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工业革命的逻辑
第一节 企业的性质
诺贝尔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1937）论证了这样的观点：企业出现的原因是它能够减少或内化市场交易成本。这些交易成本由个体单独承担太高了。如果市场交易成本是零，企业不会出现。因此，企业规模的大小与市场交易成本的大小是成比例的。
但这个企业理论无法解释工业革命，也不能解释中国乡镇企业奇迹般的成长。
本书的观点是，企业产生不是为了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或内化市场的需求方并使之与供给方统一），而是通过劳动分工提高生产的规模和效率，以响应扩大了的市场需求。工业革命的出发点不是融合市场的供给方和需求方，以降低或避免市场交易成本。相反，工业革命的出发点是通过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使供给与需求分离，是一个由供应能力有限、自给自足的手工作坊转变为有庞大供应能力的大规模量化生产组织的现象。道理很简单：小企业的固定投资和组织成本低，但是边际产出成本上升很快；而大企业固定投资和组织成本高，但是边际产出成本上升很慢（而且平均成本随市场的扩大而降低）。因此，小企业虽然进入门槛低但是缺乏规模效应，而大企业进入门槛高但是具备规模效应。所以，小市场只能支撑小企业，大市场才能支撑大企业。
因此，理解企业（工业组织）的性质和它与工业革命的关系，其关键是解释规模化生产在历史上是如何出现的，以及它与劳动分工和市场大小的关系。但基于科斯理论去解释规模化生产和大工厂的出现，必然假设市场交易成本在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急速上升，以至于对资本家来说，迅速扩大企业规模来内化（避免）上升的市场交易成本是最优的。这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出现巨大的市场交易成本，因此企业的出现是没有必要的或是不值得投资的。
这种按照科斯理论对于工业革命的解释和逻辑推理显然是荒谬的。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交易成本是极高的，但没有出现大企业，为什么？因为企业起源于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是受市场规模限制的（亚当·斯密，1776）。
因此，在农业社会没出现现代企业和规模化生产不是因为缺乏市场交易成本因而不需要企业出现（正如科斯定理所蕴含的）。相反，现代企业没有出现，完全是由于存在高昂的市场交易成本——比如缺乏社会信任、交通基础设施和存在远距离贸易的不确定性——以至于市场（尤其全球市场）根本不存在。如果没有大规模市场（需求），也就不会有大规模企业（供给）。
因此，大工厂的出现从来都是对大市场出现的反应。在18世纪的英国是如此，在1978年后的中国也是如此。简而言之，没有企业绝不意味着没有市场交易成本，而是没有市场本身。
对企业基本性质缺乏历史的理解使得奇才式的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没能洞察工业革命，更别说洞察中国快速工业化的深刻机制。其实科斯对发生在中国的快速工业化非常感兴趣，并常常以此来批评当代西方流行经济学对中国高速发展的无能为力和贫乏解释，因此西方流行经济学被他戏称为“黑板经济学”。他认为中国的实践对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可惜他本人创立的制度经济学仍然对中国和发生在200多年前的工业革命缺乏解释力，虽然科斯一贯正确地强调当今主流宏观经济范式对于解释经济现象（尤其是发展经济学现象）的贫困处境和苍白无力。(大家顺手点击下方的广告，是对本号最大的支持）
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尤其是北美）经济学家在西方完成工业革命并进入福利社会以后，为了追求经济学的“科学性”和数学化，抛弃和忘记了历史，把经济史赶出了经济学的殿堂，将其拱手交给了被数理经济学家歧视的历史系和社会学系，以至于让制度经济学家们天马行空地勾画历史如入无人之境，使得“二战”后一代又一代在北美毕业的经济学PhD（博士）们在被新古典经济学“科学范式”盲目地、机械地、千篇一律地训练下（批量生产下），变成了黑板作业和权威杂志的奴隶。因而不是陷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泥潭就是堕入制度经济学的陷阱，却不知道制度经济学家的历史观和理论实际上并不被经济史学家所广泛接受，而是不断遭到经济史学家们的批驳。
制度是生产方式的产物，不是原因。而无论是发生于18世纪末英国的工业革命还是今天中国的工业革命，首先是向世俗的重商主义的观念转变，然后是市场规模、工业组织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是政治制度的变革。
在2015年11月23日不幸去世的新制度经济学大师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观点远比他的学生们（比如Acemogru等）更富弹性与创见，但是他的基本思路仍然是制度决定论，而且出发点仍然是根基于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比如诺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穷，是因为其交易成本高。这是对的。那么，什么决定了交易成本的高低呢？诺斯认为交易成本的背后就是制度框架。由此引出的问题便是什么使制度运行良好？什么使制度形成了有效率（即交易成本低）的市场？诺斯从这里就开始走偏了，把交易成本和制度同时神秘化了。
交易成本的高低其实主要受市场大小决定（或以市场大小为基础），而在落后的农业国家，市场大小并不是由产权制度决定的，因为除了在20世纪才出现的共产主义运动外，人类历史上几千年的农业文明都一直基于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因此这些国家无法实现工业化是由于无法为广大农村的小农经济提供一个能使劳动分工和规模化生产盈利的市场，因为这些地方的交通运输、政治稳定、社会治安、社会诚信、购买力等条件实在太差了。而向这些贫穷国家输送民主制度和现代金融制度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使得政治稳定性和社会秩序更加恶化。因此发展中国家为了降低所谓交易成本（或扩展工业品市场），首先要做的就是像所有欧洲列强当年所做的那样去为本国制造业和敢于冒险的商人阶层大力开辟统一的国内国际市场。只是欧洲列强当年为开辟世界市场采用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贩卖的手段已经不适用了，而当代中国却提供了和平开创国内与世界市场的新模式和经验。
第二节 印度纺织业综合征
英国成功完成原始工业化并开辟了原始工业化所需的世界市场，尤其是全球纺织品市场以及棉花生产殖民地和奴隶种植园的形成，催生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保护性工业政策和重商主义政府领导下的原始工业化成功地创造了巨大统一的国内和世界纺织品市场，因此工业革命最先在棉纺织业爆发（而不是通常所说的能源和运输业）。
棉纺织业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旗舰产业。但所有经济史学家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棉纺织业对开启工业革命如此重要，那么为什么印度没能最先开始工业革命？毕竟，印度在17、18世纪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棉纺织业。事实上，英国殖民者学习并复制了印度的棉纺织技术。当年印度棉纺织技术如此先进，即使到了19世纪40年代（在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末期和之后），印度手工制作的棉产品的质量仍然优于英国机器制造的纺织品。
印度纺织业看起来也有一个足以使机械化生产（或发明珍妮纺纱机）获利的大规模市场。这个行业不仅满足印度国内巨大需求，还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一半的产出，特别是欧洲，尤其是英格兰。但是印度不仅没有发明纺织机并引爆工业革命，其纺织业还在19世纪中期被英国人的竞争所彻底摧毁，沦落成为向英国纺织业提供原材料（棉花）的农业基地和倾销其机械纺织品的市场。
为了解开这个印度纺织业综合征之谜，很多理论被提出。其中的主导理论将印度没能开启工业革命归因于它在廉价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劣）势。这种观点认为，与中国一样，印度在18世纪拥有大量工资极低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发明昂贵的机器来替代廉价的手工纺织劳动是无利可图的。相反，英国在欧洲有第二高的劳动成本和实际工资（仅次于荷兰），这样的环境激励了英国企业家发明纺织机来替代劳动力。
工业革命只能发生在高工资的英国而不是低工资的印度这个观点并不令人信服。一方面，它意味着所有后起国家必须等到实际工资急剧上涨后才能开始工业革命。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恰恰是19世纪末日本的廉价劳动力使日本的工业革命与纺织工业现代化受益。中国1978年后也利用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成功开启工业革命并在1995年成为世界最大纺织制造和出口国。事实上，大多数后起国家都把廉价劳动力（尤其是在纺织业）作为开启工业革命的垫脚石。此外，高工资并不简单意味着高劳动成本，相反却意味着高劳动生产率。事实上，由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2009）记载的英国17、18世纪（1600—175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前连续上涨的工资，反映的可能正是英国原始工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结果。这个初始工业化阶段通过远距离贸易、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大大提高了英国人的劳动生产率。
如果像罗伯特·艾伦（2009）假设的那样，采用珍妮纺纱机纯粹是为了通过用资本替代劳动来降低劳动成本，那怎么解释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实际工资与劳动需求比原始工业化时期上升更快的事实呢？例如，在1675—1775年的100年间，英国工资上涨不到20%，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1775—1825年的50年里却上涨了50%。另外，如艾伦（Allen，2009）注意到的，荷兰在17—18世纪的工资成本比英国还要高，科技也更发达，却没有发明或采用珍妮纺纱机并开启工业革命。
而且艾伦（2009）关于为什么工业革命发源于18世纪英国纺织业的“高工资”理论还隐含一个值得怀疑的假设，即18世纪的纺纱机是资本密集型的，而不是劳动密集型的。事实上，当时的珍妮纺纱机非常原始，是木制的，十分廉价，仍然由人力驱动（几十年后改为水流驱动）。即便提高了原始手工纺纱的劳动生产率，但是在纺纱机发明后整个英国纺织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仅没降反而大大提高了。因此如果从要素投入来看，整个纺织业的劳动-资本比不见得降低了。而且直至今天，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纺织业是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而不是资本密集型的，虽然这些国家采用的纺织技术已经比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的英国纺织机先进多了。
因此，18世纪飞梭和珍妮纺纱机在英国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不可能仅仅是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而更可能是为了提高产品供给速度和单位劳动产量，来更多地满足日益升高的市场需求、占领市场份额和击败竞争对手。
不过我们完全赞同艾伦（2009）关于工业革命很大程度上由对新技术的需求而不是对新技术的供给（创新）来驱动的理论。但与艾伦的立场相反，我们认为对新技术的需求不是源自降低劳动或能源成本本身的激励，而首先是源自市场的扩大和基于规模经济的市场竞争。就像英国经济史学家Phyllis Deane（1965）敏锐注意到的一个事实：
只有当潜在市场足够庞大，需求足够富于弹性时，产量才有迅猛增加的前景。这时，企业家才会放弃传统的技术，转而投向向他们敞开的新技术的大门。
英国17、18世纪的高工资是原始工业化的结果，因此仅仅是英国工业革命前期市场规模和草根人群购买力的体现。在工业革命前夜和期间，受越来越多的欧洲各国纺织品生产商之间的市场竞争和全球棉花供应链的建立所驱动，飞梭、珍妮纺纱机、工厂系统和规模化生产的方法逐渐被采用。这进一步使英国工资和劳动需求急速上升，而不是降低。
这种工资变化过程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能观察到。在1978—1988年的原始工业化期间，中国的平均工资开始增长但并不十分显著，约为每年4.9%。这与当时年均10%的全国实际GDP增长率和每年高达28%的乡镇企业产出增长率形成强烈对比。在随后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1988—1998年），工资增长速度稳定在每年4%左右。只是到了中国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后（1998—2007年），由于机械化生产的全面推广，工资增长开始加速，超过GDP增长率，变为每年13.2%。
因此，印度失败而英国却成功开启以新纺织技术为主导的工业革命的一个更合理的解释，不是英国的高工资使资本替代劳动变得有利可图，也不是印度的低工资使劳动密集型的手工作坊更加合算，而恰恰是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以及当时的中国）缺乏有组织的大型国内和国际纺织品市场，保障原材料（棉花）源源不断供给的有效手段，批量产品即时分配销售的营销网络和运输体系，以及相关的国内外信用支付系统。
到18世纪中叶（即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的时期），英国不仅成功为规模化生产的纺织品准备好了巨大的国内国际市场，还建立了多元化的棉花供应链（来自印度和美洲殖民地）以及纺织产品的分销网络。这得益于英国先进的全球贸易站点，运输系统（公路、运河、航海）以及强大的海军。英国海军是数百年来政府为在欧洲列强间赢得全球商业竞争和军事统治而认真精心培养的。经过重商主义下数百年的原始工业化，英国制造业同欧洲各国对全球市场份额的激烈竞争，诱使英国企业家和商人寻求通过探索和利用规模经济来提高单位时间总产量与市场总利润的更好方法。即，从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作坊转向使用机器的具有劳动分工和重复性机械性操作和劳动力组织结构的工厂。
一般而言，产品的市场规模与运输成本、物品按时保质抵达的风险负相关，与商业网络、原材料供给、信用支付速度和消费者购买力正相关。由于原始工业化与强大国家支持（重商主义政策、海军对远距离贸易的保护），18世纪英国拥有必要的国内、国际市场规模和足够低的运输成本和交易风险来吸收（支持）规模化生产的纺织品，弥补投资工厂设备和人工组织与监管的固定成本，并分散（降低）产品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带来的风险。但18世纪的印度（和中国）不具备这些条件。因为它们都缺少重商主义政府领导下数百年的原始工业化阶段，一个工业革命前最为关键的市场“胚胎发育”和“发酵”阶段。
多数经济史学家都没能强调一个重要但简单的事实（本质上与市场规模相关），或者它在解释与理解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性：即规模经济与固定（沉没）投资成本的关联。一旦机器被安装，不管它的安装成本是多少，使用机器的边际成本实质上是零。从那时起，生产成本只（主要）包括可变投入成本，例如劳动力、原材料和能源。换句话说，资本（结构与设备）一旦投入，就是“免费”使用的。
因此，对所有采用机器的行业而言，扩大资本利用率（比如让机器每日24小时不停运转）是以资本为要素（而不是以土地为要素）的生产方式的最主要驱动力，因为资本是可以不分时间、地点不停重复使用并能够被再生产的。土地则不是，它受季节和日照时间的限制而且是不可再生的。因此工厂的未来现金（利润）流完全取决于市场规模，不像粮食供给那样。太小的市场无法承担资本投资的固定成本，但市场永远不会太大，越大越好。[14]同时，工业品价格随市场规模而下降（因为使用现有资本的边际成本为零），使大企业更有竞争力。
因此，英国工业革命不是由高工资本身导致的，而是由全球市场的扩大和大量英国（和欧洲）纺织商（行业）间巨大竞争压力导致的。巨大的市场需求与竞争压力使珍妮纺纱机的广泛使用有利可图，因为即便是半机械化生产，也能大大提高供给速度与总量，并且降低平均价格，尽管英国工人工资成本比周边国家高。高工资实际上更是需求方因素（人们的购买力）而不是供给方成本因素。难怪自资本（机器）在生产上的使用（比如珍妮纺纱机与蒸汽机）开始，对劳动力进一步的巨大需求、拓展新市场、发现新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技术成了所有资本家和资本化生产的唯一最重要的驱动力和终极目标。因此，“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才在那个时期出现。也因此，在完成纺织主导的劳动密集型第一次工业革命与铁路运输的繁荣之后，高度过剩的工业产能促使英国政府与资本家开始大力推行自由贸易和亚当·斯密关于自由贸易的说教。
正如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工业革命同样如此。由于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以家庭为基础的手工作坊无法直接转变为以工厂为基础的规模化生产。市场规模不仅由人口衡量，还包含它的购买力，更重要的是运输能力、销售网络、原材料供给和金融中介服务以及其他让产品能够及时送到顾客手中的能力。英国纺织业有接近全国与世界客户的手段，但印度纺织工匠没有。换句话说，亚当·斯密描述的精细劳动分工、产品专业化的别针工厂是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夜的常态，但在17、18世纪的中国和印度是特例。
能让英国（政府和商人）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区分开来的标志，就是它当年无与伦比的开拓和垄断世界纺织品市场和棉花供应链的国家能力。与此相比，18世纪的印度和中国是望尘莫及。然而从16世纪开始，欧洲各国，尤其是英国，就开始大力开拓世界纺织品贸易市场和原材料（棉花）供应基地，这是史无前例的。正是这样的市场创造力和全球竞争使得工业革命成为必然。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是那些当年积极参与同英国的全球纺织品贸易市场竞争的欧洲国家，而不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那些拥有丰富棉花资源和深厚纺织业传统的国家（尤其中国和印度），能够率先在19世纪迅速成功“复制”英国工业革命，尽管这些欧洲国家并不种植棉花，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棉纺织业并非它们的“比较优势”。
戴维·兰德斯在讨论印度18世纪缺乏启动工业革命的能力时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谁会从（印度纺织业）机械化中获利？”他回答说是商人和中间商，因为印度工匠无法从国际贸易的巨大利润中套利，就像中国茶农与印尼的香料种植者无法利用欧亚市场的巨大价差获取巨额全球茶叶和香料贸易的利润一样。印度以家庭为单位的原始纺织作坊没有足够的能力创造世界需求；因此，印度个体户如果想通过团队工作、劳动分工、专业化生产以及资本和技术升级来扩大产能，它需要依赖商人和中间商来组织（和资助）大规模生产和销售以及原材料供给。
但大规模生产与长途贸易也需要大量贸易信贷（trade credit）来支持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不断远距离循环流通和再生产与投资，需要先进的基础设施来交付货物而不产生高昂的交易成本，需要深化而巨大的市场来吸收并确保大规模扩容的产品供给和存货吸收，还需要强大海军的保护。印度缺乏所有这些要素：它没有强大的富有中间商阶层来帮忙预付和销售产品，来确保原材料的顺畅流动，来资助资本投资和贸易信贷，来容忍销售失败的损失。它也没有有效的基础设施来降低长途贸易成本，没有巨大统一的国内市场来吸收巨大的供给，它也没有强大的海军来保护本国商船免遭海盗的袭击。
印度不仅在200年前缺乏这些因素，它现在也不具备这些条件。这解释了为什么印度依然没能实现工业化。因此，尽管在18世纪的印度以家庭为基础的纺织业很发达，还拥有极为富饶的棉花种植土地，它的经济结构仍没有准备好引爆一场工业革命。如前所述，该产业却极大地帮助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尽管英国不产棉花）。没有从印度转移的纺织技术和英国自身巨大并统一的国内与国际市场（由英国海军、跨大西洋贸易商以及发达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网络支持），英国不可能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
新古典经济学家［也许除了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新贸易理论外］很少强调国际贸易的最重要功能和激励不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所带来的福利收益，而是在于由市场的急剧扩大而带来的规模效应。市场规模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只有它才能够支撑劳动分工、专业化和新技术发明所付出的巨大成本和受益于所产生的规模效应。规模效应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固定生产成本，包括劳动力组织成本和资本固定投资成本；这些固定成本在平均成本中的份额随市场的扩大而急剧缩小，从而占据竞争优势。一旦固定投资成本得到支付，使用资本的边际成本实质上为零。所以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原理也可直接翻译为大卫·李嘉图的“专业分工取决于贸易规模”原理。因此与短期衰退相同，即便在长期增长中，也是需求（市场规模）决定供给（技术、企业组织和生产方式），而不是相反。
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市场决定了印度在18世纪甚至在21世纪的生产方式：尽管印度目前有将近13亿人口的潜在巨大国内市场，它很大程度上仍然处在规模化生产的全球制产业链之外。它必须依赖中国和其他出口国来获取廉价工业品——从工业机械、手机到灯泡、玩具等更基本的产品。为什么印度连玩具这样的基本日常用品都不能生产？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经济总量比中国大20%，现在中国经济总量是印度的5倍。两国拥有几乎相同的人口，但今天中国吸收比印度高7倍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生产并消费世界60%的水泥，而印度的份额只有7%。
是什么阻碍今天的印度（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模仿1978年以后的中国或当年的英国引爆一场工业革命？是无法获得技术吗？不是。印度已经能发送飞船到火星。是缺乏民主吗？不是。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是没有私有产权吗？不是。印度千百年来一直保护私有财产权。是没有法制吗？也不是。印度在18世纪就继承了英国普通法。那印度为什么选择进口玩具而不是自己生产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忘掉制度经济学关于榨取与包容性制度的花言巧语和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概念。我们必须考虑市场创造成本和市场协作失灵。
印度没有自己的玩具供应链是因为缺少良好发酵的日用品市场和市场创造者，以使印度千百万自给自足、自由放任的农民能在基于劳动分工的原理上组织起来从事规模生产和销售。正是由于缺少这样的市场创造者，阻碍了农业社会的印度用规模化生产的工厂替代自给自足的手工作坊。简而言之，印度缺了一个原始工业化“胚胎发育”阶段来开启它自身的工业革命，来创造和培养一个广大的商人阶层，来提高草根民众的购买力，来将农村剩余人口转变为有组织的劳动大军，来推动劳动分工并形成全国性的产业链和分销网络，来投资国家和地方性基础设施建设。
在一个工业强国众多、国际市场高度竞争的急速改变的世界，印度想要在短时间内实现所有这些，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是国际投资者或大型外资企业）做更多，去培育“发酵”国内市场和推动乡村原始工业的形成以及更好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国际大公司和制造商不会去一个缺乏起码的运输、供电、产品批发、原材料供应、劳动力组织的国家投资。事实上，来自发达工业国的巨大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大量涌入中国——即在中国成功完成原始工业化并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那时，也只有那时，中国才成为一个真正的（而不是潜在的）跨国企业逐利的市场和西方FDI外流的目标。那时，也只有那时，中国巨大的人口才变成真正的（而不是潜在的）购买力和国际巨头最小化生产成本的廉价劳动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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