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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喂养：基于知识再生产的数字鸿沟视角
撰文丨马中红 孙黎
马中红，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黎，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在线喂养中的分化问题，反映了同代人参与知识再生产过程中涉及数字接入、使用和结果层面的不平等事实。其理论依据在于，知识再生产概念是在建构主义的框架下串联起技术、个体和情境的多重要素，是数字鸿沟的综合体现。将在线育儿社区中的喂养故事和一对一深层次访谈作为经验材料，通过编码和归纳将研究锚定于资源搜寻、知识加工、新知扩散三个节点，进而勾勒出单一社区和跨媒介网络、教科书宣教型和数字叙事型、普通阅听者和亲密公众的差异影响，有助于深入研究知识再生产过程如何产生数字鸿沟。需要重视不断扩大的知识再生产鸿沟，因为它分别在线下和线上形塑了育儿实践和育儿观念，甚至带来了家庭权力关系的重塑和限制弱势群体从公共动员中获利等更突出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 数字鸿沟 知识再生产 跨媒介网络 数字叙事 亲密公众
一、喂养分化：从线下隔代到线上同代
随着社会的转型和环境的改变，育儿的重要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家庭所认识，关于育儿的争论也时有上演，作为育儿首要环节的喂养表现尤其突出。两代人在“6个月后的母乳是否还有营养”“辅食里需不需要加盐”等问题僵持不下。《半月谈》为此特地撰文，指出隔代的喂养分化实际上是老一辈所持的传统知识和新一代父母崇尚的科学知识之间的对撞。[１]与过去喂养知识主要在传帮带环境中传播[２]所不同的是，随着互联网嵌入日常生活，育儿群体的聚集方式自线下向线上转移。在最近的一项对我国女性哺乳学习实践的研究中，研究者关注到在线社区已成为她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３]育儿社区的数据报告也充分表露，妈妈们更加偏好在育儿社区上获取健康类的知识。[４]在代际矛盾不明显的线上社区，据研究者对在线喂养话题的考察，虽然同属于一个育儿社区，同为新一代父母，同以科学养育的名义传播，但在围绕“母乳”还是“混合”“亲喂”还是“瓶喂”“离乳”还是“断奶”等讨论中，不仅有喂养知识的分化，还隐含着不同社区用户解构理想化喂养以及挑战传统喂养权力关系的差异。核心用户不仅是知识的接收者，还借助良好的数字化能力成为知识普及者、知识阐释家，[５]创造出知识传播的新范式——将个人喂养经验融入精心组织的数字叙事中，积极地参与诠释、更新知识的再生产过程中，善于调用资源以提升叙事话语的可见性，以期在性别化身体和技术关联中获得更大的意义；而非核心用户往往是默默无闻的浏览者、被动的信息接收者，或是纯粹的科学话语搬运工，其可见性和影响力逐渐式微。
基于此，研究者认为在线喂养分化已不同于前文讨论过的隔代喂养分化，如果说后者是数字接入的鸿沟显现，那么前者则是覆盖数字接入、使用、结果的多层次数字鸿沟。为了考察这种数字鸿沟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表现，本文尝试引入知识再产生这一过程性的概念，促使数字鸿沟理论的单向度技术视角转向人和数字技术的双向互动视角。
二、知识再生产：探求数字鸿沟的新视角
随着互联网和其他通信技术的普及，数字鸿沟的研究重点正在发生变化。最早的探索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数字鸿沟被认为是对数字技术拥有者和缺失者之间的二元划分，数字接入的差距也被总结为“一级数字鸿沟”。到21世纪，研究者们意识到数字鸿沟的解释应该综合不同的要素，需要纳入技术手段、使用自主性、使用模式等方面的差异，[６]这激活了数字鸿沟表现的多样性理解，不再停留于接入向度，数字使用被称为“二级数字鸿沟”。有学者提到了数字鸿沟的心理表现，[７]这被视为是对过往技术中心研究视角的一次有益偏离。也有学者认为，技术的接入和使用也很容易影响个人的结果和利益，[８]这就使得数字鸿沟从接入、使用跨入到结果的“三级数字鸿沟”。本文对数字鸿沟三层表现的梳理，突出了数字鸿沟研究的动态开放性。研究者们将重点置于拓展数字鸿沟的不同层面，如凡狄克（Jan Van Dijk）将单一的数字接入的概念丰富为动机性、物质性、技能性、应用性四个维度，这一度成为数字鸿沟研究中的经典框架。[９]到如今，数字鸿沟的三层表现更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常以多维交织的复杂作用显现。因此，为了更为准确地把握当下的数字鸿沟，也需要予以动态且整体的关照。
论及在线社区中的数字鸿沟问题，最初有研究者从种族、阶级视角分析影响社区的设计和使用差异，[１０]但从中观角度来论，对鸿沟的形成过程没有予以应有的关注。而后有一些研究者从个人层面看到了在线社区使用的有益影响，例如社区内互动量和强度的增加会使社会关系的多样化和扩大成为可能；[１１]与在线社区用户的联系会提供信息和情感的支持。[１２]尤其是健康类的在线社区，填补了公共历史中没有女性叙事的空白，被研究者认为提供了一种理解女性化自我意识的挑战。[１３]尽管在线社区现在被广泛用于教育、营销、政治宣传等，但它也被认为是一个性别化的空间知识的产物，有助于女性重新协商他们的特殊经历。[１４]与其他的在线资源相比，健康类在线社区凭借着低准入门槛、更充裕的表达空间、多样化的表达风格，一直处于这一领域的发展前沿。
回到研究对象在线育儿社区，逐一考察三级数字鸿沟，似乎在社区接入、社区的基本功能使用差异上并不显著，但若是以知识再生产过程为考察标准，就较容易探及部分用户以在线社区为核心配置起媒介资源，通过消解、融合、再创等方式对原本艰涩、难懂的科学喂养知识进行再生产，将之转化为一种易理解、更具实操性的新知识，再充分发挥自己在社区中的身份优势，充分运用在线社区的功能模块和曝光逻辑提升新知的可见性，并力求将协商推进到公共意义体系之中。至此，本文认为，以知识再生产为视角审查在线喂养的分化问题，不仅将数字接入和数字使用差异再次拉回到分析视野，而且还能沿着过程脉络对用户如何调用数字资源以及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进行追踪考察。鉴于数字鸿沟的三级表现均可以在知识再生产中找到关联映射，利用知识再生产视角动态、过程地考察数字鸿沟便成为可能。
那么，究竟什么是知识再生产呢？沿着知识社会学的进路，建构主义的知识理论逐渐清晰。第一，知识是情境性的。马克思、卢卡奇把知识作为社会意识的存在方式，他们的研究致力于在社会历史的具体情境中理解知识；伯格和卢克曼将知识置于日常生活的情境，关注知识成为现实的社会过程。第二，知识是可以被认识、诠释的。伯格和卢克曼指出有关社会的知识可被理解为一种“实现”，一方面是客体化的社会现实被理解了，另一方面是这一现实被不断地生产出来。知识被理解的方式总是经由一个思维框架或结构来把握，认识知识的方法论建立在诠释等人文主义基础上。[１５]第三，知识具有反身性。布鲁尔将知识的普遍有效性要求转向反身性，[１６]它反映出知识不断经受检验，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反思并返回既有知识的过程。[１７]
知识社会学的建构主义转向预设着知识研究的核心问题从知识为何转为知识如何，研究的首要任务是要描述知识建构的过程。卡林·诺尔-塞蒂纳（Karin D. Knorr-Cetina）特别指出科学知识建构过程中有着实现和传播科学的目标，它依赖于科学知识的持续转化和重新境化。[１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首先界定知识再生产的概念。知识再生产是为了促成知识的传播，处于不同社会情境或社会环境的主体以不同的视角、标准，对模糊知识进行加工和扩散，使其转变为可阐释知识的过程。由此观之，个人能动的差异、所处情境的区别均对知识阐释的分化产生了直接影响。
再将知识再产生放置于数字技术这个大背景下进一步考查。首先，数字技术提供了知识再生产的工具，主体根据再生产的具体需求能动地配置起多样化的跨平台网络，在对知识的加工和重组中充分发挥了技术优势。其次，数字技术改变了知识形态，知识以一种可读、可写、可分享的存在方式促成了传播的快速扩散。最后，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情境要素进一步激活了知识建构中的一组链条——叙述与协商，[１９]以更为活跃的姿态影响着知识的再产生。
综上，数字空间中的知识再生产概念是在建构主义的框架下串联起技术、个体和情境的多重要素，符合上文中提及的动态且整体的进入视角。与此同时，知识再生产概念中隐含的技术网络的差异、个人能动的高低、所处情境的区别，均会一定程度地干预知识的可见性、影响力。因此，本文认为数字空间中的知识再生产已经具备构成数字鸿沟的潜能，需锚定资源搜寻、知识加工和新知扩散三个节点，具体展现知识再生产的过程如何产生数字鸿沟。
三、研究方法：半结构化访谈的探索
遵循着上述思路，本文主要采用的是质化研究中的半结构化访谈。之所以如此选择，第一是因为本文属于探索性探究，如果没有充分的先行研究给予明确结论的指引，则需要在前期调研、田野观察、深度访谈等基础上挖掘一定量的深度信息；第二是由于质化研究更善于捕捉动态的意义建构，更注重对研究对象的过程和整体进行具有丰富性、生动性、深层性的描述，[２０]适合于情境化地探索知识再生产的过程；第三是并非所有在线社区用户涉及知识再生产全过程，因故无法采用大规模量化方式推进在线社区的用户行为研究。
围绕着半结构化访谈的目标，本文首先根据母婴平台相关报告[２１]中披露的月活排行挑选了“妈妈网孕育”“亲宝宝”两个育儿社区，再依据官方公布的用户数据勾画被访人群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媒介使用特征，并设定问卷内容，主要问题涉及人口统计学层面的性别、年龄、城市、职业和社区用户等级层面的粉丝量、发帖数。紧接着以“喂养日记”“喂养经历”等关键词在两个平台的社区中进行搜索，共搜集到157个喂养故事，从中筛选了22位参与发帖或回帖的用户，在浏览她们日常分享内容的基础上，剔除广告信息多、真实性存疑的用户，并向其中14位私信了问卷链接，共收到了6位回复，确定为被访者。由于缺乏知识再生产的考量依据，参考知识贡献的过往研究，[２２]以及在线社区的实际状况，本文确定粉丝量或发帖数作为知识再生产偏好度高低的划分，将被访者分为两个小组。最后，研究者重新搜集被访者被发布在妈妈网孕育、亲宝宝社区中的喂养内容，补充了8个喂养故事，再通过微信、邮件等方式与6位被访者进行了线上一对一访谈，涉及喂养知识再生产参与、过程等问题，即时访谈最长一个半小时，最短40分钟。为了保护被访者的个人信息，本文统一匿名处理。
针对6份转录的访谈内容、165篇发帖内容（包含评论内容）的统计和分析，本文借鉴了迈尔斯（Matthew Miles）和休伯曼（Michael Huberman）对质性材料的编码和分析，[２３]首先确定通用编码、知识再生产两大编码类属；其次，研究团队多次阅读质性材料并对其进行注释，尤其关注到一些评论数量多的典型内容，深入了解其涉及的生产过程，这一步骤有助于探索数据的基本形状，创建了知识再生产编码的细分含义（分别为资源搜寻、知识加工、新知扩散）；最后，通过对比归纳核心用户和非核心用户在知识再生产过程中的差异确认二者是否存在着数字鸿沟。
四、透视数字鸿沟：锚定知识再生产三环节
（一）资源搜寻之沟：单一社区VS跨媒介网络
“'妈妈网孕育’就是我搜寻喂养信息的地方，这里各种问题应该都找得到应对方法……好像从我宝宝一出生，我就在这个社区里了。”（被访者2-c）“对我来说，'亲宝宝’就足够了呀，我加了一些关注，都是跟我理念契合的，然后娃比我家大一点的妈妈们，她们尝试还不错的我就跟着抄作业。”（被访者2-a）对类似样的非核心用户而言，最初进入在线社区都是以获得信息支持为目标的，她们善用社区内部的搜索、收藏、点赞等功能，提升了社区的参与度，但主要还是作为知识的接收者进行社区实践。若在长期使用中没有发生负面影响，这类用户一般不太愿意改变既有习惯，也不会同时使用多个类似社区进行比较。这使得她们在信息来源的多样性上大打折扣，在个性化推荐技术的加持，容易陷入封闭的信息茧房中。
面对科学本身带有的强烈“不确定性”，[２４]核心用户会充分利用媒介技术搜寻资源，进行跨媒介实践。这指向两个层面：第一是技术层面，通过某些技术功能可从一种媒介转移到另一种媒介，或者一种媒介可根据其使用方式发展出各种技术服务；第二是内容层面，特定的内容可在许多不同的平台上分发和使用。处于这样一个复杂媒介系统中的核心用户，会依据需求的不同、素养的差异，配置出个性化的跨媒体网络，以搜寻到更为丰富的知识再生产资源。被访者1-a是一位居住在美国的华人，她在亲宝宝平台上有超过10万的粉丝。大家倾向于把她的喂养分享称为“满满的干货”，原因就是喂养分享中连接了来自不同平台不同形式的丰富知识，为喂养经验增加了专业砝码。不仅如此，被访者1-a还在亲宝宝平台外链了自己在小红书上的直播，丰富了喂养知识的表达方式。研究者观察到被访者1-a为了获取更多知识再产生的资源，配置出一个个性化的跨媒介网络，包括育儿社区亲宝宝、母乳监测应用程序Baby Breastfeeding Tracker、UGC视频平台Youtube、权威知识平台美国Mayo医学中心、生活类分享平台小红书等。她俨然就是行动者网络概念中的转译者，可轻松地在各个不同类型的媒介之间来回转换，构建起一个可相互解释、能共同演进的异质性网络。
配置跨媒介网络的首要原则是连通性。随着技术不断加速更新，设备、界面、平台逐渐多元化，从应用程序连接到网站及社交媒体平台，社交媒体平台又连接到网站，它们之间互相联系，形成了网络且产生了多维的秩序，其连通性逐渐表现为各种数字媒体之间的相互连接。知识再生产语境下的连通性代表着通过技术系统将所有人类知识网络化的开创性愿景。如被访者1-a提及的无法连通的状态直接影响了内容资源积累的便利性，她也因此更新自己的跨媒介网络配置。“'亲宝宝’之前是有过私信功能的，后来这个功能取消了，现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在评论里互留微信，日常就转去微信了。”（被访者1-a）“大部分人都是手机端登录妈妈网孕育社区，但我常常会切换去PC端，有很多手机端没有的功能。”（被访者1-b）配置跨媒介网络的第二个原则就是数字灵活性。灵活性被认为是在不同层次上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为了实现这种灵活性，需挖掘数字优势，以利用各种机会并应对环境中的变化。[２５]数字灵活性表明了个体对技术非常熟悉，使用策略的范围非常广泛，以及对自己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有高度的自信。[２６]核心用户出于提升搜集资源网络化程度的目的，会充分地调用数字灵活性以拓宽、更新、组织好自己的跨媒介网络。不管是“拓展”“转”还是“切换”，都表明核心用户正在以灵活和自信的方式使用数字技术，并借由技术游刃有余地拓展时空和关系。不管是PC端的存在还是其曾经出现过的功能，他们都了如指掌，这也从侧面证明核心用户在平台中有着大量时间成本的投入，当需求、场景发生变化之时，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掌控不同的数字技术，合理调整跨媒介网络的配置。
与非核心用户相比，核心用户展现了跨媒介网络的强大力量，这不仅消减了再生产知识的不确定性，更是为知识添上了多样的延伸背景，亲宝宝、妈妈网孕育这样的平台可能是这些核心用户们的起点，但绝不是终点。
（二）知识加工之沟：教科书宣教型VS数字叙事型
在线社区中喂养知识的加工主要呈现出两种范式。一种是维护科学的权威性，完整引用官方的喂养知识，并严格标明出处，如教科书一般宣教。例如在两个平台中，都有全文完整引用中国营养学会最新修订完成的婴幼儿、学龄前儿童喂养和膳食指南——《中国0—6月龄婴儿母乳喂养指南》《中国7—24月龄婴幼儿喂养指南》《中国学龄前儿童膳食指南》。在教科书宣教范式下，用户的加工能动主要体现在知识的筛选而非诠释上，因为他们将在线社区约化为纯粹的知识发布平台，忽略了社区内在的互动机制。因此，这类内容效果只是反映在一部分的浏览上，最大的意义可能在于充实了社区内的喂养信息，但无法积累起有效的流量热度。“这种帖子我一般就直接刷过，又不是考试一定要背，真有问题的那一天再找来学吧。”（被访者2-a）
另一种范式是数字叙事，即在个人化的喂养故事讲述中嵌入再生产的喂养知识。在线喂养中的这种数字叙事并非是新生的框架。有学者通过对英国全国性报纸中“断奶”的公共叙事与在线社区Mumsnet中“断奶”的个体叙事之间的互动分析，发现在线社区创造了更多的学习机会，改变了科学的单向传播，社区的成员也会通过添加自己的建议和经验来美化断奶问题的沟通。[２７]这充分说明了在线社区中的数字喂养叙事有效地充当了科学新闻报道与公共观点的边界。[２８]还有学者对喂养日记这种非结构化的自传式叙事进行了研究，发现个体喂养记录给医疗保健研究人员带来了挑战，喂养日记中妈妈真实的情感体验和自我反思指向了更为复杂和敏感的医疗保健问题。[２９]可见，围绕喂养的数字叙事正在以丰富的张力涵盖私人和公共领域在营养、医学、保健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出院之后十多天的时候，渐渐发觉他眼白部分有点黄，而且嘴巴周围、鼻翼两侧，也有些泛黄。我马上意识到，宝宝可能是黄疸了，所以就带去看了下医生，确定是晚发性母乳性黄疸。家人都说这个时候要停母乳，医生说不太严重不用停，我也有些犹豫，上网查了下，最后还是决定一边吃医生开的茵栀黄口服液，一边增加喂奶的次数。吃了茵栀黄之后宝宝排便比平时更多，也饿得更快了，要注意小屁屁的护理……原来母乳性黄疸宝宝是可以继续喂奶的，而茵栀黄也确实可以给宝宝退黄用的。”（“Bee妈妈”发表于妈妈网孕育平台）
类似关于喂养的数字叙事有着非常明显的特点：个人的情感、行动与医疗知识交织拼凑，共同推动了母乳喂养知识的再生产。上述故事中，艰涩的医学术语中嵌入了“犹豫”“决定”等主观化的表达，这充分表明，分享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注解母乳性黄疸，直接明晰地解释了母乳性黄疸的宝宝还能不能母乳喂养，茵栀黄给宝宝退黄到底靠不靠谱这两个让妈妈们异常纠结的问题。显然，混合表述是对医疗建议进行的一次调节，它有着哈拉维（Donna Haraway）观念中的“情境化知识”的特性。哈拉维展示了看似客观的知识是如何被创造的，所谓的情境化知识由异质性、多元性的主体建构，是从社会偶然性的视角对知识客观性的阐释。[３０]一方面，这些知识并不一定与医疗知识相反，而是一种由经验知识强化下的医疗知识的替代形式，分享者需要在理解、活用的基础上，将自己的经验、建议与医学知识拼凑在一起，达到降低医疗知识理解门槛的目的；另一方面，分享这些知识时常会伴有具体的语境化，不同的情境又帮助重新配置专业知识、重新排列知识的优先次序。
核心用户们以一种自下而上的局部视角，在不同位置、不同情境下反复验证科学、专业知识的经验性解释，再生产出多样化经验性的新知识，使得同样处于不同位置、不同情境的受众能够快速接收到针对性极强的喂养知识，从而潜在地改变自己。当然，这些喂养知识的加工以拼凑的方式形成新的行动指南，为打破医学等机构垄断的信息边界创造了可能。[３１]“第五次乳腺炎发炎，低烧37.4度。我已经想破罐子破摔了。把发炎的一侧乳房先用吸奶器吸一下，因为吸奶器大部分时候只能吸出前奶，所以吸了以后我就自己动手一边按摩胸部一边把剩余的后奶挤出来，这样两三次以后烧退了，疼痛感也在慢慢减轻。”（被访者1-c发表于亲宝宝平台中）哺乳带来的痛苦体验在主流生育话语中是难以听见的，偶尔提及的生育痛苦也大多将其视为获得妈妈身份的必经考验，是“为母则刚”的印证。[３２]然而，育儿社区中这些泛着痛楚的文字却真实记录了科学喂养背后年轻妈妈们的付出。生理性涨奶、堵奶、急性乳腺炎、乳头皲裂等带来的喂奶痛，是大部分的新手妈妈在喂养之前并不清楚知晓。
相比教科书式的喂养宣教，喂养故事中“第五次乳腺炎发炎”等话语有力彰显了“过来人”的身份，使得再生产的喂养知识在面对大众时更具备穿透力，也改变了既往母乳喂养单向度的宣教。早前一组针对我国育儿流行杂志的分析显示，医学专家的科学意见已成为日常喂养中的重要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妈妈的育儿能力和自信，削弱了妈妈在育儿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３３]数字叙事为这些妈妈们带来潜在政治力量，因为再生产的具身知识挑战了专家权威，创造出与主流媒体不同的母性印象，[３４]凭借自身的粉丝影响力，一方面保证了在社区的可见性，而另一方面，也可能达到促进了公共的喂养讨论，提升喂养相关的政治和社会影响。[３５]被访者1-a坦言自己的一条关于科普瓶喂优势的短视频曾被粉丝转去其他平台，她乐于见到自己再生产的知识作为导火索，引发了一场关于瓶喂和亲喂的讨论。
（三）新知扩散之沟：普通阅听者VS亲密公众
在线社区的知识传播一般会触达两类不同受众。第一类是通过搜索或者浏览产生的普通阅听者，若是遇到完整引用型的知识，本身转化能力有限，超越收藏或者点赞的反馈行为可能性不大，若是遇到叙事型知识，由于忠诚度还未建立，互动的可能性不高，后续再生产内容的曝光机会不足且到达性可能较弱。第二类是核心用户在长期的传播中积累起的粉丝群体。“关注”机制的存在决定了内容对粉丝的高达到，忠诚度又提升了互动意愿，更会参与到知识进行过滤和验证中。就如哈拉维所言，对“真实”世界的描述并不依赖于“发现”的逻辑，而是依赖于“对话”这种充满力量的社会关系。[３６]核心用户个性化经历的分享一方面让她们在同龄人中相互认可、心心相印，获得了一起奋斗的满足感，产生了一起共渡难关的情结，另一方面，串联起的粉丝空间又提供了人人参与协商的机会。这两个特征让研究者看到了核心用户作为分享者和他们的粉丝之间形成了贝兰特（Lauren Berlant）提出的“亲密公众（Intimate Publics）”[３７]的潜力，个人喂养故事的扩散提供了一种在政治上和个人上增强女性文化力量的模型。“孕期时，同一孕期妈妈们互动，感觉自己不是孤军奋战，有些妈妈现在还依然保持联络，之前还有个妈妈从国内给我寄了圣诞礼物。后来，记录小A成长过程，即便有些粉丝素不相识却感觉我们是相识的至交、知己。现在我转做房产经济人，平台上的姐妹甚至还有帮我推荐客户的。”（被访者1-a）
妈妈网孕育社区中的“明媚0501”是一位有着1万多粉丝的核心用户，自怀孕期起一直在社区中分享经历。在一篇标题为“生理性涨奶+乳头皲裂，不亲喂就不是好妈妈了吗？”的自叙文中，她详细地描述了因喂奶痛被迫选择母乳瓶喂宝宝的过往经历，分析了瓶喂在时间把控、奶量把控上的优势。这样的分享吸引了近100人参与讨论，不少人提出了反对，甚至还有一些人指责她柔弱。最后粉丝在她的评论区集合，有的拿出自己的经历“我也痛了一星期，一星期都是有点硬的，半夜痛到哭”来例证涨奶之痛，有的开导她“反正你娃吃的也是母乳，最重要的是你心情要好”来帮助心情的调适，还有的给予她无视别人的勇气，这些声援评论驳斥了那些不和谐的绑架之声。
核心用户还懂得善用育儿社区中配置的私信、评论、点赞、转发等互动机制。其中的话题标签具有促进对话和创建主题社区的功能，也是赋权和代理的手段，可通过共同的单词、短语或句子联合在社交媒体进行对抗话语而促成#标签行动主义。[３８]研究者搜索了亲宝宝平台社区中关于瓶喂的话题，发现#瓶喂也能按需喂养吗#、#瓶喂怎么喂#等话题标签提供了瓶喂讨论搜索的标识入口，也利于话题讨论者加入互动、参与分享。话题标签带来了公共性和协作性，将原本处于低可见的分散、个体叙事连接成为网状的共同叙事。同一话题标签下的用户对喂养有着共有的观念，容易转化为亲密公众，形成彼此依靠的力量，又能通过各自的文字和图片叙述不同情境下的差异故事。如同一个开放的数据库，它期待着海量的价值数据加入，能帮助用户多角度多阶段深化对瓶喂的认识，拓展原有话题标签的内涵。
五、正向利用数字鸿沟：发挥知识再生产的延伸价值
在线喂养中的分化问题，它反映了同代人参与知识再生产过程中涉及数字接入、使用和结果层面不平等的事实。其理论依据在于，知识再生产概念是在建构主义的框架下串联起技术、个体和情境的多重要素，这是数字鸿沟表现的综合体现。再结合经验材料进一步分析，研究者将视线落于知识再生产的过程，通过锚定资源搜寻、知识加工、新知扩散三个节点阐释数字鸿沟。
首先，因媒介连通性和数字灵活性的差异，核心用户配置起个性化的跨媒介网络，实现了技术资源和内容资源的双重搜寻，而非核心用户停留在单一的社区中挖掘资源，极易陷入信息茧房。其次，核心用户以具身经验对艰涩难懂的科学提供生动的注解，创造出一种拼凑风格的再生产知识范式，相比冷冰冰教科书式的喂养宣教更受用户的青睐，也能创造出更多挑战权威的政治潜力。最后，不同于普通阅听者的分散力量，数字叙事将自下而上的喂养观念、育儿文化变得集中可见，再结合标签、评论、点赞、转发等前台互动行为，与亲密公众缔结了一段段流动的新社会关系。
应该说，以知识再生产为视角透视数字鸿沟是一次理论探索的勇敢尝试。历来，研究数字鸿沟的不同层面总是能够引发辩论，精确测量仍很一件困难之事，知识再生产作为一种过程、综合的方法赋予了数字鸿沟多维和不断变化的性质。因此，它回避了数字鸿沟技术决定或社会决定的单向度理解，人和技术交互的视角为整合性地关照全部三级数字鸿沟提供了可能。尤其是近年来，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二级和三级数字鸿沟上，而新冠疫情提醒着一级数字鸿沟依然存在，就像本文也发现了不同社区成员的接入差异，一个是跨媒介网络的丰富配置，另一个则是单一社区的封闭狭隘。另外，过往数字鸿沟研究多专注于某一数字技术，而本文也启发需要推进与数字技术有关的整个数字鸿沟研究，尤其需要将新的数字技术，如算法等纳入重点考察中，因此往往这些技术带来的不平等更为隐匿。
有理由相信不断扩大的知识再生产鸿沟，将会在线上和线下分别重塑育儿实践和育儿观念，甚至带来更深的社会问题。其一，妈妈们通过数字空间中的知识再生产不仅收获了新知，而且还带来了新的社会关系，这将进一步扩大代际喂养鸿沟。喂养鸿沟的一端凭借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的丰盈，实现了家庭喂养话语权的迭代，而喂养鸿沟的另一端由于缺乏没有话语权，逐渐沦为只能贡献体力的育儿劳动者。其二，虽然育儿社区中妈妈们局部、零散的话语还未真正凝聚起来一起解决过与喂养相关的社会偏见问题或政治问题，比如公共场所哺乳权、哺乳假的有效实施、育儿假的落地等问题，但是理论上，知识再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已经具备影响公共舆论的潜在力量，未来也完全拥有改变公共政策的行动主义的影响能力。那么，对于知识再生产的弱势群体而言，他们的微弱发声甚至不发声限制了他们从社会动员中使其获益的可能，而在倡导数字包容、数字平等的今天，这些分散而隐匿的声音也代表着知识体系和观察方式转换的希望。[３９]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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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艾福梅、丽萍：《“育儿帮扶者”还是矛盾导火索？“隔代抚育”之痛如何化解》，澎湃新闻转自公众号半月谈：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839694，2021年10月10日。
[２]李沛霖、王茜等：《浅析健康育儿知识普及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基于传播学的角度》，《改革与开放》 2017年第5期。
[３]周培勤：《学哺乳：基于网络社区中妈妈关于母乳喂养讨论的话语分析》，《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5期。
[４]艾媒出行和生活研究中心：《2019中国综合母婴平台监测报告》，广州：艾媒咨询，2019年，第20页。
[５] 朱婧雯：《建构主义视域下媒介化知识传播与社会认知》，《中州学刊》2022年第1期。
[６] Sophie Lythreatis, Singh Kumar Sanjay and Abdul-Nasser El-Kassar, “The Digital Divide: A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175, no.2, 2021.
[７] Jan Van Dijk and Kenneth Hacker, “The Digital Divide as a Complex and Dynamic Phenomen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vol.19, no.4, 2003.
[８] Alexander JAM Van Deursen and Ellen J. Helsper, “The Third-Level Digital Divide: Who Benefitsmost from Being Online? ”,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vol.10, Annual, 2015.
[９] Jan Van Dijk and Kenneth Hacker, The Deepening Divide: Inequality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5, p.205.
[１０] Shannon McR, “Coming apart at the Seams; Sex, Text and the Virtual Body”, Lynn Cherny and Elizabeth R.Weise (eds.), Wired Women: Gender and New Realities in Cyberspace, Seattle, WA: Seal Press, 1996, pp.242-263.
[１１] Nicole L. Muscanell and Rosanna E. Guadagno, “Make New Friends or Keep the Old: Gender and Personality Differences in Social Networking Us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28, no.1, 2012.
[１２] Kuang-Yuan Huang, Indushobha Chengalur-Smith and Alain Pinsonneault, “Sharing is Caring: Social Support Provision and Companionship Activities in Healthcare Virtual Support Communities”, MIS Quarterly, vol.43, no.2, 2019.
[１３] Lena Karlsson, “Desperately Seeking Sameness: The Processes and Pleasures of Identification in Women’s Diary Blog Reading”, Feminist Media Studies, vol.7, no.2, 2007.
[１４] Katherine Harrison, “Online Negotiations of Infertility: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in) Fertility Blogs”, Convergence, vol.20, no.3, 2014.
[１５]赵超、赵万里：《知识社会学中的范式转换及其动力机制研究》，《人文杂志》2015年第6期。
[１６] [英]布鲁尔：《知识和社会意象》，艾彦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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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奥]卡林·诺尔-塞蒂纳：《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王善博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234-239页。
[１９] [奥]卡林·诺尔-塞蒂纳：《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第2-3页。
[２０]沃野：《关于社会科学定量、定性研究的三个相关问题》，《学术研究》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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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王世明、邝华伟：《关注行为如何影响问答社区用户的知识贡献——基于观察学习的实证研究》，《情报探索》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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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奥]卡林·诺尔-塞蒂纳：《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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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Donna Haraway,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vol.14, no.3, 1988.
[３７] Lauren Berlant and Jay Prosser, “Life Writing and Intimate Publics: A Conversation with Lauren Berlant”, Biography, vol.34, no.1,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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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Donna Haraway,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vol.14, no.3,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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