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收到这样的问题：你会读什么样的书？对你最有影响的书？你一年读多少书？请推荐一个书单，等等。这些问题令我感到不安，似乎已经提前假设好我必须读书，并且已经读了很多书。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没有人要我看书，家里谁都不让别人看书。
我妈妈稍微有空就会拿起一本书，没一会儿就看入迷了。这个时候我和她说话她只会嗯嗯回应，其实什么都没听见。我许多次恼怒地抗议，她就把脸抬起来（但眼睛仍在书上多逗留两秒）说：“我听见了，听见了。”或者完全不把脸抬起来，只心不在焉地回复“莫吵我哒”。 她告诉我，在我还是一个必须抱在腿上的婴儿时，如果她在看书，我会伸出食指去戳她的眼皮，把手在她的眼前挥舞，试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开。
阻止她看书这件事，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做到。2014年我陪她在北京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是需要开颅的：从左耳后方打一个孔，然后把两根探针伸进颅腔，用极其细致的手法把一根碰到了血管的神经拨开，并垫上某种隔离的材料。这个精密的手术治好了她患上了12年的面部痉挛。面部痉挛使她的左边脸颊一直跳动不止，这种跳动牵扯到了她的左眼。所以尽管她的视力良好，却由于这连续的跳动感到疲惫不堪。唯一曾阻止我母亲看书的事情，就是这个神经性的恼人毛病。手术后她休养了一年才恢复成那个嗓门洪亮的老太太。头一个月她眼前发黑，走路必须扶住沿路的桌子或墙壁缓缓挪动，以避免头部晃动带来的强烈眩晕导致摔倒。但毕竟眼睛和脸颊不再痉挛，她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以钢铁般地意志顽强地读完了《冰与火之歌 权利的游戏》前两本。32岁的我仍然无法阻止62岁并且刚刚做完手术的她。
她为新的状况设计了新的看书姿势。一种是低头的：用右手托住腮，左手把书压在腿上，食指迈出一个很大的跨度，利用摩擦力翻书。不得不说那看起来十分灵巧。另一种是仰头的姿势：仰躺在躺椅上，用右手摁住头顶保持头部固定，左手把书举到眼睛前面，需要翻书时，她的右手就慢慢离开头部，放下来缓缓翻上一页，用左手小拇指压住书页后，再将右手慢慢放回头顶。还有些时候她把两种姿势进行结合——仰面，按住头，另一只手将书放回腿上，摸索着翻一页。与此同时目光平直，既虚弱又坚定地望向斜上方。
我妈妈出生在小镇，她的父亲和兄长都是木匠，外婆不识字。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让她成为一个小说迷。1967年的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中一环叫做“大批封资修”，也就是大量的书籍和文艺作品被评价为封建文化，资产阶级情调和修正主义，并且被禁止阅读和传播。我的妈妈所在的复兴镇红卫兵造反队，在出身不好的人家，也就是那些能够阅读的人家，搜出了许多封资修小说古籍，做为批判对象堆在公社礼堂中。我的大舅，也就是妈妈的大哥作为一名木匠在公社里做木工活，回家时便在礼堂堆放的小说里偷拿两本给我的妈妈。
因为白天要下地干活，所以她在夜里点着煤油灯，一直看到深更半夜。这种灯的火光十分暗淡，冒着黑烟，玻璃的灯罩可以在一夜之间被熏黑。天亮后下地干活时，她就把看的故事讲给一同干活的人听。大队里的小孩和妇女们追着她听故事。有一次，她的手指生了疖子无法使用锹，只能做肩挑的活计，她就去挑晒干的牛屎做成的火粪，从一处运送到另一处。她边走边讲，一大堆孩子跟在后面听。平时大家只用挑两担的火粪，因为听得太入迷，每个人都多挑了一担。
她成了一个劳动着的说书人，夜里点灯看小说通宵达旦，白天卖力地贩卖封资修。她讲全本的《薛刚反唐》，讲《薛仁贵征东征西》，讲《岳飞传》《镜花缘》《济公传》。队上最有文化的老翁时不时考问：薛仁贵破某某阵用的是什么阵？她一一对答如流。
应该没有记错，我看的第一本中国小说，便是那时起就留在家里的《薛刚反唐》。那是一本纸页很黄很软的，厚厚的小说。书页的右下角全部微微卷起，封面上画着一个怒目圆睁，满脸胡须的壮硕男人。每一张纸的边缘都泛起柔软的毛，正是经过了许多时间的样子。主人公薛刚是一个16岁的少年，他一边哇哇大喊着发脾气，一边砸烂了一座楼。这本小说在我心里可能埋下了一些黑社会情结，以至于后来我的第一个男朋友，好像正是因为他喜欢惹事打架，后脑上有一道两寸长的伤疤，才在我眼中格外迷人。
我出生于80年代初期，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期间除马恩列斯毛之外，大量书籍被列为“四旧”或划为“毒草”，被封存化浆焚毁。这场运动波及全国各个角落，天涯海角。文化出版在我出生前后虽然逐步恢复和升温，但对于无数迫切的渴望着书本的人来说，出版物的品种，数量和速度都远远不够。
新华书店是当时唯一的发行和销售渠道，即使也有其他的书店，订购也需要通过新华书店。在那个时期只要有书到，新华书店便排起长队。对市民来说，如果看到了新华书店在排队，别管是什么书，去排就对了，能买到的都买。我对此有一个温馨的想象：爸爸正在新华书店门口排队时，我坐在妈妈的腿上，用手指戳着她的眼皮。
我问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部主任宋强老师，那个时候人文社都印些什么书，一般起印是多少，他用清亮愉快的声音，字正腔圆地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起印量是十万。”这在现在看来确实不可思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在文革期间曾被划分为“毒草”。从这时起，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一套，包括我家。
那些书都被爸爸用报纸或画报包上了书皮，封面和书脊上是他用粗头的书法钢笔，以隶书字体重写的书名。翻开扉页，左下角写着他的名字。包过书皮的书，比较不会被折角，封面也不会破损。前年我回到母亲家，在书柜中随意拆开了一本《第22条军规》的书皮，书页发黄，封面簇新，爸爸的签名也已经褪色。我突然意识到，很久没有见过书角卷曲的书了。上个星期我在自己厦门的家中刚刚处理了大约200本书，我把它们码成堆拍照发到朋友圈，告诉朋友们先到先得。大部分书都被挑走，剩下的则卖给了收废品的人。这些书非常新，其中的一些还没有拆开塑封的包装。
我小时候挑书有一种技巧：有书皮的那些是爸爸买的书，而另外没有包书皮的，比较新的那些，大部分来自哥哥。从没有书皮的书里挑，准保能找到我喜欢的。而爸爸买的比如《红楼梦》，《古文观止》，我至今也没能看完。
不知何故我被排除在家里的买书人之外，每到新华书店打折清仓的日子，就会在书店旁边的空场地上支起红蓝相间的阳棚，书堆在简易搭成的桌子上，书脊向上站立着，从上方就可以浏览所有的书名。桌子下面是一箱箱书，桌上的卖掉，营业员便从下面掏出几本来补上。顾客们的头顶拉着红色的横幅：新华书店清仓处理。
哥哥向爸妈要到一些钱后，匆匆奔向大街，奔向那个棚子，以防有好书被人买光。回来时他至少已经买下了10本。这些书左下角的签名变成了“张飞”，他的名字。哥哥买的书有意思多了，主要是外国小说和散文集。我从没有包书皮的书里挑到了许多喜欢的故事：《哈克贝里芬历险记》、《木偶奇遇记》、《普希金童话诗》、《堂吉诃德》、《大卫.科波菲尔》。也很多时候，哥哥不借他的书给我。
少年期的家里，好像没有一本书扉页的左下角是我的签名。不过我对此态度温和，毫不计较。对我来说，“书柜”和“书”这两个词都有特定的含义。“书柜”就是指我家那三个柜子。一个柳木的，没有上漆，还保持着木头原来的颜色。两个樟树的，上了发红的清漆，使整个柜子光滑发亮。所有书柜都有对开的玻璃门，上面挂着红灯牌和环球牌挂锁。我至今也没有问过他们为什么要把书柜锁住，如果是因为有些书不想让我看，那实在是白费心机。因为我四年级以前就把《肉蒲团》和《金瓶梅》连猜带蒙地读过了，凭直觉我便感到这应当偷偷看。
大人多少都有些低估古怪的小孩，家庭的秘密我早已尽收眼底。我不但看完了禁书，还知道大衣柜第二层的衣物最下有存折和现金，爸妈床褥下面有避孕套，零食藏在写字台的柜子里和碗橱的顶上——这些都没有上锁，书柜却一直锁着。
而“书”这个词，是指三种书：学校发的课本，扉页左下角有爸爸签名的书和有哥哥签名的书。
能打开书柜的日子，我就搬板凳爬高些，期待那里能找到一些特别的书。也曾在打不开书柜的日子爬到书柜顶上，缩在那个不到一平方的空间里，忍受着满身灰尘和蜘蛛网，进行关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忧伤思考。那是我独居的洞穴，是只有我才能到达的隐秘之境。
要想打开书柜需要一些技巧。不能显得太迫切，也不能是在梅雨季节的坏天气中。当我瞧着爸爸或妈妈心情不错，或者家里来了客人，蹭到边上假装不经意地碰碰运气：
“爸爸，书柜钥匙给我用一下。”
有时候能要到，有时候要不到。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曾经把《基督山伯爵》借给邻居小朋友看，传来传去弄丢了其中一本。从此我信用破产，成为家里糟蹋书的那个危险分子。每次把书柜钥匙交给我，大人都要叮嘱一句：
“写完作业才能看！”
“一次只准拿一本！”
“不要乱借出去！”
这时已经是90年代初。国家在80年代末又经历了一场风波，一时间文化精英和知识精英不再发言，人们对书的心情也不再像80年代初那样渴慕。新华书店里任何品种都被立刻买空的景象一去不返，需要在每年寒假和暑假的季节打折清理库存了。但彼时我对时代的变化毫无知觉。这种情形持续到哥哥高中毕业，我初中毕业，我们纷纷离开父母去向省城。
看书在我家差不多就是偷奸耍滑的代称，是全家人偷懒时去做的事：小孩不想写作业，大人不想做家务。我爸爸有一手很厉害的戏法，他呵斥着“又看又看！”同时把妈妈的书抢过来两边一扯，嘴里发出逼真无比的“嘶啦——”，彷佛他真的把书撕成两半。他的戏法变得太好，不管重复多少次都能把我吓一跳。妈妈也每次都吓一跳，然后笑着说：
“好好好，不看不看了。”
吃饭是没有人打扰别人读点东西的平静时光。饭桌上铺着报纸，也许是为了好收拾，也许并不是。报纸必须横着铺一张，竖着铺一张，才能把饭桌全部盖住。这样，坐在桌子四边的四个人，都有方向正好的报纸可以看。当大家都看得差不多，我们家最和谐的场面就会出现——终于有一个人打破宁静开口说话，这个人问对面的那个人：
“你那边看完了吗？”
“看完了。”
“换个边。”随后，两人调换座位。
从离开父母自己生活开始，就再也没有人管我读不读书，读什么书了。尤其是工作以后，我既有收入，又不用再写作业。扉页左下角有我签名的书越来越多，再加上我几十次搬家中都能带着它们，年少时“拿到就是赚到”的兴奋心情鼓动着自己不断地买。直到有一天，我从当当网买了12本书，把它们插入书架时，惊讶地发觉其中有两本已经买过。我总算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把它们看完了。
近年来最恐怖的事之一，就是房东光临。因为每个房东到我的家里看一眼就会立刻涨租金。大家都很清楚，我很难搬家。
回到开始时提到的问题，每当要我介绍自己读书的事情，问我读什么书，或是读多少书时，我总要莫名其妙地警觉起来。尽管时代再次发生了巨变，如今舆论的风向是“反对碎片化阅读！社会风气浮躁不堪！因为人们不读书！”一时间每个人都在劝别人读书了，但我总不自觉地把这归类为“干涉”我。原本这是我自然和愉快的消遣，一带上干涉的意味，我便要犯懵。
在这儿，我会把自己立刻想象成不愿意写作业的顽童。当看书成为作业，我就要搬起板凳，爬到什么东西的顶上，抄起双手不下来。
————————
微信：aokukuk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