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2日,崔健满60岁了,也在这个月,他正式出版了六年以来第一张新专辑。曾经他说“凌晨3点前睡觉是浪费生命,中午12点前起床是透支生命”。现在,崔健承认,自己睡得更晚,算是把生命利用得更为充分,“每天深夜把自己清空一下,重新组装一遍,感觉很好。”时间对他不是问题,他也不为产量烦恼,有很多东西比“产量”更重要。新专辑《飞狗》与上一张专辑《光冻》间隔6年,《光冻》则离上上张唱片《给你一点颜色》整整隔了十年。事实是,对中国摇滚乐而言,崔健好像一面旗帜,又好像他的网球帽上永远都在的那颗红星,被默认为中国摇滚史高高在上的第一个章节,供所有人仰望,之后评头论足。所有人都会唱《一无所有》,但不一定在意崔健有几年没发新歌,也不一定关心他有多么想表达自己对新时代的感想,为了追求完美的表达,又是多么挣扎。无论他在哪里唱,下面总有一大群喜欢戴红领巾、甩红旗的中年男人,还有至少三代刚喜欢上摇滚乐的年轻人,如今其中一些,是那些中年男人的孩子甚至孙子。无法把崔健的音乐与几代人对摇滚乐和自由的纯真向往区别开来,哪怕时代一波又一波的浪潮把自由的面目吹得时而狰狞时而恐惧。
对这张新专辑,崔健有着极为形而上的纠结与烦扰。他在专辑的序言中写道:“2021年到底是不是一个出唱片的好时机?”他不求答案,这问题成了“压垮他的平衡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脑子里最清晰的念头是,他要追求完美,追求最大程度接近他的“超我”。做一张完整的唱片,这种似乎已经过时的媒介,崔健说,“太重要了,我喜欢把握每个细节的快感”。他说自己做的是张“扭曲现时”的唱片,做到最后,做完了八首歌,就“彻底之后美好的空虚了”(《蓝色骨头》的一句)。恐怕也满足了他和自己较劲的精神需求。专辑发行日期一拖再拖,因为他总觉得没做到完美。他把每张新专辑看成新的孩子,谢绝复制已有的成功,而要创造全新的生命。“有了老大,还要生老二,一定不能够是复制老大,他要不一样。我也不愿意说老大的粉丝就老了,喜欢老大的人就过时了,恰恰相反,老大和老二都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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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专辑里的歌两三年前就完成了。不像过去,这张专辑里所有的歌是在一两个月里一口气写完的,“有点像一个剧本,像一个大作品,而不是分散的小作品”。当时他就想出这张专辑。然而一旦进入制作,崔健一如既往“工匠式的需求”很容易让时间快速流走。每完成一件大作品,对崔健而言总有很长的过程。比如电影《蓝色骨头》的拍摄,从《蓝色骨头》这首歌在2005年诞生,剧本有了雏形,到《蓝色骨头》电影上映,用了足足9年,其中大部分的时间,他在跟技术问题作斗争。是持续写新歌不断拿出来,还是把一张专辑里的歌做得100%没有瑕疵,崔健选择后者。
“持续地写歌,我发现解决不了问题。不如把当下做得特别棒,特别经典。所谓经典,不是说要给别人看的经典,而是不给自己留下退路,不给瑕疵任何机会,一定要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完成一个作品。”
问题是自己的问题,较劲也是和自己较劲,初衷都是寻求自身的进步。“如果写流水歌,一年出一张能完成理想的作品,我也会这么做。”
他想请美国最好的王牌混音师,人家没有时间,已经排到了一年以后。到最后实在等不了,只能自己干。“自己干,没有太多的窍门,你只能通过犯错误才能发现。做混音时,翻来覆去,换各种各样的环境去找问题。”国外的制作团队很专业,只要花钱,并且市场允许,就可以计划出来,但在国内,专业的音乐工匠太少,报价又太高,花越多的钱可能做越错的事。面对现在的音乐市场,有段时间他感到失望,有点烦躁。
新专辑里有一首歌叫《时间的B面》,歌词这么写——“向前摇是A/和时代一起变迁/向后摆是 B/咱俩一起沦陷。”
他在歌词里反复提到“底线”一词。《时间的B面》里“把自己挂在底线上”,《飞狗》里“居高临下看见/自由的底线”。听崔健歌的人,这时候很难不想到1998年那首《时代的晚上》——“情况太复杂/现实太残酷了/谁知道忍受的极限到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对崔健来说,大摇大摆离开社会不可能。他想和时代平行存在,也就难免飞在底线上方。
时代在变化,时间却直线前进,崔健明白,从没有回头路可走。
2021年3月,崔健在一场综艺节目上第一次唱新专辑同名新歌《飞狗》。综艺节目如往常一样,给出观众从选秀狂欢中早已习惯的reaction镜头,伴着一句“如此的飞、跌跌撞撞”,观众看到1986年尚未出生的新生代明星跟着节奏晃动身体、时而尖叫,时而对着空气假装打鼓。这画面里的异化,恐怕是时代的A面与B面之间不可避免的冲撞。有的老歌迷多少感到有点脾胃不适,仿佛被新时代掏空了最后剩下的那点理想主义,真的像第一句歌词里写的,“坐在电脑前像一条狗”。而弹幕里,有的年轻人则根据自己的经验,判定这是“土味摇滚”,与年轻人无法产生真正的共鸣。
对这部分年轻人的诟病,崔健只有一句话要说:“我只能说对不起,我跟你的孙子、孙女能成朋友。你瞧,这就太牛逼了。”其实他喜欢年轻人,甚至认为跟年轻人交流得比跟同龄人好得多。拍摄过程中,他与一群年轻人一起挤在电梯,他觉得非常自在,很接地气。
《飞狗》,如果让人不由自主想到《红旗下的蛋》里那首以“我飞不起来了”结尾的《飞了》,那么崔健想说,他也像年轻人一样,飞进了信息的黑洞,进到了离心的旋涡,但真正的方向,却是一直想飞回地面。“往上飞总是为了回来,回到地面上。”
崔健不怕别人批评,已经习惯了。他甚至坦言:“我自从《解决》(1991年发行的第二张唱片)以后,就没有市场评价高的专辑了。就连《红旗下的蛋》,当年的评价也不高。”
“在有的人眼里,艺术就是挣钱的机器,所有的价值都是市场给的,在我眼里这些人很痛苦,他们有钱,没有自由。钱是应该帮助人自由的一个工具,而并不是给你压力的工具。他们没有自由的表达,甚至在跟自己的敌人合作,跟自己最讨厌的人合作,来换取所谓攀比的优势。真正的批评是对被批评者有好处的,而不是那种恶意的、带有目的性的诋毁。
“现在是一个节点,”崔健说,“或者是大难临头,或者是大时代到来的前夜,大家都应该站出来,所谓站出来,意思是应该正常地表达,能够两脚落地自由地表达自己。”
自由表达,在这个信息黑洞时代,困难重重,最大的干扰,崔健认为,是各种形式的欺诈,以至于人与人很难达到信任。2001年与周国平的对话中,他说过:“中国人之间的感情,信任是用仗义来代替的,这个人实在、实诚、哥们儿、仗义。这和信任是两回事。”
崔健相信的东西有绘画、电影、诗歌,当然还有音乐。对文字他自认为不能太好的把握,感到障碍与生疏,文字世界仿佛是一个围城,一个庞然大物,与其争斗,胜算无机。到最后,诚实变成了较劲。他总会提起支持他生活和音乐的万物三元论法——人、自然与社会是三元论,社会、智慧、情感又是三元论。任何两样东西的结合都会削弱另一样。如果说本我、自我与超我是最基本的三元论,那么崔健总把音乐当作表达的生理饥渴与技术完美主义的结合,其中被削弱的,一定是“自我”——那个习惯与外界攀比的自己。这理论让崔健非常心安。他找到了自己的底线——“独立性是自我平衡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一定要独立考虑,不要听任何人的。”
“只有音乐响起的时候,”崔健说,“时间才能循环。在音乐里边的时间我觉得是真诚的,是诚实的人的朋友。”
崔健从未“一无所有”。恰恰相反,他长在军队大院里,父母都是从事文艺行业的职业人士,从无教条主义。某种意义上说,他有着接近幸福的童年,“从没有人强迫我做这个那个。”他自然而然跟随父母的步伐学习音乐,自由自在大概是童年给他的底线,他对此没有怀疑的可能。而他也不是“假行僧”,没有想要躲在什么形象背后,不给人看这个那个。崔健在二十几岁的创作爆发,恐怕是因为在中国摇滚乐初始的焦灼、感伤、不安之中,他的表达路径最为直接。崔健实在太坦诚,在之后35年的音乐生涯里,对自己偶尔出于市场需求,不得不虚伪一下,也会大大方方承认。从一开始,他就不是那个被神化的反叛偶像,反而更像传统意义上接地气的人民艺术家,有与听众建立精神联系的过人天赋。崔健与“崔健”两字的符号化意义并不等同,而“崔健”两字的符号化意义混淆于时代浪潮的同时,崔健一点也没有改变,为此他总要为自己辩解几句,因为他没有少反省过这个问题。
他质疑自己能不能自圆其说,“是不是你心里的那个你还活着。”
他知道自己的用意不会很快被领悟,“我表达的是我看到和想到的东西,不一定是我经历的。希望以非常诚实的方式表达,但总有一些无论如何都不希望看到以诚实的方式成功的人,这些人你说服不了,也指望不了。”
什么乐器都会吹的刘元在中国爵士音乐圈是鼻祖一般的人物,他和崔健是十七八岁就认识的同事加朋友,熟悉到实在无法对对方做出评价。刘元一直在崔健的乐队担任乐手,两个60岁的人在一起,竟然经常还要吵架。怎么处理一段音乐,或者讨论随便哪个社会议题,都能硬杠起来。“我们可能还是带点年轻时代的情绪,”刘元说,“也就是说像小孩儿一样。”刘元自认爱好闲散的生活,喜欢下下棋、喝喝茶,在他眼里“一直都非常积极向上”的崔健总要对他进行人生教育,说:“你这么下去不行,不能这么放松,应该一直坚持工作,活到老学到老。”
“崔健比我理性,他也不愿意那么理性,但他可能比较求真。如果我要评价他,就是求真两个字。”
曾经启蒙是新鲜的,崔健说:“但新鲜劲过了之后,它的后劲足不足呢?那种延续性是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有?这需要质疑。因为我们曾经有太多的机会,大家可以通过搞艺术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然后一发不可收拾,进入攀比的层面。创新的初衷被完全忘了。我觉得一个有启蒙幻想的人,应该有全方位的觉醒,觉醒意识在每一个作品里都应该有呈现。我的创作一直是这样延续下来,市场可能一下子不怎么成功,但市场是可以反复地被唤醒的。”
刘元眼里,“老崔对音乐的认真,不是一般的认真,”这么多年,在刘元眼里,一切从来没有变过。他们还是像在文艺单位院里长大的两个热爱音乐的孩子,现在他们最喜欢的是像爵士乐手在台上freestyle的表达里用生命积累的工匠精神。在每次即兴演出当中,崔健说,“可以把自己融进去,在这个过程里找到他的原创性。”
崔健喜欢演出,这几年马不停蹄地演出,从音乐节到大剧场到爵士俱乐部,他都有自己的表演方法。演出对他完全不是消耗,而是极大的放松,有时候他害怕回到北京,怕被琐事烦扰,怕被创作中的死磕卷进失望情绪。他最享受的依然是在演出后跟一群人吃饭喝酒。他习惯空腹演出,“越饿越有劲儿,浑身有种轻装上阵的感觉,对嗓子发挥也好”。完了,吃什么都高兴,什么都可以聊,上到天文地理,下到社会文化,聊着聊着,又要跟刘元吵起来,两个人提到吵架,情不自禁要哈哈大笑。
60岁的崔健,与1986年站在北京工体舞台上25岁的崔健,完完全全是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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