种现实抽象最终被西美尔看作超越特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然性的存在，文化悲剧在他那里看似批判实质，实际上不过是文化的哀怨。
到了1920年代，“现实抽象”便产生了有趣的转向，即从文化意义上理解现实抽象转向了从经济生活的交换过程去理解这种“人手的产物”（海因里希的说法）。这一转向由索恩-雷特尔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中确立，在阿多诺等人的法兰克福批判理论新方向的建构中完成，并一直延展到洛茨等人的理论中。在此书中，“Realabstraktion”（现实抽象）一词频繁出现了“32次”。其中，第一部分第二节的标题便是“Denkabstraktion oder Realabstraktion?”（思维抽象或现实抽象？）。按照雷特尔自己的说法，他这本书也是要为马克思解决认识框架问题，“马克思并没有建立起关于科学知识的唯物主义观点，而是对在他那个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由康德和黑格尔所建立的观点予以承认。”实质上，我们可以直接对他的工作核心下一个结论，即他是作为西美尔的“再康德化马克思”的反面出现的，即对康德的再马克思化（Re-Marxify Kant），他通过发展一种现实抽象社会批判理论去补充甚至导引替换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倾向。这个做法与对雷特尔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化解读的那些学者的看法有很大差异。因为，“现实抽象”对于雷特尔来说不是存在于人的思维之中的，而是一种社会性所建构的，也就是仅仅被理解为产生于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交换关系。具体来讲，“交换关系抽象了劳动，或如我们所说，它将劳动抽象化了。这一关系的结果就是商品价值。商品价值使进行着抽象的交换关系变成形式，并使被抽象化了的劳动变成实体。”作为实体内容的劳动对于交换的形式而言，不过就是纯粹量上的规定，失去了根本性的实在内容。虽然雷特尔说他不过是要论证纯粹知性的社会起源，回答“以商品交换为形式的社会化是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但是，他依然采用了交换形式对于内容的建构性。这其实也可以看作他对于康德认识论的一个尝试性的马克思主义式“补充”，因为从先天综合判断回到交换行为并没有真正回到他自己所看到的社会起源，依然需要进一步给予交换行为“起源”性的回溯。对于后者来讲，交换抽象或者说现实抽象与思维抽象之间的关系大概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罢了。阿多诺则是雷特尔的现实抽象的忠实支持者，现实抽象体现的同一性一直是阿多诺极力挣脱的，在以非同一性对抗同一性的刹那，其实在他的意识中依然是将同一性体验为普遍的强制机制。不过，交换与这种同一性的抽象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只是延续了雷特尔的言说逻辑，这在新马克思阅读学派那里则以价值形式的同一性最为典型。他们将“价值形式”理解为自治的体系，取消了对现实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的分析。譬如，海因里希便坚定地认为，“只有在交换中，价值才采取了一种对象性的价值形式”。
诚如洛茨所说：“阿多诺的重构很好地证明了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主体如何构成客体的这个问题，是如何转变成了社会图式化的问题。”从雷特尔到价值形式学派的新马克思阅读研究，实质上都是将康德的认识论框架从先天向社会化转换，不过，康德认识论框架本身则被保留了下来。洛茨可以被看作在这一转换之后明确将这一思路主题化的学者，他关于货币图式的论说足可以表明这一点。在洛茨看来，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事物，在我们以某种抽象的认知或认识论方式提及它之前，就已经以某种社会形式出现了。一方面，资本主义之中的“物”不是简单的“物体”；相反，它们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物体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是“商品”。我们之后会看到，“商品”并不只是指汤罐头和披萨盒；相反，商品本身是社会关系的表现。因此，在资本主义体系下，一切事物都可以成为商品。所以，商品不是本体论上的确定的对象，例如树木或艺术品（他们本可以被称为商品）；相反，当我们提到商品时，它指的是一种形式。然而，这些事物作为商品出现的形式是隐蔽的，并且为了证明这个物不是感知的对象，而是以货币、价值、资本等为形式的社会关系的图式化，这种形式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或现象学的方式呈现。表面上看，洛茨在这里的观点也是对康德的认识论的批判，即从社会而非先天认知的结构出发去理解外部事物的建构。但实质上，康德认识论的基本结构依然被保存了下来，洛茨只不过是将康德的主观认识结构转换为社会认识结构罢了，并且将外部的存在指认为一个现实抽象化指向的存在，通过资本社会化的总体过程，使存在拥有形式化、范畴化的图式。“资本主义图式是唯物主义的和社会的，因为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下控制着一个个体如何能与物相联系”。
二、走出黑格尔化的“康德”与交换的存在论前提意识
从“现实抽象”的发展谱系看，无论是西美尔还是当今的洛茨的理论，都与康德的认识论结构关联在一起，即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归摄于价值形式（现实抽象），将社会存在与“现实抽象”同质化。依此而论，不通过这些范畴，我们就不能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思考。只不过，与康德不一样的是，他们不会把这些价值形式范畴看作“先天地规定自然的杂多”。从索恩-雷特尔开始，康德的主观的先验结构被替换为社会领域的先验结构，康德的认识论结构不是被摧毁，而是以对康德再马克思化的方式承接了下来。在马克思哲学的认识论研究中，将历史性和社会性的内容补充进康德认识论的观点同样是存在的。不过，这个问题需分为两个层面去看。（1）康德的认识论结构“社会化”是否是合理的？（2）目前所谓的社会化的问题出在哪里？从问题（1）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在康德那里，认知（Erkenntnis） 本身取决于认知的能力，因而，对主体的认识能力进行批判性研究的目的不过是完成两个基本的任务。（a）认知是主动的，是主体对外在的建构。“一切直观，如果不被接纳入意识，无论它们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影响意识的，对我们来说都是无，与我们毫不相干，而且惟有通过意识，知识才是可能的”。（b）认知的条件是自然的，拒绝了历史起源说，从而保证其论证的纯粹性和彻底性。对我们的表象的一切杂多的统一性的先验原则来讲，“说知性本身是自然规律的来源，因而是自然的形式统一性的来源，无论这听起来多么夸大，多么悖谬，这样一种主张却仍然是正确的”。一般来讲，认知不是被动的，而是一种主动建构的看法，也就是（a）已经成了“后康德哲学”谱系中较为主流的观念。不过，黑格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集中反思了（a）可能阐述的问题。譬如黑格尔首先批判了康德这一做法沉迷于认识工具，认为他“使得认识活动将探讨对象，把握对象的兴趣，转向其自身、转向着认识的形式方面。如果不为文字所骗的话，那我们就不难看出”，要想“执行考察认识的工作，却只有在认识的活动过程中才可进行。考察所谓认识的工具，与对认识加以认识，乃是一回事。但是想要认识于人们进行认识之前，其可笑实无异于某学究的聪明办法，在没有学会游泳以前，切勿冒险下水”。在新马克思阅读学派及其所影响的那些学者的观念里，着实存在着对认识形式的迷恋，譬如价值形式的认识方案。其次，黑格尔认为这不过是一种主观形式向特殊性的外在对象的强行推演。“思维的范畴以自我为其本源，而普遍性与必然性皆出于自我。我们试观察近在眼前的事物，则所得的尽是些杂多的东西，而范畴却是些简单的[格式]这些杂多事实，皆可分别归于其中”，从而我们“总是趋向于认识世界，同化（anzueignen）并控制世界，好象是在于将世界的实在加以陶铸锻炼”。更为重要的是，表面看来，如果仅按照康德的这一处理方案，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摆脱黑格尔所说的“外在反思”的困境，并且会陷入认知的“主观主义”。这一批判与康德的研究处于一种思想分叉的情况中，但可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的言说方可成立。
当然，对于康德自身来讲，它是由对（b）的彻底性坚守而导致的看法。为此，可以说，黑格尔对康德的外在反思无法抵达现实的指责只指出了问题的一部分，因为黑格尔的解决思路其实只是一个幻象。认知主体的意识所把握的存在对象的确是一种意识性的存在，这一点黑格尔与康德有接近之处。不过，在黑格尔那里，所有的存在都是以意识为前提的，以意识中的存在置换了现实的存在。从这个方面看，黑格尔倒是赝似（Pseudo）康德，因为前者借助于取消存在本身才真正保证了（b）的彻底性，而康德在认识论中讲直观时，却依然有对象给予这一存在论前提。那么，为什么上述西方左翼的学者习惯于借助康德的认识结构去理解呢？为什么到了新马克思阅读学派还有亚瑟等人那里，这一理解就更为明显地直接采用了黑格尔的思路？通过赝似关系的判断，我们便会明白，他们所说的康德也只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康德。所以，他们在“现实抽象”的理解中会出现从对康德理论资源的借用到滑向黑格尔的情形，目的无非就是找到存在被形式化，存在需要形式加以调节。海因里希就在交换建构价值的辨析中说：“认为马克思在生产之中、在交换之前就已经看到固定下来的价值的观点”实质上忽略了马克思所讲的“是一种调节关系，而不是一种时间关系（先有价值在那里，然后被交换）”。因而，借助于对价值形式的讨论，这种交换建构社会存在的逻辑方式，直接以价值形式建构的方式完成了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呈现，这便是亚瑟等人所谓“体系辩证法”的操作方案。“我们一开始就假定交换是资产阶级时代整合的主要方式——它构成资产阶级关系（如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分离）并在生产这些关系。”而这一基础在于，“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价值形式和黑格尔的逻辑将相互确证”。这样，我们便能够明白，其为什么会从以早期的“现实抽象”与康德的关系转向以“现实抽象”与黑格尔的关系去显示他们的分析逻辑。
表面上看，将康德先验认识的综合能力引向历史与社会领域是唯物主义的思考方向。回顾思想史，其两个方面的展开确实值得关注：黑格尔以“实体性的内容”批判了康德的“主体认知建构外在对象”的缺陷；而西美尔则以“现实抽象”开始了承认康德的（a），然后试图将（b）从观念的领域引入文化、社会的领域。譬如，索恩-雷特尔认为马克思与康德都是形式分析的采用者，因为“精神形式与社会形式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它们都是'形式’（Form），马克思的思维方式的标志是一种形式的观点”，不过，“对马克思来说，形式在时间上是有条件的。它在时间中产生、消逝和变化。”也正如雷特尔所说，相较于康德的形式认识论，马克思认为形式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被预先构成（Voraus ausgemacht），因而，“一种源自社会存在的意识形成是以一种社会存在之一部分的抽象过程作为条件的。”这一看法显然是同意了康德的形式分析的方法，只不过将其马克思主义化，即将其判定为社会形式的分析方法。由此，康德的问题不在于（a），而在于（b）成为了“现实抽象”理解谱系的基本观念。但是，黑格尔朝向（a）去批判康德的外在反思、强制阐释以及对于现实内容的漠视其实也存在着问题，毕竟对于黑格尔的“实体性内容”的看法，康德从来就没有否认过，反而是黑格尔自己最终将这种“实体”还给了主体自身。但是，对于（b）的坚守，则更像是黑格尔自己，或者说黑格尔化了的“康德”，新马克思阅读学派就是如此。他们将价值形式作为认识社会现实的“形式”——虽然他们也认为对价值形式逻辑结构的分析离不开对其历史、社会内容的分析，将价值形式作为分析社会现实的“单一视角”，社会现实的丰富性被裁剪、同一化为价值形式。在这里，价值形式创造了一个同样巨大的牢笼，禁锢我们的思考方式，以及我们所使用的概念与话语。不消说，他们虽然假定以社会去置换精神，但也没有办法改变形式分析本身固有的困境，现在要推定马克思也是形式分析，必须避免两个问题才能够确保这一思考的有效性。（c）避免如下观念：将社会存在视为黑格尔逻辑理念的肉身的阐发，从而将社会存在取消。随之，达成（d），即避免简单地以交换去界定社会的观念。对于（c）来说，我们只要走出黑格尔化的“康德”便可以完成。因为，对于康德自身来讲，认识的前提与“存在”（是）的前提是不一样的，认识的前提需要对象，而存在的前提则是“直观”。所以，不能把对象的存在问题与对象的概念的存在问题混为一谈，“当我思维一个事物时，无论我通过什么谓词以及多少谓词来思维它（甚至在普遍的规定中），通过我附加上'该物存在’，也对该物没有丝毫的增益”。而对于（d），其实是因为他们没有将交换及其所形成的价值形式化了的现实看作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的结果造成的。更重要的是，被赋予了价值形式的物虽然有了超越物质属性的观念，但从交换出发的人则是以物质属性的概念直接去使用这种超越物质属性的观念的，从而形成了“超验幻象”。
三、摆脱“俯视”思维与生产内嵌的两种逻辑
当然，政治经济学批判并非完全拒绝“现实抽象”及其展现的形式分析方法，而是要将“现实抽象”规训到自己的内涵范围之中，只是这一维度需要注意避免“超验幻象”的使用方式。当我们将其限定在（b）的意义上时，则可以达成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结果的有效叙述，也就是能够从现实抽象的视角对世界体系进行图绘，从而将我们的社会世界想象成无缝连续体。不过更要注意的是，“它最终被证明是一份极不靠谱的指南。地图会阻碍我们进一步图绘世界，因为它让我们陷入对刻度和精确度的拜物般的执迷，这种执迷抹去了世界上实际存在着的矛盾冲突”。但是，对注重基于“现实抽象”来理解当代社会存在的西方左翼来说，这绝非一无是处的，犹如地图本身，总是对于军事和商业有着无可挑剔的便捷性。譬如，亚瑟说得便很直白：“就交换价值主导使用价值而言，资本是建立在形式与内容的颠倒、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颠倒等基础上的疏远结构。内在于商品交换体系的物质抽象产生了这一切”。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诸多物化的问题完全可以以交换及其交换价值去加以说明。今天，人们以“资本逻辑”去理解所谓的马克思的生命政治，其实可以看作基于“现实抽象”视角对一种形式分析的仿照。就像索尔罗德说的：“货币使事情发生。它是世界中的行为的源泉，或许是我们投资的唯一动力。生命似乎就靠它了。我们内心的一切都想说它不是，但这是不可能的。万能的货币已经掌握了主导权。”从资本、价值、现实抽象等等去理解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已经被形式化了，因为从价值出发去构想的社会存在已经不再是社会存在自身，而是一种暗含了价值形式规定的社会存在。
但是，这样一种视角毋宁说是一种否定主体的俯视视角。此时，主体的视角是被否定掉的，在场的只有资本的视角。从马克思来看，这一视角在此处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在叙述资本世界的时候，当然需要“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需要以价值、资本等经济范畴建构起一个由许多规定和关系所构成的“整体”（Totalität）。但是这种视角实际上是对“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中的混沌的具体（Ganze）的“扭曲”或“缩放”，它会忽视社会存在的真实状态，这种单一的、总体性的视角自始至终就是一种“自我封闭”的围城思维。因而，马克思在讨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特别强调：“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并且马克思还以交换价值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即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是以某种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交换价值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相反，作为范畴，交换价值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也就是说，只有在混沌的具体的过程中，价值才显现为存在，混沌的具体才是价值的存在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新马克思阅读学派意图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做一种断裂的理解并未实现，而不过和政治经济学一样，都是从一种已经存在的既定事实出发去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于是，这一俯视的视角不再是寻求解放的视角，反而是一种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意识形态相互连接，不断地加固资本主义物化事实，促进社会形成单一的主观世界。即使我们不断地发出愤怒的声音，但它注定像制图学那样，将社会存在本身取消，而仅仅从图绘的意义上去理解社会存在，这注定是从起点就已经被封闭在这一资本的世界之中的做法。《资本论》的写作显然承担了图绘资本主义的任务，否则它们无法看清楚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特别是它要彰显出诸多的表现出来的“乍一看”的物化事实。主体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才被马克思视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从而后来的西方左翼学者认为，既然主体已经被牢固地耸立在价值形式这种现实抽象的地基上，那么，他们将无法捕捉社会的总体性。这些学者的看法的问题在于只看到俯视性的视角，只是从叙述的意义上便于理解，这一理解当然需要我们再继续地深化，譬如在生命、精神等各个领域理解价值形式的社会建构功能。也就是说，这一视角展现了资本对劳动持续的暴力、主体被消解的全景性的描绘，为此，资本主义被看作形而上学的实存化。
如果我们回头来看，也就是从马克思强调的那个第一个出发点的具体（Ganze）的研究前提来看，形而上学的思路显然没能够抓住资本主义社会自身。这种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移除的批判性路径，怎么可能被视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呢？它仅仅叙述了人与人的关系的物化，但没有分析澄清在怎么样的生产方式理论上，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必然会“表现为”物化。也就是说，西方学者对“现实抽象”的聚焦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地方在于，后者始终是将表现机制凸显为对导致表现的条件的追问，这一追问才是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的根本原因。表面看来，是交换拥有了社会综合功能（雷特尔），实质上，我们不仅要看到交换如何建构现代社会，还应该看到交换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每个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因而，一旦摆脱了俯视视角，进一步从下往上从最为基础的特定劳动过程去看，人们将能够看到，“生产过程不仅是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而且是作为资本的资本的生产过程”，也就是说，生产过程中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关系，同时也是资本自身的矛盾。这一点正是其超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地方，对于后者来讲，他们“看不到在这种关系中怎样同时生产出使这种关系解体的物质条件，从而看不到这种关系作为经济发展的、社会财富生产的必要形式的历史根据是怎样消除的。” 况且，如果我们进一步看，生产过程同时还凸显了工人主体意识的客观性基础，“工人所遇到的已转化为资本的并与自己相对立的生产条件，是工人自己劳动的产物。作为前提的东西，现在是生产过程的结果。”一方面，从“作为资本的资本的生产”方面看，它必然导致资产者扩大剩余价值的再生产，同时也会扩大资本关系的再生产，伴随这种剩余价值的积累，其内在矛盾也必然不断累积；另一方面，从工人的视角看，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则在不断地生产自己的对立面。当然，这也只是因为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对抗矛盾，才能够关照到资本主义崩溃的客体结构逻辑与主体行动逻辑的契合点，一旦离开这一点，便会在一种思想之中去设想打通两者的通道。秉承“现实抽象”思考道路的学者则多数看重客体结构逻辑，而不满足于客体结构逻辑那种“无主体”的描述的学者们，则将之纯粹看作一种行动的话题。主体与客体的逻辑都只有放置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在环节中，才可以得到有效安放，它们从来不是辩证法意义上的糅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有效地叙述了资本主义及其内在对抗的运行规律和总体趋势，也有效地激活了工人阶级变革生产方式的总体革命意识。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2年第1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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