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假装自己是真的 (评论: 模仿者)

我们假装自己是真的
顾文豪

在不乏回忆录性质的小说《抵达之谜》里，奈保尔记述了自己年轻时初抵纽约的感受：“我看见一家电影院正在为电影《马略》和《雷姆》做广告。这个广告用活动的字母打出。我这辈子还没有看过一场法国电影。但是我知道很多有关法国电影的情况。我曾读过有关它的书，我甚至以某种方式‘研究过’它，在一篇探讨法国文化的‘一般’论文里。我以往的很多教育内容都像这样，很抽象，是对记忆的考试；好像一个人，放弃了造访一些著名城市的机会，代之以研究这些城市的街道地图。”

学习不再是亲身感受后的体悟，而沦为一场场“记忆的考试”，每个人只是透过间接的媒介（书本、广告、杂志等等）去了解世界。在那种情况下，世界与其说是无数精彩生动的现实人事的组合，不如说更像是一堆堆知识的条目与他人的叙述共同营造起来的幻觉。

但这并非个人所造成的。“十八岁以前，我所了解的全部世界就是位于奥里诺科河口的那个小岛，生长在这个狭小的殖民地社会里，活动范围限于小岛上亚裔印度人群中，常年见到的就是我的家人。在这小之又小的生活环境里，我对世界的认识怎么能不是抽象的呢？”奈保尔接着说道。
也就是说，对身处世界边缘的人们而言，受局限的生活环境往往也就意味着受局限的文化环境，生活简单，思想简单，要不与周围封闭狭隘的世界相处融洽，把自己关在一个黑屋子里，要不就是在幻想与回忆中舔舐自己，安慰自己。

抽象的理解，抽象的世界，但真正让从殖民地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奈保尔感到痛心的还不止这些，而是殖民地人如何对自己撒谎，如何成为善于“模仿”的人，模仿那种成熟状态的宗主国人民，模仿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生活。
这种殖民地人不由自主的“精神分裂症”，促使奈保尔创作了小说《模仿者》。

小说主人公拉尔夫·辛格来自虚构的加勒比海上的伊莎贝拉岛，是一位印度裔移民，一位流亡伦敦的失败政客。在他很小的时候，他以及他身边的人，就开始了愉快而不自知的模仿之旅。辛格的父亲为了摆脱二等公民的地位，热衷模仿传教士，以期在教会工作中进阶攀升；其他殖民地亲友的毕生愿望就是去西方国家学习、工作，并将此视为成功的标志，为此非常乐意与自己的历史、文化一刀两断；学校课程是对宗主国教材的照搬模仿，完全与周遭生活毫无关系，学生学得越多，对自我的否定就越多，“我们否认了能从门窗外看到的风景以及人们”，“我们给老师带苹果，写参观温带农场的作文”，但可笑的是伊莎贝拉根本不产苹果，也没有农场；盲目的模仿带来的不仅是真实与幻象的倒错，明明去买写作用纸，却因为不懂英语，抱回来一堆厕纸。也就是说，在伊莎贝拉这样的殖民地小世界，模仿不仅赋予那里的人们一种光荣，一种身份上的安全感和虚荣心，更是一种必要的生存策略——每个人都在学习如何遗忘过去，如何将虚假视为真实，如何通过模仿完成自我身份的移植，以便成为那个想象的但其实无力成为的自己。

但问题的荒诞尚不止此。在英国学习之后，辛格带着满脑子的宗主国文化回到伊莎贝拉，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试图推行全面改革，但他未曾意识到这其实是另一种更严重的“模仿病”：引进西方的民主选举，以为民族国家的时刻终于到来；仿照宗主国的经济模式，大力推进殖民地的工业化进程。

可悲的是，正是这些所谓的改革，更加鲜明地凸显出殖民地人进退失据、彷徨无依的尴尬处境。辛格承认伊莎贝拉岛触目所及无一不是“腐败”与“堕落”，但此前他并不知道这些腐败早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早已形成腐败自己的逻辑，它无坚不摧，无缝不入。

模仿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更像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因为真实的权力基础并不存在，独立只是表面的，遥远的宗主国仍旧能遥控他们，而资源早就被跨国公司瓜分殆尽。严酷一点说，在缺乏自我和历史意识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政治改革，大抵只是词语意义上的虚张声势，“既没有得到有组织劳工的支持，也没有得到资本的赞助，而是以乌合之众为基础的”，选票就像啤酒泡沫，好看也无用，“收到的支持，不是理想吸引了理想，而是苦难吸引了苦难”。

那看似合情合理的殖民地工业化进程，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张讽刺画。因为宗主国对殖民地生活的全方位控制，使得所谓工业化仅仅是进口黄油和装黄油的罐头盒子，然后让本地黑人组装起来，失败的辛格慨叹道：“在我们的地区，工业化仿佛是把各种进口的东西填在进口的容器里。”换言之，政治的无序、技术的匮乏、智识的萎缩，非但使得对宗主国发展模式的全面模仿沦为虚空，最终反而更其加重了殖民地人的身份迷失与帝国依附。

带着这种对殖民地社会困顿处境的无奈，权力斗争中出局了的辛格最终被迫再度回到伦敦。但政治的、文化的宗主国，丝毫不能给他带来归属感。在这里，奈保尔用“海难”一词来形容这种感受——没有家，没有归处，四壁荒芜，悬浮难止。如果说伊莎贝尔岛上的闹剧源于殖民地社会秩序的混乱，历史意识的匮乏，那么辛格在伦敦遭遇到的则是更真实的拒斥——你可以模仿他，但你终究不会成为他。正如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所说，殖民地人希望与宗主国享有几乎相同的主体性，“但英国化和英国人永远不能等同”。于是，曾经作为心灵圣地的伦敦，最终崩溃成幻象的碎片，“我们找寻一座可触可感的城市，却只能找到一个个独立小房间的集合体”。而人生也不再有期待，“我隐退的地方是一座古老的可可种植园，一个破败的前奴隶种植园，被丛枝病害得枯萎，带来的收入不再能激起任何贪婪的焦虑”。在现实失败和无序人生的双重威胁中，辛格想到了写作，但他并非着迷于写作可能的魅力与传达的快感，只是因为写作本身的“平静和秩序感”。

混乱与有序、真实与幻觉、失根与依附，如果说霍米·巴巴在“模仿”行为中看到的是一种暗含讥讽的妥协，一种伪装，一种被殖民者对殖民者的戏弄，那么奈保尔显然没有那么乐观，他在“模仿者”身上更多看到的是殖民地人无法逃避的宿命与自我欺骗，以及宗主国匆促离场之后造成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多重乱相。就像尼赫鲁对英国人的指责，印度今日的贫困落后，英国人必须负有根本的责任。吃饱喝足，拍拍屁股走人的殖民者，也顺带摧毁了一个社会本可能走向繁荣的几乎所有的积累。

文学不止是讲故事，或者精确地描述，文学是发现，知识的发现，道德的发现。《模仿者》当然是一本出色的后殖民理论的典范作品，但那是学者的评价与修辞，而我在其中看到的是一个作家对于自己生活背景的深入理解与真诚发现。

南非作家库切说得对，奈保尔“成为作家纯粹是出于意志的努力”，“他没有幻想的才能；他只有一个在微不足道的西班牙港的童年可供利用，没有什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记忆；他似乎没有题材。他要等到数十年辛苦写作之后，才终于像普鲁斯特那样明白到他一直都是知道他的真正题材的，而他的题材就是自己——他自己和他作为一个在一种不属于他（他被告知）和没有历史（他被告知）的文化中成长的殖民地人想在世间找到一条出路所作的一切努力”。

但这不是对奈保尔的奚落，恰恰相反，库切道出了奈保尔的可贵与不凡——在一个本不具备足够文化资源的国家，一个从小企图成为作家的男孩，是如何经由对出生地的逃离以及奔赴宗主国之后的精神幻灭，最终发现了自己的材料和主题。这时，那原本的黑暗世界，边缘之地，因为得到真诚的关注而闪耀光芒，而这种关注，其实是需要勇气和同情之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