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的我，像一只冬眠的幼兽，蜷缩在北国呵气成冰的冬天里。窗上糊着厚厚的窗纸，却根本无法抵挡那沁入骨髓的寒冷。我抱紧了手脚，不敢用力呼吸，生怕身体里仅存的热量会随着那一吸一呼而消失殆尽，生怕自己在睡梦中逐渐冰冷，再也见不到来年的春天。
可我的耳朵，却不由自主地去捕捉窗外雪花划破空气，簌簌下落的声音。那是我的沙漏，我的冬天计时器。闭上眼睛的时候，我总在幻想，等到所有的雪花都落尽了，天和地便会翻转，就像一个巨大的沙漏，等它倒过来，重新开始计时的时候，落下的便不再是冰冷的雪花。
而是春天阳光里美丽的鲜花。
就在我随着雪花的计时而昏昏欲睡的时候，那个簌簌的声音突然间没有了。我从睡梦中醒过来，突然觉得寒冷不再难耐，周身像是有阳光覆盖，亮堂堂的，暖洋洋的，真切的阳光。
我抬起头看去，面前站着一个女孩。
我看不清她的面目，只觉得，是个与我年岁相当的小女孩。
我吸吸鼻子，恍惚闻到若有似无的花香与青草的芳香。
“你是谁？”我问她。
她不答，似乎是笑了一下，我却也看不清楚。
她穿得很单薄，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她却只穿着一条连衣裙，一条鲜红色的连衣裙，露在外面的皮肤细腻苍白。
“你不冷吗？”我又问，“春天还没来呢。”
我听到了她的轻笑，声音清脆好听。
“春天很快就会来了。”
我揉了揉眼睛，再看去的时候，她不见了。
空气中却留下淡淡的香气。
窗外，雪花簌簌的下落声，又响起来了。
1. 旧金山。2013年。
星期五的傍晚，我坐在唐人街一家很小的咖啡馆里。
桌上的咖啡早已凉掉，一旁的笔记本电脑显示屏一闪一闪，提示我电量很快就要耗尽。
可我的文案还无从下手。
我叹了口气，在桌子底下悄悄地踮起脚跟，活动一下穿了一整天高跟鞋的双脚。
外面在下雨，一片雾蒙蒙的。这个城市不常下雨，可今天这场雨，真是不小。从视网膜到呼吸道都像蒙上了一层水汽，让人不得不深深呼吸，以免溺水而亡。
窗外天色渐渐昏暗，街上的灯光在雨中此起彼伏地点亮。在这个繁华而热闹的美国城市，这条街，会是很多漂泊在外的华人，离故乡最近的地方。
这里离我的故乡，又有多远呢。
几千公里？
那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正胡思乱想着，望见手头还没有完成的工作，我没来由地心烦气躁起来。
伸手到包里去摸。
摸出打火机。
烟没了。扫兴。
这时我觉得背后隐隐发凉，回头看去，原来是咖啡馆的门被人推开了，我坐得离门口不远，冷风夹着雨点一阵紧着一阵地往屋里灌。
我缩了缩肩膀。
“小姐，不好意思，外面下雨，我们的门不能这样开着的。”
“我知道，我避一下雨，一会就好。”
“那请您先关上门好吗？您可以进里面来等。”
“我说了一会就好。”
听见那强硬却并不流利的口音，我再次回头看去。
玻璃门大开着，门口站着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
她背对着我，我看不见她的脸。
“小姐，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不允许吸烟的。”
“哦。我不吸烟。我打火机丢了。”
她不耐烦地挥挥手，转过身来，关上玻璃门。
是个亚洲女人。她看见了我，目光犹豫了一下，还是向我走过来。高跟鞋踩在木地板上哒哒作响。
她在我身边站定，试探地把手伸向我，说了句中文。
“能借个火吗。”
我只得默默地从包里拿出打火机，递给她。
她点烟的时候，见我看着她，她不自然地笑了一下。
我也笑了一下，视线里的她有些恍惚。
“你很像我的一个朋友。”我说。
她愣了一下，点点头，用中文说：“谢谢。再见。”
“小姐，我们这里不可以吸烟的。”
“我这就走了。”
她快步出了门，没有雨伞，很快消失在街上的人群中。
过了好久，我把视线从窗外收回，落在桌上的打火机上。
那个穿红裙子的女人。
三年前，她在婚礼上，穿的就是那样的一条红裙子。在众多的宾客之中，像一朵极尽奢华却又让人望而生畏的花。
2. 北京。2010年。
北京最美丽的时光无疑在深秋。没有又干又硬的风尘，没有酷热难当的暑气，也没有不请自来的雨雪。
有的，只是碧蓝碧蓝的天，清冷清冷的空气，当然还有一如既往的，许多许多的人。
这里是我不曾生活过的城市，但却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城市。
我记得，我的身边，围满了我不熟悉和不认识的人。她们一边说笑，一边忙碌，而我只需要静静地坐在那里，如泥胎木雕般。
她们就会说，真好看啊，真好看。
不用看，我也想象得出。
我想象得出，光滑的大理石台阶上，用白色帷幔搭起了一座半月形的拱门。红色的地毯从大堂里一直铺到花园门外。
我想象得出，每一张圆台都被白色的鲜花所环绕，亮晶晶的酒杯堆起了一座高高的香槟塔。
我想象得出，从妆容气色，到头发指甲，从礼服鞋子，到面纱捧花，一切的一切，都是完美无瑕。
我想象得出，今天会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房间的门被人很不礼貌地推开。
“你谁啊？怎么随便进来呢？”身边不知是谁，用浓浓的京片子问。
“我是新娘的朋友。”
我撩开面纱。
她就那样穿着一袭大红色的坠地连衣裙，一张一贯面无表情的脸，站在门口，手里掐着一根烟。
“卡卡。”她叫我的名字。
我没有丝毫的欢喜。我甚至不想开口答应她。新娘厚重的妆容让我的面孔变得和她一贯的表情一样僵硬，连扯一扯嘴角都比平时多费几分力气。
“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我来道贺，怎么，不欢迎吗？”她还是那副一动不动的表情。
“谢谢。”我答。
她把手里剩半截的烟递给我。
“我不抽烟。”我平静地说。心里却有些气恼。
她诡谲地笑了，目光里既有讽刺，也有不屑，“行，你不抽烟，你不抽烟。”
红色的裙摆一甩，她翩翩然消失在门口。我听着她的高跟鞋下楼的声音，突然心里担忧起来。
我不知道，她在我的婚礼上出现，预示着什么。
两个小时以后，我知道了。不管是不是因为她的出现，这场我心目中押上了全部的幸福的婚礼，就在上百宾客的同举杯共祝愿之下，变成了一场荒唐的闹剧。
“阿荣呢？”“阿荣呢？”身边所有的人，慌慌张张地跑进跑出，嘴里都念叨着同一个人的名字。
阿荣就是我的新郎。
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从置办婚礼的人，到请来的上百宾客，全都是阿荣一手包办。
现在他没有来。
我一把扯下头纱摔在地上，磕磕绊绊地提着裙摆跑到窗边，推开窗子。
花园里的宾客们本来相谈甚欢，司仪拿着麦克风对他们说了些什么，大家一时间静在原地。
我望见他们脸上复杂的表情，虽然他们并没有看着我，可我却感觉到他们每一个人投来的似笑非笑的目光。
一个无路可逃的跳梁小丑。
她站在人群里，红色的裙子在宾客中显得分外扎眼，像一朵极尽奢华却又让人望而生畏的花。
只有她看到了窗边的我。
她举起酒杯，向我微微一笑，然后一饮而尽。
被逃婚之后，我窝在最便宜的小旅馆，不吃不睡，一直不断地给阿荣打电话。打了好几天，终于接通了。
“卡卡，对不起，因为工作上的原因，我不能留在北京，我要回香港。我知道你是地道的北方人，可能香港的生活不适合你，所以我想，我没有办法娶你。对不起。”
“就这个理由吗。”
“对不起，我会按我们说好了的，给你一笔钱，让你去美国学习。”
“我不会要你的钱。你让我恶心。”
那头沉默了许久，说道，“我已经仁至义尽了。想想你以前的那些生活，到底是谁更让人恶心？”
我的心狂跳起来，冷汗涔涔的手指差点将手机掉落在地。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亏你有胆量，还请你知根知底的好姐妹去参加婚礼，既然你自取其辱，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好聚好散吧，就当我看错了人。”
从那以后，我没有再见过阿荣。他回了香港，继续横行霸道地当他的小开。
从那以后，我也没有再见过她。
3. 广州。2009年。
来广州的那天，我一出火车站，就被闷热的天气和高照的大太阳给吓晕了头。
在路边靠着自己的行李歇了好久，才等来了她。那么热的天气，她还穿着件红衣服，就连多看她两眼都觉得自己是在跟火炉眉目传情。
“不好意思啊，卡卡，来晚了，等急了吧？”
我强撑着站起来，“没事。”
“你怎么瘦了那么多。”她一边费力地把我的行李搬到出租车的后备厢里，一边说。
“怎么想起到广州来找工作了？”
搬进和她合租的房子的第一天晚上，她问我。
“把男友给蹬了。房子租不起了。上海房租太贵。”我轻描淡写地说。伸手到包里去摸烟。
“哪个男友？做生意的那个还是玩乐队的那个？”她探身到沙发另一端去够打火机。
“玩乐队的那个。”我抽出一支烟。
“你把他给蹬了？还是他把你给蹬了？”她给我把烟点上。
“……他把我给蹬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
“就这些？”她给自己点上一支。
“是你说的，混不下去了，就来南方找你啊。”我说。
她微微笑，抬头吐出一个完美的烟圈。
烟雾缭绕的空气里，我仿佛看到了自己重生的希望。
她没有再问过我将来如何打算，更是从来没问过我手臂和大腿内侧无数烟疤，淤青和伤痕的来历。
广州是个永远活在当下的城市。每个人都可以没有过去，每个人都可以有未来。
我也可以。
闭上眼，再睁开眼。其实所有城市的夜生活不过是同一种样子，同样光怪陆离的色彩，同样嬉笑怒骂的人们。
手机在吧台上一个劲地震动，我接起来。
“你在哪呢？已经过了半夜了，什么时候回来？”
我大着舌头：“今天，发奖金，不挥霍一下，怎么对，对得起……”
没等我说完，她音调便提高了八度：“我去接你回家，你在哪？”
“沿江路……老地方，你也来，来玩吧，我认识一，帅哥……”
后来的事情我不大记得了。只记得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面对的是家里的马桶。
“吐够了吗？”她拿来水和毛巾。
“你……怎么找到我的？”我说话还是不太利索。
“我看外面没有，一个包厢一个包厢找的。你说那帅哥，裤子都脱一半了，看我过来坏他好事，就差没拿酒瓶子砸我了。”
我爬起来，走到洗手池的镜子前。脸上是晕开的妆，我望着镜子中的嘴脸，感觉自己既丑陋又可悲。
“你说，我是不是老了？”我用力地擦着残妆，说。
“你才二十五，老什么？”她用毛巾给我擦掉脸上淌下的水滴。
“我觉得我老了。那些男人，都喜欢十七八的。又青春又喜庆。我那玩乐队的前男友，他就找了个十七岁的小姑娘，大一的学生，嫩得能掐出水来，那才叫天生丽质，不用化妆都比咱耐看多少倍。”
我一边说着，一边擦着脸，不知道什么时候，眼泪却源源不断地流下来。我一边更用力地把眼泪连着眼影一起花里胡哨地擦掉，一边故作姿态地笑着说：“你说，我把自个儿糟践老了，是不是自作自受？”
她放下毛巾，把我的脸扳向她。
“你不老，但是你也不能再糟践自己了。听话，好不好？”
我愣愣地看着她。
她微微笑着，凑近，在我的唇边轻轻一吻。
猝不及防。
我舔舐嘴角淡淡的香烟味道，那样的熟悉，仿佛从有记忆的那一天起，便是这般温存了。
我闭上眼睛。
视线里开满了红色的花。
后来，我换了工作。从薪水低微的跑销售换到广告公司的文员，体面了很多。
后来，她在我常去的一家餐馆堵到我和陌生男人的约会。
我优雅地站起来为他们介绍：“这是我上司，陈进荣先生。这是我室友，谭楚玉小姐。”
他礼貌地向她伸出手，讲着广东话：“你好。唤我阿荣就行了。”
她没有伸手去握，只是望了我一眼。
阿荣也不介意，邀她一同吃饭。
“我很中意卡卡，还请你多多关照啊。”阿荣说。
她听了，没有看他，却看向我：“他追你？”
我点点头。
“卡卡是北方人，在广州打拼不容易。她受了那么多苦，我以后会好好待她。”阿荣像表决心一样说。
她没有表情。
从那时起，她便经常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
她不再对我笑了。
但是当我把自己的全部家当装进两个大箱子，拖着出门的时候，她从房间里冲出来，给了我响亮的一个耳光。
她小指的尾戒划伤了我的脸，我感觉到火辣辣的痛。
她没有哭，我也没有哭。
“谭楚玉，”我对她说，“你不要指望我会在这个合租屋里窝一辈子。这里不适合我，我来广州，只是为了逃避。”
她冷冷地看着我，“那么我呢？也是你的逃避？”
“是。”我答。“阿荣已经向我求婚了。他家里有分公司在北京，他会给我找一份工作，我会回北方去。”
她冷笑一声，说，“北京才不适合你。你的家在最北边，那个又冷又脏的小村子。你以为你可以飞黄腾达，你以为你可以改头换面，我告诉你，你妄想。”
我抬手狠狠地扇向她的脸。
我的手抖得厉害，可是她没有躲。
我拖着箱子出门，没有回头。
4. 上海。2005年。
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我二十一岁。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逃离，逃离那个贫穷的家乡，逃离毫无希望的生活，逃离身边所有的人。
拿到了毕业文凭，我花光身上剩下的钱，买了一张路程最远的火车票。
上海彻底征服了我。望着外滩灯火辉煌的景象，望着江边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望着衣着光鲜步履匆忙的人们，我对自己发誓，我要留下来。
留在这个繁华的地方，永远不再回去。
和所有好高骛远的年轻人一样，我理所当然地发现，那些灯火辉煌，那些光鲜体面，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只是在潮湿阴冷的地下室过夜，在人头攒动的人才市场厚着脸皮投简历，在街边的大排档花几块钱解决晚餐的，这个城市中最为卑微渺小的一员。
我做不到。
我没有值钱的文凭，没有过硬的技术，甚至没有左右逢源的能力。
我有的，或许只是一张还算年轻的脸。
在一次招聘会上，我认识了我后来的上司，杜先生。
为了在他的公司里混得更好，爬得更高，我不惜一切代价。
我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我没有钱，我只有我自己。
后来，那个女人找到公司来。
我正坐在杜先生身旁做着开会记录。她气势汹汹地冲进会议室，把里面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
我不知道那个女人哪里来的那样大的力气，她揪着我的头发，把我从会议室一路拖到走廊。
她按着我的头往墙上撞，我手里的文件夹散开来，纸张落了一地。
她歇斯底里地哭喊着，她质问我为什么要缠住她老公不放，质问我究竟想得到什么。质问我为什么这样下贱，为了钱不择手段。
脑海中一片晕眩。我强咬牙关忍着，不哭出声来。
我知道，没人会来帮助我。包括杜先生。他们都唯唯诺诺地站在一边，看这出正室教训小三的好戏。
离开了公司，我用杜先生给我的最后一笔钱，租了一间小公寓。
公寓在27层。我经常站在窗边往下看。风很大，却不像是我家乡的那种凛冽的冷风，而是夹着水汽的暖风，从江面上吹来，像是一双有力的手，不时地拉扯着，推搡着，让我时刻有着一种错觉。
是不是跳下去，就可以飞起来了。
那笔钱很快就用光了。并不是因为房租太贵，而是因为我认识了宇冬。
认识他是在酒吧。本来醉得东倒西歪的我，突然听到了他唱的歌。
那是一首很老很老的歌，可我却记得。
因为那是一首来自家乡的歌。从我记事起，爸爸就经常给我唱。
爸爸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和妈妈的人。
宇冬的声音有些哑，也不好听。
可我却哭了。离开家乡那么久，那是我第一次掉眼泪。
他唱完的时候，我走过去，吻了他。
他和我一样，是在地下室度日的穷光蛋。
他和我一样，来自北方一个又冷又脏的小村子。
我带他回我的公寓，我给他钱，我们日夜颠倒地疯狂做爱，我不知道他的过去，也不想知道。
他脾气暴躁，乐队的事情不顺利，他就会经常发火。
我从来不劝他，只是在一旁默默抽烟。这反而更加激怒他。他踩住我的手，将未熄灭的烟蒂狠狠地按上去。
等到他平复了，他会不住地吻我，脱光我的衣服，吻遍我全身每一个疤痕，呢喃着说对不起。
我也不再掉眼泪。
甚至当我在酒吧看到他和另一个年轻的女孩衣衫不整地热吻的时候，我都平静得吓人。
“卡卡，你别冲动，听我解释。”他说。
那一刻我真的很想像杜先生的太太一样，揪着那个女孩子的头发，质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可我没有。
我连正室都不是。
第二天，他带着我家里所有值钱的物品，消失得一干二净。
房东将我赶出门，我站在大街上，想遍了认识的所有的人，终于找了一家便利店，打了一个长途电话。
“来广州吧。”
什么都没问，谭楚玉就说。
5. 哈尔滨。2001年。
去省城读大学，是我第一次离开我的家乡。
可我没有丝毫的兴奋。
报到的时候，有个男同学嘲笑我臂上的黑纱。
那天是我妈妈的忌日。
我没言语，但是抄起身边的板凳，向他的头上砸去。
那个男同学后来被缝了十几针。
大学四年，班上没有人再敢嘲笑我。
也没有人再敢同我讲话。
我拼了命地读书，拼了命地打工。我做家教，发传单，送外卖，当礼仪，攒下的每一分钱，都仔仔细细地留好，然后寄给家里。
大三的时候，爸爸写来信，说他要结婚了。
我在回信里包了红包。
爸爸是我最爱的人，我希望他幸福。
但同时我也明白，那个家，我永远都回不去了。
爸爸是最爱我的人，他希望我幸福。
但同时我也明白，我是他最不希望出现在家里的一个人。
我永远记得，十六岁那年夏天的夜晚。
妈妈的病又犯了。她一犯病，就会大哭大闹又摔又打，把家里能砸的东西都砸一遍，包括我和爸爸。
我躲进自己的小屋，插上门，努力把门外妈妈哭喊的声音和爸爸训斥的声音屏蔽在耳朵外面。
桌上放着我的模拟考试成绩。
不知道过了多久，门外的声音没有了。我颤抖着打开门，见到爸爸瘫坐在椅子上，妈妈躺在地上，两个人都一动不动。
我走过去，看到妈妈大睁着眼睛，脸色青紫，没有了呼吸。
我再看爸爸，他浑身颤栗起来，通红的双眼不断地流下浑浊的泪水。
我说，爸，这一次我考了全校前十名，老师说，我很有希望考上省城的大学。
爸爸点点头，用布满青筋的双手，捂住了脸。
去省城报到之前，我去找了谭楚玉。她在镇上的玩具厂流水线上做工人。
“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走了，就别再回来了。以后混得好一点，也不辜负你爸妈养你一场。”她说。戴着白棉线手套的双手互相搓着。
“你呢？一直留在这里？”我问。
“我也要走了。你不在，我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意思。”她说，“我要回家乡一趟。我的孪生姐姐快嫁人了。”
“然后呢，还回来吗？”
“不回来了。广东，福建，哪能去，就去哪吧。我是个南方人，不可能永远留在这里。”
“可你已经在这里呆了好多年。”
她笑笑，目光里是我看不懂的东西。
“什么时候想找我了，就来南方吧。”
6. 漠河。1991年。
上小学的时候，我不喜欢和小朋友们一起玩。
他们会笑话我的妈妈。
我一直独来独往，直到她的出现。
她喜欢穿红衣裳，非常鲜艳非常显眼的红。
我喜欢看她穿红衣裳，就像是春天里开的第一朵花，把北方漫长无尽头的冬天，一下子驱散。黑夜变短，白天变长，世界全部明亮起来，做什么事，都仿佛有了新的希望。
“你为什么会来到我们学校？”
“因为我被过继给我舅舅了。”
“什么叫过继？”
“妈妈一胎生了我和姐姐，他们就不要我了。”
“那你来我家吧，我有爸妈。”
“他们说你妈妈是傻子，是真的吗？”
“是。但是爸爸很爱她。她不傻的时候，也很爱我。”
“那就好。”
“你为什么喜欢穿红衣裳？”
“你们这里冬天太冷啦。穿得红火，春天就有盼头。”
7. 楚雄。2012年。
28岁的这一年，我凭着自己的努力，争取到了人生中第一次，堂堂正正，完全属于自己的一笔钱。
我可以拿着全额奖学金，去美国读书了。
从被逃婚到现在，我仿佛经历了一场梦。
过去的28年，也仿佛是一场梦，浑浑噩噩的梦。
可年龄是不会说假话的。我的青春，全都在这场梦里。梦醒了，只留下无数的痛苦和伤痕。梦醒了，我也百炼成钢，谙熟好了伤疤忘了痛的道理。
我想起谭楚玉。我想告诉她，我多谢她。如果不是她，阿荣不会离开我，我现在还只是他身上的寄生虫。我不知道两个女人之间的感情可以是怎样的，可我明白，这些年来，如彼此这般的人，再也找不到第二个。
我找到她广州的号码，打过去，却是空号。
我打给她在广州工作的公司，他们说，她一年前就辞职回老家了。
我拿着他们给我的地址，坐上了开往云南的火车。
认识她二十多年以来，我发现，我一点都不了解她。
她曾经说过，她的家乡很美，四季如春，镇子后面的山上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大森林。
她曾经说过，她是南方人，不可能永远留在北方。
从楚雄下了火车，辗转倒了几次汽车之后，我终于找到了她家所在的小镇。
她父母已是年迈的老人，夹杂着当地方言的话让我听起来很是费劲。家里还有个七八岁的孩子，我把他拉过来充当翻译，才逐渐明白了二老在说什么。
2010年，她辞了广州的工作，去北京参加我的婚礼。后来便回了云南老家，一直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半年前，她跟人合伙开公司。夏天正是云南山区泥石流的高发期，她亲自出去跑运输，再也没有回来。
一时间，我愣在那里，丧失了思维方式。
两位老人倒是淡定如常，并未痛哭流涕。
过了好久，我艰难地吐出几个字：“你们……节哀。”
她的妈妈摆摆手，无动于衷地说，“给了别人家的孩子，泼出去的水了……”
柜子上摆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女人很漂亮，穿着一袭坠地的红裙子，在旧金山大桥上，笑得很灿烂。
“那是她姐姐，当年去美国偷偷生孩子，嫌养着费钱，又把孩子送回来，两个人还在那边打工，从来不来个电话……”她父亲唠唠叨叨地说着，转身进了里屋。
那孩子看到两个老人都不再同我讲话，便也自顾自跑开了。
她葬在山后，需要穿过她所说的那一片郁郁葱葱的大森林才可以到达。望着这些参天蔽日的高大树木，我恍惚中似乎走在家乡那熟悉的树林里。高纬度的阳光透过树枝的缝隙争先恐后地钻进来，洋洋洒洒，星星点点，每走一步，都生怕落脚太重，踩碎那干枯凛冽的片片金黄。
我扬起头，闭上眼睛。视线里开满了红色的花。
你从南到北，我从北到南，终于还是见面了，不是吗。
记忆里那个与我年岁相当的小女孩，她又在对我笑了。
她穿着一条鲜红色的连衣裙，露在外面的皮肤细腻苍白。
“你不冷吗？”我又问，“春天还没来呢。”
我听到了她的轻笑，声音清脆好听。
“春天很快就会来了。”
8. 旧金山。2012年。
2012年除夕晚上，我算好了时差，打电话给爸爸家里。
是他妻子接的。
“阿姨，新年快乐，大吉大利。”我说。
“你这个孩子，多少年不回家了，不知道你爸有多想你。”她说。
我应了几声，挂断了电话。
除夕夜是家乡一年中最热闹的一天了。冬天长夜漫漫，那个酷寒的地方，有的只是多少灯火也无法点亮的黑暗。惟有等到新年来临的这个夜晚，会有漫天的烟花点燃，响亮的爆竹声，孩子们玩闹的尖叫声，温暖的人间烟火，合家团圆。
那个我永远不想再回去的地方，那个曾经又冷又脏的小村子，所有的记忆在心底顽固地占据一隅，无论我有多么想彻底遗忘。
如今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慕名去北方，这个全国纬度最高的地方，就想看一看久负盛名的那一道美丽的极光。
可我却只记得，那些寒冷难耐的冬夜，我们像冬眠的幼兽一样，蜷缩着，颤抖着，数着雪花落地的簌簌声，仿佛那就是一个巨大的沙漏，等它倒过来，重新开始计时的时候，落下的便不再是冰冷的雪花。
而是春天阳光里美丽的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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