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司徒琳
翻译：李荣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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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有文官党派纷争，外无武官英雄崛起，恰逢战事众生缭乱，体制上政治制度内部牵制消耗、外力无法使出，南明之倾根源可溯。
《南明史：1644—1662》（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的目的是回答“明朝为什么会灭亡”这一问题。由此出发，作者司徒琳所讨论的是明朝世袭君主统治失陷后18年的历史进程中所映射出来的溃败根源。 书中通过大量的史料梳理，主要把明朝由强变弱的原因归结为“文武之间无法取得统一和协调”“大臣们在如何作为皇帝的辅弼问题上陷入了困境”。作者同时注意到以上两点并不是仅有的两个把明朝引入灭亡的原因，近代经济变迁的也是原因之一，但朝廷内部冲突造成抵制外力的失败仍是明朝灭亡主要的原因，而这内部冲突的根源，在朱元璋太祖从一开始设计官僚制度时就已埋下。随着时间推移，文官内部的党派纷争、在外武官战斗力沦为平庸，内忧外患，大厦将倾。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南明史》第三章，《第二次抵抗：鲁监国与隆武政权》。
在杭州未能支撑起一个监国政权之后，浙东和福建二地差不多同时建立了南明朝廷。这两个朝廷都鼓动长江流域抵抗清军占领（多半是象征性的，但也有一些实质意义）。虽然两个政权在若干方面都不一样，各有其特点，两者之间有争执，但是他们在军事行动及最高决策方面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整个南明时期的特征。
1645 年7 月的第二个星期，满洲贝勒博洛夺取了杭州；同时，清军很快越过钱塘江口（按：严格说来，这条江水只有在分隔杭州、绍兴二府的下游一段才以“钱塘”为名；但本书为方便起见，将自杭州西南直到衢州的整条江水都称为钱塘江）。进入了浙江最富庶的两个府：杭州湾南岸的绍兴和宁波。两地的明朝官员也是闻风弃职而逃，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情形一样。清朝官员接管了两府以及几个县的衙门，当即受到当地某些耆宿的欢迎，其他居民甚至还来不及组织任何抵抗活动。但是也和以前的情形一样，清朝的剃发易服令在该地区一经颁布，民众的反抗怒火立即爆发。7 月31 日，余姚首先发生了反抗清朝官员的暴动，然后迅速波及会稽、鄞县、慈溪。数天之内，清朝在浙东的薄弱统治已被去除。“礼乐之邦”的浙东，其人民一向以直道传统而自豪。与南直隶南部的情况相比，浙东的士大夫不久就表现了高度的社会凝聚力以及有效的领导才能。
各类明朝官员和社会领袖看到了这一自发的抵抗潮流，于是设法觅得逃离了山东的王庄、被命徙居浙江台州的鲁王（朱以海）。他们请求鲁王出山，使这一地区的复明运动有明朝帝室以资号召。鲁王答应了，他立刻被送往绍兴府城，于8 月底或9 月初称鲁监国。早在鲁王未到之前，募兵、义兵、官兵水陆各军的将帅已在四处奔波，围绕浙东建立起一条弧形防线，从钱塘江中部的严州府起，直至位于宁波附近定海的水军据点，在桐庐和临山之间，营垒最密。（本章所述，见地图6。）忠明之士希望，构筑了这样一道壁垒，在富阳和海宁的对岸还有进攻的据点，他们就可以和浙西和南直隶南部的同胞连成一气，使清军难以防守杭州。
另有一位明朝藩王，原来的王庄在河南，新近指定他住在广西某地，此时他正途经浙江。这位就是唐王（朱聿键）。当首次有官员请他即监国位时，他推尊其从父辈的潞王。但是潞王政权一旦瓦解，已抵达钱塘江中游的唐王就接受了前弘光朝礼部尚书黄道周的正式“三劝”，于7 月10 日在衢州宣布，愿为下任监国。总兵郑鸿逵放弃了在镇江的长江防区，此时正匆忙移师回原籍福建，因奉唐王离衢州，过仙霞关入闽。
唐王沿路在每一站——浦城、建宁、水口，行为得体，俨若明主，让百姓看来确像他们的贤君。他称赞福建第一有实力的武人南安伯郑芝龙（郑鸿逵之兄）准备周到，使这一政权得以成立。7 月26 日，唐王抵达省府福州城外，当即（甚至在他正式即监国位前即已）任命一批大学士、尚书、侍郎及其他各类官员，并说明新朝廷各项原则。三天后，唐王入福州城，称监国，威严赫奕，俨若帝王。8 月18 日，即皇帝位，建元隆武，定福州为临时国都，以其弟嗣唐王位。
新皇帝立即下令，将登极诏颁布到江西、南直隶徽州地区及浙江西南部，并向那些地区内他隐约觉得可能成为复明领袖的著名人士，颁发大量的征聘和任命诏书。他原想立即自西北方出关，举行“亲征”，以阻止清军的推进。即位仅七天之后，即有人劝阻，不可仓促行事。于是隆武帝多少定下心来，着手在福州建立朝廷，进行更充分的军事准备，但是仍表示要及早“出关”。
不过，鲁王与隆武朝廷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随后就发生了一系列南明史上最痛心之事。1645 年10 月初某日，隆武政权得知，在浙江也有一个与之匹敌的朝廷，于是立即遣使者赍隆武登极诏前往绍兴。使者抵达后，鲁政权官员深感为难，各人看法不一。鲁王起先愿意下台，以成全其在福建的“皇叔父”（论辈分，论年纪，唐王都要早一世），几位德高望重之士也敦促绍兴朝廷，要以大局为重。但是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张国维情绪激愤，申述反对的理由：福州路远，“恐鞭长不及”；而浙东的抗清运动本甚脆弱（尽管英勇），一旦监国撤销，即会瓦解，在此关头，若移忠于他人，君臣之间的信任便会出现裂痕。鲁王为此说辞所动，其他官员也感到必须团结一致，拒绝隆武的登极诏书，于是使节被遣回，所获的答复一如张国维意旨。最后，虽然鲁王手下不少文武官员私下要求或接受隆武的职位、官衔，鲁王的朝廷却没有正式谋求两方面作实际的协调，于是彼此间的“水火”关系加深了。1646 年2 月，隆武帝向“皇太侄”发了一封私人长信，情辞恳挚，对于鲁王拒不认他为皇帝，深表不满，声称他之所以更有权当皇帝，决不出于利己之心；并央求鲁王戮力同心，共图恢复；至于计划在鲁王境内采取军事行动，他说那是出于战略原因，不得不如此，保证不会向鲁开仗。但是，这封信是否曾到达绍兴，现在还不清楚。这一年的暮春，隆武帝派遣一位御史携带大量白银，去犒劳驻扎在钱塘江畔的军队。但这位御史并没有受到鲁政权的保护，终为骄兵所杀，凶手也未绳之以法。夏初，隆武帝拘禁了一位鲁王遣闽使臣，并予处死，其可能的原因是：此人被疑为与郑芝龙勾结，图谋不轨。这两个朝廷都真心谋求复明，却不能合作。对这事的解释揭示了中国东南部的某种地理因素，更重要的是暴露了明朝方面的一些长期弊病。首先是地缘政治因素：几条大山脉阻碍了浙闽二省人口稠密地区的直接交通，即使在最好的时期，福州和绍兴之间也不可能有快速的通讯联络。福建虽以海上贸易闻名，对邻近省份的交通却极为不便。不过，在鲁与隆武的对抗中，不能说福建更为排他。浙东的抗清情绪特别高涨，与他处不同。在鲁政权被迫离开大陆避往海岛以后很久，该政权小小的领导核心（每人都来自“清流”重镇的浙东）比南明政权其他领导层更为团结一致，更愿献身于共同事业。要把满洲这条狼拒于门外，浙东没有丰富的物质资源以为凭借，也并不实施严密的组织纪律，确实可以依靠的只有其人民抵抗“胡虏”的同仇敌忾之气。因此，考虑到福州的地缘政治因素以及绍兴的社会心理因素，张国维之类官员不愿接受隆武阵营的号令就不足为奇了。对浙东抗清运动而言，不受隆武号令虽有危害，但在开始时，若与突然取消鲁王的合法地位相比，毕竟为害较轻。
但福建和浙江终究是大明帝国的姊妹省份。为什么现在对这一原则只是口头说说而已？简单说来，没有一个占优势的力量中心能以武力实行这一原则，不论是真用武力还是引而不发；没有这样一个力量中心，中国的政治传统对于力求彼此以敌体相待的同样合法的政权，很难给予指导。隆武帝深知，福州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另一个南京或北京。他尽量设法离开闽江流域，试图把江西、两广、湖广乃至四川的文武官员置于他的统辖之下，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由于下面所说的原因，他无法出兵北上，即使仅是越过北纬29 度也不行。尽管在老百姓心目中，大明还是很有号召力，但是没有了采取军事行动以及维持秩序的能力，号召力并不能带来实际的效果。
闽浙之所以不能合作，双方君主的个性亦应考虑在内。两人都是出于个性而坚持自己的立场，尽管各自的个性相反。考察一下两人不同的领导方式，还可以看到一个共通处，即贯彻明朝始终的辅佐皇帝问题。鲁王体弱多病（尤其有气喘病），他的朝廷靠近为恢复明室而战的前线，但是在当时及以后数年，他决不因恐怕危及自己和家人的性命而撤离。他的为人宁静、仁慈、温和，他的作用大体局限于循规蹈矩地主持朝仪，一切谋划决策，则放手让文武臣僚去做。他并没有超凡的眼光、智力与领袖才能，但是与人相处时非常热情诚挚，能和跟随他的人结成亲密关系，而又不失体面。这些特点使文臣对他颇有好感，但是无助于果断的决策，也无助于控制武人。
鲁王在居于绍兴的一年中，任命了几位大学士，但是其中多数在前线各岗位，仅有一二人在鲁王身旁处理文书。张国维肯定是大学士中最重要而且最具影响力的一人。但是他几乎未像以前的首辅那样发挥丞相的作用。与此相似，尚书、侍郎等官虽已指定，各部机构实际并未建立。总之，浙东文臣领袖精诚合作，鲁王也不专断，但是鲁政权缺乏组织结构。当来自隆武朝廷的挑战升高之际，尽管鲁王不能拒绝他的热情支持者的央求，但很难说他们达成了一致看法，也不能说在此问题上政府已有决定——显然，没有任何决定自始至终执行过。鲁王只是默许各人对此问题可凭良心行事。最后，问题堆积，内斗加剧，质疑他人是否忠心成了积怨之府，并被任意利用，以诋毁某些能臣。
与此相对照，唐王是明季宗藩中真正与众不同之人——生活刻苦，体魄强健，精神旺盛，果决有为，受过治国之道的良好教育，关心公共事务。这些特点使他在崇祯朝成了一个惹是生非的藩王，那时他坚持鼓吹扩大宗藩在政府和国家防卫中的作用，但是现在这些同样的特点使他看来几乎是一个理想的君主。此外，他在早年曾经受过特殊的磨炼，因此足以担负复明皇帝的艰难重任。
唐王的大部分生活的确是在狱中度过的。他从三岁到二十八岁，与其父亲一起被监禁在唐藩王庄的私狱之内，因为其父失宠于其祖父，即当时的唐王。当朱聿键从监禁中获释，并被允准承袭其父被不正当剥夺的爵位之时，河南正受到“流寇”的威胁，北京则受到剽悍的满洲人的逼迫。他试图应付危机，在其王庄建立了防御体系，并在1636 年出师“勤王”。这些举措破坏了明朝对宗藩的禁令，他于是再次入狱。这次共九年，被锢于凤阳的高墙（这是为行为不轨的宗人所设的监狱）。在这次监禁中，他受到了非人的对待，能够活下来，靠的是贤妻的自我牺牲以及河南几位有关官员的斡旋。最后，弘光朝廷实行大赦，他才以庶人身份自凤阳高墙获释，被安置到南方远处。他如今在福建，饱受挫折的自尊心和潜在能力似乎已在皇帝这一职务中找到了最后的表达和实行的机会。唐王把全副精力用于如何当好皇帝，他发誓要步武太祖，把北虏驱逐出去。他把政府的不振归咎于贪酷的官吏。有几位颇得人心的福建官员，被外来人士指为贪污。他就把这些人处决了。此事可能是过于仓促了。他希望为官僚和民众树立一个清廉的榜样，衣着朴素，饮食简单，拒绝建宫殿，不准为他准备豪华的别院，宫内执役的人也很少。此外，他只有一位仍无子嗣的曾后，却拒纳任何妃嫔。曾后也受过良好教育，在内外事务上，都是皇帝信赖的最亲近顾问。不过，若是贡献有价值的书籍，他乐于接受，视同珍宝，尤其是历史和治道之书；甚至在“亲征”时，都要载运数千卷书。
唐王相信，能拯救明朝的，正是他这位藩王，因此不能设想，他会放弃帝位，让给另一个人，尤其是这另一人是他的晚辈，又只是一个监国，而他自己则是皇帝，而且即位时间也更早。当然，为了外交和战略的原因，他致书鲁王是很客气的。但是他对“皇太侄”的态度并不宽宏大量，而且心存不良。这种态度后来更为明显，还发泄到不够机警、不知对隆武明确表示效忠的鲁王使者和其他人身上。隆武帝虽然过去一直维护宗室的利益，现在也公开保证，要为成了孤儿或流落在外的所有次一级的宗藩恢复爵禄，但是他对于和自己一样显露领袖才干的宗藩（例如在赣东北领导抗清的那些人），则小心提防，并心存轻蔑。有一位不幸的靖江隆武帝虽对宗藩中的潜在对手心存疑惧，对其他人却大度包容，急于吸引才略之士为其服务。他授人官位时，不太蹈常规，也不太循资格。想博得一官半职的庸才，常会上一些鼓舞人心的奏疏。隆武帝易为所动，对这些人加以赏识。皇帝的这一性格，王，不知有鲁，也不知有隆武，在遥远的广西省自称监国，形同儿戏，以失败告终。此人被戴上镣铐，从桂林一路押解到福州。他的主要支持者在福州被处死，他本人也受到审讯，爵位被夺，瘐毙狱中。唐王以此儆戒其他宗藩。一方面使隆武政权任用的人遍及好几个省籍，因而比鲁监国政权更有全国性的规模；另一方面，则导致冗员过多，许多人不能称职。最著之例是隆武的内阁。隆武帝总共任命三十余人为大学士，虽然其中有些人没有到任，另一些人被派往战场，但是还有许多才智杰出之士伴随皇帝，无所事事。这些人之所以无所事事，在于皇帝本人处事果决，又有文学长才，亲自撰写差不多所有的诏书和晓谕，极少垂询那一群他自己搜罗来的大学士。
这当然是人才和人力的浪费。更为可悲的是，皇帝虽然精明，但还是需要一二位机敏的政治家以备顾问，也即需要类似宰相那样的人，不仅程序上应如此，制度上亦为合法。隆武帝确有许多顾问，却没有真正的顾问。他基本上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他的思想往往忽而如此，忽而又如彼，因各种可能的情况而异。因此，他的许多上谕和诏书，常常彼此抵牾，自相矛盾。不消说，那个时代本身的特征就是动荡不安，即使是最稳健、头脑最清晰的人来担当隆武帝的角色，也不可能不感到困惑，不引起混乱。在弘光朝，谋求权势的大学士行使“体制上”所不允许的全权；在鲁与隆武朝，则是不作决策的人物来到君主身旁。不论是哪一种情况，由于明朝体制缺少宰相职务，本来就极困难的局势更为恶化了。
隆武帝在战略问题上最为反复无常。部分原因是：他一接到来自与他竞争的那些省份（浙江、江西、湖广）的消息，不论是好是坏，就感到不安，要采取行动，在没有充分权衡是否可行以前，便发布命令。但是另外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当时福建的战略地位甚为复杂；另一个是有关福建境外发生的事，很难获得迅速而准确的情报。相形之下，鲁政权的情况则颇为简单：不是敌人来，就是我们去；不是渡过钱塘江，就是越过杭州湾；而且浙西和长江三角洲（与鲁政权真正有关的仅有的两个地区）的形势发展很容易辨认清楚。但是隆武帝若要把政府所在地从福州移往易于进攻的地点，就需要长远的筹划。移徙时首先应到何处，而后又是何处，需要考虑的诸因素尽管并非不可捉摸，却也是游移不定的：从湖广到南直隶的各个战场，清军和明朝抵抗力量的相对实力，内部团结及进展情况如何；这些地区内忠明军队“迎驾”的能力怎样；鲁王政权在杭州阻拦清军的潜力，干扰隆武军队推进的潜力又如何；闽军若是长途跋涉，进入陌生地区，所需军队人数、训练程度、给养多少，以及士气情况等又怎样，诸如此类。
隆武帝的第一个目的是沿着原路返回，也就是通过仙霞关，经由江西东北部，沿钱塘江而下，收复杭州，然后从杭州进逼南京。但是有几件事立刻使这一战略的吸引力大减。他得知，在宁国、徽州地区以及这条路线西北方的天目山区，清军兵力强大，咄咄逼人。另外，钱塘江沿岸实力最强的两位明军将帅朱大典和方国安，虽然保证既忠于鲁王也忠于隆武，却彼此憎恨，不可调和，在战事中不能指望他们的合作。第三，尽管隆武帝提出请求，鲁王的朝廷拒不对他作正式的承认，因此后者动向难测。还有，水师总兵黄斌卿原来已受封爵，并受命大张旗鼓地进入杭州湾，与原定沿钱塘江而下的官军形成钳形攻势；现在他却在舟山群岛停了下来，不肯再前进。一旦没有了海上策应，要向杭州或南京进攻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但是1645—1646 年冬明军在江西和湖广抗清的胜利（见第二章），使隆武帝考虑进军“湖东”的第二个计划，也就是一旦越过仙霞关或分水关，即折向西北，在鄱阳湖东岸，与从江西南部经由赣江，以及从湖广中部经由长江而来的两支明军会合。然后这支联合的水陆部队可在南昌、九江击败或接收金声桓部，进而沿长江直下，向南京发动一场水上进攻。
隆武帝希望尽量扩大其统治范围，对于江西、湖广各抗清首领，迅速地封官晋爵。福建朝廷任命万元吉为驻吉安的南赣总督即为一例。隆武帝还派遣闽军越过仙霞关和杉关，以此尽力增援江西东北部组织薄弱的抗清力量。这次行动中执行最力、收效最大的领袖人物是监军张家玉。此外，湖广的何腾蛟、堵胤锡以及名义上在他们手下的明军将帅，隆武帝承认其官职，并予以提升；不仅如此，大顺将帅如李锦、高一功、郝摇旗诸人，也获得了爵位、高级军衔，乃至皇帝起的名字。部分湖广军队出境援助江西西部的抗清军，主要也是由于奉隆武帝的征召。隆武帝曾一度希望，在鄱阳湖地区进行一次协同作战，以加强三省之间目前仍脆弱的合作。但是1646 年春，清军在江西采取了几次军事行动，把现存的明军抵抗力量限制在南端的赣州地区。而对何腾蛟来说，湖广局势仍很危急，也不可能考虑出省作战。
隆武帝渐渐地更为注意南赣，即赣州道。他一开始就和南赣的领袖联系密切，派遣几位最得力的官员前往南赣协调彼此的事务，并从广东方面予以援助。当清军在江西向南扩张势力时，隆武帝愈益担心，一旦赣州也失守，进入福建（也包括自福建退出）的所有陆上通道都会被堵死。但是，他能否前往赣州，何时前往，抵达后又往何处去，都是未定之数。如果江西局势好转，他可能沿赣江而下发动攻势，以恢复明朝对江西全省的控制。他也可能以湖广的长沙为“行在”，从长沙谋取河南，准备将来进攻北京！但是另有一些人担心，赣州可能是（或看来是）退往广东的一个中间站。
此外，随明朝的危机而来的严重社会动乱，使得穿过福建西南部甚为危险。福建、江西、广东三省交界地区，一向难以统治，如今大股盗匪再度猖獗，人数也大增。其中有些人和江西的明军领袖虚与委蛇，另一些人则对广东惠州、潮州二府以及毗邻的福建汀州府各地大肆劫掠。这类劫掠行为和汀州其他地区激烈的农民暴动有关，暴动的成因则是当地“土豪”长期来用大斗收取佃户田租以行欺诈。1645—1646 年间，各种社会抗争和目无法纪现象遍布福建全省，上述一切只是其中规模最大和最剧烈的而已。福建局势是如此不稳，隆武帝有鉴于此，既怕离开，又想离开，进退维谷。隆武帝要考虑的情况是如此错综复杂，因此，他对自己的行动和准备采取的行动总是举棋不定。1645 年9 月初，他在福建登极还不久，即被劝说不要北上。而后他决意要在10 月7 日“出关亲征”。但是以后一再延期，直到次年1月22日才得以出征。他又在溪水上游的建宁“驻跸”，迁延观望。到了3月，才折回到靠近西南通道的延平。在这期间，他关于亲征的下一目标的种种指示中，只有一个指示是始终一贯的，即决不会再回到福州。福建财源有限，难以支持大规模的战事。隆武帝因此颇费踌躇。社会不安也因此加剧。隆武朝初期确曾估计到，要在1645—1646 年冬为各主要关口及其他一百多个可能进入福建的通道配置足够兵力，并在来春向江西和浙东发动进攻，所需兵员为二十万，所需支出为福建及两广岁入总和的两倍以上。无论就人力还是就岁入而言，都是没法办到的。后来又有一个更冷静的估计：扼守主要关口，维持内部治安，需要四万兵力，最低限度的给养则每年要耗费八十六万两千两。但是一旦发动进攻，武器、盔甲、马匹、营帐、运输等开支总数就要高达一百五十六万两。隆武帝即位伊始就指示，所有收入应当首先满足军事需要。一位官员声称，福建每年税入应当有一百二十万两用于军费，但是实际税入本身看来也远远达不到此数。零星的记载表明，隆武朝廷向广东、广西至少征收了十六万三千六百两，另外有二十六万两则来自福建的捐助。但是当军费宣布为一百五十六万两时，隆武帝悲叹道，三省现有财源加在一起，也不能达到此数。此外，在隆武旗号下不时向其他省派兵作战所需的费用，还不包括在这个数字之内。
不消说，因不断的征税，福建经济的每一角落都被搜括到了。百姓弄得一贫如洗。一心想行仁政的隆武帝不愿正式提高基本税率，他甚至以为，受盗贼蹂躏地区的赋税非宣布蠲免不可。但是租税常常强制“预借”，人民受到高压不能不“捐助”，实际税率因而大为提高。官职也是按级论价，与弘光朝如出一辙；官衔、功名事实上可以售予任何人，尽管这种做法受到皇帝的谴责。
于是倡优厮隶，尽列冠裳。……其黠者倩轩盖，雇仆役，
拜谒官府，鞭挞里邻。……然犹苦饷不足。
各县仓谷发充兵饷以济急。各府、县库银，乃至“恤民库”银，则成了方便的财源。这类库存本是公共积累供备荒之用的，人民希望国家予以看管，而现在却被国家挪用。此外，最沉重的负担落在以闽江为中心、包括福州和建宁的福建“上游”地区。晚明时代，对外贸易扩展，因而这一地区，与以九龙江为中心、包括漳州的“下游”地区相比，在商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公共财富方面，差得很远。陆上运输并没有多少进展。使人员和物资能通过西北部各关口的各种设施，若要输送大军，则不堪负荷。
不过，若要更为全面地了解隆武时期的后勤问题，必须对大学士黄道周和南安伯郑芝龙二人所起的作用与形象作一考察与比较。这两个人是隆武朝最重要的官员，他们之间的冲突以及异同之处，充分反映了明季文武之间的不协调。要使文武双方和衷共济，连皇帝本人也觉得没有指望。
16 世纪末17 世纪初，中日贸易蓬勃发展，尽管双方政府都予以限制。郑芝龙的早年生涯，就是在这冒险犯难、相互竞争的中日贸易中充当一名伙计及知晓多种语言的通译。他首先以巨盗著名，特别善于把手下人组织起来，号令严明，看来颇能发挥社会领袖的作用，还不时表示愿与政府当局合作。1628 年，福建的明朝官员用以海盗制海盗之术，使郑芝龙投顺。其后他在明朝军事机构的卵翼下，一路升迁，像其弟鸿逵一样，官至总兵。在这几年里，他逐渐成了中国东南各港口及沿岸水域的霸主。他是那时代一位传奇人物，与其子日后的情形相似。
隆武帝得到这样一位实力人物的支持，起初大为高兴，满怀感激之情。早在弘光朝，郑芝龙就被封为南安伯，隆武帝不久又加封他为平彝侯，以表彰他翼戴福建新朝廷之功。隆武还破格准许郑芝龙使用非正式的“勋辅”称号，表示他与大学士同列。郑芝龙是武臣，而户、兵、工三部尚书皆为文官，但是隆武帝出于上述同一心情，授芝龙以全权，处理三部有关当前军事的事务。当时福建朝廷的事务，几乎都和军事有关，因此，虽然三部名义上由文官掌管，但事实上事务都受郑芝龙节制。郑芝龙不仅是重要的将帅，还是一个显赫家族之长，以及一个势力庞大的政治—贸易组织的首领。隆武帝因此在开始时让郑氏家族及徒党占据了大量文武职位。没有子嗣的隆武，甚至象征性地收芝龙长子、一表人才的郑森为义子，赐国姓朱，赐名成功，并以驸马体统行事，外加许多特权和职掌。
当然，不可能人人都像隆武那样喜欢郑芝龙。文官们反对这位盗贼出身的将帅扩张势力，社会领袖则指责他常强行征收钱粮，弄得许多人甚至连正税都拒缴。随时光的流逝，皇帝本人也对依赖郑芝龙感到后悔，甚至怀疑到他的忠诚。首先，隆武离开福州（后来是建宁）“亲征”的计划一再延迟，因为在郑氏节制之下，军事准备似乎永无完成之日。其次，隆武帝最初曾任命郑氏组织中两名最有实力的次级领袖郑鸿逵及其族侄郑彩为前锋“左右翼”，为而后在浙江西南及江西东北的亲征扫清道路。但是这两人行动拖沓，从未远出仙霞、分水、杉诸关之外三位郑氏将帅的因循与怯懦似乎与日俱增，隆武帝对此也愈
感不快。这时有一位官员指出，郑氏长处在于海战，不在陆战，派遣郑氏军队深入内陆，对付精锐的清军骑兵，“是犹驱羊而御狼也”。而郑氏的海上力量是北人（指清军）无法匹敌的，因而较明智的办法是派遣这股海上力量去占领舟山、崇明各岛，并从海上攻击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一说法或许是正确的，不过，郑氏显然从来就不愿意使用其海上力量为隆武的大业而战。要是有谁从海上进逼南直隶，郑芝龙反而常加以破坏。
因此，隆武帝的大愿原来是“出关”，现在仍想“出关”，但原因却变成急于摆脱福建财源的限制，摆脱郑氏的固执态度。他不能直接向郑芝龙发怒，就把怒气发泄到跟郑芝龙关系密切的那些人身上，不时粗暴对待他们。这种愤怒心情使隆武到了真假莫辨的地步，特别在处死陈谦这件事上。陈谦是鲁监国派来的最后一位使臣，郑芝龙和他一向有交情。隆武不分青红皂白，把他杀了。这类事件表明，隆武帝怀疑郑芝龙有叛逃意向，可能也是出于想当然。
传统的历史著作对郑芝龙偏见太深，很难作出客观的评价。在一定范围内，郑芝龙的为人当然是干练狡黠，雄心勃勃，性格强悍。他当然希望，支持了隆武帝，他自己在福建的势力便能范围更广，影响更深。但是，他的海上力量来之不易，获利甚多，他显然不愿意为了使朝廷迁往另一个省而发动一场战役，把自己的力量消耗掉或牺牲掉。他未能及时把隆武的战争机器用于战场，可能确实是有困难。但是他的虚与委蛇一定另有原因，即他自己的利益和皇帝的目标在根本上不能调和。无论如何，那时的明朝皇帝严重依赖这位武人的非正规军队和半私人组织，其代价是惨重的。
隆武朝最受尊敬的文官是黄道周，他的看法和郑芝龙截然相反，但是最后两人所为都没有多少实效。他原籍闽南漳州府，在天启、崇祯二朝是东林党的领袖、“清流”大业的中流砥柱，因而很早就誉满全国。他的仕途自然并不顺利，有一段时间，甚至因敢言而入狱。但是他在闲居期间到东南的书院讲授经典与哲学，一大批文官领袖和社会领袖都是他的学生。他在弘光朝接受了一个不重要的官职，但在1645 年春借故离去。同年夏，南京陷落，他正巧在浙江。7 月底，他劝唐王就监国位。其后短期内仍留滞浙江，直至8 月26 日才抵达福州；但抵达后立即担负了他自己所谓隆武朝“司晨鸡”的角色。
杭州成立短命的监国政权时，黄道周给潞王上了一道奏章，从中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一个中兴政府应是怎样的。他当时以为，南京的陷落完全是由于文官的优柔寡断，以致人民信心丧失，而不是由于各驻防地的将士不愿作战或是放松警惕。因此他建议，十天之内应采取七项行动，“使（满洲）闻之，以为圣人复出；江南父老见之，以为礼乐复兴；而后天下事事可为也”：（一）召集各地官员调查民间情况，监国并亲往杭州各处召问百姓，蠲除其苛政；（二）监国亲临郡学，赐耆老以帛、米、肉；（三）召集各郡县教官，询问考试选举事，并亲自召问其特达自著者；（四）召集南京逃回的各文武官员，询问弘光帝的确实消息，禀告先帝，并宣布祸国诸臣的罪状；（五）征集附近诸郡耆宿臣僚，听邻近各省抚按推荐叙用；（六）亲率百官阅视杭州各军，其小弁有技勇者予以赏赐，并命掌兵大僚分汛阨塞北面各要害之处。这就是博洛军离杭州只有十天路程之时黄道周所提出的各项要务！
浙江的经验显然使黄道周增强了军务紧急之感，他在福州也就不再提及理想的圣贤举措。相反，他一抵达就上疏隆武帝，自请率军出征，耀旌旗于西北边的关外，以安定人心，不使天下人以为，朝廷将偏处福建，碌碌苟安。此时黄道周年已六十，从无带兵经验，而且也无兵可带，身边仅有四千五百两白银供军需之用。他抢在隆武帝亲征计划之前，于9 月14 日（抵达后仅两周半）离开福州，溯江而上。但是他深信，凭他在百姓中的令誉，一路上可以聚集足够的兵员和给养，或许还可能在一个月之内直接攻击南京。
臣只手赤身，无大兵重饷。又以迂阔，为此间巧佞者所
轻，维陛下宽其前途，宏其刚愎，同此如水臆，共此文章
灵，臣诵之起舞，感叹再四也。
但是“识者早知时势之难，一出必不返矣”。
犹如一幕悲剧的最初几场，黄道周的愿望多少是实现了。他从福州带出的银两，有一半以上为同情的官员所捐助，在延平、建宁与崇安，他又从予以合作的地方官员的府库中“借支”了五千余两，当地士绅则捐助了一千四百五十两。此外，他漳州家乡的亲朋子弟率当地义勇和他会合，组成了十二营，约四千六百人。他从未自兵部（亦即郑芝龙）得到一兵一将之助，也从未自兵部得到后勤支援。他明白，他在崇安时已得到的一万八百九十两，已耗尽了这“上游”的余润，而率领这样一支军队出关，从事两个月的战事，还需要此数之半。而且当时又下着大雨，他的兵士在泥泞中行进维艰；而后他允许士兵喝暴涨的河水，差不多所有的人都病倒，有些甚至死亡。
黄道周有鉴于如此情形，不忍把这些未经多少训练的兵士带入更为艰险的境地。因此，当他终于推进到广信府（这是进入江西东北部、南直隶的徽州府及浙江西南部的交界处）时，只能满怀失望地在闽江上游停了下来，直到11月中旬。从该地看来，形势更为险恶。他原来寄希望于一些抗清中心，而现在不论是从这些地方传来消息还是音信杳然，都是凶兆。虽然有位史家说，黄道周在广信募集了一万余人，纯属自愿，道周又亲笔书写教谕以为赏赐，在他们看来，这比皇上诰命更为珍贵；但是黄道周本人抱怨说，当地人既吝啬又无决心，士绅募集的奴仆和慕义者不足三千人，未经训练，装备极差。
若仅以四千病卒，半月之粮，亦未敢径趣金陵之下；若与诸达官贵人苟且夷犹，阻江自守，则臣有所不忍为也。
黄道周于是深感力不从心，然仍希望依靠江西“穷巷孤村”的“处处团结”以及浙江忠臣义士之气。他派遣诸营进入邻近各地，并于11月底首次试图夺取婺源。他帐下只有一千二百人（虽然他曾告诉朝廷，这次攻势若要成功，至少需要三万六千人），与大占优势之敌几次遭遇之后，兵力愈益削弱，士兵愈益不振，终于他本人在1646 年2 月9 日或10 日被俘，4 月在南京被害，一同被害的还有几位忠心的部属。
黄道周际此艰困境地，一直哀叹，自己缺乏治军长才，和他一起救援徽州忠义之士的诸臣，也是“各贵介，不知兵，以兔搏虎，不足为怪”。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尊重武人，经常斥责他们无能、怯懦、投机取巧。凡叙及黄道周在隆武政权中所起作用的记载，鲜有不提到下述一事的：一次，隆武帝赐宴大臣，黄道周与郑芝龙发生了争执，一个是南安伯，一个是大学士，谁应居上座，黄道周援引祖训，终于获胜。南明这一幕戏剧以后所展现的种种场面，都有此题材。黄道周本人的话可能更为说明问题。他说，真“豪杰”投奔广信，想在他帐下投军，而他授予这些人的官职不过赞画、守把、游击；他们见此，投劄于地，说自己从朝廷取得的官职，可以高至参将或副总兵。但是黄道周考虑，这样做是否会越出他自己在疆场的职权，而且他也不愿意这些无功之人利用他处境的艰难以获取高爵。他的这一态度表明，在南明时期，“清流”与反对职业军人这二者之间是密切相关的。虽然隆武帝坚决不想让自己的朝廷像弘光朝一样，为“清流”与“阉党”双方余孽的冲突所左右，但是他无法调和文武，也无法打破“清流”即文、“逆党”即武的想法。
隆武帝登极初便已强调，文武的作用是同等重要的，二者必须协调。他还表示，愿亲自体现文武一致，不可或缺。他一面聚集皇皇典籍，撰写朗朗上口的上谕，以炫耀自己的学问，同时又像理想的将帅一样刻苦自砺，精神焕发地尽力效法中国历史上马上得天下的皇帝，尤其是公元1 世纪为中兴汉室而东征西讨的光武帝。但是随时间的流逝，他对武人越来越感到失望，指责他们既贪婪，又桀骜不驯。当时，整个社会正在彻底军事化，隆武帝不幸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不顾各种艰难危险，也不顾郑芝龙的反对，坚持要在福州实行科举考试，试图以此来阻止这一社会趋势，但只是徒劳。在南明历史中，实现文武平衡的最适当人物非隆武莫属，但是此一平衡不能仅由皇帝一人所作的姿态而达成，不论他是何等的真诚。
鲁王治下的浙东，文官领袖与武人之间也有冲突，形式略有不同，但同样严重。鲁王的军队开始时约有二十余万，成分复杂，甚难协调。文官统辖下的，有民兵、义勇以及富室支持的各营义师；在武人麾下，则是清军攻入南直隶南部后南逃或退回浙江原驻地的各支官军。文官方面的领袖是：鄞县钱肃乐，复社成员，前刑部员外郎；余姚孙嘉绩、熊汝霖，二人都是活跃的“清流”党人，一为前兵备佥事，一为前户科给事中；绍兴于颖，前知府，现任宁绍道台，曾与刘宗周紧密合作。武人方面的领袖是：方国安，弘光朝长江中游的总兵官（现在在其辖区卵翼马士英、阮大铖）；王之仁，定海水军总兵；郑遵谦，武科出身，后为军官，原来聚集在许都周围的“侠义”人物（见第一章）现在受他统辖。1645—1646 年间，清军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水上抵抗力量已逐步占了上风，此时从北方又来了原明水军残部，搅乱了上述两方面南明守军的阵脚。但是，如果鲁王军事组织内部的问题得以解决，而不是任其恶化，清军的入侵是可以制止的。
且不说互相冲突的各人性格所引起的紧张，在战略战术方面看法也不能一致。不过，在文武双方阵营的内部都有这种情况。唯一显著的例外是熊汝霖及另外几位“清流”志士他们事先既无多少准备，也无多少协调，却一直不断地投入战斗，绝不考虑伤亡。更为严重的是下述情况：当具有“逆党”背景的人被授命负责后勤时，“清流”中的东林党人就对他们猛烈抨击，武人领袖则予以反击，指责这些文人阻挠军事。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件事，更具有破坏性，即“分饷分地之议”。浙东资源有限，不敷所需，此一冲突因而更为严重。
如上所述，鲁王政权的组织并不很健全；中枢亦从未设立户部，这与明朝财政和军需方面非中央集权化的一般趋势是一致的。展开军事行动所依据的是下述并不严格的原则：官军驻在哪一府，就从该府的税入得到供给；募兵、义勇来自哪一县，就依靠该县的捐助。职业军人对这样的安排特别感到不满，要求所有为战事而积聚的银钱物资由他们掌管，至少兵部手中的财物要由他们掌管，然后按战略需要进行分配。“义勇”（按：为某一大业而战即是“义”。这里所说的“义”还有一层意思：士兵所跟随的，若是与晚明政治中“清流”有关的人，亦即是“义”）领袖对此中央集权却表示反对。他们不信任武人；恐怕武人垄断一切，排挤文官领袖，将所有兵士置于官军领导之下，从而破坏浙东特有的抗清精神。他们还担心，若是自己和家乡士绅的个人联系因此切断，捐助便会枯竭，全局便会受累。有几位文官甚至建议，文官与武将的指挥彻底分开。而后的情况是：官军和义勇的各支部队互相争夺各自驻地附近府县的正供、捐助和征派，井然有序的后勤计划绝无可能实行。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消说，要纠正鲁王政权各支部队长期以来各自为政的局面，很少有可能。1645—1646 年冬，这种无秩序状况更变为一片混乱，同时，日益严重的物资匮乏，使官兵窃取原定供应义勇的粮饷。以后鲁王军队普遍饥荒，许多“义勇”部队被遣散归里，官军则靠劫掠勒索为生。这就是1646 年春末满洲人决定继续南进时南明前线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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