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玮 林宝贤：专业服务与科层权威的互惠：医务社会工作服务的社会网络分析

原创 卢玮 林宝贤 学术研究 2023-07-05 09:57 发表于广东

官网地址：http://www.southacademic.com/

专业服务与科层权威的互惠：医务社会工作服务的社会网络分析

撰文丨卢玮 林宝贤

卢玮，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教授；

林宝贤，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医务社工部科员。

  [摘 要]  医务社会工作在医院系统内嵌入程度越来越高，其带有行政色彩的角色定位一度被质疑挤压了专业服务空间从而影响了专业性的发挥。在当前合作治理背景下，医务社会工作的实务发展不仅无法与院方行政体系剥离，还与公益慈善等社会力量开始进行大量跨部门合作，产生了更复杂多元的治理需求。研究发现，案例网络呈现出低密度但高凝聚力的多中心发散型树状结构特征。该网络有着“核心—边缘”科层化的信息共享机制，以志愿服务“弱关系”为载体的网络动员机制，以及小团体与跨团体合作并存的价值协同机制。医务社会工作服务网络可以在多主体权威的制度化整合、专业服务与科层权威的对话中走向良性治理。医务社会工作者用以争取服务空间的不是片面去除行政影响，而是通过专业技能成为资源和信息的中转桥梁，带动多元社会力量不断建立稳定的“弱关系”。

  [关键词]  医务社会工作 网络治理 社会网络分析 专业服务 组织权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回顾

现代社会日益动态化、多元化和异质化的公共需求迫切要求政府部门不断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以提高服务品质。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1〕18号），提到要促进我国医务社会工作转型发展。同时，我国社会治理的模式正逐渐从新管理主义转向合作治理。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价值追求的支持模式”。^[１]当政府不能单独解决公共服务问题时，需要多组织的联动合作。加强政府与民间社会力量的合作，发展和吸纳各种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是近年来治理进程中的一种有效制度选择。[２]

（一）合作治理背景下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

在“共治”与“健康中国”的时代背景下，整合资源、探寻多方协作是回应公众医疗服务复杂化需求的有效途径之一，医务社会工作在回应患者需求方面以其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日益受到重视。美国医务社会工作者曾经将医务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描述为医院内部资源与外部社会力量连结的桥梁。[３]这就要求医务社会工作者不仅需提供院内的临床社工服务，也需突破医院的场域限制，积极寻求与院外社会力量的合作，发动资源以有效回应服务对象的需求。2009年新医改方案提出要开展医务社会工作后，有学者又提出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概念，将医院内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行为引入公共卫生健康体系中，讨论其作为多学科团队中的一员应如何确保合作成效。[４]近年来各地积极引进医务社会工作服务，逐步展开了政策制定、人文医学融合、临床实践反思、实务经验交流、社会资源整合、公益服务运作等方面丰富的实践探索。[５]有学者指出，以多样化的服务供给框架、共享的组织关系和动态弹性的服务传输机制为核心的公共服务的跨界合作是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备选机制之一。[６]当前医务社会工作者已在动员各类资源参与到医疗救助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形成了多种颇具地方特色的服务模式，例如 “医护人员+医务社工”形成助理队伍模式、[７]社工与义工的“两工联动”模式、[８]“社工—志愿者—医务人员”三位一体的医务社工模式、[９]“医院—社工机构—公益资源”的多空间合作模式[１０]及“院内—院社衔接—基层社区”三重医联体模式[１１]等。然而，实践中这种联动机制仍面临挑战，如服务平台太过狭窄[１２]以至于服务重复、资源浪费、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在管理上不够系统全面、[１３]与行政工作纠缠不清。[１４]甚至出现一线社工夹在服务关系网络中，艰难处理工作立场的问题。[１５]有学者指出服务设计要围绕服务合作方之间的角色定位及互动管理，然后才能弄清楚如何在“分”与“合”之间走好自己的专业化道路。[１６]

（二）网络治理与网络分析

网络治理模式是公共治理的一个发展趋势。与传统治理模式相比，网络治理的特性表现为多元主体参与、协商互动决策、分权导向和多中心治理规则。[１７]从治理主体层面来说，政府角色从主导向监督过渡，需要关注诸如公平、公正、服务满意度等的共同价值追求。[１８]从治理客体层面而言，政府应对复杂公共事务需要善用分权以保障权力运行，围绕公共需求提高服务质量，利用公私部门协同合作解决问题。合作网络中的其他成员也是治理主体，可以根据治理规则以及彼此之间达成的信任进行资源交换。[１９]网络治理的多中心治理范式可以和科层制融合，一方面通过科层制刚性约束手段，强化各级政府领导核心作用，建立跨部门有效商谈机制，避免突破底线竞争，另一方面发挥多中心治理优势，突出问题导向，实现政府跨部门、跨地域协同，搭建伙伴关系。[２０]这种正式资源与非正式资源的多重权威合作，基本条件就是在科层体系中做到制度创新，建立正式边界同时推动资源有效流动，回应治理中急需化解的压力问题。[２１]社会网络分析适用于对关系的分析研究，经典的研究包括小世界模型、强弱关系理论、结构洞研究、社会资本理论等。有学者认为分析网络治理需要关注网络的结构，从网络成员、资源、规则与认知等方面入手，对网络中参与主体进行识别，并分析网络成员在网络中的角色、地位、相互关系。[２２]有学者在研究网络治理时认为，需要对网络中的信任机制和协调机制进行分析，从信息、动员和价值协同等方面建立良好的协调机制。[２３]

本文从网络治理视角，结合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对医务社会工作服务的多方合作网络进行考察，拟回答：案例的众多参与方中网络主体是哪些，呈现何种网络结构？从信息共享、诱导动员、价值协同三方面来看，该网络运行机制如何？未来有效的医务社工服务运作机制呈现怎样的参考路径？

二、医务社会工作服务网络的绘制与结构特征

（一）网络数据收集与样本概况

本文选取的案例网络是C市儿童医院Vcare关爱空间服务项目。该项目汇聚了从政府、医院等官方平台、到社会资本的多方力量，共同构成了医务社会工作服务网络的所有参与方：C市儿童医院（以下简称S医院）、C市关爱行动组委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关爱办）、冠名爱心企业或慈善组织、社工机构、项目驻点社工、医护人员以及公益慈善等社会力量组成的志愿团体。资料收集的过程分为三步。第一步是直接参与式观察，即研究者参与到服务项目的日常运营及活动开展中，观察记录下发生的所有互动，并标记活动最为频繁的各合作方代表人物。第二步是深度访谈，即通过观察中的合作方代表提名，与对服务项目有深入了解的72个“关键线人”深度访谈，包括1名关爱办项目负责人、1名医院社工部项目负责人、1名社工机构负责人，8个项目社工，8个冠名企业或慈善组织负责人、8个楼层护士长、45个志愿团体。访谈收集比观察更为深入的信息，记录下研究对象两两之间的各种关系，构建关系矩阵并分析。第三步是档案资料查阅。笔者还利用档案资料，如服务文书、历史资料、政策文件、互联网资料等，掌握“关爱空间”服务项目的整体运营情况，以“关爱空间”服务项目第五年度的资料数据（2018年7月—2019年6月）为分析对象，根据成员之间的互动频率和互动内容进行内容分析，提取互动频率数据。通过对以上方法提取的数据资料进行互动关系数据转化，将服务项目中的各种两两互动行为进行赋值，形成72*72的邻接矩阵，以展示可视化合作网络结构。为更好地反映网络凝聚子群等数值，将邻接矩阵转化为二值矩阵，将互动数据中大于1的数值记为“1”，等于0的数值记为“0”。因此，数值大于1表示有互动，数值等于0表示无互动。所有数据借助Ucinet 6 社会网络分析软件进行相关计算分析。

（二）服务网络的可视化

根据上述途径筛选出实际参与到“关爱空间”服务项目工作中的对接人，包括各参与方的人员构成如表1所示，采用编号的形式来表示成员，如A1表示关爱办该项目负责人。把邻接矩阵导入Ucinet 6软件，生成网络结构图（图1）。软件系统自动地把中心度高的成员放在了网络的中间位置，而把中心度偏低的成员放在了离中心稍远的位置上。从图中可以看出，群体A（关爱办）、B（S医院）、C（社工机构）、D（项目社工）位于图中靠中间的位置，而群体E（爱心冠名企业/慈善组织）、F（医护人员）、G（志愿团体）相比之下靠边缘的位置。网络呈现出放射状，图中没有孤立点，合作网络形成。

（三）服务网络的结构特征：多中心发散型树状网络

1.整体网分析——互动密度与凝聚力。网络密度的指标测量能够反映网络中节点之间的关系数量。通过对网络密度的分析，可以了解服务网络在整体上交流互动的密度以及凝聚力情况。在该服务网络中，共涉及72个个体、416条关系线，网络密度0.0814，表明在该网络中仅有8.14%的总体结构关系，整体网络结构松散。从图1网络图的分析来看，核心成员与边缘成员分布明显，处于边缘的成员只和一个成员存在联系。但从网络形态来看，网络虽结构松散，但呈现出了放射状，且存在多中心，每个点都能通过其他点“到达”网络的核心点。下一步，需要进一步通过距离分析来看整个网络的凝聚程度。从计算结果来看，该网络中节点的平均距离为2.061，项目信息的传递平均通过2个对接人就可以到达。建立在“距离”基础上的凝聚力指数为0.517，各网络参与人之间联系较为紧密，凝聚力较强。

2.个体网分析——活跃度与资源控制。为了更具体地分析每个参与方在“关爱空间”社工服务网络中的位置，需进行中心性分析，包括度数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等，其中的中间中心度反映资源控制情况。

（1）中间中心度——资源控制程度。中间中心度测量的是参与者在多大程度处于网络中其他“点对”的“中间”，能够反映参与者对资源控制的程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他人之间的交往。表2是根据邻接矩阵计算出来的关爱空间社会工作服务网络中各参与方的中间中心度指数。点的相对中间中心度测量的是该点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他人之间的交往，数值越大表示其越能控制其他行动者，越处于网络的核心，拥有资源控制权。各参与方的中间中心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最小值0到1501.074，均值为37.667，标准差达到181.216。其中，关爱办的中间中心度在众多参与者中最大。这说明关爱办在网络中对资源的控制度最高，对其他参与者的态度、行为等方面的控制力最强，处于网络的核心。其次是项目社工的中间中心度，不同空间的社工的中间中心度也存在差异。但整个网络集中度较高，为59.72%，意味着在该网络中有接近60%的联系是直接发生的，不受第三方影响。因此关爱办与项目社工对于资源的控制力虽强，但这种控制并不封闭，一旦有新鲜资源的注入，其他参与方可通过直接联系，迅速让资源运转起来，不受两个控制中心的影响。总体来看，网络中心性各项指标反映出围绕着医务社工项目的服务网络是一个低密度但凝聚力及活跃度强，核心主体不唯一的多中心发散型网络结构。为了进一步看到多中心对网络的具体贡献以及信息资源等如何在发散的结构中运行，下面还要进一步通过结构洞和凝聚子群的分析。

（2）结构洞分析——中间人及桥梁。在结构洞中，中间人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是群体间沟通的桥梁，比网络中的其他成员更具有资源优势。中间人是指将从一个成员那里获取的信息、资源等转而传达到另一个成员身上的成员。借助Ucinet 6能够进一步对不同的成员在不同的组中扮演的中间人角色进行分析可见，A1在7组参与群体中扮演五种中间人共3632次，次数最多，其中扮演顾问2036次，联络人1596次，没有守门和代理行为，是绝对的向外输出控制型角色。D群体（项目社工）扮演中间人的平均次数为334次，主要扮演的也是顾问，平均次数为116.75次，其次是联络人，平均次数为88.75次，但每个项目社工也同时扮演着守门和代理人。这说明社工在自身群体内外都能够起到组织和协调作用，资源丰富且自主空间较大。G9和G29均扮演联络人2次，是志愿服务团队中的积极组织者。其余成员均无扮演中间人角色。这与院方和社工机构的授权方式有极大关系。院方和关爱办将日常项目管理共同授权给了关爱办派驻院内代表，而社工机构将院内所有事务交由项目社工运行。这种行政授权背后的单向管理逻辑，无法通过中间人身份体现在日常服务网络中。

（3）凝聚子群分析——小团体情况。在多方协作的网络中，由于各自的互动方式不尽相同，所以很有可能围绕多中心形成一些关系特别密切的非正式次级组织，即小团体。小团体的价值目标可能与正式组织一致或背道而驰，从而对组织网络的凝聚力造成影响。借助Ucinet 6 派系分析工具，将派系的规模的最小值设置为4即至少有4个参与方，导入邻接矩阵进行二值化处理后的邻接矩阵数据，得出以下分析结果。此网络中共有20个小团体，包含三种类型，其中15个A—D—G（关爱办—项目社工—志愿团体），4个A—D—E—G（关爱办—项目社工—资助方—志愿团体），1个A—B—C—D（关爱办—医院—社工机构—项目社工）。其他不在此列的参与方则没有形成小团体，没有进入任何子群，或处于派系的最边缘。这反映出，网络的核心中心体仍然是关爱办，小团体的存在没有影响其核心地位。每一个小团体都有关爱办和项目社工存在，项目社工次中心的身份凸显。有志愿服务团队参与的小团体数量最多，这里能看出志愿服务成为整个服务网络中最大的平台。

三、网络的信息共享、诱导动员及价值协同机制

（一）“核心—边缘”科层化的信息共享机制

科层化具有集中管制规则导向、标准运作技术导向、工具理性效率偏向导向。[２４]信息共享是协调机制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互动频率是信息共享最为明显的特征。研究可以结合社会网络分析中“中心性”结构性特征分析服务网络中的信息共享情况。通过对网络结构的分析可见，参与主体在S市关爱空间社会工作服务网络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层次：关爱办和社工处于网络的核心层次，并且关爱办的地位高于社工；医院、社工机构、爱心冠名企业/慈善组织属于中间层；医护人员、志愿团体处于边缘层。这使得网络也呈现出由核心向边缘扩散的信息共享模式，容易产生科层权威。

1.信息及权力资源中心。关爱办的“中心度”和“中间人”次数最高，对网络的影响力最大，处于网络的核心，扮演“顾问”“联络人”角色，是信息与权力资源中心，拥有绝对的领导地位。关爱办在网络中的独特位置，使其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干预服务的运行并决定服务的方向。关爱办对内负责服务的运营管理，对外负责联络社会爱心力量，与其进行信息交换的群体是最多的，因此拥有的信息资源也最丰富。其能从各方的反馈中了解服务的运行情况，其对实际服务的干预程度也最大，决定着服务的方向、活动的内容和开展方式等。关爱办这种权威的行使能够确保服务网络中的成员严格按照其制定的规则“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维护网络的正常运营。但从结构洞分析可见，关爱办虽然中间人次数是最高的（共3632次），但最主要的是对接爱心冠名企业、慈善组织及志愿团体。它能获得的信息量最多，其扮演更多的却是“非中介”的角色。关爱办作为中间人所联络的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关系，即其中间人的角色并不能控制对方的资源，只是作为对方群体外的“顾问”和“联络人”。

2.关键信息桥梁和技术中转站。从中心性指数可见，社工在影响力和中心地位上仅次于关爱办，是关键信息桥梁和技术中转站。社工在整个服务网络中承担着重要的服务传递的角色，负责将各项服务经由评估、设计再输送到服务对象身上。关爱办是在统筹管理的层面掌控着服务进程，社工则需用专业技术确保服务能有效推进。社工是直接接触服务对象的成员，需评估患者的需求，并据此形成评估报告向其他参与方汇报，共同商议服务方案。社工需协调与医院、医护人员，特别是与志愿者的关系，能够将这些力量有序高效地联结起来释放在为患者的专业服务中。正是由于对患者需求的了解以及与各方的协调沟通，社工掌握服务过程的一手资料，因此在获取信息的数量上占据优势。技术知识同样也是权力来源，这对于社工提高其在网络中的地位至关重要。社工的中间人角色复杂，在实际服务执行过程中要处理协调的关系更为复杂，对保障网络有效运转发挥着重要作用。社工作为网络中的重要中间人，扮演着顾问、守门人、代理人、联络人四种角色，是群体成员间沟通最重要的桥梁。与关爱办的中间人角色相比，这种信息和技术的汇总、中转乃至输出对增强服务网络的凝聚性作用更突出。

（二）以志愿服务“弱关系”为载体的网络动员机制

诱导动员是网络管理协调机制中的核心环节，需要处于网络核心的管理者以及项目社工具备良好的资源链接能力，选择动员如信息、专业、金钱、物资、人力等各种适合的资源参与到服务网络中，让网络保持活跃度。从志愿团体的中心性指数能看出处在信息共享最外层的志愿团队与网络中心并无太多直接联系，更多的是与项目固定社工之间基于志愿服务而存在的简单互动。然而这样的“弱关系”却活跃度极强，反映出网络生机中有很大一部分依赖着志愿服务这个载体。在该服务网络中共有45个志愿团体参与到项目第五年度的服务运营中。但各个志愿团体的参与频率差异较大，这表现在各个志愿团体的度数中心度差异较大，从最高的582到最低的2。因此，与志愿团体维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对于服务的正常有序进行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企业参与志愿服务要评估其需求是什么，而能反馈给他们的又是什么，双方的互惠互利才更有助于调动参与的积极性。冠名企业或慈善组织的中心性指数差异较大，意味着其志愿服务的参与度差异也较大。影响冠名企业或慈善组织参与积极性的因素，包括组织的性质、组织的志愿文化、组织的部门设置。从组织的志愿文化来看，得到组织的鼓励和支持有助于促进组织成员参与志愿活动。如顺丰、腾讯、中兴志愿文化较为成熟，成立了专门的志愿者协会，鼓励员工定期来关爱空间参与志愿活动。从部门设置来看，如果组织成立了专门的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并且配有固定的员工负责对接企业慈善公益工作的话，更能够保障志愿服务的持续稳定输出。

（三）小团体及跨团体合作并存的价值协同机制

在合作网络中，信任是一种核心的凝聚力要素。成员之间信任关系的培育需要建立在以互动交流为基础的价值协同上。本文的服务网络中虽存在20个小团体，但跨团体的组织交流也同时存在。这有助于维系创造对话的平台，促使多方朝着共同目标而合作。从凝聚子群的分析结构来看，在服务网路中形成了许多小团体，而A1（关爱办）和D（项目社工）均参与到这20个小团体。关爱办是关爱空间服务项目的发起方，把控着服务项目的运营管理。从分析结果来看，任何一个小团体都有关爱办的参与，这在有助于借助关爱办的权威将服务项目的目标向各参与方加以传达，从而保障项目目标的一致性。价值协同很重要的前提是需要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参与者首先必须要认可服务项目的价值理念，有共同的价值追求。项目不能为了扩大网络规模而盲目招揽。关爱办在网络中代表着治理权威，对想要加入服务网络的个体进行甄别，判断其是否与整体目标相一致，从而筛选出“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

四、专业服务与科层权威的互惠

在政府公共卫生体系转型基础上形成的医务社会工作服务多方协作网络，从多方互动关系的视角看，是一种特殊的形成中的网络治理形式。这种网络治理在多方权威的制度化整合基础上形成，其维系和强化受益于专业服务与科层权威的互惠，在稳定的“弱关系”中得以存续。这三者构成了医务社会工作服务多方协作网络的治理路径。

第一，多方权威的制度化整合。组织结构理论表明，部门设置决定谁与谁沟通、沟通的频率以及如何减少沟通过程中的摩擦。复杂的任务整体交给单一的部门负责可以降低部门间的相互依赖，通过减弱相互依赖关系可进一步减少信息处理工作。[２５] S医院的社工服务项目通过制度化的职能分工，将主办方、资助方、执行方的科层权威相对集中起来。这样的组织机制是案例中多方协作服务网络能够获得治理优势的必要前提。S医院和关爱办这两个主办方将院内社工服务项目的管理权交由统一的主管管理，资助方将资金使用管理权，执行方社工机构将项目驻点社工的人员管理权也都交由这个主管。这个主管以关爱办代表身份出现在网络中，实际上是多方管理身份整合后的角色，代表服务网络集中的组织权威。本案例的经验里虽反映出行政部门在信息及资源上有绝对的集中优势，形成了层层扩散的信息共享机制甚至边缘化的参与群体，但这并不影响边缘群体参与网络的活跃程度，以及专业社会工作者在进行资源协同信息中转时的重要桥梁作用。反而因为组织权威的存在，控制了网络成员参与的门槛资格，保障了价值协同机制良好运行，给予专业社工足够的空间实现信息共享。这种将部门之间的关系转化成部门内部的关系，以单一角色整合多方权威以降低交易成本的协作机制，是多方协作网络发展的基本方向。

第二，专业服务与科层权威的对话。在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系统与公共健康事业战略共同塑造下，出于部门间信息共享和节省协调成本的目的，S医院的医务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实现了职能整合和正式权威向单一角色相对集中。这一角色将“监管”作为自身的基本职责定位，统一行使项目制度制定、监测评估、督导问责等核心职能。不过，这种科层权威并不意味着这一角色理所当然地具有服务网络相应的服务功能和专业能力。权威关系不是古典组织理论所呈现的单向的“命令”和“指示”关系，而是“契约性权威关系”，即权威关系的本质，以及它是否有效取决于双方的互动。[２６]由此，存在两种类型的权威，即授予权力和认可权力。[２７]案例中项目驻点社工凭借专业服务设计和对患者及家庭需求的有效回应，汇集了多样化的信息和资源，承担了“结构洞”中五类中间人的四种，是服务网络中最大的信息桥梁和技术中转站，在与其他参与方充分的互动沟通下发展出医务社会工作服务所应具备的诸多专业知识，不仅争取到信息共享模式中的核心层地位，也获得自己的专业服务空间。由此，专业服务通过信息和技术输出获得的认可权力，很好地配合了科层权威代表由职责整合产生的授命控制权。专业服务和科层权威之间形成互惠，二者整合形成了维系和强化该服务网络有效的治理权威。

第三，培育更多稳定的“弱关系”。案例中的网络是低密度发散型的结构，处在“弱关系”中的志愿团队却贡献了网络的勃勃生机。根据“弱关系的强度”假设，这些松散联系的存在能使得网络中的参与主体更为丰富，在网络结构上可以达到更强的凝聚性。[２８]各种志愿团体的参与为网络带来更多的生机，提供新鲜的想法和行为，丰富服务活动的形式，创新服务的内容等，使得志愿服务成为了网络动员机制的主要载体。让志愿服务成为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网络的主要动员机制是否足够，还有待从社会工作专业化角度进一步研究。但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和志愿团队一样处在网络边缘群体的社工机构、爱心冠名企业/慈善组织以及医护人员，他们这类“弱关系”的强作用也需要被逐渐发掘出来。培育更多社会力量成为服务网络的“弱关系”是延续该网络的必要做法。在未来，医务社会工作者应加强与医护团队的交流合作，使社工服务的方案能够更多地将专科医护技术与患者的治疗需求相结合，提高服务对象的治疗效果。社工机构也需要做好对驻点社工的督导培训，及时解决在服务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包括伦理冲突的处理、专业技巧的运用等，同时要加强与主办方直接的交流，解决分歧，保护好社工的合作权益。

五、结语

随着医务社会工作在医院内部嵌入程度越来越高，其带有行政色彩的角色定位及功能一度被质疑影响了其专业身份。社会工作者在参与院内管理机制的过程中，对于科层权威的遵从，也被笼统认为是服务空间被压缩，影响其专业自主性发挥。本文的局限性在于未能充分考虑多种医务社会工作岗位及项目开发的个别化路径，但可肯定的是长期努力不懈的坚持和大量资源、信息及技术的桥梁身份，才能为医务社工争取到结构性的服务空间，其专业身份也才能够逐渐明朗。美国国家社会工作者协会颁布的《社会工作实践中健康照护领域的标准》对从事医疗健康领域的社会工作者能力做出了明确规范，指出“社会工作者应促进跨专业团队成员、其他同事和组织之间的协作，以支持、加强和向服务对象支持系统提供有效的服务。”[２９]在多方协作网络已是公共服务大势所趋的时代背景下，高质量的医务社会工作发展依靠的不应是一味地摆脱行政束缚及对于专业自主性的单方面申张。未来的医务社会工作服务应是在尊重已有服务网络的结构性特征基础上，走向发挥专业自主与遵从科层权威互惠式的网络治理模式。

（感谢深圳市儿童医院社工部吴文湄和王媛对此文的贡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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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尹阿雳、赵环：《审核与增能：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评估模式的整合升级——基于深圳市社工服务机构评估（2009—2016年）的经验反思》，《社会工作与管理》2018年第1期。

^[２]汪锦军：《公共服务中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三种模式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10期。

^[３] Richard C. Cabot, “Hospital and Dispensary Social Work”, Dora Goldstine, Expanding Horizons in Social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ogo Press, 1928, p.260.

^[４]刘继同：《中国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范围与现代医生人文关怀型社会工作角色》，《人文杂志》 2016年第4期。

^[５]马凤芝、范斌等：《携手奋进为实现我国医务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懈努力——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2021年年会综述》，《社会福利（理论版）》2021年第11期。

^[６]唐任伍、赵国钦：《公共服务跨界合作：碎片化服务的整合》，《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8期。

^[７]傅茜、傅丽丽等：《某儿童专科医院医务社工有效融入医疗团队的实践探索》，《中国医学伦理学》2018年第31期。

^[８] 黄秋、周榕等：《本土化医务社会工作志愿服务联动机制研究》，《卫生软科学》2016年第10期。

^[９]刘雅欣：《关于“社工—志愿者—医务人员”三位一体医务社工模式研究的文献综述》，《经贸实践》2018年第14期。

^[１０]金炼、卢玮等：《空间与赋权——基于“深圳市儿童医院·Vcare关爱空间”的实践研究》，《社会工作》2019年第1期。

^[１１]井世洁、沈昶邑：《医联体模式下医务社会工作服务路径探析——以上海市为例》，《社会建设》2020年第1期。

^[１２]马哲民：《医务社工联动志愿服务的模式构建和实践》，《中国卫生产业》2019年第7期。

^[１３]黄秋、周榕等：《本土化医务社会工作志愿服务联动机制研究》，《卫生软科学》2016年第10期。

^[１４]杨慧、闵韵霖：《社会工作与行政工作：医疗纠纷处理中的超越与融合》，《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１５]杜瑞祥：《医务社工介入贫困患儿救助的资源分析——以深圳市C 医院为例》，《法制与社会》2017年第7期。

^[１６]何雪松、侯慧：《社会工作专业化进程之中的“分”与“合”——以上海医务社会工作为案例的研究》，《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

^[１７]张群、宋迎法：《网络治理的理论流变与发展图景》，《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

^[１８] Keith Boyfield, Stephen Goldsmith and William D. Eggers, Governing by Network: The New Shape of the Public Sector, Harvard University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2004, p.214.

^[１９]蔡允栋：《官僚组织回应的概念建构评析——新治理的观点》，《中国行政评论》2001年第2期。

^[２０]隋永强、王光：《府际关系诠释视角及实践策略：基于科层制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比较分析》，《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２１]钟伟军、陶青青：《压力下的权威拓展：基层政府如何塑造非正式治理资源？——基于浙江省W镇“仲规侬”的案例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21年第2期。

^[２２]张康之、程倩：《网络治理理论及其实践》，《新视野》2010年第6期。

^[２３]鄞益奋：《网络治理：公共管理的新框架》，《公共管理学报》2007年第1期。

^[２４]陈天祥、范琳琳：《基于科层逻辑的公共服务供给困境分析——以A市D新区为个案》，《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２５] [美] W·理查德·斯科特、[美] 杰拉尔德·F·戴维斯：《 组织理论：理性、自然与开放系统的视角》，高俊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7页。

^[２６] Terrym, “The New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 1984.

^[２７] [美] W·理查德·斯科特、[美] 杰拉尔德·戴维斯：《 组织理论：理性、自然与开放系统的视角》，第127页。

^[２８] M.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78, 1973.

^[２９]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Health Care Settings, NASW website: https://www.socialworkers.org/LinkClick.aspx?fileticket=fFnsRHX-4HE%3d&portalid=0, April 26,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