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长在一个工厂家属区，读子弟小学、子弟中学。每天有家属区的广播叫我起床，爸爸妈妈和所有同学的父母一起在广播声中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中午，大家在广播声中下班回到爷爷奶奶家吃午饭。
我还是一名小学低年级的少先队员时，奶奶在一次午餐闲聊中问起我们小家庭的积蓄，妈妈回答道：“还有一部分钱在股市里。”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钱除了存银行、压箱底，还能放在股市里。
“股市”是什么？
姐姐告诉我，股市是炒股的地方，具体说来是“炒股票”。你有一只股票，值1元。我愿意花2元来买。这一买一卖，你就赚了1元。“炒股票”就是为了赚这1元。但我依然不懂，这1元、2元是谁规定的吗？
我问过妈妈，妈妈说，我愿意花2元，因为我觉得它将来能值2元。这听起来太玄乎了，哪怕我已经是一个数学能考100分的三好学生。
2000年左右，妈妈除了骑自行车去上班，还经常骑得更远，去家附近的证券营业部看股票。营业部有几台机器，就像如今电信营业厅的选号机。客户可以在小小的屏幕上查阅股票行情，然后决定买卖。虽然路途远，但妈妈在营业部花的时间完全不耽误她下午再打一场小麻将。
妈妈回忆说：“那时候我手里只持有一只票，每个月只交易两三次。”这么听起来和她打麻将的频率差不多。
“如果打麻将和看股票优先选一件事做呢？”我问。
“我还是先去打麻将”妈妈回答道。
这个选择也不无道理，当时妈妈在股市里投入的本金不超过2000元，这大概是我们小家庭半年的积蓄。每次最多的盈利据说和“手气爆棚”时打麻将赢的钱差不多——三位数。
在我印象中，那时候的周末妈妈偶尔会带我赶很久的车去市中心吃一顿肯德基，去新华公园玩新潮的游乐设施。如今一问，原来是“股票赚了点小钱”。除了拿一部分盈利来改善宝贝女儿的生活，其它的妈妈会留在股市里作为本金继续交易。
这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炒股模式，妈妈自诩为“中长线交易风格”。如今的我已经知道股市是个“说者伤心，闻者流泪”的江湖。面对这种“懒散”的炒股风格，我听起来也觉得后怕。妈妈倒是提高嗓门说：“那时候有一句玩笑话：十个炒股七个亏，两个平，一个赚。我觉得这句话离我好远啊，我没亏过啊。”
按照她的回忆，那时候主要手持一只票，偶尔多一点。“一只股亏了，其它的赚回来。”妈妈说，“那时候炒股太容易了。我从开始炒股就没有亏过钱。除了2007年那波牛市。”
2007年，我第一次知道“牛市”这个词。当时我所在的毕业班老师们都会在课间忙着炒股。 作为资深散户，我妈妈自然也没有缺席。她从2007年2月开始加大投入，本金从一万左右增加到“好几万”，重点买入了包钢稀土、西山煤电和中信证券。
为什么？妈妈选股一般先看“缘分”，然后有倾向性地看看股评节目。幸运的是，07年的牛市，这几只股票表现不错，在反复操作下，妈妈的账户很快涨到了“十多万”。对于这个数字，妈妈很平静地说：“这也就是当年股民的平均水平。”
2008年，面对牛市大势将去的时候，妈妈的反应也是散户的“平均水平”——舍不得卖。原本可以隔岸观火的她，抱着一丝侥幸外加几分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账户数字重新回到“几万元”。“感觉万念俱灰。”妈妈说。最让她痛心疾首的是，当时自己一边操心新房装修一边看着中信证券从37、38元腰斩到十多元。这只股票，妈妈一直捏在手里，直到2014年她才割肉解脱。
这并不是她第一次在股市受挫。
上交所、深交所正式成立前，不少国企、合资企业已经开始发行职工股份，筹备股份制改革，甚至力争上市。那时候的股票准确来说叫股权证。“一张印刷的油纸，盖着企业的鲜章，真的是一张‘票’。”
当时小家庭小家庭已经有了我，妈妈刚刚迈入三十岁。不过她已经有胆量揣着一千多元现金和同事们一起乘中巴车辗转到成都的红庙子街道买卖股权证了。有时候还是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前往。
红庙子是成都锣锅巷附近的一条普通街道，长不过200米。1993年2月开始，许多人自发地前来此地买卖交易。“就像现在的人才市场，人头攒动。这头买，那头卖，看准了就赚。”妈妈说自己在红庙子的时光比较短暂——一个多月，但进行了十多次交易，“没有亏过”。最初妈妈只是围观老道的同事和对方讨价还价，后来也能自己独当一面。由于本金投入不多，交易一次妈妈能赚几十元，多则几百元。
试水几次之后，妈妈胆量大了起来，干脆一次投入一千多元买下了一张股权证。九十年代，这笔钱相当于我们小家庭一年多的存款。当天这张股权证就没能在红庙子卖出。带回家，等来的是“股份制改革失败”的消息，“它就成了一张击鼓传花到我手上的废纸”。后来这家企业由倍特集团托管，妈妈还想带着股权证去登记。谁料却再也找不到了。翻箱倒柜之际，这笔亏损妈妈也只好和盘托出。好在之前的十多次买卖略有盈余，这次“失蹄”也并没给小家庭造成动荡。
关于妈妈的炒股之路，爸爸一直抱着“不了解、不参与、不反对”的态度。“只要不影响生活就行。”最好还包括别影响他看傍晚的足球赛。因为妈妈总是会在晚饭前忠实守候每天的股评节目，直到后来她会熟练上网，开始用银河海王星软件查看股票，看专业人士点评。
银河海王星这个软件是我帮妈妈安装的，界面上红红绿绿的线看着比我高中数学的函数还复杂。当时我在心里对妈妈刮目相看，但后来我才知道，妈妈看懂K线图已经是2014年的事情了。至少她可以琢磨出自己的“买点”和“卖点”，“如果线在回调，底部盘桓时间较长，这就是我的买点。”妈妈说。
那一年，妈妈还学会了玩微信朋友圈、发红包。要知道，这之前，妈妈微信的表情包都是我亲手下载的。对这样的变化，我自然非常欣喜。当时妈妈已经退休快一年，年轻时向往的睡觉睡到自然醒、喝茶旅游晒太阳都也已经玩腻了。2015年春天，牛市逐渐显现，其实一直在股市里“放着钱”的妈妈决定整装再战。这一次，除了电脑软件，她还带着微信、微博、网络论坛，要来一次“技术炒股”。
其实，妈妈所谓的“技术炒股”也是换汤不换药，她依然是一个热衷于“感觉”和小道消息的散户。不过和退休前“业余炒股”比起来，这一次她更加专注。每天晨练，买菜，开盘后看股票，做饭，收盘后再看看股票。家里的书桌上出现了她专门记录股票和网络学习心得的本子。我在本子里发现过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周一涨，周二卖。下午涨，再观望……
我当时只觉得妈妈还挺可爱，直到8月，一天夜里的电话才让我开始担心起来。
当时我在晚班下班的路上，妈妈打电话来让我快给她微信上转1000元钱，语气还有点急切。原来她要报名加入一个炒股“内部班”。妈妈对网络支付一向谨慎，微信钱包坚持不绑定银行卡，所以需要我来转钱。但谨慎的她怎么会愿意加入“内部班”这种我听起来都莫名其妙的组织呢。
“我已经试学一个月了，群里每天发布的预测都很准确。9月就要开始收费了。你放心，8月的预测已经把这1000元赚到手了！”妈妈的语气很笃定。
在我的坚持下，我和“内部班”的群主加了好友，我要求亲自缴费。群主头像是磨皮过度的十八线网红模样，微信名也是早已过时的火星文，朋友圈3月份还在卖面膜，怎么到了夏天就摇身一变成为“散户导师”了呢！
更让我生气的是，朋友圈每一条股市预测，妈妈都积极地点了赞！
那一刻，我第一次强烈地生出要“保护妈妈”的使命感。我打电话问身边所有炒股的朋友，是否了解这类线上“内部班”，它究竟怎么回事，我甚至想百度一下它是不是新型传销。
我讲不透这个“内部班”的经济奥妙，我只能用自己有理有据的八卦分析劝说妈妈。
“我不相信这个人有预测水平。”
“不是她预测，是她的老师。”
“那老师一定还有很多下线。”
“是啊，很多个班。”
“大家都有消息了，你赚什么？”
“他们就是想吸纳散户资金，造势。我们跟着喝点汤就是了。”
“那老师怎么保证喊进喊出时机不出错呢？”
“股市就是这样的嘛，没有定数。”
我的心态像个散户中的散户，连股市有风险都不想面对。最终，我和妈妈约定，只学一个月。这1000元可能买了吃亏，买了上当，但给退休阿姨的生活多点趣味也行。
其实2015年6月，股灾已经横空出世。这个“内部班”能给妈妈带来多大收益可想而知。我并没有多问，妈妈也再没提过“预测消息”。关于这一波牛市战绩如何，“股灾前挣了十万，股灾亏了几万，2015年底总算把亏损的挣了回来。”妈妈依然很平静地说，“不到平均水平吧，像作了一场梦。”
这场梦对我来说很真实。“内部班”插曲之后，我关注起妈妈的炒股动态。她开始跟身边略懂股票投资的朋友继续学习看K线图、尝试着找个股分析，把“技术指标”挂在嘴边。她以前太依赖直觉，觉得炒股技术没什么好交流的。除了海王之星，我帮妈妈在家里电脑上收藏好了几个可以“授之以渔”的论坛。
如今，妈妈依然没有从股市中全身而退，“手上还捏着两只票，一边学习一边观望”。妈妈说：“要努力做一个有纪律的人，不再抱着赌博的心态在股市中做梦。”
我曾经在深夜无数次地对着星空祈祷，希望自己能有妈妈一半的毅力。这样我也可以像她一样，把自己从微胖活生生地饿成一枚瘦子。
我管不住嘴。但是妈妈，她管不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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