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文学史导论（中编）

欧美文学导论

·中编

    19世纪的欧洲，无论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还是文学艺术上，都是一个十分辉煌的时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改变了人的生存处境，促使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以及社会精神心理发生变化，从而也带来了文学思潮的新旧交替与更迭。19世纪欧洲的主要国家相继出现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等文学思潮和流派，从而给近代欧洲文学带来了繁荣景象，也标志着欧洲文学的成熟。

    浪漫主义流行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主义文学强调自我，追求自由，是人文主义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现”。

    浪漫主义的自由思想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是由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倡导产生的，是时代精神的艺术形式的表述，卢梭则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精神之父”。浪漫主义者崇尚自然，在他们看来，在“自然”的境界里，一切物质的、理性的束缚都被解除，人性可以舒展自如，自我情感可以尽情抒发。个体生命的价值因之得到了充分的实现，人类“爱”的理想也在这种境界里得以实现。因此，“自然”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哲学内蕴和理想世界，也是“自由”与“个性解放”的代名词，其中包含着强烈的生命意识。拜伦笔下那些“海盗式”的“英雄”，总是站在远离现实的自然世界中诅咒现存的社会制度和道德原则；华兹华斯忘情于湖光山色，抒写着人性自由与美的赞歌；雪莱在大自然中寻找着人自己的身影和力量，期盼着“西风”涤荡文明社会的污泥浊水，创造一个“爱”的大同世界；诺瓦利斯歌颂黑夜和死亡，实质上却表现了对个体生命的极度热爱；济慈厌弃文明的社会，而在大自然的无穷生命力中寻找人的个性精神的寄托……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出对自由生命的热切渴望。可见，浪漫主义文学的自由观念和生命意识，在“自然”的境界中找到了终极的归宿。

    浪漫主义文学的自由观念和生命意识，实际上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中的人本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艺术形态的再现。人文主义的人本意识的核心是人性对宗教文明的反抗；浪漫主义提倡的个性自由的核心则是人性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反抗，是对近代科学理性、物质主义带来的人的异化现象的第一次深刻而全面的反思。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人文观念已经表现出对欧洲近代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反叛，尽管这种反叛还不至于使它完全脱离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但它与后来“重估一切价值”的现代式反传统思想，在文化内质上具有同一性和血缘关系。浪漫主义文学的自由观念和生命意识的深层，包含了释放人的非理性内容的潜在欲望，因而具有非理性色彩。所以，浪漫主义文学中蕴含了20世纪现代主义的文化基因，这也正是现代主义又被称为“新浪漫主义”的重要原因。

    现实主义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确立与发展时期。现实主义作家要比浪漫主义作家理性得多，他们力求通过文学创作细致地展现物化社会的现实，深入地解剖物欲驱动下人的心灵世界的千奇百怪，从而警告世人：不要在物面前失去人的自尊和人的天性。在现实主义文学中，人总是既被物化又反抗物化，他们犹如处在物质世界的“炼狱”之中，在经受心灵的磨难之后，有的向“天堂”飞升，有的则向“地狱”沉落，人性处在高扬与失落的十字路口，在这方面，巴尔扎克的小说是最典型的。巴尔扎克描写人被物化这一事实的根本目的，是表现对物化现实的反抗，是对人性的一种呼唤。与之相似的还有：狄更斯对英国资本主义物质世界对人的挤压的描写，马克·吐温对美国“镀金时代”人的异化现象的描写，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新旧道德冲突、人的私欲空前泛滥现象的描写等等。现实主义作家所呼唤的“人性”，其主要内容是人的理智、道德意识和人格的尊严，因此，现实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反理性规范的浪漫主义文学的一种反拨。

    浪漫主义作家隐隐地感觉到，人在获得了“自由”后，并不像浪漫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人性得以自然地生长从而显得尽善尽美，也不像人文主义者所讲的那样，因其有高贵的理性就能成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因为人还有一种由难以抑制的私欲引发的“恶”本能。他们呼唤理性，但又总觉得理性在“恶”本能面前显得势单力薄，难以阻止人向“地狱”的沉落。因而，“人”的形象也并不再显得理性和高贵。斯丹达尔认为人有自私的本能，人是按照享乐原则行事的，因而一切生物，从昆虫到英雄，最初的行为动机都是为了自己，人的私欲的力量是无穷的与永恒的，于连这一形象身上就有这种思想成分；巴尔扎克认为情欲和利己主义是世界的动力，人类社会是利己主义者的竞技场，在他描写的“英雄”身上，有着无穷的虬隋欲”；托尔斯泰始终感到人身上有一个“动物的人”，他笔下的人物总是处在善与恶、“精神的人”与“动物的人”的激烈争斗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的灵魂永远存在“恶”；福楼拜认为人的心灵深处始终有一个“魔鬼”在操纵人的行为，他笔下的人物总是在欲望的煎熬中耗尽了生命；哈代笔下的人物总是处在俄底浦斯式的困惑之中……现实主义作家把私有制条件下人的私欲看成是人身上固有的“恶”，并对它的自由泛滥深表忧虑和恐惧。他们希冀人用理性去抑制它，为此，他们中有的走向宗教的境界(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有的用基督教式人道主义安慰人(如狄更斯)，有的企图用宗教式的脉脉温情改善人与人的关系(如巴尔扎克)。可见，现实主义是对浪漫主义个性自由的一种反拨，现实主义作家总体上是传统理性主义的倡导者，他们遵循的是欧洲近代理性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但是，他们对人类自身“恶”之类内容的描写已触及人的非理性内容；他们对这种非理性内容所表现出的忧虑、恐惧甚至悲观，流露出对欧洲传统理性主义文化价值体系的怀疑与反思，这正是20世纪文学中弥漫的悲欢情绪和危机意识的精神源头之一。所以，现实主义文学的人文观念的发展，其中也孕育着20世纪的现代文化基因。

    自然主义产生于19世纪后期，对它的形成起重大作用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在其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生物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改变着19世纪后期欧洲社会的精神文化气候，自然主义正是这种文化气候的产物。

    自然主义的代表左拉接受了达尔文的思想。在自然主义文学中，为现实主义作家所疑虑的人的“动物性”被看成是既定的科学事实，生物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被用来解释人的私欲、“恶’’以及永恒的破坏力产生与存在的原因，以前文学中那高贵的“人”的形象，从神圣的理性殿堂跌人到动物王国。自然主义的这种人文观念突破了理性主义的规范，使文学对人的描写扩展到了生理性区域，表现出了非理性、非道德化倾向。因此，自然主义文学在文化观念上对传统理性主义文化已有所超越，从而跨进了非理性文化的门槛。

    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进一步给人类带来心灵的挤压，物欲主义、享乐主义、悲观主义、颓废主义笼罩了整个西方社会。现实主义作家们曾为之忧虑的“恶”的现象，不仅未曾被扼制，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在社会中蔓延。在这个缺少理性的世界上，浪漫主义的理想显得天真而空泛，自然主义所验证的人的“生物性”，倒是让人们在现实中看到了实证。这时，欧洲开始流行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很好地归纳了这种时代精神，同时又反过来助长了西方社会的悲观情绪和危机感。在这种“世纪末”颓废弥漫的文化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已不再信守传统的理性原则，而是崇拜非理性、本能和潜意识，也不再执著地去追寻理想和美好的未来，而是热衷于描写人与社会的畸形、病态和混乱。西方文学发展到19世纪末，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折，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成了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这两种文学的人文观念进入了现代文化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