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19世纪被称为“科学的世纪”，科学精神、科学理性促成了追求“写实”“求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繁荣，19世纪也因此被称为“小说的世纪”。虽然此时也有非现实主义的小说，但现实主义小说占据了主导地位，它是现代科学在“科学的世纪”的西方文学中结出的重要果实。科学技术革新了报刊印刷与图书出版等大众传媒的模式，改变了作家的文学视野、审美趣味与创作方式，也改变了大众的阅读方式，从而促进了新形态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与成熟。现实主义小说家直面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使小说成为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正是这种以描写下层民众生活为主的叙述性文学样式，赢得了普通民众的喜爱与关注，这表征了一种具有现代审美特质的文学大众化发展趋向。
“科学的世纪”与“小说的世纪”
——自然科学与现实主义小说之关系考论
从科学发展史角度看，自然科学在19世纪展示出了空前辉煌的成就，“十九世纪可以恰当地称为科学的世纪”。随着科学技术影响的日益扩大和深入，崇尚科学和理性也成了19世纪的时代风尚，一种“写实”倾向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应运而生。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叙事性的小说文体上，或者说，“写实”倾向的现实主义小说代表着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最高成就，也标志着西方文学史上小说的成熟与繁荣。而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的渗透以及由科学技术带来的印刷技术、图书出版等传播媒介的革新，则是现实主义小说兴盛的重要原因。
左拉在《戏剧中的自然主义》一文中说，“各个世纪的进步都必然体现在某一特定的文学门类之中。显然，十七世纪就是这样地体现在戏剧公式中的。我们的戏剧在那时就放射出无与伦比的光芒，使抒情诗歌和现实黯然失色”，而到了19世纪，“小说就成了文学之骄子……如果十七世纪曾经是戏剧的世纪，那么，十九世纪就是小说的世纪”。确实，西方文学的19世纪是“小说的世纪”，法国学者勒费弗尔（Henri Lefebvre）说，19世纪“小说上升到如此高度，以至于其他体裁都相形见绌，而它变成了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唯一的艺术形式（如果这个词仍保留其确切意义的话），并且对许多人来说，文学就是小说”。如果左拉和勒费弗尔说的这种情况主要指西欧国家的话，那么在俄国，情况其实更甚。别林斯基在19世纪30年代就曾对当时的俄国小说发表过更高的赞誉：“今天，整个我们的文学都变成了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颂诗、叙事长诗、故事诗、寓言，甚至所谓，或者更确切点说，此前所谓的浪漫主义长诗，泛滥过、淹没过我们文坛的普希金风格的长诗，——这一切，现在都不过是给人提醒那快乐的早已逝去的遗物罢了。长篇小说打倒了一切，吞没了一切，而和它一同来到的中篇小说，却把这一切的痕迹也给铲平了……什么书最被人爱读和争购？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什么书使文学家旦夕间致富，获得房产和田产？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我们的一切文学家，有天赋的和没有天赋的，从最高的文学贵族直到旧货市场上骚扰不停的骑士们，写的是些什么书？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真是怪事！可是这还没有完呢；什么书记述着人类生活、道德规律和哲学体系，总而言之，所有一切学问？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造成小说之地位如此显赫的原因是什么呢？别林斯基的回答是：“原因在于时代精神，在于一种一般的、可以说是全世界的倾向。”在欧美国家，小说在19世纪的繁荣确实是国际性的，因此，也有理由说，影响和推动小说发展的这种“时代精神”必有其国际性。
在19世纪，小说“能够通过叙述的方式——其他媒介无法做到——把广泛的社会、政治、哲学和宗教问题与个体的生存经验联系起来，进而促使人们在各种不同的层面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通过发展叙述技巧，小说已证明能够同时在故事层面和现代理论所说的'理想作者’层面吸引读者的兴趣”。其实，在那个历史阶段，小说是时代的风向标，它的繁荣表征了社会的急剧变化——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快速发展。秘鲁当代作家略萨说：“小说是社会发生某种信仰危机时的艺术，社会需要信仰某种东西，原来那统一的、可信赖的、绝对的观念已经被一种出现裂痕的观念所替代，被一种对现世和来世的不断怀疑所替代……当宗教文化发生危机时，社会似乎要脱离束缚它的条条框框和观念并且变得混乱起来，这就为小说提供了大好时机。”当我们说自然科学的成就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颠覆了西方人的传统世界观和价值观时，我们同时还可以说，欧洲小说正是在此时“应运而盛”的；当我们说自然科学的成就有力促进了19世纪西方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时，我们还可以说，这种繁荣主要是通过现实主义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体现出来的。在这种意义上，19世纪是西方文学史上小说成熟的时期，或者说是“小说的世纪”，这正好对应了“科学的世纪”。因此，我们讨论的科学精神与科学理性对19世纪文学的特殊作用，也自然聚焦于其对小说的作用以及特定“时代精神”对小说的作用上。这个时期小说的成熟，离不开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作用，也离不开自然科学精神的“催化”，或者说，19世纪西方文学——主要是现实主义小说——总体风格的形成，同自然科学和西欧社会的时代风尚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别林斯基所说的“时代精神”，虽然是比较笼统地指俄国当时社会变革的基本状态和文坛上以及读者中崇尚文学写实的风气，但我们同时也可以认为，其间隐含着本文致力于强调的自然科学及其理性精神造就的欧洲时代风尚。因为尽管别林斯基没有明确地表达甚至没有这方面的自觉认识，而且当时的俄国相比于西欧各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是相对缓慢而落后的，但是，西欧国家的“时代精神”对俄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德国物理学家W.海森伯（Werner Karl Heisenberg）曾经指出：“作为现代科学的一个部门的原子物理学，在我们这个时代，确实已渗透到迥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去了。……俄国的新思想方法既与十九世纪欧洲特殊的科学发展有关，也和出自俄国本身的其他完全不同的传统有关。”事实上，俄国的小说兴起于19世纪20年代，那是一个被别林斯基称为俄国“文学改革的时期”，“这种文学改革是认识德国、英国和法国文学以及正确理解创作法则之后的结果”。所以，俄国当时的作家尽管不一定直接地运用本国自然科学的成果和方法进行文学创作，但是，西欧的科学成就和那种弥散着科学理念与理性意识的“时代精神”以及资本主义的社会风尚，无疑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文学改革的时期”的俄国文学之改革，并且在创作风格上也和西欧的现实主义文学达成总体上的相似性与一致性，特别是俄国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在俄罗斯，长篇小说家造成了这个时期的光荣”。
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19世纪西方文学观念出现了重大转折，“求真”精神成了这个世纪的文学主潮——现实主义——的本原性特质之一。从作家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的理念角度看，由于自然科学思维和研究方法的直接渗透，他们热衷于文学“求真”，常常像科学家那样去研究并认识生活、社会和人，力图客观地“再现”特定时代社会和生活的真实状况，使文学作品拥有历史的、社会的认识价值——当然这是一种审美的认识或者通过审美方式达到认识的目的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实践完全坚持人物活动的现实语境、历史和社会语境”，“现实主义总是将人物放在日常生活情境和名利场中，并且喜欢写明显的日常性、谋生中遇到的问题、与邻里的关系、所得所欲、家庭生活等题材”。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的这种追求，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小说中。因为，“十九世纪及其返回自然和需要精确调查研究的精神”，使“小说就成了我们这个世纪极好的形式”，它得以“同科学并肩前进”。“19世纪小说所具有的新的因素，主要归因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剧烈变革的意识，工业革命，资产阶级的胜利（18世纪英国已走在了前列），随之而来的新的历史感，人是一个社会的存在而不是一个面对上帝的道德的存在这样一种更为伟大得多的意识，以及对自然的解释从18世纪的自然神论、目的论和机械论世界观向19世纪科学决定论的更加反人性和非理性的观点的转变。”在19世纪，随着科学主义思想的进一步盛行并渗入文学创作的实践之中，文学求真和对真实性的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倾向于按照其对人物生活的影响，严谨地构建社会历史语境”。有鉴于此，在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的影响下，现实主义小说对“求真”和“真实性”的致力追求，空前地彰显了文学之历史学意义和认识论价值。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与现实生活的变化所起的直接作用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正是现实生活的变化对小说起着决定的作用，也决定了小说在该时期的统治地位”。另外，现实主义小说“能更深刻、更中肯、更敏锐、更迅速地反映现实本身的形成与发展。只有自身处于形成之中，才能理解形成的过程”，“19世纪的欧洲国家和北美，小说是构建民族想象的一种方式。'想象的共同体’是民族—国家现实必要的概念：首都城市、边境、政府和行政中心、公路、铁路、航运通道和教育体系。在小说中，随着其中的人物成功地完成或没能完成从农村往城市、从外省往首都、从学校往就业的过渡，在这个过程中有疑虑、渴望、期待或失败后的放弃和苦涩，所有这些冷冰冰的物质现实都被赋予了情感色彩”。“小说之所以能成为现代文学发展这戏剧里的主角，正是因为它能最好地反映新世界发展的趋向。”在19世纪的欧洲，“现实主义指的是一种相信现象世界的真实性和人类心灵有能力认识这种现象世界的信念”，或者说，现实主义小说在科学精神的影响下，“求真”精神与文学之“真实性”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现实主义小说也因此拥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真实性”特质，这种小说的最突出特征“在于其再现那些比表层形式更加深刻的社会、历史和经济力量的能力”。对许多现实主义小说家来说，像科学家那样通过小说去客观、真实地研究社会和人，成了他们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的甚至是至高无上的目标。“求真”精神和“真实性”创作理念使19世纪西方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的特质与内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此，“人们还会想到，1839年摄影术的发明对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和一般存在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意味着精确；场景、事实和片段都被忠实记录下来”。“在19世纪中叶，与此瞬间同时进行的还有摄影技术的发展，摄影技术在流行程度上上升为仅次于打印技术的媒介……在维多利亚时期，我们现在称为摄影技术的视觉再现的新技术使西欧可以绘制一张将宗主国放在高于异域民族的中心位置的世界地图”，“通过多次复制同一影像的能力，摄影制造了一副世界图片，将世界封闭在观察者和被观察物体之间，并使两者都变了形。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摄影技术也证明自己能够逃避西方殖民列强并制造另外的现实主义”。与摄影技术相关的光学科学与视觉技术的发展，也影响着文学艺术，“各种新的视觉理论影响了不同艺术领域中现实主义流派的出现和发展”，“视觉的理解转变成生理学概念（取决于身体在时空中的相对位置），对19世纪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影响就如同牛顿理论对18世纪艺术家一样是不可估量的”。文学批评家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认为，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十分关键地转向了视觉性。现实主义开始聚焦有形世界，以及对人和物的观察和再现”。“视觉性”成为现实主义小说关注的一个焦点，这恰恰是现实主义新形态小说之科学“求真”精神的又一种表征。
二、 印刷技术—报刊发行与现实主义小说
19世纪现实主义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小说这种叙事性文体上，或者说，19世纪中期写实倾向的小说，代表着现实主义文学的兴盛，也标志着西方文学史上小说的成熟与繁荣。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这种相对趋于成熟的叙事性文体，本身也是西方文学现代属性的一种表征。趋于成熟的现实主义小说从文体的角度体现了西方文学的现代性特征，而这同当时在科学技术引领下印刷技术、传播媒介和图书市场的现代化发展有密切关系。“19世纪初，许多西欧城市有了专司出版的商人，他们与印刷商、插图画家和其他有关职业生产人员订立分包合同，完成书籍和其他印刷品的物质生产，然后向专业图书零售商销售成品。英国抓住了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好处，是率先实现书业结构转变的国家之一。”“我们开始可以看到在新技术的驱动下，印刷品作为盈利的商品进入了公共领域。”
文学的生成与传播需要媒介的承载，而媒介的形式是宽泛而不断变化的，不同时期的文学传播方式也是不尽相同的。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的成功，显然与当时科技发展、工业革命带来的书报印刷技术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文化工业化生产的革命，使得拜伦这样的作家能够迅速地将他们的作品从手稿变成为印刷品，同时越来越快的交通网络，使他们的文字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远更快地跨越地理边界。”现实主义小说的快速发展，无疑得益于当时文化工业的“革命”。“文学作品以文字、纸张和印刷品为中心”，但是，以往我们的研究，“书籍的重要性却很少被纳入到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认真的研究与辨析之中”。有鉴于此，笔者认为，通过分析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与印刷技术、传播媒介发展之关系，借以探究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历程以及所蕴含的不同于此前西方传统文学的现代性特质，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现代报纸与期刊是现实主义小说传播与繁荣的重要媒介。科学技术的革新，使报刊业得以迅猛发展，并且开始拥有了“大众化”特征，它宣告了“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普通民众广泛的文学阅读成为可能。于是，“小说借在期刊报纸上连载触及了大众读者。读者通过一个个故事了解了他们现代生活的'真实’”。以记者和编辑出身的狄更斯为例，他的早期文学作品几乎都是以报刊杂志分期连载的方式与读者见面的。他的成名作《匹克威克外传》就是在极具商业头脑的出版商威廉·霍尔（William Hall）于1831年创办的刊物《新体育杂志》（New Sporting Magazine）上连载的。该刊“最初几期的销量很惨淡，每期大概只卖了400份。但是，九月期开始出现的新人物——山姆·维勒在读者中间引起了巨大反响。山姆原是伦敦东区一家旅馆的擦鞋匠，后来成了匹克威克先生的仆人。随着山姆诙谐幽默的独白，杂志得到频繁的加印，销量一路飙升至4万册”。于是，小说《匹克威克外传》和作者狄更斯也声名大振。这种小说在印刷的物质形式上也具有非同往常的新形态。当时有评论家指出，“这单纯就是本杂志，其内容就只有一篇文章”，六个月后就是“一系列按月出版的小册子”或者说“是一种按月生产的热销的娱乐方式”。此外，这部新文学作品看上去并不像小说，因为它按月出版，这种出版方式在当时只适用于廉价翻印本。对此，另一位评论家谈到，“这样的出版策划无疑是打破常规的，要对此类创作进行归门别类也就不那么容易了”。1837年10月的《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就明确提到，“该作者的受欢迎程度是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之一”。这部作品的作者就是很快在英语国家中家喻户晓的年轻的查尔斯·狄更斯。其实在此之前，狄更斯早就以笔名博兹（Boz）在其他报刊发表连载小说。狄更斯创新式的长篇小说连载写作方法、特有的狄式幽默风格以及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人类新世界的敏锐观察的艺术再现等，对欧美国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狄更斯生前在美国的地位似乎远比本国要高，在美国曾掀起过“狄更斯”热。“据说当《老古玩店》在英国报刊上连载时，美国读者甚至跑到码头去等着看轮船运来的报纸，迫不及待地想看小说人物的命运，追问'小耐儿还活着吗？’而他的《荒凉山庄》首先是在美国《哈泼氏新月刊》（Harper’s New MonthlyMagazine）上连载，后来在英国成书出版的”。在那个时代，连载小说这种形式有其独特的阅读魅力，“电台和电视里播放的现代肥皂剧可以抓住听众和观众的想象，让他们相信剧中人物是真实的，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同样，狄更斯（的连载小说）也创造出一系列人物，让人欲罢不能”。可以说，是报纸杂志对小说的连载成就了狄更斯；同时也可以说，是连载小说这种新颖的叙事文学样式，改变了文学阅读与传播方式，活跃了图书市场。狄更斯的巨大成功革新了小说的形式，也为出版和阅读带来了新的活力，“狄更斯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了长篇连载形式，把创作直接面向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使高雅的小说成为大众化的艺术形式”。
当然，连载小说并不仅仅流行于19世纪前期的英国。事实上，“连载的通俗小说几乎成为19世纪一些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在法国便有欧仁·苏、雨果和大仲马等迷住一代读者的小说作者”。在英国的影响下，法国19世纪前期的期刊、报纸的增长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在法国，“正是1830年代，报纸开始大幅降低订阅价格，并通过付费广告弥补了收入的损失。而且，为了创造一个大大增加的订阅量，在头版既登载事实也登载小说——创造了连载小说”。“在1864年，巴黎期刊的发行量是6万份，这个数字是1848年的3倍。在1865年，用新的旋转式印刷机，《小小报》（Le Petit Journal）定价为1苏，印出了256000份，到1886年达到了100万份。1914年，巴黎每天售出500万份报纸。”1836年，报纸的业主开始做广告，降低了封面价格，开始连载小说，因为“未完待续”的小说形式大大提高了报纸发行量。可以说，以章节连载形式发表的小说主导了法国19世纪40年代的小说市场，“之后几乎所有的各种类型的小说都是以连载的形式发表的。1848年后，一些杂志只印刷小说，而大多数的小说都是首先以第一次定期性的零碎部分出现的（分册和后来更大规模的分册），经常有插图，在1870年后成为小说家的主要出路”。与狄更斯等英国作家相仿，法国的巴尔扎克、福楼拜都曾经在报刊杂志发表连载小说。当时的巴尔扎克在这方面的“主要对手尤金·修（Eugène Sue）要比他更娴熟，获利更多”。“他（巴尔扎克）将《交际花兴衰记》的最后两部分作为连载刊登在《新闻报》上，那毫无疑问就是为了与非常流行和成功的尤金·修相竞争。”在19世纪的法国文学史上，“正是大众传播新闻业和连载小说的时代的到来，开创了如评论家圣-伯夫所说的'工业文学’”。在俄国，契诃夫一开始也是因为给报刊连续撰写幽默作品而成名的。在他成名之后，当时俄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新时代》（Novoe Vremya）的主编苏沃林（Suvorin），精明地看到了契诃夫的潜力，便邀请其为他的报纸撰稿，“他甚至专为契诃夫辟出一份文学副刊，每周出版一次”。在美国，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产生了“大众刊物的沃土，各种各样的读物自由发表，实现了保守、专制的欧洲闻所未闻的繁荣……报纸和期刊实现了内容多样化，它们竞相为读者提供更为广泛、多样的信息，以满足读者日益提高的品位和鉴赏力。以往地方出版业主要迎合读者兴起提供即时的信息，此时也开始刊登文学评论、学术论文、戏剧和音乐评论、小说连载等。实际上，那个时代的许多著名小说都是首先在日报、周刊或者月刊上发表的”。在19世纪，很多美国人爱看杂志上的小说，其中一个主要动机便是社交，因为这些人渴望进入一个圈子……整个19世纪，阅读这类杂志小说，就是鼓励读者把自己看作一个大社群里的一员，与其他的读者以及杂志编辑和作者同声共气。
总体上看，“连载小说可允许报纸急剧地减少征订率（当时没有单期销售），却三倍四倍地增加它们的发行量。借着这种崭新的形式，成功的小说家们学会了将夸张戏剧性情节分割到小片段中，留下扣人心弦的结尾，最后是神圣的一句：'明天继续’。不过连载小说只不过是其工业转型期最为炫丽的文学实例，与蒸汽熨烫机、便宜纸张、书商和收费图书馆的发展息息相关。作家们现在可以靠着出售他们的作品来生活——有时候是成功做到了——而不是靠着贵族和皇家的赞助人过活。人们开始有了在高端文化和大众市场之间令人不安的关系，因为小说模糊不清而徘徊不定：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流变形式，或者是在阅读人数扩张的时代里普受欢迎，或者朝着日益异化的艺术风味提升，或者是在罕见的情况下对整个的人口都有吸引力”。因此，报刊业从“小众”到“大众”的民间化之路，恰恰是小说从贵族走向民众之路。比如，狄更斯的小说非常适合大众阅读，就连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读。读者们对新一期作品的期待与讨论大大地丰富了公众的体验，并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于是，“连载的方式促使小说阅读愈发成为一种社会体验”，文学阅读——尤其是小说阅读，在报刊连载这种新的小说发布方式的推动下，迅速成为普通大众的基本文化生活方式。报刊业在新时代对现实主义小说的传播、繁荣与经典的“淘洗”起到了媒介作用，而连载小说本身也就是现代化的产物。
三、印刷技术—图书出版与现实主义小说
19世纪初印刷技术的革新，有力促进了图书出版业与图书市场的发展。“19世纪初，许多西欧城市有了专司出版的商人，他们与印刷商、插图画家和其他有关职业生产人员订立分包合同，完成书籍和其他印刷品的物质生产，然后向专业图书零售商销售成品。英国抓住了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好处，是率先实现书业结构转变的国家之一。”从英国的情况来看，1476年威廉· 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在威斯敏斯特市建立了第一家印刷厂，从此印刷术被正式引入英国。之后的一百多年，英国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不定期的新闻印刷品，内容上通常是对某些重大事件进行报道。“1814年库尼格蒸汽印刷机开始应用于英国”，“库尼格蒸汽印刷机是一种蒸汽动力的滚筒印刷机，英国日报《泰晤士报》老板秘密安装了这种机器。它一小时能印出1000页，于1814年11月29日首次投入使用。”“事实证明，蒸汽动力印刷和造纸技术的进步，对印刷交流成为文化互动与解释的核心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成功鼓励了印刷业在境外进行技术扩张，自1830年代以来，英国经验在大西洋彼岸和其他欧洲国家被复制”，从而给整个欧洲的印刷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19世纪的出版业实现了不少创新（首先在英国，后又在其他地方）……书籍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由此转变，从此不再是高不可及的艺术品，而是一件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品”。18世纪50年代，英国的出版物大约有100种左右，到了18世纪90年代，每年的平均数量急剧增长到370种左右，19世纪20年代又增加到500种，到19世纪50年代则有2600种。与传统的精致高价的出版物相比，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廉价的以丛书形式定期再版的印刷品，这种丛书大量印刷，每册只卖6便士，小说以定期连载的方式出现在这些廉价的小册子上。“为了保证资金流通，出版商开始以低价分期发行这些作品。例如，1836年至1837年，查尔斯· 狄更斯的名著《匹克威克外传》（Pickwick Papers），其中彼此相关的每一个故事均采取单行本的形式以1先令的价格售出。而这是当时狄更斯爱好者阅读其作品的唯一途径。”廉价小册子的出版形式，可以使多个层次的人都买到图书，这使小说的阅读人数显著扩大，促进了阅读的普及和小说的发展。此前，连续性出版物的高额固定成本只能够让少数受欢迎的小说家获得出版的机会。但是现在售价1先令一期的新式小说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一种热门阅读方式，因此扩大了销量也增加了作者与出版商的收益。这样的出版形式也为广告提供一个现成渠道，将小说带入新兴的商品文化之中。此外，印刷规模的扩大以及收益的增加使作者与出版商之间新型复杂的法律约定成为必需。“阅读的普及，尤其在这方面本来落后的民族中，大大地扩展了作家的影响范围。作家的数量激增，他们的活动领域也扩大：历史、旅游、政治、艺术、科学、社会学，都向文学敞开了新疆土。文化人的社会地位和重要性也已提高很多。”作家数量、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的提高，又反过来促进了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发展。“英国的19世纪上半叶是小说的黄金时期，小说数量之多达到空前。根据一种统计，1820年出版新小说26种，1850年增至100种，而到1864年竟增至300种了。另一种统计，数字更加惊人：1800年以前最高产量为40种，1822年增至600种，而到世纪中期竟达2600种之多。”图书出版方式的更新，促进了图书市场的发展。“18世纪以来，传统小说的出版形式是三卷本，定价一个半吉尼，属奢侈品，普通市民可望不可即。19世纪初，租赁小说的图书馆在城市广泛设立，对普及小说起了重要作用。”19世纪初，法国在书籍出版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1812年到1814年之间，每年出版4000到5000本书，这个数字在接下来的30年里上升到7000到8000，在1855年到1914年之间稳定在12万或13万”。“19世纪小说的兴盛与过去有所不同。这时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图书市场。作家（生产者）—出版者—读者（买主）都是这个市场上的不同环节。”在美国，1800年以后，新种类的书大量出现，小说在出版物中占的比例大大地超过了宗教读物，美国和欧洲都是如此。小说的普及，以至于在我们今天看来是经典作家的一些小说家，在当时恰恰是空前受欢迎因而拥有广泛市场的小说家，于是被称为是“通俗作家”，“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和左拉都是通俗小说作家，都从导致畅销作家崛起的新发展中获益”。
显而易见，印刷技术的革新加速了出版业和图书市场的发展，促进了小说产量的剧增，也促进了小说阅读的普及和读者群体结构的变化。这意味着小说——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逐步走向了大众。“大众是促使所有现今面对艺术作品的惯常态度而获得新生的母体。量变到质变，极其广泛的大众的参与就勾起了对艺术参与方式的变化。”于是，就英国而言，“小说对于维多利亚时代就如戏剧对于伊莉莎白时代和电视对于今日一样重要。”“十九世纪的英国，由于印刷工业化、经济增长、人口流动和教育发展，具备阅读能力的人越来越多，雅与俗的界限不得不重新划定。”
四、结论
19世纪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促使欧洲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文学艺术来说，自然科学成就给作家和艺术家以极大的鼓舞，科学精神拓展了他们的艺术视野，尤其是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的渗透，改变了他们认识世界和观察人生以及艺术思维的方式，一种张扬科学理性精神的叙述性文体——现实主义小说——应运而生。虽然这个时期也有其他非现实主义小说的流行，但是，现实主义小说占据了19世纪西方小说的主导地位，代表了西方小说的繁荣与成熟，也标志着19世纪最重要的文学思潮——现实主义——的突出成就。在这种意义上，现实主义小说可以说是现代科学在“科学的世纪”的西方文学中结出的重要果实，“科学的世纪”亦是“小说的世纪”。
现实主义小说借助新印刷技术背景下报刊发行与图书出版业等大众传媒渠道的变革得以广泛传播，新的印刷技术与图书市场改变了作家的创作方式，进而改变了大众的阅读方式，促进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与成熟，也造成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之兴盛。在特定的社会政治与文化氛围中，现实主义作家企图通过文学创作去研究与分析社会，叙事性现实主义小说比抒情性诗歌具有更显著的生存与发展优势。现实主义小说以描写下层民众的生活为主，而正是这种来自当下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表达着具有现代艺术和审美趣味的内容，从而赢得了普通民众的喜爱与关注，这表征了西方文学史上一种具有现代特征的文学大众化的发展趋向。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2年第4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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