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并不总是高于生活，在生活的真实面前，艺术家的想象力经常会显得太过贫乏。不久前在内蒙古被提起公诉的“故意杀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系列案就是如此，此案被媒体称为现实版“盲井案”。但电影《盲井》中，谋杀者之一最终恻隐之心被唤醒，救了小男孩一命。而真实版的“盲井案”却并没有这么温情脉脉的桥段。不知是电影导演太天真，还是现实太残酷。
说这起案件残酷，首先表现在人命数量上，山西、陕西等6个省区的17人被故意杀害。更让人觉得阴森的是犯罪手法，74名嫌犯各有分工，通过诱骗被害人化名到矿山打工，再在井下将其砸死，伪造成矿难，然后谎称是遇难者家属，骗取赔偿款。强人剪径，口必称“要钱不要命”。而“盲井案”则在犯罪之前就清楚地计划好，要拿别人的性命骗取财产。将人性的底线直接拉到底，不留任何回旋余地，这种十字坡孙二娘式的手段，让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不寒而栗。
媒体的报道陆续呈现出更多细节，让阴森的气氛更加浓郁。这74名嫌疑人中有50余人来自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石笋村，包括第一被告艾汪全在内，50人中至少有一半嗜赌成性，身负高额赌债，所以用杀人骗赔的方式偿债、并继续赌博。在当地，这种杀人致富的手段并不是什么秘密，多年来大家已经心照不宣。电影《盲井》中还可以看到两个凶手的人性，他们挑陌生人下手，获取不义之财而不让家人知道。但石笋村的故事无情地撕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夫妻、父子、兄弟以杀人者的身份赤裸相见，甚至还把自己的兄弟、丈夫当成“猪”杀了换钱。试想在遥远的地方有这么一个村庄，一些人消失一段时间后，带着诡异的笑容和大把钞票回来，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甚至邻里间有人永远消失，也没有人去追问。这情形，堪比恐怖的寂静岭。
有一个细节也许能解释这种冷漠，在石笋村，杀人骗赔被称为“杀猪”，而艾汪全这些杀人者则被称为“杀猪匠”。其实这种暗语并不新鲜，以往此类案件中将杀人称为“打点子”。在古时荒年“人相食”时，人们根据年齿，将被吃的人细致地分为了“没脚羊”、“下羹羊”、“和骨烂”。仿佛一改了名称，人命则不再是人命，杀人仿佛就是杀猪。其实这是有心理学基础的，当某种不协调的行为发生后，人们会寻找理由，以说服自己这样做是合理的。这种给受害者安上一个荒诞不经的名头，然后心安理得施以伤害的事实在不少。
其实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从电影《盲井》的故事原型、1998年的潘申宝、余贵银两团伙杀人案算起，盲井式犯罪已经蔓延20多年了。据统计，截至目前，此类案件被告人中，仅被判死刑的就有44名，全国曾一年查明此类犯罪100多起。同样的犯罪手段在全国各地不断上演，这背后的漏洞得有多大，才能让犯罪分子自如地钻来钻去？
现实层面的最大漏洞存在于矿山安全管理。这些案件中，犯罪者拿准了矿主怕矿难事故闹大，因而多数肯私了赔钱的心理。现有的管理体制下，表面上看各级政府严抓安全生产，以“死亡指标”倒逼企业升级矿山作业安全，但是缺乏深层的根本性措施，于是就留下了事故瞒报的漏洞，也给了盲井式犯罪可乘之机。二十年间，犯罪不断重演，遗憾的是这一漏洞仍未得到有效弥补。
当然更应该反思的是，农村如何变成了道德荒漠和法治真空。不仅仅是一个石笋村，在盲井式犯罪中总是会看到“家族抱团、村民合伙”的特点，比如2011年四川省雷波县就被曝出村民集体圈养智障人士，谋害骗偿。此外各色的诈骗村、制毒村、砍手党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野蛮的农村”。正像很多评论所指出的，当乡村社会既无法回到田园牧歌时代，又无法与现代社会接轨，在彷徨迷茫之中，种种灰色手段便滋生了。也许只有找到有序融入现代社会的路径，这些农村才能实现物质和精神的脱贫。
如果说这难以在朝夕之间完成，那么反思现有基层体制的失灵就显得更为切实和急迫。在石笋村的案例中，村干部帮助犯罪团伙开具虚假死亡证明，村副支书多次假扮律师骗取矿主赔偿，甚至还有乡政府公职人员参与大案策划。基层政府不但没成为防范犯罪的堤坝，反而一同沦陷，凸显基层改革的紧迫性。我们需要动用各种工具，尽快将人性从“盲井”中打捞出来，不然再过二十年，彼时的残酷还可承担么？
（文/于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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