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已有关于地权稳定性和农业长期投资的研究较少虑及劳动力非农转移这一不可逆的趋势。本文讨论劳动力非农转移背景下地权稳定性对农户农业长期投资的影响机理及其效果，以跨期经济作物的种植为例，结合CLDS(2014)7217个样本农户的实证分析表明:(1)总体上，地权稳定性的提高会促进农户进行长期投资，强化对跨期经济作物的种植倾向;(2)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则削弱地权的投资激励效应;(3)强化农业公共服务能够缓解非农就业对产权投资激励效应的负向影响。因此，在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情景下，在稳定地权的同时改善农业公共服务，能够有效诱导农户的长期投资，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地权稳定能激励农户对农地的长期投资吗
洪炜杰，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罗必良（通讯作者），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稳定而明晰的产权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原因在于它能够稳定经济主体的预期并激励长期投资，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绩效。在农业生产领域，农地产权通过两方面作用于农业长期投资。其一是改善土地的生产性功能并产生直接增收效应。稳定的产权有助于改善农户的行为激励以及对未来产出的预期。相反，不稳定的农地产权则可能会导致农户生产经营被迫中断，前期投资无法收回，这相当于对农户的未来农业产出征收随机税，会抑制农户长期投资的积极性。其二是通过改善土地的交易性功能而产生财产性交易收益效应。安全的农地产权更有利于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农户不必担心其现期投资在未来流转中贬值，这有利于增加农户对未来市场价值实现的信心，并由此增加长期投资。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产权模糊问题被认为是这些国家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户的农地产权有不断强化的趋势。经营权方面，自1985年中央“1号文件”规定“任何单位都不得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生产计划”后，农户拥有了较为充足的自主经营决策权。农地流转权方面，也由原先只能在小组内部流转逐步放开，到现阶段多个1号文件鼓励农地流转，农户能充分自主进行农地经营权的流转。在地权稳定方面，国家政策法规层面做出了持续的努力，如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要求在第一轮承包到期后，将承包期再延长30年，并要求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2003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更是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然而，写在纸上的制度与实施运行的制度并不完全一致。在实践层面，农地调整时有发生，李尚蒲和罗必良根据2012年对26省的调查数据表明，土地调整的发生率仍高达45.39%。Yao and Carter认为农地调整是村庄为了追求公平而形成的一种制度实践;Brandt et al.认为农地调整是在缺乏农地流转市场的背景下，农村集体借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一个重要手段。李尚蒲和罗必良认为，农地调整来源于长期制度实践下农地保障功能的“均分基因”，农地调整是村庄自发的产权界定方式，符合传统的土地治理规范和集体行动逻辑，通过农地调整来表达集体成员权是产权稳定性增强的重要表现。但是，更多文献认为农地调整是我国农地产权不稳定的一个重要表征。有鉴于此，已有文献关注农地调整对改善农业专用性投资的影响。其主要观点认为承包期的延长或者土地调整发生率的降低有利于激励农户向农地投入更多的绿肥或有机肥。但是，许庆、章元发现，无论是“增人增地”还是“减人减地”对农户农家肥的使用量都没有显著影响。此外，部分研究证明，农地产权及其稳定与否，无论是农户在小规模经营情景下的投资，还是在地块不相连分散经营情景下的投资，其影响程度也是有限的。不过要强调的是，部分有机肥(尤其是速效有机肥与复合肥)的施用并不一定表达农户的长期投资行为，绿肥种植与否，也并不完全是产权独立决定的结果。
事实上，在农业领域，表达农户投资经营行为的长期性，不仅表现在要素投入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对不同周期性作物品种的选择。其中，长周期作物的种植不仅是一种生产行为，也是一种投资行为。相对于绿肥和有机肥等要素投入，跨期经济作物初始投入大，回收周期更长。不仅如此，农户对跨期经济作物的选择不仅能够反映农户对产权的稳定预期，同时也是农业生产要素长期配置的一种结果。已有文献注意到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农户种植结构选择所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农业劳动力的刚性约束，将导致农户种植结构的短周期化，减少劳动密集型作物的种植，降低对长周期经济作物的选择并由此抑制农户的长期投资。
上述文献已经关注于地权稳定与否对农户要素投入的影响，但却没有重视农业要素配置的相互性;即使讨论了农户在劳动力约束下种植行为的选择机理，但却没有顾及农地产权产生作用的依存性条件。随着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空间的不断扩展与外出务工工资的不断上涨，意味着农户务农的机会成本将不断提升。在这一背景下，农户的理性选择是更多地选择对劳动力需求更低的种植结构，降低务农的劳动力成本，提高家庭总体收入。农户对跨期经济作物种植的选择，不仅仅取决于投资预期回报的高低，并且也是基于劳动力务农和非农之间收益比较的结果。考虑到跨期经济作物往往具有劳动密集的特点，从而使得农户种植跨期作物的种植可能会面临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而受到抑制。由此提出的悖论是:农地产权稳定性的提高能够降低未来损失风险，有利于激励农户进行长期作物的种植;而非农转移强化劳动力的刚性约束，则会降低农户种植跨期经济作物的可能性。因此，本文认为，在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背景下，农地产权或许不再是决定农户是否进行长期农业投资的唯一因素，而劳动力的有效配置将成为农户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对这一判断进行理论梳理与实证检验。
二、逻辑分析
三、数据、变量和模型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4年完成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Labor-forceDynamicSurvey，简称CLDS)。CLDS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通过对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村居进行入户调查，建立以劳动力为调查对象的综合性数据库。该数据覆盖29个省市，401个村居，14214户家庭，其中城市家庭为6183户，农村家庭为8031户。本文仅使用农村样本。由于部分重要变量存在缺失值，经数据清理，本文最终使用的样本量为7217个农户。
(二)变量与描述
因变量:以农户果园种植面积为主要因变量。考虑到各省市农户拥有农地大小差异较大，在模型中控制省份虚拟变量的基础上，使用的另一个因变量为农户家庭果园种植面积占家庭经营总面积的比值。核心自变量:(1)地权稳定性，以2003年以来农地是否发生调整进行衡量，若农地没有进行过调整则赋值为1表示地权是稳定的，若农地进行过调整则赋值为0，表示地权不稳定。(2)非农就业机会。由于考察的是存在非农就业机会背景下农地产权对长期投资的影响，因此以农户所在村庄是否有二三产业进行衡量。如果农户所在村庄有非农就业机会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使用存在是否有非农就业机会进行衡量的另一个原因是该变量是村庄层面的变量，能够降低内生性问题对本文回归系数的影响。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地权稳定性、非农就业机会和农业长期投资
计量结果见表2。其中，模型2-1分析地权稳定性、非农就业机会对农户果园种植面积的影响。考虑到各个省份情况差异较大，模型2-2在模型2-1的基础上控制省份虚拟变量。可以发现，两个模型各个变量回归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基本一致，计量结果稳健。从模型2-1和模型2-2知，相对2003年以来经历过农地调整的农户，没有经历农地调整的农户种植果园面积多6%左右。这说明，地权稳定性的提高能够诱导农户在农地上进行长期投资，种植跨期经济作物。相反，如果农地进行了调整，农户会减少对农地的长期投资。尽管本文使用果园种植面积这种跨期作物衡量农地的长期投资，不过这个研究结论和以往对有机肥和绿肥的研究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地权稳定性的提高能够激励农地长期投资。
非农就业机会对农户果园种植面积的影响不显著。如果村庄存在二三产业等非农就业机会，并不会显著影响到农户对农地的长期投资。村庄存在非农产业可以为农户提供离家比较近的就业机会，非农收入的增加可能会缓解农户农地投资的资金约束，但是非农就业转移同时强化农户的劳动力约束，降低种植对劳动力需求较大的跨期经济作物的可能性。在上述两种相反方向作用效果的共同影响下，非农就业机会对农地长期投资没有显著影响。
其他变量中，统一灌溉的系数为负，说明如果村庄的水利条件比较好，可能会导致农户种植对水源需求的其他作物(例如水稻)，而降低果树的种植面积。家庭劳动力越多，农户种植果园的面积越大，这意味着类似果树这类长期投资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非农就业背景下，随着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这类长期投资可能由于劳动力的刚性约束而受到抑制。农地总面积越大种植果树的面积越大，农地面积增加1亩，农户种植果树面积会增加0.28%，果树这类投资对农地规模同样存在要求。此外，村庄种植果园的面积占比越多，农户种植果树的面积也会增加。
模型2-3显示了存在非农就业的情况下，农地安全性的提高对农户果园种植面积的影响。模型2-4在模型2-3的基础上控制了省份虚拟变量。两个模型的变量方向和显著性水平基本一致，结果稳健。结果表明，村庄没有二三产业的情况下，地权稳定性显著提高果园种植面积9.13%，比模型2-2所报告的系数高出约1/3。地权稳定性*非农就业机会变量则说明如果存在非农就业机会，地权稳定性仅会促进农户果园种植面积增加2.25%(9.13%-6.88%)。地权稳定性对农户长期投资的激励效果大大降低，这和数理模型推导的结果一致。这意味着，由于类似果树种植这类长期投资对劳动力存在一定的需求，在存在非农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劳动力务农的机会成本上升。因此，尽管地权稳定可以提高农户长期投资的预期回报，但是由于长期投资的成本还需要包括与之相匹配劳动力的成本，这导致长期的投资总成本也上升了。所以在其他条件不变，在存在非农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地权稳定性对农户长期投资的重要性可能下降。可见，如果不考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仅通过提高地权稳定性来诱导农户进行长期投资，其效果可能是有限的。
(二)内生性讨论
地权稳定性和非农就业机会都是村庄层面的变量，对于农户果园的种植是外生的。但是存在一种可能情况是，农户通过种植果树来对抗村庄的农地调整。例如Brasselleet.al等发现在非洲存在农户通过种树强化其农地产权的现象。种植果树等跨期经济作物会抑制农地调整，同时农地调整会反过来抑制农户种植跨期作物。换而言之，农地调整和跨期作物种植之间存在双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如果这种可能性存在，则本文的估计结果可能是有偏。
为此，本文选取同一个县其他村是否进行农地调整作为本文的工具变量。尽管2003年中央提出了30年承包期不变的政策，但很多地方依然进行了农地调整，例如本文样本中超过33%的农户在2003年之后经历过农地调整。逻辑上，同一个县各个村30年不变的政策由同一个部门执行，各村之间30年不变是否执行和落实情况是高度相关的，也就是说各个村之间地权稳定性是相关的。同时，同一个县其他村农地调整情况并不直接影响本村某一个农户的种植行为，也就是相对于农户的种植行为，该变量是外生的，符合排他性原则。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表3)。
模型3-1第一阶段工具变量对地权稳定性的系数为-0.313，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同县其他村发生农地调整，本村农地也发生调整的可能性更大，农地产权安全性会显著降低，符合逻辑预期。DWH检验显示有使用工具变量的需要，最小特征值统计量远远大于10，故该工具变量不是弱工具变量(Weak Instrument)。第二阶段显示，地权稳定性的系数为0.137，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比模型2-1和模型2-1中的估计系数大。这说明在考虑内生性以后，地权稳定性对农户果园种植面积的影响效果更大，地权稳定能够提高农户果园种植面积13.7%。
模型3-2中，由于相互项“地权稳定性*非农就业机会”包含地权稳定性，所以可能存在内生性。故此，本文利用同县其他村是否有土地农地调整和非农就业机会相乘构造另一个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从第一阶段看，两个工具变量对两个内生变量都有显著影响。DWH检验显示有使用工具变量的必要，最小特征统计量显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从第二阶段看，在不存在非农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地权稳定性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农户果园种植面积35%，而非农就业机会的存在会抑制这种激励作用。在存在非农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地权稳定性的提高仅能导致农户增加果园种植面积2.2%。这和前文结论基本一致。
(三)替换关键变量
不同村庄的地域范围存在差异。在幅员范围狭小的村庄，即使全部承包地用于果树的种植，其总的种植规模也相对有限。如果这些地方更倾向于调整土地的话，则前文以绝对的种植面积来衡量农户果树种植行为则可能会导致研究结论出现偏差。在表4中，模型4-1、模型4-2将因变量由果园种植面积替换为果树种植面积占比，即以农户家庭果树种植面积占全家总农地面积的比值来衡量农户长期投资行为。其中模型4-1使用分数逻辑回归(Fractional Logit Regression)进行估计，模型4-2使用2SLS进行估计，估计的结果和前文一致，说明前文的结论是稳健的。模型4-3和模型4-4将因变量替换成是否种植水果，果园面积大于0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其中模型4-3使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模型4-4采用2SLS进行估计，从估计结果可知，核心变量系数方向和显著性和前文一致，结论稳健。
此外，上文中使用的非农就业机会是以村庄是否有二三产业来衡量的，显然农户非农就业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本村。为此，模型4-5、模型4-6进一步使用所在县的非农产业对农户非农就业机会进行衡量。模型4-5使用OLS进行估计，模型4-6使用2SLS进行估计。结果和前文一致，结果稳健。
(四)进一步讨论
如前所述，农地产权稳定性能够诱导农户进行长期投资，即增加果树的种植面积。但是，非农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加强了农户家庭劳动力刚性约束，增加农户种植跨期作物的劳动力成本，从而降低农地产权稳定性对农户农地投资的激励效应。如果该逻辑成立，就可以推断:如果农户务农成本降低，则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地权投资激励的削弱效应会减缓，而提高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则会加大非农转移对地权投资激励的削弱效应。
为此，进一步引进问卷中“村庄统一防治病虫”、“村庄统一购买生产资料”、以及“组织安排劳动力外出务工”三个变量，并构造模型5-1，5-2和5-3。而模型5-4为了保证加入新控制变量后计量结论和原来结论一致(表5)。从模型5-1、模型5-2和模型5-3可以发现，地权稳定性的提高可以显著促进农户扩大果园种植面积，但是非农就业机会则削弱这种激励效应，这和前文是一致的。进一步在模型5-1、模型5-2加入交互项“地权稳定性*非农就业机会*防治病虫”和“地权稳定性*非农就业机会*购买资料”，发现这两个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而在模型5-3中加入交互变量“地权稳定性*非农就业机会*组织务工”，发现该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如果村庄统一为农户提供防止病虫的服务，或统一购买生产资料这一类降低农户务农成本的服务能够降低非农就业机会对产权的投资激励效应的削弱作用，而降低农户外出务工成本则会强化非农就业的抑制作用。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务农不再是农村劳动力谋生的唯一选择。在要素流动的背景下，农地产权的稳定性会如何影响农户对农地的长期投资?本文通过数理模型，将农户务农的机会成本约束纳入分析框架，并结合CLDS2014的农户样本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总体上，农地产权稳定性的提高能够促进农户种植跨期经济作物，增加对土地的长期投资。但是，在农户所在村庄或所在县二三产业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地权稳定性对农地投资激励效应会减弱。这意味着，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地产权对于激励小农户进行长期投资的重要性有减弱的趋势。进一步分析表明，增加农业领域的公共服务能够缓解这种趋势，而强化非农就业公共服务的供给，则会加速这一进程。
本文以跨期经济作物即果园种植来表达农户的长期投资的原因在于，一是以往研究较少涉及，二是有利于对农业经营格局进行预判。因为跨期经济作物这类农业投资往往对劳动力的需求比较大，随着农户家庭劳动力不断进行非农转移，农户可能越来越倾向于种植劳动力需求少、种植周期短的作物，这意味农户种植结构的“趋短化”可能是我国农业经营格局一种值得关注的新趋势。需要强调的是，农户是否对农地进行长期投资，一方面和农地产权有着重要关系，但另一方面却与其他约束条件密切相关，如本文所讨论的非农就业市场及其要素配置。可见，众多文献所推崇的改善农地产权稳定性会促进农业投资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本文有助于深化对正在大力推进的农地确权颁证工作的制度含义的认识。应该说，农地确权是重要的，但仅仅试图通过农地确权的单一策略来强化农户对农地的长期投资，其激励效果将是有限的。必须辅之与其他措施，特别是强化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匹配。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18年第9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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