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中学院权力的位置和作用亟待学界认识与研究。新时期文学发端之时，正是学院被赋予话语权力之际，学院为新时期文学输送了大批作家、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以及富有阅读素养的读者。在“朦胧诗”论争中，学院权力是“三崛起”得以崛起的重要保障。这场论争的第一现场是1980年召开的“南宁诗会”，从这次会议的筹办，到会场上几位教师以批评前辈诗人的方式为青年诗人的登场所进行的迂回辩护，以及发生激烈论争之后他们所受到的无形保护，均可看到学院权力对新时期文学场的深度介入。
众所周知，“朦胧诗”论争中有所谓“三崛起”之说，指的是1980年代初期三位诗歌批评家谢冕、孙绍振、徐敬亚分别撰写的三篇文章，因为这三篇文章题目中均有“崛起”之语，而且都因为对“朦胧诗”的鼓呼而引起重大争议，遂被并称为“三崛起”。“三崛起”在“朦胧诗”论争中的功过是非学界已多有评说，作为重要特定称谓的“三崛起”也早已进入当代文学史。本文试图追问的是，除却显而易见的批评家个人的才情和胆识，究竟是怎样的力量促使了“三崛起”的出现？在“三崛起”出现的背后，有哪些共同的因素给予了批评家发声的勇气？笔者的观点是：“新时期”对大学教育的重视，高考的恢复，教师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权力逐步获得保障，大学教师和大学生群体成为诗歌写作、批评以及阅读的生力军，使得学院成为“三崛起”得以崛起的重要推动力量。或者可以说，学院权力在此时的有限崛起，是“朦胧诗”得以生成、传播的关键因素，也是分析同时期文学场域必不可少的维度，可将之称为“三崛起”背后的另一“崛起”。
因篇幅所限，本文不再罗列有关恢复高考以及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改革方面的情况，而将论述集中于1980年4月在广西南宁和桂林召开的“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在这次被学界称为“南宁诗会”（下文亦沿用）的大型文学活动中，“朦胧诗”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发生了第一次面对面的“遭遇战”，“三崛起”中的谢冕、孙绍振先后亮相，徐敬亚则以特殊的方式“在场”。他们的发言不仅在会议现场引起了争论，而且还与“三崛起”的写作与发表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也引发了臧克家、艾青等老诗人在之后论争中的出场，再往后便是“朦胧诗”论争的高潮。从这次会议的筹备到举办，以及会议之后的一些情形，都可以看到学院已经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话语生产和主体建构的场所，或主动或被动地去塑造当代文学活动的形貌，并深度介入文学场的秩序调整和资源配置。
1980年4月7日，“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在广西南宁开幕，22日在桂林闭幕。这样的文学会议放在今天无甚新奇，但如果了解一下“新时期”伊始一段时间内文学会议的基本状况，便会发现在“南宁诗会”上爆发论争并非偶然。“南宁诗会”之前的文学会议一般由文联或作协组织，会议的主导者和组织者基本上是这些机构（或者其分支机构、主管主办的文学报刊）的主要负责人。他们不仅管理会议的一般事务，比如时间地点、参会人员、议题、议程、报道等等，还会通过对这些一般事务的管理进而主导会议的主题、方向、气氛、结论。从“新时期”伊始到“南宁诗会”召开之前，文联、作协或其主办的文学报刊组织召开过多次会议，会议的主题大多为“拨乱反正”、人事安排、工作部署、作品研讨、总结展望等等，会议气氛从之前的“谨慎”很快进入常见的“热烈”，但在会议现场展开公开激烈论争的实属罕见。“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编辑组”注意到了这次会议与上述文学会议的首要不同之处：“这是一次由诗人、评论家、报刊编辑与教学研究人员结合起来的，以探讨我国新诗发展中的理论问题为中心的大型学术性会议。”显然，“编辑组”深知这句话里的与会人员构成情况——“诗人、评论家、报刊编辑与教学研究人员结合”——的意味，也知道“学术性”这一定位才是这句话的关键词，于是，紧接着强调了这样的“结合”和“学术性”的意义：“这在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
作家协会也是“南宁诗会”的联合主办方之一，不过并非中国作家协会，而是其广西分会参与主办，以尽地主之谊。这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广西大学中文系和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联合主办。在这六个主办方中，后三者均为广西本地单位，可谓是会议的“地接”一方，并非会议的发起方和主导方。真正意义上发起和主导这次会议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在这三个学术机构（团体）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是另外两个单位的交集所在，也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主办方。其特殊之处在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算不上一个“单位”，没有固定的机构和硬性的约束机制。如果考虑到该研究会由“全国从事当代文学教学、研究、评论、编辑等工作的专业人员自愿组成”，会员主要来自学术机构、文学媒体和高等院校这三类单位，其中高等院校无论从数量还是从体量上都远远大于前两者等实际情况，将当时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看成是一个具有浓厚学院背景的“非营利性的民间社会组织”或无不可。若从字面上看，似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定位为自愿结合的群众性专业团体的中国作家协会很相似，但实际上，二者在组织方式和功能定位上有很大差别。中国作家协会同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文联是同级单位，是中国单位体制中的一个有明确行政级别和层级关系的“群团组织”。在组织的严密性方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这样松散的“民间社会组织”是无法与中国作家协会同日而语的。会员加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全凭“自愿”，研究会本身尽管有领导层和相应的人事安排，但主要功能是为会员“服务”，而非“管理”。学术、民间、学院以及组织的松散性，这些关键词可能适合用于描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性质”，正是这些性质影响了“南宁诗会”的受邀人员名单、议题、议程和会议的气氛。
这次会议的参会人员众多，总人数有100多人，是“有新诗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大规模的关于诗歌的讨论会”，而绝大多数参与者的共同身份是高校教师，“也就是高校里有一批人，包括北大，及很多高校里面也有一批从事理论工作的一些批评家……这次会议不是诗人为主而是理论批评为主的会议，诗人也参加，还有学者、批评家”。孙绍振也是与会者之一。不过，当时的孙绍振尚未以文名世。据他本人回忆，他是以诗人身份出席这次会议的。“诗人孙绍振”这一头衔可能会多少让人有些意外。孙绍振之前确实在《诗刊》《福建文艺》发表过类似《友谊如山情似海》这样的诗作，但考虑到诸多名气比他大得多的诗人（如北岛、舒婷）尚不能被邀请，“诗人孙绍振”在当时能收到会议通知，不能不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作用了。更具体一点，与参与会议筹备的谢冕有些关联。
谢冕当时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他得以参与到会议筹备之中，是因为在此之前担任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常务理事。孙绍振则是谢冕就读于北京大学时1955级的同学，对彼此的文学观念比较了解。1958年底到1959年初，他们曾和同年级的孙玉石、殷晋培以及1956级的刘登翰、洪子诚一起编写过《新诗发展概况》。实际上，在“南宁诗会”的与会人员名单上，《新诗发展概况》六位编写者中有四位的名字赫然在列：谢冕、孙绍振、刘登翰和洪子诚。如果将他们编写《新诗发展概况》一书时的情况拿来作为对照，会更清楚地看出学院在1950年代和1980年代的文学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大不相同的。尽管《新诗发展概况》这部著作是“当时政治文化情势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在“全国高校和社科人文研究机构中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但如果有人注意到执笔人是青年学生（“组织青年学生编写教材，夺取被'资产阶级占领的阵地’”），似乎可以拿来作为1950年代的学院已经具有相当学术权力的证据。而事实上，这次编纂活动的领导者是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诗刊》的编委（时任主编是臧克家）而不是这些青年学生的老师，连编纂地点也不在编写者就读的北京大学，而是在位于北京和平里的中国作家协会宿舍，初稿的修改则在中国作家协会的会议室。理应在这样的文学史编纂中给予学生帮助或者说本应在类似的文学活动中发挥更重要作用的大学教师，此时已经有一部分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刚刚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受到批判。这也无怪乎这本“当代第一部具有新诗简史性质的文稿”虽然由学院里的青年学生编纂，却无多少学术色彩，它“在诗歌观念和叙述方式上，基本依循当时确立的文学史观念和意识形态规则，并没有许多新见。它们所体现的进入历史的方式，也基本是以先验性意识形态作为处理材料、评骘对象的前提”。但在1980年的“南宁诗会”上，这些当年的青年学生已经在高校供职多年，他们此时不再像他们的老师那样在运动中被迫接受学生批判，而是在“新时期”获得了筹备和参与全国性文学活动的机会，接下来他们将在这些文学活动乃至文坛上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这一变化的发生，显然不全是因为他们比他们的老师更有才情或胆识——他们此时的成就和文坛影响力尚不可能与他们批判过的师辈同日而语，而是学院在此时已经被赋予了组织部分文学活动、开展学术研究的权力，虽然这权力的空间仍然需要靠他们的才情和胆识来拓展。
二、会场之上：论争发起方的“惯习”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朦胧诗”论争发端于前辈诗人对于青年诗人及其作品的评价，由于前者或声言要“引导”后者，或对于后者的探索提出了负面意见，继而引起“朦胧诗”支持者的不满，由此引发论争。但仔细翻阅“南宁诗会”的史料会发现，在这个“朦胧诗”论争的“第一现场”，论争的发起方实际上是几位支持“朦胧诗”的大学教师。
谢冕是这几位教师中较早发言的一位，也是整个会议的较早发言者——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谢冕发言的时候会场上还没有出现论争，自然还没有人对青年诗人作出批评，但这位“朦胧诗”的支持者已经主动出击：“许多在民主革命时期写过不少好诗的诗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并没有产生过超越自己原有水平的作品。艾青在对世界发言的时候，他有属于自己动人的声音和风格，但当他面对国内的现实发言时，他往往显得生涩而缺乏激情，他似乎有点不知所措。田间和臧克家的作品也是如此，它们也没有超过《给战斗者》和《烙印》。原因当然是复杂的……过去很会歌唱的诗人，在新的时代里，仿佛变得很不会歌唱了。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到必要的启示。”这段发言现在读来仍然让人吃惊，因为谢冕所批评的艾青、田间和臧克家当时均为在世的前辈诗人。用身居高位来形容他们当时的地位未必妥当，但他们在文坛的影响力之大，即便在这里不一一列举他们的社会职位、代表作品等信息，想来也不会有人起疑。作为会议筹办组成员的谢冕，对此当然是心知肚明，更何况这次会议专门邀请了艾青和臧克家与会。谢冕明知这些人物可能参会，即便不参会，也早就知道臧克家“望能读到同志们的论文，听取同志们的讨论意见”，艾青也“很关心这次会议”，还要对这些前辈进行“点名批评”（即便是在赞扬之后），原因何在？
让人出乎意料的还在后面。在很多人的回忆中素来“老实”的北京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洪子诚在会议发言中提出，老诗人田间的创作“在走着下坡路，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他的诗的河床上，曾经有过奔腾的河水，虽然水流中有泡沫有泥沙；现在，却呈现衰竭和干涸的迹象。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对这种状况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他坚信自己艺术探索、创作道路的正确”。在题为《论田间的艺术探索》的会议论文中，洪子诚首先回应了茅盾在1956年对于田间诗歌创作“危机”的判断——“诗人未能找到表现新的生活的合适的艺术形式”，认为“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但是，现在看来，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是问题的全部。应该说，田间创作的'危机’，首先是在思想内容方面。作品生活内容的逐步削弱，思想感情的日趋空泛、肤浅，是问题的症结，是他的诗逐渐脱离群众，逐渐失去广大读者的首要原因”。接着，洪子诚分析了“田间诗歌思想内容上的严重弱点”，还较为详细地追溯了“它的历史发展过程”；同时，他指出田间在艺术形式探索上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比如不少诗作存在着“诗的形象、象征，或者是陷入了毫无生气、缺乏独创性的平庸的境地，或者虚玄晦涩而令人难以理解”。相较后来“朦胧诗”论争中反对者对“朦胧诗”的激烈批评，洪子诚对田间诗作的这些判断在严厉程度上毫不逊色。他的这篇会议论文篇幅较长，将作为“借鉴”的田间的艺术探索的“得失成败”分析得可谓全面而又深入。考虑到田间早已是有定评的在世诗人，说洪子诚的发言大有重评田间的架势并不为过。
孙绍振的大会发言相对简短，但更为尖锐犀利，“打击面”也更宽：“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虽然民歌体取得了巨大成就，如出现了《王贵与李香香》，但是，诗人都去写民歌体，代工农兵立言，却没有多大成就。田间放弃了鼓点式的节奏去写准五言体的《赶车传》，改过来，改过去，直到1958年还在改，越改越厚，越改越离谱，其结果是，把艺术的车子赶到沟里，艺术上'全军覆没’，不管这个'全军覆没’，引起多么强烈的震惊，我继续说，艾青则也去写比较整齐的接近五言的诗歌，歌颂什么劳动模范吴满有，结果这家伙国民党一来，就投降，弄得艾青浪费才华。艾青放弃了他的'散文美’，艺术上，从此一蹶不振。以后的新诗，常常有茅盾所说的'格格不能畅吐’的倾向。何其芳拥护民歌，但是，自己不写，再也写不出稍稍赶上《夜歌与白天的歌》的水平。李季以民歌起家，但是建国以后，就承认，新的生活，民歌形式不够用，改半自由的四行体。”在孙绍振的发言里，田间、艾青、何其芳、李季是作为新诗“民歌体”探索失败付出“代价”的例子出现的。这四位诗人中，除了李季于“南宁诗会”之前一个月去世外（可谓“尸骨未寒”），其余均为在世作家。无论是谢冕发言中的“启示”，还是洪子诚论文里的“借鉴”，抑或孙绍振口中的“代价”，这些前辈诗人均受到三位中文系教师的批评。他们批评的措辞完全算不上温和，而且都说得有根有据。通常来说，批评的根据越多，例证越丰富，批评效果也会越深入，在被批评者那里引发的尴尬也会越大 。是否可以这样猜测：当时的文坛出现了无法让更为世故的当下人所容易理解的、可以公开臧否权威的氛围？
未必如此。据孙绍振回忆说，会议现场讲台“底下的赞成的反对的区分分明，讲完了以后，鼓掌了一通，我也很高兴啊。后来洪子诚告诉我说，你别得意，人家不会放过你”。纵向地从当下出发去揣度1980年前后的文坛是否可以公开地臧否权威非常不易，也很可能不会让人信服。在此，可以引入北岛在1978年底（在“南宁诗会”前一年半左右）为《今天》写作的发刊词手稿中涉及前辈诗人的文字做一比较：“我们向老一代作家和诗人们挑战！他们大多数只为个人的遭遇而热泪涔涔，有时壮着胆子哼点咿咿呀呀的小调。他们老了。他们不配再当人民的歌手。” 笔者在一篇解读这份发刊词的文章里曾提出，这段文字“全然是一副挑衅的姿态”，“对当时文坛状况比较熟悉的人，不难在这里对'老一代作家和诗人’的批评中，分辨出北岛的所指，也会有人自动将其对号入座”。将这里的文字和谢冕、洪子诚、孙绍振对前辈诗人的臧否两相对照，会发现二者可谓异曲同工。如果非要找出差异的话，就是北岛的措辞更情绪化和文学化一些，而后三人的发言是学术训练的产物，讲究扎实严谨、论从史出——这也是学院话语的特点。不妨假设一下，如果《今天》发刊词刊出的是上述文字，对于这样一份民间的、自印的刊物，和以北岛为代表的一群尚未得到文坛认可的文学青年来说，借助这种挑战方式引人注目，也并非说不过去。但是请注意，这些文字仅仅出现在《今天》发刊词的手稿本里。经过一番权衡，在《今天》创刊号付印之前，北岛删去了上述文字以及手稿本里其他一些相对来说有明显挑战文坛以及前辈作家意味的表述（包括发刊词手稿本里的三个“挑战”）。
通过这一横向比较，可能会更明显地感觉到“南宁诗会”上谢冕、洪子诚、孙绍振等人挑战权威时的大胆，或者过去人们印象中的似乎更为激进的北岛和《今天》的“保守”。孙绍振在“南宁诗会”上对权威的主动挑战，在他后来饱受争议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中表达得更为明确和理论化。下面是这篇文章开头的句子：“在历次思想解放运动和艺术革新潮流中，首先遭到挑战的总是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受到冲击的还有群众的习惯的信念。当前在新诗乃至文艺领域中的革新潮流中，也不例外。权威和传统曾经是我们思想和艺术成就的丰碑，但是它的不可侵犯性却成了思想解放和艺术革新的障碍。它是过去历史条件造成的，当这些条件为新条件代替的时候，它的保守性狭隘性就显示出来了，没有对权威和传统挑战甚至亵渎的勇气，思想解放就是一句奢侈性的空话。在当艺术革新潮流开始的时候，传统、群众和革新者往往有一个互相摩擦、甚至互相折磨的阶段。”若只依文坛地位的等级视之，年轻的批评家谢冕、学者洪子诚和诗人孙绍振如此挑战前辈作家的确令人咋舌。若从已经被赋予有限话语权力的学院的角度看，三位中文系的讲师发表这样的言论，可能不完全合乎情理，但如果合乎学理（即学院的话语规则），在当时的文学场中不仅可备一说，而且会引人重视。进一步说，这三人之所以在“南宁诗会”上做这样的发言，未必只是他们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问题，也未必只是当时的文坛已经有了任何人都可以公然挑战权威的氛围，或者他们估计到所有被他们批评的前辈诗人都有宽容晚辈挑战的气量，而是他们的学院身份给了他们在文学场中挑战的勇气与象征资本。
三、会议之后：“大放厥词”与批评家的诞生
果不其然，“南宁诗会”之后，传来了臧克家对孙绍振发言的看法：“会是在广西开的，据说自治区宣传部很紧张。有些话传到北京了，惊动了泰斗臧克家。他对此有个评价，说我是'大放厥词’。”不过，也仅此而已，用孙绍振本人的话来说，“在这个阶段我不知道任何政治压力”，而且，“这个事件后来就告一段落”。孙绍振在讲了自己当时“不知道任何政治压力”后提到了另一件事：“但是，后来听说，在会上发言的曲有源，回去后被弄得很惨，甚至捉将官里去。他没有遭到在报刊上批判。”曲有源是一位年轻诗人，当时供职于辽宁省文联，在“南宁诗会”上他的作品被多位发言者作为青年诗人的代表作给予肯定性评价。在会议上发言的“诗人曲有源”会后遭受这样的对待或另有隐情，但在会议上“大放厥词”的“诗人孙绍振”一度“没有任何政治压力”却确为事实。曲有源的遭遇可能有某种偶然性，但仍不失为学院权力保护“南宁诗会”上发言教师的一例反证。
与“压力”相反，“当时的主要精力还是在诗歌创作上”的“诗人孙绍振”在这次发言之后，成了全国第一家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这份刊物也是“南宁诗会”的产物，主事者大多来自学院）的编委，转型为“批评家孙绍振”——“莫名其妙地被当作理论方面的人物”，“被拉进了诗歌理论界，改变了后来的学术命运”。《光明日报》的一位采访“南宁诗会”的记者，亲历了谢冕、孙绍振等人发言的情景之后，约请谢冕和孙绍振为《光明日报》撰文：“当时，谢冕已经是全国著名的评论家，而我还没有写过什么评论文章，名不见经传，他约我写文章，不仅是因为瞧得起我的发言，而且还因为我当时为了参加会议，带去了一篇论文《新诗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问题》。他说，这个人发言虽然偏颇，但是论文还有东西。” 其他与会人员中也有人对孙绍振的发言持类似看法：“孙绍振的意见，很偏颇，但是，要反对他需要花一番功夫。”发言“偏颇”，但因为“论文还有东西”而有刊物约稿，反对他还“需要花一番功夫”，而非权力话语直接出面，这应算是在此之前的文学批判中少见的对于学院话语权力和话语规则的尊重吧。
谢冕在会后也接到了《光明日报》的约稿，此即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上《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的发表。谢冕在这个阶段经受了哪些压力呢？他收到了臧克家的一封长信。在信中臧克家不乏严厉之语，规劝他回到“正确立场”上来，但仍然是以前辈的身份，语气恳切且循循善诱：“你是党培养的有出息的青年理论家，怎么和孙绍振搞在一起？”他劝谢冕与孙绍振“划清界限”，但遭到谢冕拒绝。另外就是艾青对谢冕“有意见”：“艾青认为我支持了年轻人，当然我和年轻人站在一起，当然我也持有这种观点，甚至认为，是我指使他们这样来说。……艾青很有可能这样想，甚至说，我是不是有什么想法，要取代艾青，或者是要在诗坛上做一面旗帜，甚至要做诗坛上的领袖人物。这些都可能这么说，这些话对老人，对一些前辈来说，他当然有戒心。艾青对我有一些看法，他写的一些文章，蒙汗药啊，迷幻药啊，对'崛起论’的攻击也是非常厉害的。臧克家、艾青这两位前辈的攻击都是非常厉害的，有一些是直接对着我来的。我现在还记得，艾青说，崛起论者为了自己的崛起而崛起，这个话很清楚啊，崛起论者为了自己崛起而提出崛起。我没有伤害艾青，艾青可是伤害了我了。这些我都不计较了，无所谓。”
这些可以“拒绝”“不计较”和“无所谓”的前辈们的规劝、“意见”乃至“伤害”，与“政治压力”相去甚远。之后随着形势变化，在特定时刻——比如对“朦胧诗”论争格外重要的1983年底，政治权力直接介入文学场，让学院权力顿然弱小起来，虽然这样的介入最终草草收场。但即使在这样的时候，这些学院里的批评家仍然可以感受到另一种形式的学院权力对他们的鼓励：“从19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学生。但没想到，一走进教室，学生们竟全体起立，为我鼓掌，令我有热泪盈眶的感觉。”谢冕曾这样描述他供职的北京大学在“朦胧诗”论争最炽烈时对他的态度：“当然，北大这个环境比较好，北大这个地方呢有的时候还是有它的传统，压力太大了不得不做一些表态。压力不大的时候它还是很宽松的。所以北大并没有对我怎么样，没有停职啊，北大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就是做也是做给领导看的。”
在“南宁诗会”上对田间的艺术探索进行了深入批评的洪子诚，后来也没有因为发言而承受什么压力。这位“那时还年轻”的大学教师之所以做那样的发言，是因为他看到当时文学的“现状批评成为'当代文学’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存在，众多才俊投身其中”，他“自然也为它所吸引，跃跃欲试，极想大显身手”，“心魂所系的还是新鲜、激动人心的现实，只是避免对现实问题直接评断，而放置到历史之中，寻找、勾勒联系、衍变的线索，或从争论中离析某些有历史内涵的理论性问题”。因此，洪子诚在“南宁诗会”上的发言可能并不是像他本人后来回忆的那样“不合时宜”。批评前辈诗人在当时正是为青年诗人迂回辩护的重要策略，这一策略在谢冕、孙绍振等人的文章中都有应用。从今天回看“朦胧诗”论争，或许可以把这三位教师之后相当一部分批评、学术和教学工作，都放置在“朦胧诗”论争的延长线上，尽管他们后来各自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但这些来自学院的力量持续地介入了“朦胧诗”的经典化历程和“朦胧诗”论争的文学史叙述，应是不争的事实。
四、结语：文学场中的学院权力
这里补充解释一下本文开头提到的“三崛起”的作者在“南宁诗会”上“在场”这一说法。谢冕、孙绍振参加这次会议的情况前文已经详述，另一“崛起”的作者徐敬亚实际上没有出席“南宁诗会”，但他的文章被时任吉林大学副校长的诗人公木推荐到了会议上。徐敬亚回忆：“我那篇写76、77、78（年）诗歌的文章叫《复出的缪斯》（应为《复苏的缪斯》），当时很多人都看了。谢冕看了，给我回信，说感到别林斯基出现了。谢冕当时给张炯看了我那个评论。当时我觉得我这个东西一写，把这些大家伙都给震了，然后推荐到南宁诗会作为论文，南宁诗会就给我发出邀请。当时接到请柬是乐坏了，去南宁去南方参加诗会。结果学校不同意，公木就支持我，给我说好话，学校说不行……没去成。”徐敬亚当时是吉林大学二年级在读本科生，《复苏的缪斯》是他“当代文学史”课程的答卷。这份答卷是只到了谢冕手中，还是真的参加了“南宁诗会”，当事人关于此事的回忆都不明确。笔者最近在一本名为《中外诗歌创作谈·言论摘编分册》（1980年12月）的书里找到了证据。这本书分22个专题，摘编了中外诗人的相关言论，编者是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诗歌创作委员会和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诗歌研究生小组。书中摘编的多段言论来自《南宁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发言材料》，这些言论的作者以及被摘编文章的题目，比如任愫《诗人的职责》、宋垒《以“神”写“形”》等等，在“南宁诗会”的论文集《新诗的现状与展望》中都有收录。徐敬亚的《复苏的缪斯》在《新诗的现状与展望》中没有出现，但在这本《中外诗歌创作谈·言论摘编分册》中出现了6次，共计2200多字，出处均为《南宁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发言材料》。这些信息证实，徐敬亚的文章参与了“南宁诗会”，并曾和其他会议论文一起作为“发言材料”被散发到与会者手中，后来还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传播（被与会者带到山东，之后摘编进这本读物）。这说明，在“南宁诗会”上，徐敬亚本人虽然没有出席，但他的文章是“在场”的。插入这个小小的“考证”，不只是为了坐实这一说法，而是想做出这样的提醒，大学二年级学生徐敬亚的文章受到如此重视，本人还因此受邀参加全国性的文学会议，以及学生答卷上的文字能编入正式的会议发言材料——这在今天仍算罕见，都可以佐证本文所谓的“学院权力”在当时的文学场中有限崛起这一观点。
如同不能用当下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会议的感受，去推测“南宁诗会”时的情景一样，也不能完全用当下学院的生存经验去估衡1980年代学院为学者、批评家提供的机会。这里选取“南宁诗会”作为界面，来观察学院权力在“朦胧诗”论争之初在文学场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没有高估学院在更大的社会结构中担负功能的意图，只是想提请学界能留意学院权力在当代文学史上以及当代文学批评中的角色，在由文艺管理机构、出版、报刊、市场、学院等多种权力来源所构成的“当代”之中思考“文学”。同时，在接下来关于学院权力与“新时期文学”关系的研究中，笔者也会对学院权力在整个“新时期文学”以至今天的文学场域中的有限性，以及在这一权力足够强大之后可能造成的封闭、保守、教条等负面状况，有所检视。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2年第8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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