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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域外游记城市公共空间书写的现代性意义
撰文丨蒋述卓 唐迎欣
蒋述卓,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唐迎欣,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摘 要] 作为城市整体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公共空间体现出城市的重要特色。鸦片战争后,踏出国门的晚清国人拥有了更多体验域外现代城市的可能性,他们在域外城市中观察到大量具有开放、共享性质的公共空间,感受到这些场所为民众的公共生活、娱乐提供了选择的多样性。晚清域外游记书写的域外城市公共空间体验成为助推晚清国人获得现代性体验的重要途径之一。晚清域外游记在带给游历者愉悦身心体验的背后,凸显的是比较中西差距后产生的危机感,这让他们对何为现代文明有了直观清晰的认知,也促使他们对中国的现状进行反思。游历者把自己的文化欲望投射到域外城市空间的建构上,既是通过他者来言说自我,又为通向外界打开视窗。他们的域外游历被打上了深深的现代性体验印记,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意识起步阶段的真实状况。
[关键词] 晚清域外游记 城市公共空间 现代性体验 危机意识 印记
鸦片战争后,晚清国人获得了踏出国门的机会,拥有了体验域外现代城市的可能性。域外游历者为域外城市的现代文明所震撼,笔下的城市书写也有了不同于传统城市游历作品的奇光异色。他们在域外城市中观察到大量具有开放、共享性质的公共空间,感受到这些空间为民众的公共生活、娱乐提供了选择的多样性。杜里斯的城市空间理论认为公共空间是诸如街道、公园等属于“公开”的地方;[1]王笛对“公共空间”的界定是“城市中对所有人开放的地方”。[2]作为城市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城市公共空间包括街道、公园、广场以及其他由公众所有的开放空间体。城市公共空间是构成城市整体空间结构和体现城市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载社会生活,体现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内涵和特征的重要场所。[3]因为公共空间中所映射地理特征的因子不但是构成城市公共空间特色中极具活力的视觉要素,也是属于国家、民族和地域之独创。[4]带有特色的公共空间可以强化城市的地域特征,成为大众心理的城市认知和文化符号。
在晚清域外游记中,留存了不少对街道、咖啡馆、戏院等现代城市公共空间的记录和描绘。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大多数公共空间属于官方性质,唯有酒肆、茶馆附带一定的娱乐属性,对普通市民而言,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专有空间是很缺乏的,也不可能有更多的公共文化空间。因此,域外城市公共空间获得的体验成为助推晚清国人获得现代性体验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街道:共性化体验
对一座陌生城市的感知与体验,街道往往是首选的场所。“道路,是城市中的主导元素,也是游记中频繁出现的城市意象。”[5]作为城市最基本、最普遍的公共空间,繁华喧嚣、富于变化是街道最突出的表现。在晚清域外游历者的笔下,对城市街道的书写通常采用“共性”书写策略,最常见的是“洁净”“坦洁”“平坦”“宽洁”等元素,这是此类游记“街道印象”最直观的体现。
西方以及东洋整洁的街道给晚清域外游历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斌椿笔下的伦敦“街道洁净,车毂击,人肩摩,为泰西极大都会也”,[6]就算人流量大,街道依然可以保持干净整洁。张德彝写柏林的街道“本来洁净,既无碎砖破瓦,亦无污秽杂物”,以致扫街人“每日惟将灰尘树叶扫净而已,亦不甚费力也”。[7]1867年来到英国的王韬第一眼看到的伦敦因为“每日清晨,有水车洒扫沙尘,纤垢不留,杂污务尽。地中亦设长渠,以消污水”,[8]而使“衢路坦洁”。[9]光绪二年(1876)晚清首位驻英大使郭嵩焘的副使刘锡鸿抵达伦敦,他在游记中写道:“伦敦街道两旁,白石平垫,通男女往来。中则沙土碎石筑成,车马所经也。道之广者,可七、八车并驰,狭者亦可四、五车,皆洁净无稍垢秽。”[10]伦敦“衢路之宽洁,第宅之崇闳,店肆之繁丽”的景象让一贯保守的刘锡鸿都不得不啧啧称赞“真觉生平得未曾见也”。[11]
在张德彝、志刚以及王以宣看来,法国巴黎的街道也是以整洁干净出名:“甬路胥以小方石墁平,专行车马,宽若三丈许。两边石砌高起半尺,宽约丈五,皆煤油与白沙抹平……每隔半里,有一铜眼机关,通于水道。每晨每午,有人以皮筒插于铜眼,转则水出,遍涤街道,后皆顺石砌流归于海。随时有车撮取粪土,以及铺户泔水等。楼上楼下皆有铜筒通于地道,若沟洫然。又每十数树间,有圆房周约二围,以便行人便溺者。其路途之整洁,可想见也。”[12]“道途平坦,中为车路,旁走行人。夹路植树,树间列煤气灯,彻夜以照行人。道旁水管,下通沟渠。每日,司途者以牛喉汲水洒路,净无尘
日本东京的街道在晚清游历者的笔下同样也是宽广、干净的:“街衢均砌以石,时时扫涤”,[19]“官道净无瑕”,[20]“经过处无纤毫秽物也”。[21]
从上述记载不难发现,域外现代城市街道的干净整洁,不仅给晚清域外游历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带给他们愉悦的身心体验的背后,凸显的却是在比较中西差距后产生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意识让他们对何为现代文明有了直观清晰的认知,也促使他们对中国的现状进行反思。这恰恰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意识起步阶段的真实状况。
二、公共娱乐空间书写
公共娱乐空间是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类别,它的出现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晚清域外游记中对属于城市公共娱乐空间的咖啡馆、戏院都有观察与思考,呈现出它们是西方娱乐文化的重要载体的特色。
(一)咖啡馆:享乐消费的社交载体
咖啡馆是现代城市中人们交往的重要场域。这一功能的产生出现在17、18世纪,欧洲当时许多著名的咖啡馆都成了西方文明重要的公共社交场所。人们借助这一场域搜索讯息、散播消息,在闲适的氛围里交换不同的主张,知识分子由此可以集体参与改进社会及人类文明,[22]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但综观晚清域外游记关于咖啡馆的描述,大多集中在享乐方面,原因是他们并不能感同身受地理解、体会外国人的公共交往:“其国所设加非馆棋布星罗,每日由戌初至丑正,男子咸来饮酌,而妓女亦入肆招客,男女嘲笑戏狎,满室春生,鲜有因而口角者。桑间濮上,赠芍采兰,固足见风俗之淫泆。”[23]“马达兰街、义大廉街加非馆星罗棋布,每日由戌初至丑正,男子咸来饮酌。妓女亦结队成群联翩入肆,遊词嘲谑,亦所不拒。客意有属,即可问津,舍一金钱,不仅如吴市之看西施也。”[24]两则记载分别为王韬于法国马赛及巴黎的咖啡馆体验,地点虽不同,但记述的内容大同小异,皆着眼于咖啡馆内男女嘲笑戏谑的情景,并对此种风俗颇不以为然。张德彝的巴黎咖啡馆印象则为“入夜尤属热闹,屋内窗外,灯烛辉煌,男女蜂拥,通宵如昼”,[25]属于繁华热闹之娱乐场所。1887年张德彝第五次出洋被派驻柏林,他体验的当地咖啡馆特色也与王韬记述十分类似:“每晚皆自八九点钟至一二点钟,妓女如云,人之思访天上书仙者,可即往而选择之;既可携手同行,亦可探索住址,定期而往。凡某妓女之认定某馆者,则朝朝定入此馆,且其所认某座,亦永不改移云。”[26]时间、地点不同,但张德彝与王韬展现的都是咖啡馆内通宵达旦、欲望横流的场景,至于咖啡馆所具备的观点交流与信息传播等公共场域功能均未描述。这主要源于他们窄化的交际习惯和传统视野。王韬与张德彝的咖啡馆体验侧重于享乐与情色欲望的表达,其他游记书写者笔下的咖啡馆要么强调装潢奢华的风格,着重于刻画咖啡馆里的光影交错,如张袓翼笔下的伦敦咖啡馆:“精洁异常。壁皆嵌大镜,晚间皆用电灯,虽咫尺之地,一望不啻千门万户也。”[27]“银壶磁盏夜光杯,冰乳加非满案排。灯影镜光浑莫辨,几疑身到月宫来。”[28]再如黎庶昌印象中的咖啡馆:“东近大加非馆一带,公司设坐椅数千,每坐取十桑的模,有扶手者取二十桑的模,用人经纪。每年,大加非馆夏开冬闭,门栏率安玻璃灯罩,繁密成行,无下数千万盏。夜从石牌楼门正中左右四望,十二街之灯火历历在目。”[29]要么着重体现咖啡馆的大众娱乐功能,如蔡钧游记中的西班牙咖啡馆:“子正以前,男女往饮者,纷如也。馆中亦奏乐。乐作,男女跳舞以为乐。”[30]虽未提及王韬、张德彝二人所记录的情色交易,但对于咖啡馆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亦未有描绘。
从这些游记的书写内容来看,晚清域外游历者的咖啡馆印象显然只停留在表层,说明书写者与当地民众之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文化鸿沟。咖啡馆在欧洲虽然是公众交往场域,但真正能够参与其中的仍然只限于当地民众,而那些外来他者,通常是被隔绝于这一场域之外的,身份的限制使他们难以真正体验到西方咖啡文化及其公共交流的内核,仅能以旁观者的身份去描写咖啡馆表面所呈现的大众娱乐性质,对浓厚的人文气息未能反映,这一形象认知同时也反映出晚清游历者与域外文化的差距以及他们未能跨越中西文化的鸿沟。
(二)戏院:热闹眼睛的体验
中国传统的公共娱乐空间非宋代的“勾栏瓦肆”莫属。勾栏是瓦肆中主要的表演场所,类似于现在所说的戏院。中国人的观剧状况在《东京梦华录》中有记载:“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31]勾栏中观戏者多达数千人,可见当时的热闹程度。
而国人域外观剧体验以及中西戏园差异对比的记载基本要到晚清时期才出现,此时也是欧洲舞台艺术繁盛的时期。1866年斌椿率团来到欧洲,他与张德彝在《乘槎笔记》和《航海述奇》中分别留下了中国人体验欧洲戏剧的最早记录。斌椿、张德彝两人出使期间曾频繁地要求安排观剧。有着多次域外经历的张德彝在出使德国时,曾对柏林城内的二十余处戏园,如上等园中的阿喀代米园、广泽园、翡萨园,中等园中的盖呢园、朔斯皮拉园、威克兜里亚园、得赤爱园、倭勒讷园等做了详细记录。[32]1897年张德彝以参赞的身份跟随罗丰禄出使英国,后将三年中所写的日记汇集成《六述奇》,他在书中提到伦敦的戏园就有60余处。他写到进入戏园看戏必须讲究规矩:“凡观剧者之坐包厢、司妥喇、巴勒阔呢、得蕾斯色尔克,男子皆须礼服,戴高帽着燕翅衣戴白手套,妇女敞胸露肩不准戴帽;虽坐庇特者,男亦须高帽,妇女虽不袒露胸肩,亦不准戴帽;因近上等客也。”[33]同时期清朝的戏园里通常都是闹哄哄的,里面除了谈话聊天声,生意买卖照常进行,吆喝声此起彼伏。而且,戏园是禁止女性进入的。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往往会以各种理由禁止女性观戏。“官方以整饬'风化’为名强加干涉,社会各阶层也在复杂社会心理支配下自觉树立起种种禁戒意识。女性观戏禁忌显然已上升为古代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34]嘉庆时期,郎葆辰上奏提出,京师妇女出入戏园子有伤风化,嘉庆皇帝准奏,从此戏园不卖女座。《清稗类钞》中的“京师妇女观剧”条写道:“道光时,京师戏园演剧,妇女皆可往观,惟须在楼上耳。某御史巡视中城,谓有伤风化,疏请严禁,旋奉严旨禁止。而世族豪门,仍不敛迹,园门虽揭文告,仍熟视无睹也。”“京师戏园向无女座,妇女欲听戏者,必探得堂会时,另搭女桌,始可一往,然洁身自好者,尚裹足不前也。”“自光绪季年以至宣统,妇女之入园观剧,已相习成风矣。”[35]一直要到光绪末年才有女性在戏园里观戏。张德彝在《六述奇》一书中呈现出同一时期中西观戏环境的差别。
不过,虽说斌椿和张德彝热衷观剧,但两人对欧洲的戏剧艺术了解并不深入,斌椿写“夜戌刻,戏剧至子正始散,扮演皆古时事。台之大,可容二三百人。山水楼阁,顷刻变幻。衣着鲜明,光可夺目。女优登台,多者五六十人,美丽居其半,率裸半身跳舞。剧中能作山水瀑布,日月光辉,倏而见佛像,或神女数十人自中降,祥光射人,奇妙不可思议。观者千余人,咸拍掌称赏”。[36]在张德彝笔下可见“楼之四面高悬煤气灯,中一灯一千百枝,灯头千盏,缘泰西戏皆夜戏也。通宵只演一事,分四、五、六出。每出将终,垂帘少歇,则有卖扇、橘、酒水、新闻纸暨戏文者,亦有赁双筒千里眼者,往来招呼;客人亦可出外乘冷吸烟饮酒,而出入亦有执照。演戏者男优扮男,女优扮女。看戏者男女咸集,皆手执千里眼,有戏看戏;止戏时则以之四面看人,不论远近,罗列目前。少选,猛听静鞭数下,众皆悄然,已卷帘开戏矣。其戏能分昼夜阴晴;日月电云,有光有影;风雷泉雨,有色有声;山海车船,楼房闾巷,花树园林,禽鱼鸟兽,层层变化,极为可观。演至妙处,则众皆击掌叹赏,曰:'卜拉卧!卜拉卧!’”[37]在以上两段文字中,斌椿关注的是戏剧的演出规模、场景布置、演员表现、舞美效果以及其他观众的观剧反应;而张德彝是以全景方式对演剧现场进行描写,他观察与记录的剧场的各种细节远甚于斌椿。斌椿、张德彝受制于时代局限、语言隔阂的因素,不能对欧洲戏剧艺术有更深一步的理解,对他们而言,欧洲观剧终究只是一场“热闹眼睛”的浅层体验。
无独有偶,1867年王韬游览巴黎,恰逢“名剧登场”,因此他在《漫游随录》中辟出一节“法京观剧”写在巴黎观剧的体验,依然还是对舞台效果的关注,几乎不提戏剧作品名称、剧情:“其所演剧或称述古事,或作神仙鬼佛形,奇诡恍惚,不可思议。山水楼阁,虽属图绘,而顷刻间千变万状,几于逼真。一班中男女优伶多或二三百人,甚者四五百人,服式之瑰异,文采之新奇,无不璀璨耀目。女优率皆姿首美丽,登台之时袒胸及肩,玉色灯光两相激射。所衣皆轻绡明穀,薄于五铢;加以雪肤花貌之妍,霓裳羽衣之妙;更杂以花雨缤纷,香雾充沛,光怪陆离,难于逼视,几疑步虚仙子离瑶宫贝阙而来人间也。或于汪洋大海中涌现千万朵莲花,一花中立一美人,色相庄严,祥光下注,一时观者莫不抚掌称叹,其奇妙如此。……目眩神移,叹未曾有。”[38]
1880年访日的李筱圃在《日本纪游》中留下了在东京猿若町观剧的场景描写:“戏园之屋仿佛中华,但坐客之地皆以板隔,作方槽,每一槽内可席地而坐四人上下,可容千余人。戏台甚大,优人但说白而不唱。左首小楼坐弹弦者二人,着大红半臂,偶或大声喝唱三二句,不知何辞,不知何调。右首小楼内有数人击鼓吹笛鸣小钲亦无音节。大约观者专看伶人之扮演情形,能肖能妙,则喝彩齐声,不计曲词腔调。其所演之戏并非故事,皆出新编,全本可演一月。编成,先将戏名、目录、情节、扮演形状分为数十出,刻作小本出卖。故坐观者,多手一本也。”[39]
戏剧演出场面上的一切似乎都被观照到,热闹的氛围是不变的焦点,然而演出内容、故事情节依然难觅踪影,仍属于“外行看热闹”的程度。这当然跟他们的语言能力有关。
1908年陈道华写成《日京竹枝词》,在第94首中明确提到了观看的戏剧作品是由作家德富芦花的小说改编的《不如归》,简要地描述了剧情,也写到了观众的观剧反应:“死生离合,悲惋动人,四座观者皆泣。”[40]这较前面的人有了进步,但总体而言,由于是以竹枝词加注的形式描写观剧经过,诗歌的精炼性导致对观剧体验的描述无法详细展开。因此,钱锺书先生才会感慨道:“(晚清的海外游历者)不论是否诗人文人,他们勤勉地采访西洋的政治、军事、工业、教育、法制、宗教,欣奋地观看了西洋的古迹、美术、杂耍、戏剧、动物园里的奇禽怪兽。他们对西洋科技的钦佩不用说,……他们看戏,也像看马戏、魔术把戏那样,只'热闹热闹眼睛’(语出《儿女英雄传》三十八回)。”[41]钱锺书先生的评价直指痛处,看得出刚刚出洋之人的局限性是比较大的。但钱锺书的评价毕竟苛刻了一些,作为中国人对欧洲戏剧的最初体验的记录,也是一种开化的眼光,它所带来的是给国人一种现代文明剧的最初体验。这可以看作是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随着对西方戏剧的引进,新文化运动也就通过现代文明剧而拉开序幕。
三、域外城市公共空间中的现代性体验
“现代性”是源自西方的概念,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认为,“现代性”包含着社会制度层面以及精神气质(体验结构)层面的结构转变,[42]是一种“总体转变”。王一川也曾指出:“现代性,标明的远远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思想转型,而是整个生活方式或生活世界的转型。”[43]晚清域外游记中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记录成为彼时游历者理解现代生活的重要空间标志,正如丹尼尔·贝尔指出,“一个城市不仅仅是一块地方,而且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主要属性为多样化和兴奋的独特生活方式的象征”。[44]对他们而言,城市公共空间成为指引他们通向“世界性”的场域之一,游历者从城市公共空间的体验中察觉了“现代性”的到来,其中不免折射出晚清国人自身的文化焦虑和情感欲望,正如姜智芹所说:“任何一种异国形象都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民族对异族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异国文化在本国的介绍、传播、影响和诠释情况,同时也折射出本民族的欲望、需求和心理结构。”[45] 异国形象有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
晚清中国在近代之前对域外世界的了解是极其贫乏的,知道世界有多大、清楚自己所处位置的人也很少。鸦片战争的炮声使晚清国人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惊醒,让他们直面屈辱不堪的现实。政治与经济的双重需求,使部分国人有机会走出国门,去真正了解和认识域外世界。游历让这批国人寻获了从“听说”到“切身经历”的跨越契机,直面异质文化带来的剧烈冲击。同时,在强敌环伺、国势羸弱的时局下,游历域外的国人更急切地想探寻国家强盛的真正缘由。正因为怀着救亡图存的思想,他们把目光都对准了域外社会层面。而踏出国门,以东方人的视角直面异域国家形象,在述奇式的感喟中承受着“天朝大国”的主观幻象被异域文明冲击直至被弱化后的心理震动,他们的域外游历被打上了深深的现代性体验印记。
域外城市公共空间为游历者提供了丰富的现代性体验表征,将域外文明的生活特征展示得具体可感,影响着他们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伴随着对“游历”的热切体验,游历者感受到的是与传统价值体系的加速撕裂。以城市公共空间为表征的域外文明以“咄咄逼人”之势,迫使晚清游历者在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过程中走向了焦虑与反思,“欲日出其技以与我争雄竞胜,絜长较短,以相角而相凌”。[46]晚清国人面对传统与现代、中与西、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纠葛,域外形象反映出了创作者的态度和评价。晚清域外游记中的域外形象是近代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游记书写者旅外留下的文字实录是我们了解西方世界的重要窗口,更为重要的是域外形象成为反映晚清社会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一面镜子,晚清域外游历者把自己的文化欲望投射到域外城市空间的建构上,既是通过他者来言说自我,又为通向外界打开了视窗。
费正清认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源自西方的冲击,这一模式被称为“冲击—反应”模式。在近代西方的冲击下中国发生了“千古变局”,从而逐渐转向以西方为取向的现代化之路。“自魏源、林则徐、王韬等以来中国人对西方冲击的自觉反映,是真实的自主意识的觉醒。中国文明从天下一统走出来,用几代人的努力认识到自身和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有此认识之后,第二代知识分子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从梁漱溟、钱穆等到当代学人,都意识到以西方冲击为表征的现代化或全球化是一个不能拒绝的过程,退守到传统行不通也不可取,只有从对中西双方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角度,才能把握中国文明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脉络。”[47]基于这样的视角我们去看晚清海外“游历”的价值,它们对晚清国人所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对强大、新异、先进的域外国家及其价值理念的“惊羡”心态,这迫使他们反观自身的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因为“游览过程其实正时时伴随着时空裂变、抽离化和反思状态”,[48]因而“游历”往往导致游历者处在一种价值取向的迷茫状态,他们所处的是看到了西方文化却又不理解西方思想,想固守传统文化却又渴望迈进现代文明的文化困境之中,但他们毕竟是“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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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erry R. Duis, The Saloon: Public Drinking in Chicago and Boston, 1880-192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3, p.3.
[2] 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03》,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19页。
[3] 杨震、徐苗:《西方视角的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研究》,《国际城市规划》2008年第4期。
[4] 杨茂川、王琛:《城市公共空间的地域特色与可识别性》,《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5] 冯仰操编:《海上行旅:民国上海游记》,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页。
[6] 斌椿:《乘槎笔记·诗二种》,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Ⅰ,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112页。
[7] 张德彝:《五述奇》(下),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291、335页。
[8] 王韬:《漫游随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Ⅵ,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101页。
[9] 王韬:《漫游随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Ⅵ,第99页。
[10] 刘锡鸿:《英轺私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Ⅶ,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75页。
[11] 刘锡鸿:《英轺私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Ⅶ,第70页。
[12] 张德彝:《航海述奇》,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Ⅰ,第490-491页。
[13] 志刚:《初使泰西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Ⅰ,第305页。
[14] 王以宣:《法京纪事诗》,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57页。
[15]黎庶昌:《西洋杂志》,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Ⅵ,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471-472页。
[16]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Ⅹ,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204页。
[17]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Ⅹ,第204页。
[18]康有为:《西班牙等国游记》,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89页。
[19]何如璋:《使东述略附使东杂咏》,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Ⅲ,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91页。
[20]何如璋:《使东述略附使东杂咏》,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Ⅲ,第143页。
[21]李圭:《环游地球新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Ⅵ,第323页。
[22]彭丽君:《民国时期上海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主体性及他们的咖啡文化》,《励耕学刊》2007年第1期。
[23]王韬:《漫游随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Ⅵ,第83页。
[24]王韬:《漫游随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Ⅵ,第83-84页。
[25] 张德彝:《五述奇》(下),第335页。
[26] 张德彝:《五述奇》(上),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75页。
[27] 张祖翼:《伦敦竹枝词》,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23页。
[28] 张祖翼:《伦敦竹枝词》,第23页。
[29] 黎庶昌:《西洋杂志》,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Ⅵ,第471页。
[30] 蔡钧:《出洋琐记》,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13页。
[31]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页。
[32] 张德彝:《五述奇》(下),第276-277页。
[33]张德彝:《六述奇》(下),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539页。
[34] 武翠娼:《古代女性观戏禁忌探究》,《戏曲艺术》2009年第1期。
[35]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065-5066页。
[36] 斌椿:《乘槎笔记·诗二种》,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Ⅰ,第109页。
[37] 张德彝:《航海述奇》,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Ⅰ,第493-494页。
[38] 王韬:《漫游随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Ⅵ,第88页。
[39] 李筱圃:《日本纪游》,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Ⅲ,第177页。
[40] 陈道华:《日京竹枝词》,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34页。
[41] 钱锺书:《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51-152页。
[42] [德]舍勒著,刘小枫选编:《舍勒选集》编者导言,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2页。
[43] 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清末民初文化转型与文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
[44]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1页。
[45] 姜智芹:《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第274页。
[46] 王韬:《漫游随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Ⅵ,第98页。
[47] 赵连昌:《论梁启超后期思想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3页。
[48]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清末民初文化转型与文学》,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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