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仲南
近期,有些青年问题的报道较为接近现实,比较可信,令人欣喜。例如广州团市委和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联合组成了研究队伍,经深入调研、摸查,写出一份《广州青年发展现状调研报告》,这报告的主要内容被不少报刊转载,很有现实意义,并且提供了较为准确的信息,为科学管理、为青年研究、为社会问题的探索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基础性研究探索的素材,很受欢迎。
调研报告显示,在广州青年学生中,选择当公务员的比例仅为14%,比较多的青年宁可选择自主创业和选择到外资企业工作。这个报告内容的显示,使我们许多过去从事广州青年研究的专家、学者感到调查的准确、调研的真实,与广州社会的现实比较相符。无论内陆一些省份、一些读者,包括一些研究人员感到不可理解,觉得“我们这里的年青人都喜欢当公务员,喜欢当干部,热衷当领导,为什么广州青年却和我们这里的青年不同呢?”他们感到奇怪,包括内陆的青年人也感到奇怪,甚至对调研报告产生怀疑。这些,都可以理解。要不,为什么我们时常强调要注意文化的多元,要尊重人的选择,要区分不同的差异,要理解不同的追求呢。
广州青年不太热衷当公务员,这不是今天发生的事情了,是有历史痕迹可以跟踪的。笔者认真想了一下,以笔者小学、中学、高中、大学为例,假如事业单位不列入公务员范围,教师也属于事业编制,那么笔者小学只有一个女同学罗雪仪,中学只有一个赵新亚,高中只有一个韩世彪这3个人,连上笔者,只有4个公务员。大学同学、我班的只有高恩同学当公务员,连笔者全部加起来才5个人,但总人数已经接近180人左右,连3%都不到,还加上在我们那个当公务员并不难的时代,这就令人感到难以想象。罗雪仪在统战部,赵新亚在公安局交警大队,韩世彪在检察院,高恩在外地某市市委。如果把外省市的同学排除,广州同学连我只有4个人当公务员。你说多还是少呢?公正地说,还不能说多了。因为我曾读的小学、中学、高中里,有的学校还是当地的知名学校,生源并不差。
广州人很奇特,他们并不喜欢叫“公务员”之类的文绉绉的叫法,他们喜欢把公务员类别的人划进“政府工”队列,一说这个人是打“政府工”的,意思就是公务员了。政府工也并不真的光说政府,党委机关其实也算进去了。他们喜欢称“政府工”之外,还有一句是相当流行的话,叫这些人是打“阿爷工”的,“阿爷工”即机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了。当然,也包括一些国有企业的人。他们不管你年纪多大,不管男男女女,你是政府工、阿爷工的,一律称之为“同志”。在“同志”称谓下,又有若干区分,把街道工作的称之为“街伯”,把工人叫“工人叔叔”,把农民叫“农民伯伯”,把战士叫“兵哥”,一般人则称作“兄弟”,或见一两次面,就叫“老友记”,见多几次,就叫“老友鬼鬼”。称兄道弟之外,为了显示熟络,女的一律称“阿姐”,小一点的叫“阿妹”,再大一点叫“阿姨”。总之,叫法比较多,不像上海,称男人时一句“老师傅”,或叫“师傅”即可,倒比较明快。也不像香港,称女的从18岁开始到60岁,均用一句“小姐”即可。称成龙叫大哥,成龙被叫“成龙大哥”几十年了,恐怕叫到成龙80多岁还得叫“大哥”,这就是香港。如果在北方,早就被改为“爷”了,北京的小伙子,老说别人“纯爷们”,也希望别人称他为“爷们”,这些称谓也真的好玩,体现了不同的地方文化。
广州青年比较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不喜欢太多约束,不喜欢太多会议,不喜欢公众场合表态,不喜欢太出名,这些,都是一代传一代的,较少产生很大的分歧。他们崇尚创业,热衷做生意,希望稳定,对外资企业有好感,这和广州毗邻港澳,比较早接触外来文化,用外来产品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中不少人普遍对搞时政保持一定距离,例如在文革10年,搞得那么深入、那么久,但你去街上喊上100个中老年人,叫他们唱上几段文革流行的歌,解释一下什么叫“封资修”,什么叫“地富反坏右”,什么叫“资产阶级当权派”,究竟“阿尔巴尼亚和阿里巴巴是什么关系?”我估计他们都一律吞吞吐吐,有的还答不上来,但这毫不防碍他们当年表面上真的很投入的样子。我还记得当年开什么会之前,或结束时必须全体人喊口号,领喊人喊什么别人一律喊什么,结果有一个领喊口号的人不知是否感冒发烧了,或神经有什么异常,喊了一句反动口号,结果全场上千人统统高声跟他喊了反动口号,这事情令专案组的人非常头痛。此类怪事,文革中常常可见,人妖颠倒,不堪回首。所以,广州人中有不少的人对一些空洞的,与时政十分接近的人与事有一种本能的距离感,他们表面上关心时政,实际上是探测方向,研究可行道路途经,并非真的热衷和喜好这些。
笔者年轻时有一个同学,朋友,是一位班干部,毕业后去了一间废品公司工作,以他的条件,是足可以通过努力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因为那年代进入公务员队伍相对今天容易些。有一次我和他探讨这个问题,问他为什么不找一份“打阿爷工”的职业?他在珠江边的路上停下来,眼瞅了我约若干秒钟,然后判断我是诚心问这个问题的,就掏心掏肺说了:“搞行政,打阿爷工,当官的,都只能威风一阵子,或一代人,充其量如此,但风险来自各方。自己创业,自己有自己的事业追求,那可以维系一个家庭,可以维系几代人。别的不说了,这是我们家庭的态度。”锦源同学这番话,或许他忘了,但至今,我都难以忘怀。我想,广州青年有不少人是从心底里,从祖训中悟出这番话深刻含义的,所以他们很主张自主创业和投靠一些有很好口碑的合资企业等等。
如今,我的小学、中学、高中的同学,难得聚会,但偶尔在一起,一聊天,我们这几位当公务员的就马上感觉了不同:我们说话比较谨慎,我们会瞻前顾后,我们拘谨不安,而其他别的职业的同学,千姿百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生活无忧。想起这些,觉得人生百态,很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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