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宫崎市定
翻译：张学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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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迄今为止欧洲人关于十字军的研究，如果说有什么不满的话，那就是他们总是将目光投向西方这一点。一般说来，十字军对欧洲的历史意义在于，政治上促进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宗教上使教皇的权力一时得到扩张后又致其衰落，学问上获得了天文学、数学、化学和文学等新的学科知识，经济上促进了东西交通、远距离贸易的发展，等等。简要地说就是在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刺激了欧洲社会，为此后的文艺复兴打下了基础。但是，世界史上如此重要的一个事件，其历史意义果真仅局限于欧洲来探讨就足够了吗？说起来，十字军东征难道不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大事件吗？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如其有时被称作“欧洲大战”一样，其主战场虽然在欧洲，但其所产生的影响却遍及全世界，特别是日本和中国，尽获渔夫之利，提高了国际地位，而且还被认为是后来的支那事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如果说，给欧洲带来巨变的战争，对亚洲也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那么，十字军的东征，不也应该思考其与中亚、远东的关联吗？
或许会有人认为十字军东征发生在距今八九个世纪之前且东西隔绝的时代，没有必要考虑其对遥远的东方的影响。然而实际上早在十一、十二世纪，在中国来说就是宋王朝时期，东西之间的交通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亚洲西端发生的变化，立刻便会对东端产生影响。不过，一般的历史叙述中并没有留下宋代堪与张骞、玄奘比肩的旅行家事迹，但这并不是因为这一时期东西间的交通已经衰落，而是正相反，这是因为这样的旅行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毫不稀奇，无法再引起人们的兴趣。例如，有个叫道圆的僧人，于后晋天福年间（９３６—９４２）从中国出发，历经十二年，从西域取回了经书，于宋太祖乾德三年（９６５）回到了中国。其后赴西域取经的僧侣数量很多，还曾出现过一百五十七个僧侣组队前往西方的事情。
回到正题，在西亚，基督教国家与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斗争，可以说由于塞尔柱土耳其的登场而愈加激烈。也就是说，塞尔柱之孙图格鲁勒·贝克进驻巴格达，掌控了阿拔斯王朝的实权，其侄阿尔普·阿尔斯兰（１０６３—１０７２ 年在位）则进军小亚细亚，大败东罗马帝国军队，可以说，十字军东征的前哨战于此已经拉开了帷幕。紧接着这一事件后即位的东罗马皇帝米海尔七世（１０７１—１０７８ 年在位），遣使远赴罗马教廷请求援助，但当时没能成功。阿尔普·阿尔斯兰之子马立克沙（１０７２—１０９２ 年在位）时，塞尔柱王室的势力达到了鼎盛，其死后不久便爆发了由东罗马皇帝和罗马教皇煽动的十字军东征。断断续续的战争一再发生，前后持续了两个世纪。
东罗马皇帝米海尔七世，以及塞尔柱王朝苏丹阿尔普·阿尔斯兰和马立克沙父子的时代，对处在远东的中国而言，正值宋王朝第四代君主神宗（１０６７—１０８５ 年在位）的统治时期，王安石登上了历史舞台并施行新法，同样也是北宋的极盛时期。有记载称宋神宗时期，遥远的西方有两个很少听说的国家曾遣使朝贡。
其一，神宗熙宁四年（１０７１）七月戊子，层檀国前来朝贡。层檀国是阿拔斯哈里发授予塞尔柱王朝君主的称号苏丹所统治的国家，即Sultanate之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五中，有引自《神宗正史》卷一一八的相当长的记载。据此，其王名亚美罗亚眉兰，这应当是Amir-amiran的音译，即大将军之意。使者自海路而来，据说经过了勿巡、古林、三佛齐，航程两万里，如果顺风，昼夜兼行一百六十天左右便可到达广州。当然，勿巡在作为塞尔柱王朝根据地摩苏尔的音译字时是最为恰当的，但据使者所言，勿巡是从其国都前来中国的途中所经之地，如此一来，或许是指印度的迈索尔，但此城位置稍稍深入内陆，其名称是否真的覆盖到海岸尚有疑问。古林这一地名在宋代也被写作故临，是指靠近印度南端的奎隆，而三佛齐不用说就是苏门答腊。
关于层檀国，《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说“始通也”，可谓意味深长。因为此前阿拔斯王朝以大食国的名义频繁向宋朝派遣使者，且就在一年之前的熙宁三年（１０７０）年底，大食国使者还刚刚前来朝贡，献上了珊瑚、乳香、水晶、药物等土特产品。然而为什么到了第二年的熙宁四年，又改以层檀国的名义请求通好呢？想必是因为塞尔柱苏丹与东罗马帝国及基督教国家的关系逐渐恶化，因而想与拥有强大实力的中国保持更加友好的关系，以确保背后的安全。
而争斗的对手东罗马帝国同样也觉察到了与中国通好的必要性。宋神宗元丰四年（１０８１），东罗马帝国，即拂菻国的使者从陆路远道而来，记载同样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四及《宋会要稿·蕃夷》四之十九等处。据记载，使者名你厮都令厮孟判，我觉得“孟”或许是“盂”之误，试将其译读为聂斯托利乌斯·乌尔班诺，但无法确定这究竟是同一个人还是不同的两个人。据这使者所言，其王名灭力伊灵改撒，其中的“力”很明显为“加”之误，应读为米海尔·凯撒，这正是向教皇派遣使者请求援助的米海尔七世。据称其领土南临灭力沙，这正是继承了苏丹阿尔普·阿尔斯兰的马立克沙。
《长编》又在其注中称这一记载基于《神宗正史》的《拂菻传》。值得注意的是，这篇传记的最后本来有“历代不朝贡，于今九百余年矣”一句。其意应理解为“只是在九百年前曾经朝贡过，其后历代一直没有朝贡，如今又再次前来”。而从此时往前推九百年，乃是公元 １８０ 年。考察中国的外交记录，在稍早于１８０ 年的１６６ 年，大秦王安敦的使者曾来洛阳向东汉桓帝朝贡。安敦就是罗马皇帝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如此说来，宋朝的记录官将这次朝贡的拂菻国认作是大秦国的继承者，因此才会有这样的注记。所谓拂菻，不用说是阿拉伯人对欧洲人的泛称，即“法兰克”的音译。
宋神宗时期，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从海路迎来了从未听说过的国家最初的朝贡使节，也从陆路迎来了音信不通长达九百余年的国家的使节，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应将之视为西方尖锐对立的两个国家都想与宋朝加深友好关系而展开的外交战，其努力不约而同地以向中国派遣使节的方式表现了出来。而这一事件也表明了无论是在欧洲还是西亚，中国都被感知为一个近在身旁、足以成为直接利害相关者的存在。
然而，当时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是否真的能够互相切身感受到对方的存在呢？要说明这一点，最好是观察其后的历史。宋神宗死后四十年，崛起于内蒙古东部的契丹辽王朝最终覆灭，与辽朝同族的耶律大石率领残兵败将逃向西方，在紧邻塞尔柱王国的东部建立起了西辽王国，这实际上是远东民族入侵西亚的先驱（１１２４ 年）。其后又过了一百年，蒙古成吉思汗入侵西方，不仅横扫了西亚，更是震撼了欧洲。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东西之间的距离感在不断地缩小，而这种距离感的缩小，即使在十字军东征以前就已经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不，站在之前的距离感觉上来说，十字军东征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不可想象的新事态东西距离感的缩小，前提就是大规模远距离贸易的盛行和成熟。
本文作者宫崎市定（1901—1995），20世纪日本最著名的史学家，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第一人。世界汉学重镇“京都学派”史学集大成者、第二代代表人物。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名誉教授，从事东洋（亚洲）史研究，专攻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史，研究、教学凡四十余年。代表作有《亚洲史研究》《中国史》《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等。
拂菻国即东罗马帝国，在宋哲宗元祐六年（１０９１）也曾来中国朝贡，据记载，拂菻国的使者得到了帛二百匹等赏赐。这表明丝织品是当时东西之间远距离贸易的一般商品。不过，丝绸的西输不需等到此时，早在汉代就已经被运到了遥远的罗马帝国的市场。到了宋代，比丝绸更重要的东西如瓷器等物品，也成为远距离贸易的商品。瓷器既可以通过海路运送，也可以通过陆路运送。乍一想，在沙漠恶劣的道路环境下靠驼马运送易碎的瓷器似乎很不现实，但实际上并不一定如此。其实只要捆扎得当，不管什么样的道路都可以做到万无一失。商品的捆包方法恐怕与后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如果是瓷器，那么先用黏土包裹并压实，多件物品合在一起做成较大的粘土块，干燥压实使其坚固，然后再用稻草捆扎，这样便完全能够应付运输过程中的碰撞。到达目的地后只要将粘土块放入水中融化，将瓷器取出即可。虽然黏土的运费也被算入价格之中，但只要有人梦寐以求不论价钱，便能够赚到足够的钱。其实当今也有类似的事情，如法国香水的价格大部分都是包装费，而且还要支付税款，但购买者依然趋之若鹜。
包括货币在内，原料金属似乎也在东西之间不停地移动。宋朝政府禁止向国外出口金、银、铜、铁，但这种禁令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这些物品实际上是在流动着的。而这些金属之所以流动，必定存在着使其流动的原因。首先是金银的比价问题。大体说来，在欧洲和西亚，金银的比价为10:1，而中国则一般为6:1。因此 西方人将白银带到中国，购买黄金后带回去，便可从中获得很大的利润。
其次是因为宋代中国铜、铁的产量激增。政府为了促进铜钱的流通，大量铸造铜钱，带动了铜的生产，特别是发明了湿法炼铜技术，据我推算，北宋一百七十年间，政府铸造的铜钱总额应在两亿贯。一千个铜钱便是一贯，相当于3.75 公斤，因而铜的价格也相当低廉，只相当于白银的五十分之一，甚至一百分之一。铁则更加便宜，这是因为使用煤炭炼铁的方法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可以说已经进入了量产时代，其准确的价格并不清楚。
总之，当时东西之间的陆路交通与海上交通一样，都处在相当繁盛的阶段，其证据可以举出很多。宋代在今陕西、甘肃方面，出现了党项族建立的独立国家西夏，宋朝与西夏之间展开了血腥的争斗。这里有两个问题，宋朝政府为什么要花如此大的力气去争夺那样一块偏僻的土地？西夏又是凭借什么在那样偏僻的土地上割据并保持独立的？一言以蔽之，这就是这个地区控扼着陆路东西交通的大动脉。西夏就是因为占据了这条东西交通要道，从中获得巨利并因此维持了国家的独立，而陕西、甘肃被西夏占领这件事，则相应地给宋朝政府带来了不利的后果。
占据了东西交通要道的西夏，对过往货物的征税愈重，宋朝政府就愈难受。其实，与宋朝政府同样感到难受的，便是占据今新疆并将贸易作为立国之本的回鹘人。为此，回鹘人只得避开西夏领地，迂回通过吐蕃人的领地，开辟了与宋朝往来的道路。
这条道路虽然充满艰险，但还是因为商贸而大为繁荣。从吐蕃领地进入宋朝有个地方叫古渭砦，位于渭水上游，沿渭水再稍稍东下有秦州，这里是宋朝的作战基地。宋神宗时，王安石任宰相，开始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为了怀柔吐蕃，使其对抗西夏，准备将之前设置在秦州的市易司（物资调集机构）迁移到前方的古渭砦。有人对将价值三十万贯的物资安置到前线而感到不安，对此，王安石反驳说：眼下吐蕃的富豪也居住在古渭砦，其中不乏家财二三十万贯缗的人，他们怎么就没有丝毫的不安呢？由此可知，当时的吐蕃商人正是利用这条贸易通道获取了巨大的利润。此外，往返于这条交通路线上的回鹘人中也有许多富豪，其中有一个就住在宋都开封，其财力甚至可以左右金银的价格。
在宋朝的记录中，经常可以看到因回鹘和吐蕃的贸易商人将金银运往国外，导致中国内陆金银不足，价格出现腾贵的事情。但是，如果因此而马在上认为当时中国的金银正在不断地流向西方的话，却反而会失之轻率。当时的中国，生产力的提高极为显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经济的发展呈加速度增长，因而产生了庞大的资金需求。而商品则被廉价生产，出现了出超倾向。因而从长远来看，应该认为货币是在反过来不断流入中国，特别是白银表现得最为明显。尽管中国的白银产量历来较低，但宋朝以后，白银的持有量逐渐增加，最终使宋朝成为银本位的国家。数量如此庞大的白银，基本上应该是从外国不断流入并长期积储起来的，而这样的现象只能认为是从北宋初期开始的。然而，货币本来就富有流动性，不会总是流入，有时也会流出，而北宋的这种现象其实是反常的，也正因为如此，国内市场才会出现动荡和不安。
这一事实也可由西方的情况得以证明。据货币学家的研究，从十世纪后半叶开始的两个世纪之中，西亚地区感到了严重的银荒，此事颇为重大。历来都处于全世界发达地区前列的西亚，会因为其本位货币白银的缺乏而感到头痛，其原因只能是当时出现了某些新的情况。而这两个世纪，在远东地区恰好与北宋重合，在西亚则相当于十字军的初期以及之前的所谓十字军胚胎期，因而，十字军东征的真正起因，或许与这一事实有着一定的关联。
十世纪左右的西亚可以说正遭遇着一场巨大的社会危机。用一句话来说，这便是资源的枯竭。特别是森林资源的枯竭最令人头痛，造船没有木材，只能从遥远的欧洲进口。既然连造船的木材都不足，那么，其矿工业所需燃料的匮乏就更不难想象了。不幸的是西亚没有可以替代木材的煤炭储藏，虽然石油储藏丰富，但当时还不知道该如何利用。
据说在今天，衡量一个文明发达的程度，可以据其所耗的热能卡路里来计算，这在以前也应该一样。在热能上走投无路的西亚，各行业的生产也顿时陷入了停滞，出口不增而进口大增，其必然结果即表现为货币特别是白银的流出，自身的白银持有量陷入不足。
经济的萧条立刻导致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这可能就是十世纪以来西亚各地开始雇佣土耳其军人的根本原因。军人这样的重要职务，很自然应该由同文同种的本国民众充任，但在财政陷入困境时，政府往往就管不了那么多，只能以更低的价格来雇佣生活程度较低的外族以供役使。罗马帝国末期如此，东汉王朝末期也是如此。这个时期的西亚，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的地方太守等官员，争着招募土耳其雇佣兵，这正是一种末期症状。
这些外族军人，一开始会为了低廉的佣金顺从长官的意志，但后来发觉自身的实力并不差，于是便会产生出自我民族的大团结，并开始独立行动。这样的土耳其人集团，越过伊朗与图兰的边界，即定居的波斯人与游牧的土耳其人的分界线锡尔河南下，所到之处建立了许多独立的政权，其中最先出现的是阿富汗的伽色尼王朝，而深入西方且势力最强的，正是塞尔柱王朝。土耳其种族散居在中亚到南俄罗斯一带，因此他们可以沿着里海和黑海的岸边南侵，但建立伽色尼王朝和塞尔柱王朝的土耳其人，他们都是沿着接近蒙古的中亚东部地区南下的，并因此向南、向西发展，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进入了西亚内陆的土耳其人，在宗教上完全伊斯兰化。当他们前进到小亚细亚，与东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基督教徒发生冲突时，他们凭借着武力上的自信，以前所未有的果敢态度开始攻击。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平静安眠状态的伊斯兰“圣战”意识被急遽唤醒，对此，惊恐退缩的东罗马帝国只能以同样的圣战来对抗圣战，向罗马教皇请求援助，因此而引发的便是十字军的东征。
因此而引发的十字军东征，不可能不对西亚的后方中亚，以及更远的远东地区产生极大的影响。首先，十字军的东征引发了人口的大量消耗。悲惨的虐杀再三上演，战士们也一个接一个地横尸疆场。就像欧洲方面不停地向本国请求援军一样，土耳其方面也必须不断地补充军人。人力资源沿着塞尔柱王朝原先前进的路线，从东方国境向西方流动，东方也因此出现了人员稀少的所谓真空地带。于是其他土耳其人又从更东的地方来到这里。在塞尔柱王朝衰落的十一世纪后半叶，出现在中亚的强国花剌子模王朝便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建立起来的。
蒙古民族的兴起，也可以视为土耳其人西迁所引发的波动之一。从历史上来看，以蒙古地区为中心的游牧民族的动向，基本上是西方处于优势，通常是由西向东形成压力。也就是说，原来以阿尔泰山附近为根据地的土耳其民族，只要向东方前进，占据鄂尔浑河、土拉河、色楞格河这三河汇流之地建立牙帐，其势力便足以控制戈壁周边的整个蒙古地区。柔然、突厥、回纥都是例子。然而，现在土耳其人开始向西整体移动，其对东方的压力变得微弱，有时甚至会形成真空地带，这反而引发了蒙古民族的西进。成吉思汗所属的蒙兀室韦也是这样，蒙兀室韦这样的小部族，唐代还居住在北满洲的呼伦湖附近，其后逐渐溯克鲁伦河西上，至成吉思汗的父辈时，已经到达了距三河流域近在咫尺的不儿罕山周围。
然而，东部的游牧民族向西方移动，并不仅仅是因为这样消极的理由，即土耳其民族向西移动后，他们也被牵引着向西走。西迁的背后应该还有更为积极的理由，这就是他们的文化水平到了这个时候，由于受到了他们密切接触的中国文化的刺激而有了急剧的提高。
游牧民族历来便缺乏文化的自我发酵的环境。他们的文化，特别是武器之类的物资往往依靠与其相邻的各发达国家。因此，在亚洲北部的游牧民族之间，自古以来便有西方土耳其民族压倒东方蒙古民族的倾向，换句话说，这无非就是西南亚的伊朗、阿拉伯文化凌驾于中国文化之上的反映。然而到了现在，如前所述，西亚的发达地区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之际，未能成功渡过这一转折期，反而出现了全面的文化停滞。与此相反，中国从唐末到宋初则实现了社会、文化的飞跃发展，以至能够凌驾于西亚之上，东西方的关系在此发生了逆转，而最能象征这一形势逆转的事实，便是作为热能的煤炭被普遍使用，尤其是被应用在铁的生产上。
在中国，铁被大量生产，而且价格低廉，就算中国政府严禁出口，但也无法保证能够完全禁绝，铁器不知不觉之中流到了邻近的游牧民族之间。特别是北宋时期，蒙古民族的一支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不仅占据着蒙古地区，而且还越过长城占领了南方汉族的居住地，即燕云十六州。其中的云州即位于今山西省的北部，这个地区同时拥有优质的铁矿和煤矿，因此，辽王朝不可能不利用这个地区的铁矿和煤矿来炼铁。源自内蒙古东部的僻乡的蒙古部落，征服了戈壁周围的整个蒙古地区，领土远至天山，这种破天荒的伟大事业背后，必然有着铁的贡献。也正因为如此，辽王朝灭亡时，耶律大石率领少数残兵败将西迁，挤进土耳其民族的领地建立西辽，这样的事业才得以实现。
最近发现的一处遗址，有理由推测在辽王朝以及后继的金王朝时代，炼铁业广泛分布于其领土内的各个地方，这就是黑龙江省阿城县小岭公社附近发现的古代采矿遗址。据报道，遗址除出土了辽金时代的大盘和大碗外，还出土了北宋神宗时期铸造的元丰通宝。阿城是金朝上京会宁府的所在，说不定这是一处金代遗址。
据传辽朝政府严禁向邻近的异民族出口铁器，因此，成吉思汗所属的鞑靼诸部的战斗力很微弱。但到了金朝，铁禁弛缓，宋朝铸造的铁钱流入鞑靼诸部，并被改铸成了武器，鞑靼诸部的战斗意志也顿时随之高昂，直至出现了成吉思汗这样的英雄。总之，对于蒙古民族的大征服，当时冠绝世界的中国冶铁技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应该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此外，引发蒙古民族远征西方的原因，还可以从十字军对东方的影响中寻找，这便是东西交通路线的变迁。十字军的东征虽然最终促进了欧亚间贸易的发展，但在十字军交战之时，不用说战争对贸易而言是一种妨碍而且这场战争波及的地区极为广阔，从小亚细亚直到埃及，古丝绸之路西端所有的通道都因此被封锁。在这样的局势下，欧洲人想要避开卷入战争的危险地区，寻找前往东方的安全通道，那么就只有下定决心迂回到很远的北方，绕过黑海、里海之北到达中国。只要到了中亚，那么其东方便是辽朝的广袤版图，通过辽王朝便可以获得一些中国的物产，比如说丝绸。辽与宋签订了和约，每年以岁币的名义可以从宋朝得到绢三十万匹、白银二十万两。其中，白银恐怕用于与宋朝贸易的通货，而丝绸则可用作与西方贸易的交换物资。与此相仿，西夏也接受宋朝馈赠的银、绢、茶等物资，保证了双方的和平。其中，茶当是用于本国的消费，白银和丝绸则可能分别用于与中国和西方的贸易。如此一来，欧洲商队可以从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出发，渡黑海到其北岸，由陆路绕过里海北侧，再从咸海之北沿天山山脉北麓向东，经由西夏领土的北端，绕行经内蒙古到达辽都临潢府或南京（今北京）。
如果想要从欧洲到印度，则在咸海之东折向南，在撒马尔罕一带纵穿古丝绸之路，由阿富汗进入北印度。因此，撒马尔罕附近成为古丝绸之路与新辟印度通道的唯一交叉点，因而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盛极一时。土耳其塞尔柱王朝走向衰落之际，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花剌子模王朝之所以能夸耀其富，正是因为控制了此交通要冲。
然而，这种极为殷富的城市，必然会引起邻近游牧民族的垂涎，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成为掠夺对象的命运。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地区后，首先迫使西夏臣服于己，这意味着蒙古人掌握了古丝绸之路的一部分。由此西进，不久便可到达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繁华城市猬集的中亚。被征服了的这片土地，又可以成为进一步向西南亚入侵的前沿基地。另一方面，沿里海、黑海北侧的新交通路线，则可开辟出攻击俄罗斯、波兰方面的通道。可以说，正是因为十字军的东征而开辟出来的交通路线，使得蒙古民族的西征变得更加容易了。
日本的历史学界流行着一种非常不合理的世界史观。例如，很多人都认为，直到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为止，东亚与欧洲一直是互相隔绝的，彼此都处于独立发展的阶段，正是因为新航路的开辟，世界才成为一体。这种观点奇怪至极，如果说世界是一体的，那么，自古以来就是一体的；如果说世界不是一体的，那么，今天仍然没有成为一体。所有的事物都应该从量上来观察，古代有古代的东西关系，中世纪有中世纪的东西关系，近代则有近代的东西关系。东西之间相互影响对方，又相互接受对方的影响，一路发展到今天，问题在于影响的方式和程度。而重大的历史事件，必定会在相应的范围内造成重大的影响，本文的主旨即以十字军为例对此试作论述。
本文摘自（日）宫崎市定著，张学锋、马云超等译《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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