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经济学一直都是不同学科的综合研究。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及主流化在造就经济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同时，也摒弃了原先的交叉学科研究传统。老制度经济学重拾交叉学科研究传统，但由于面对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困扰，无法与新古典经济学展开思想竞争。老行为经济学的出现为复兴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传统带来了希望，通过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老行为经济学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老行为经济学孕育出了现代行为经济学，后者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内，坚持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路径，并成功地建构出足以与新古典经济学竞争的理论内核。现代行为经济学的成功得益于对经济学交叉学科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重要研究成果都来自交叉学科研究，特别是当下的经济学前沿问题，大部分都涉及交叉学科研究。如果说交叉学科研究决定了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相信很多人会赞同。但在经济学思想史的著述中，一个长期被忽略了的重要问题是，交叉学科研究什么时候消失的？又是什么时候复兴的？众所周知，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经济学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是一门独立学科，而是和政治学、道德哲学等学科混杂在一起。古典政治经济学并非特指政治与经济的综合分析，而是经济学从道德哲学中衍生出来，针对社会经济现象展开道德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交叉研究。这一点在亚当·斯密那里体现得非常明显。亚当·斯密先完成了道德哲学的研究（即《道德情操论》），然后才完成经济学的研究（即《国富论》）。这两者之间看似无关，其实是亚当·斯密思想体系的两个内在关联层面。道德哲学是思想基础，而经济学是亚当·斯密道德哲学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延伸。直到穆勒也依旧坚持着这种跨学科研究的传统，他的《功利主义》体现了其对道德哲学与政治学的思考，而这种哲学思考同时也反映在他的经济学理论中，两者同样是内在关联的。随着边际主义兴起，经济学开始脱离道德哲学范畴，逐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古典政治经济学原有的交叉学科传统被放弃，经济学开始专注研究所谓纯粹的经济学问题，也就是资源配置问题，如罗宾斯把经济学定义为关于资源配置的学说。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以及逐步的主流化，与经济学寻求学科独立的目的相关。这种去交叉学科化的做法确实快速推进了经济学的研究进程，但同时也让经济学越来越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难以解释真实世界。当然，在经济学作为学科的独立化过程中，也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同新古典经济学。老制度经济学的出现看起来颇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遗风，只不过老制度经济学家倚重方法论整体主义，缺乏明确的理论内核，也就丧失了与新古典经济学思想竞争的能力。随后老行为经济学横空出世，接过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交叉学科研究传统的火炬，通过构建有限理性学说这一新的理论内核，逐步走出了与老制度经济学不同的学术发展道路。老行为经济学最终蜕变为现代行为经济学，现代行为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内部坚持交叉学科研究传统，并逐步完成了对新古典经济学主要理论分支的重构与改良，最终大放异彩。现代行为经济学作为以经济学与心理学为主的交叉学科，是在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竞争中唯一获得相对竞争优势的经济学新兴学科。随着现代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不断侵蚀，可以预见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最终将成为未来经济学的主流趋势。本文将探讨老制度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交叉学科研究传统的朴素复兴，以及老行为经济学对这一交叉学科研究传统的传承和发展，并立足现代行为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性质，展望经济学未来可能的演变趋势。
一、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路径：老制度经济学被人们忽略了的重要贡献
20世纪初，当新古典经济学逐步成型并呈现主流化态势之时，美国经济学界同样存在一股背离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潮。这股思潮以凡勃伦（ThorsteinVeblen）、康芒斯（John R. Commons）等老制度经济学家为代表，其理论风格近似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但主要出发点是制度。老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对象包含了众多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而不是所谓的纯经济问题。这些经济学家或者把制度的形成与演变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如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或者探讨制度与社会经济的相互影响，如凡勃伦和米切尔（WesleyMitchell）等人的作品。老制度经济学没有采纳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体主义，而是强调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老制度经济学既强调技术对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具有重要的作用，又深入探讨了法律、产权、组织等制度因素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尤其是，老制度经济学突出了社会习俗、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因素对人的行为及社会变迁的作用路径与机制。可以说，这是一群比较早地意识到心理与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经济学家。例如，米切尔把制度看作是某种心理产物，认为团体之间流行的思考和行动的习惯演化成了制度；小克拉克（JohnMaurice Clark）试图通过引入心理学来重构经济学的需求理论。然而，因为固守于方法论整体主义，讲究针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宏大叙事，老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缺乏对社会经济运行内在机制的探讨，无法构建出有说服力的微观基础作为内核来支撑其整体的理论体系。这就使得老制度经济学略显粗糙，缺乏清晰有力的理论逻辑，也直接导致了其昙花一现。
尽管老制度经济学未能对新古典经济学展开有力的思想竞争，但其复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交叉学科研究传统，对后来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助益良多。老制度经济学家大多采取经济学与政治学、法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其中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最具特色。在老制度经济学家中，康芒斯和凡勃伦是对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路径贯彻得最为彻底的两个学者。康芒斯突出了群体心理在制度形成和演变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并在其巨著《制度经济学》中专节分析谈判心理学，提出了一个关于心理因素对交易行为和制度产生影响的分析框架。他明确指出，“如果制度经济学因此是意志的经济学，它就需要一种意志的心理学来配合它。这是交易的心理……”。而凡勃伦的理论体系的核心就是本能。他进一步把本能区分为劳作、父母天性、随意的好奇心、傲慢、利己、好勇斗狠等，并发现人们对习惯具有很强的依赖心理，“习惯形成愈久，愈不容易打破；与生活过程中原有的习惯形态配合得越密切，这种习惯的顽固性就越强”。习惯只是支配个人生活方式的因素之一，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性格上的遗传特征。“在任何社会里，在其遗传特征中普遍存在的性格类型，或者换句话说，在其种族中占优势的性格类型，在决定社会在日常生活过程中表现的范围和方式上具有很大的力量。”在凡勃伦看来，这些本能在习惯和文化形成以及制度演化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他基于本能的分析框架进一步衍生出了炫耀性消费，这一新的消费理论成为后来行为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在行为经济学形成一股学科势力之前，老制度经济学是让人轻视的，如科斯就对老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评价不高。老制度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尴尬地位，既与其缺乏有说服力的理论内核和清晰的理论逻辑有关，也与20世纪前半叶对交叉学科研究传统的忽视有关。对科斯而言，老制度经济学除了留下制度这个分析对象，其他思想似乎都不值一提。科斯通过引入交易成本和建立契约分析框架，把制度分析置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内，这也正是后来现代行为经济学的做法。科斯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所谓“新”是相较于老制度经济学对制度问题的宏大叙事风格而言的。新制度经济学可以从微观个体行为入手，讨论制度的形成与演变过程。新制度经济学采纳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同时放松了交易成本为零和信息完全、对称的假定，通过打开交易与生产过程的黑箱，揭示了制度作为参与人达成契约的结果，和新古典理性经济人的选择行为类似。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参与人选择的均衡结果是某种制度安排。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在新古典理性经济人的决策与交易过程中，嵌入了一个制度变量，同时制度安排本身也是选择和交易的结果。这样一来，新制度经济学相当于新古典经济学在制度领域的运用，这种做法显然和老制度经济学是完全不同的。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和老制度经济学之间缺乏内在的传承性，老制度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范式自然也没有延续下来。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功，但并没有进化成与新古典经济学竞争的理论范式，而仅仅表现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现有范式的拓展。当然，在新制度经济学家中，威廉姆森和诺斯意识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威廉姆森认可康芒斯的老制度经济学思想和西蒙的有限理性学说，而诺斯则开始尝试从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视角分析制度演化问题。但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影响整个新制度经济学阵营。当然，新制度经济学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学科交叉性质，如作为分支学科的法与经济学、交易成本政治学等。这种类型的交叉更接近于贝克尔式的分析风格，即通过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法律、政治、社会等领域的问题，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科交叉，后来的新政治经济学也类似。
二、老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与交叉学科传统的传承
老制度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传统虽然没有得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继承，但却影响到了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如果说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等人为行为经济学兴起提供了思想养分，那么老制度经济学的风行一时则为行为经济学演奏了序曲。老制度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之间存在某种思想史上的传承关系。当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在经济学领域崭露头角并逐步呈现主流化态势时，众多的美国老制度经济学家把分析视角放在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领域。后来西蒙（HerbertSimon）等人都是走了交叉学科的研究路径。它和新古典经济学截然不同，而行为经济学恰恰就是沿着这一路径发展起来的。所以，从研究范式上看，行为经济学实际上和美国老制度经济学有着共通之处。老制度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路径的形成和20世纪早期美国的学术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据经济思想史家塞利格曼（BenSeligman）给出的数据，在1908年，被访的116位美国经济学家中有59位曾在德国留学。当时德国是心理学的起源地，也是心理学最发达的国家，并且德国经济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派非常重视心理学与经济学的交叉研究，这种特定的学术环境必然会影响留德的美国经济学家；另一方面，美国本土的心理学在当时也取得了空前发展，尤其是詹姆斯的经验主义心理学开始盛行，不同流派的心理学不断挑战行为主义，引发了心理学领域的思想竞争，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心理学发展，并在其后形成了认知心理学的新分支。就如凯莫勒（Colin Camerer）所总结的，正是心理学行为主义促成了战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形成。同样，也正是心理学的反行为主义导致了行为经济学的崛起。这两方面的因素影响了众多美国经济学家，并在美国本土孕育出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研究路径，这一路径直接为后来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石。
老制度经济学的交叉学科传统尽管传播范围不广，对新古典经济学也没有构成有效挑战，但其留下的星火还是影响到了一批学者。特别是随着二战时期大量的欧洲学者移民美国，其中一部分学者与美国本土非主流学者汇合，逐步形成一股新的学术力量。他们把研究关注点集中在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上，同时摒弃老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整体主义倾向，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与宏观研究主题为研究对象，逐步形成了与新古典经济学对立的新学术思潮。这就是老行为经济学（OldBehavioral Economics）。当然，该称呼是相对于现代行为经济学而言的。可以说，老制度经济学留下的经济学与心理学交叉学科研究传统并未断根，而是在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化的进程中沉积下来，并在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重新以老行为经济学的面貌开始活跃。和老制度经济学不同的是，老行为经济学不把制度问题及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宏大叙事作为分析对象，同时也拒绝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转而遵循新古典范式所倡导的方法论个体主义。这使得老行为经济学比老制度经济学更容易被经济学家包容与接纳，也加速了后来的现代行为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融合。更重要的是，老行为经济学把交叉学科的范围进一步拓展到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并由此催生出新的交叉学科分支，如组织行为学、认知科学等。这些分支逐步成长为后来的社会科学新主干，直到现在依然放射出耀眼光芒。
老行为经济学的兴起正值新古典经济学逐步主流化的时期。此时，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完成了理性经济人选择模型的构建，并以此推演出各种复杂的个体、组织、社会的微观和宏观行为机制。特别是随着一般均衡理论的提出与完善，新古典经济学形成了框架完善、逻辑严密和内核一致的理论体系。理性经济人的个体选择模型与跨期选择模型构成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核。面对已经逐步成熟的新古典经济学，老行为经济学家要与之展开思想竞争，难度是空前的。有趣的是，最先发起挑战的并非经济学家，而是一个非主流的研究者卡托纳。乔治·卡托纳（George Katona）1901年出生于匈牙利，20岁就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获得实验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在柏林时遇到了格式塔心理学家马克斯·维特海默和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并与两人开始合作研究，研究主题就是通胀等宏观经济问题背后的心理因素。1933年卡托纳移民美国，1946年加入了密西根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卡托纳在加入密西根大学之前，并没有正规的学术研究经历。他只是作为一名公司职员、财经记者近距离观察和分析宏观经济现象。因为专业背景和研究经历的关系，卡托纳习惯于从心理学中寻找各种经济问题的答案。这也最终促使其来到密西根大学之后，全身心地投入到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研究中。卡托纳对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问题进行了非常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并形成比较系统的宏观经济现象的心理学解释。卡托纳自己把其研究成果归类为“经济心理学”，这也是后来人们把他作为这门心理学分支学科奠基人的原因。不过，卡托纳在1978的文献中正式用了“行为经济学”作为文章的题目，这可能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更多地涉及经济学，而不是心理学。卡托纳对学科名称的修正标志着老行为经济学正式成为一个经济学流派或者思潮，而他本人也是公认的老行为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与卡托纳的学术经历殊途同归，西蒙同样在早期并没有研究经济学。西蒙早期对管理学特别是工业管理学倾注了很多心血。在研究个人与组织行为的过程中，西蒙逐步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的看法存在很大的缺陷，而管理学针对这个问题只停留在经验上，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于是，西蒙开始围绕个体和组织决策展开系统研究，并最终形成了有限理性学说。有限理性学说主要阐述了作为过程理性的理性观，以及在理性有限的情况下个体与组织行为的非最优化，如满意原则。西蒙同样采取了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研究范式，与卡托纳不同的是，他的交叉学科领域更加宽泛，在经济学与心理学之外，还混合了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计算机科学等方面内容，是一个大范围的交叉学科研究。西蒙本人也因此在多个学科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如组织行为学、工业管理学、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等。
如果说卡托纳的老行为经济学还停留在朴素阶段，类似于老制度经济学的风格，那么西蒙的老行为经济学则已经是一个严谨的逻辑体系。有限理性学说在哲学、方法、行为和应用层面都形成了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从这个角度看，西蒙的有限理性学说代表了老行为经济学的最高成就，也标志着老行为经济学理论的成熟。对比新古典经济学，西蒙的有限理性学说几乎是量身定做的。围绕个体和组织决策这一核心问题，西蒙建构了一个足以与理性经济人假说竞争的新理论范式。也正因为如此，老行为经济学理所当然地成为现代行为经济学的起点，以及行为经济学这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限理性学说也成为后来的现代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因此，老行为经济学与现代行为经济学的关系可以看作是行为经济学发展的两个阶段，前者是初创期，后者是发展和完善期。两个阶段具有紧密的传承性。而反观老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除了制度一词是两者共有的，其他都完全无关。它们不是制度经济学的两个阶段，而是两种流派或两种思潮，它们的方法论和核心思想都不存在继承性。老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与心理学这一交叉学科研究传统上反而和行为经济学具有某种程度的传承性，甚至可以把老制度经济学看作是行为经济学的学科来源之一。
三、现代行为经济学对交叉学科研究传统的发扬光大与理论经济学的未来
老行为经济学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微观与宏观经济问题，并寻求构建一个有心理学基础的决策与行为理论。这种尝试在有限理性学说出现之后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西蒙的研究重心并不是经济学，他对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的兴趣远远超过对经济学的兴趣。这也直接导致了有限理性学说并没有进一步演变成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到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特维斯基（Amos Tversky）围绕个体的决策与判断展开了一系列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这些研究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对理性经济人的完备性与传递性公理的证伪。和卡托纳与西蒙等人类似，卡尼曼与特维斯基把其研究延伸到经济学领域，并且顺便构建了一个关于个体经济决策与判断的新理论，即前景理论。前景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参与人决策和判断时，会依赖参照点进行相对损益权衡，并在不确定性约束下，按照主观概率分布形成期望。这样一来，前景理论就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理论完全不同。效用理论要求参与人寻求确定条件下或不确定条件下的最优解，而前景理论要求参与人寻求一个相对合理的解，合理不代表正确，仅仅是在此情此景下做出的判断与决策，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随后，年轻的经济学博士生塞勒（RichardThaler）受到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研究启发，开始尝试着把前景理论正式运用到经济学领域。为此，塞勒选定消费理论作为突破口。按照前景理论，参与人在消费决策时不仅会考虑到收入的数量，同样也会考虑到收入的来源，如偶得收入与常规收入在消费者眼里是两种不同的收入。但新古典经济学只看收入数量，不看来源，认为任何来源的收入本质上都一样。塞勒把他的新理论称之为“心理账户”假说。他还进一步研究了个体的跨期决策问题，提出偏好时间不一致性假说，这又再一次违背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偏好时间一致性假定。这些研究真正把前景理论融入到了经济学中，并开始尝试着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内重构新的理论范式。后来的学者因此把塞勒看作和卡尼曼与特维斯基并列的现代行为经济学开创者。
准确地说，塞勒的研究是经济学的，而不是心理学的，这是其研究与老行为经济学的区别所在。但塞勒的研究是在卡尼曼与特维斯基的前景理论基础上展开的，同样传承了经济学与心理学的研究传统。后来拉宾在较早的行为经济学综述文章中，将标题写成“经济学与心理学”，就是对这种交叉学科研究传统的认同。直到几年以后，凯美瑞和罗文斯坦才以“行为经济学”的名称对这一新兴学科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综述（Camerer和Loewenstein,2004）。这一名称的变化其实反映了现代行为经济学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新变化。现代行为经济学在老行为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后来又增添了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认知心理学研究这一新基础，按道理来说，应该更加倚重心理学才行。但塞勒把现代行为经济学引领到一个新的路径上，那就是基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而不是老行为经济学家卡托纳那样基于心理学的经济学研究。这一研究路径的转变至关重要。首先，现代行为经济学逐步脱离了心理学实验方法，转而引入了史密斯（VernonSmith）、普洛特（Charles Plott）等人发展的经济学实验方法。这种实验方法遵循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方法论，而不是纯粹的心理学实验；其次，现代行为经济学不拘泥于实验室实验，而是采取多种研究方法并行的方式，如实地实验、基于微观数据的微观计量、计算机模拟、机器学习等，这是对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坚持。从这一点上看，再结合方法论个体主义，可以说现代行为经济学在方法论层面上并没有脱离新古典经济学；最后，现代行为经济学并不完全是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前景理论所引发的个体决策新理论的核心在于对个体社会性的有效处理，这一点是老行为经济学没有做到的。这也说明现代行为经济学比老制度经济学、老行为经济学更为接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思想。
现代行为经济学在前景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发现了诸多行为“异象”，并从社会偏好入手，构建了和认知双系统理论内在一致的偏好微观结构理论，由此形成了比较成熟和完备的理论范式。这套新的理论范式将西蒙的有限理性学说体系化了。理性的有限性体现在认知的双系统结构上，其中理性系统（慢系统）与直觉系统（快系统）相互产生挤入或者挤出的作用，当某种系统占优时，在行为层面上就会出现该系统主导的特征。认知双系统体现在偏好层面，就是自利偏好与社会偏好组成的偏好微观结构，其中两种偏好互相产生挤入或者挤出的作用，哪种偏好占优，就会主导相应的行为。当自利偏好完全挤出社会偏好时，行为人就会退化为理性经济人，即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不过是行为人的一个特例。这意味着新古典范式不过是现代行为经济学理论范式的一个特例。因此，和老制度经济学与老行为经济学不同的地方在于，现代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具有包容性，而不是简单的对抗或者颠覆（Camerer和Loewenstein,2004）。行为经济学是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可以用来分析广泛的经济问题。行为经济学作为和新古典经济学相竞争的理论范式，并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一种新的思想流派和足以改变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变革。现代行为经济学的成功就在于突破了所谓纯经济学范畴的约束，通过对经济学与心理学等交叉学科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广泛汲取其他学科的营养成分，造就了其理论强大的解释力。从整个经济思想史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经济学在当代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交叉学科研究。当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条件被放松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兴起得益于数学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的流行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经济学与法学的交叉。新政治经济学则无疑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研究的产物。与这些新分支学科相比，现代行为经济学对交叉学科研究贯彻得最为彻底，不仅传承了老行为经济学的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传统，而且还在西蒙的影响下越来越重视与认知科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现代行为经济学对经济学的影响力已经日益强大，在微观领域逐步形成了个体决策理论、行为消费者理论、行为企业理论、行为产业组织理论、行为劳动经济学、行为公共经济学等新分支；在宏观领域形成了行为宏观经济学、行为财政学；在其他领域形成了行为政治经济学、行为福利经济学、行为金融学、行为法与经济学、行为制度经济学等。现代行为经济学几乎正在对所有主流经济学的主要领域进行改造和重构。可以预见，现代行为经济学的这种对经济学理论的全面改造必将影响到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前景，而多学科交叉研究将是经济学实现自我革新和进步的唯一动力。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2年第3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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