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文学史导论（下编）

欧美文学导论

·下编

  20世纪的欧美文学，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并走向新的繁荣的时代。这一时期，欧美社会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席卷欧美的经济危机、五花八门的社会思潮，使西方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人们的精神文化意识发生了急剧变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欧美文学出现了流派林立错综、思潮更迭频繁的多元化复杂化局面，任何一种文学流派都无法像以前那样雄霸某一时期某一国家和地区的整个文坛。但是，从宏观角度看，20世纪的欧美文坛上存在着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主流，其中又以现代主义的影响更大。现代主义是一种具有“反传统，，倾向的文学，它表现了欧美传统文学在新时代的转型与创新；20世纪现实主义是欧美传统文学在20世纪的深化与拓展。从本质上看，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都是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发展，而且，在20世纪复杂多变的社会条件下，这两大文学主流在人文观念、美学思想和艺术技巧上都不是泾渭分明、相互对立的，而是既互相撞击又彼此交融，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势。

    20世纪西方文学是生长在现代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的精神土壤中的，这种文化思潮酝酿于19世纪欧洲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在西方社会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普遍流行。它是对西方近代理性主义文化价值体系的反拨，也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不满与反抗，其中凝结着现代人对自身的价值与命运的深刻思考。

    西方现当代的自然科学成就，强化了人们的非理性意识，加深了人对自我力量评价时的悲观与失望。诚然，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对于人们改造自然，洞察宇宙万物之本质，对于人们建立科学理性，破除宗教蒙昧主义，都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科学并非万能，科学的发展无法完全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科学理论无法为人们提供人生价值判断的尺度，人“不能根据科学事实去爱、去恨，从而解决精神的、情感的、道德的和信仰的种种矛盾和需求问题”。因为人是具有灵魂和精神的动物，如果离开了对人的精神世界及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把握和认识，把科学理性当作唯一的人类知性，当作人类认识发展史的唯一真理，那么，科学理性也就成了荒谬的东西了。现代西方科学的发展，不仅没有解决人的信仰、价值观和精神、情感需求等问题，相反还加重了这方面的危机感。现代心理学让人看到了隐藏在理性外壳后面的本能冲动，使人洞察了潜意识那一片“黑暗世界”，生物学的“自然选择”击碎了启蒙学者的“人生而平等”的自然法则，也击碎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理想，使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失去了传统理性原则的制约而走向尔虞我诈、为所欲为、巧取豪夺。可见，科学加深了人对自身内心宇宙复杂性的认识，科学理性摧毁了基督教宇宙观，也破坏了传统的理性主义文化价值体系，所谓“上帝死了”的根本涵义也就在于此。

    “上帝”死了，也即理性死了，而非理性则“复活”了；“上帝”死了，也即旧的文化价值体系崩溃了，而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却没成型。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是人为所欲为的世界；一个失去了理性制约的时代，是非理性泛滥的时代。非理性主义思潮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蔓延开来的。“上帝”死了，人却没有救活自己，人类似乎到了在劫难逃的世界末日。于是，一种比19世纪更深重的恐惧、焦虑、痛苦乃至绝望的情绪弥漫了20世纪西方社会。

    事实上，在现代西方，“物质的兴盛”也是催化非理性思潮、加重人的危机意识和异化感的重要因素。在消费型社会中，作为消费者的个人必须依靠金钱而存在，因而金钱依然是上帝。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联合体中，生产者不仅是机器的奴隶，而且是强大经济体的奴隶；机器不仅取代了人的肢体，而且取代了人的大脑，这意味着人不再是世界的主体。人自己创造的物质文明在有形无形中支配着人，这种支配又表现出神秘的非理性特征，文明成了人的对立面，使人变为非人——即人的主体性丧失、人化为虚无。在这种生存环境下，西方人深感人在自然和物质面前显得渺小与软弱。人被物排挤了，自己也就陷入了生存危机之中。所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给人们带来了更深重的异化感和危机感，也使人们更真切地领悟到了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非理性和荒诞感。在T．S．艾略特的《荒原》中，物质世界使人的精神世界毁灭，世界也就成了生命死寂的“荒原”，人要找回自己就必须返回远古的神话时代。奥尼尔《毛猿》中的扬克象征着物质文明挤压下痛苦地寻找自身归属的现代人。他往前走，面临的是更深重的异化，往后退，则被沦为禽兽；他寻找自我的过程，正是自我毁灭的过程。他的悲剧说明，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现代文明社会使个体的人无法存在，人的价值等于甚至低于禽兽。在尤奈斯库的《新房客》中，物威胁着人的生存，整个世界

变成了物的奴仆。劳伦斯的小说描写现代文明破坏了人的天然属性，使人的两性关系变得畸形。品钦和冯尼古特的小说揭示了科学技术导致了人类自我毁灭的悲剧。总之，20世纪文学中表现了人在物面前的软弱与渺小，人的主体性、人的心灵被“物”挤占后成了“空心人”，人被自己创造的文明异化了。因此，20世纪西方文学表现的人与物质文明的矛盾，人对物质文明与科学理性的反抗，也可以说是对人性的一种维护，其深层蕴含着非理性人本意识。

    在20世纪这种新的精神文化氛围里，欧美文学的人文观念表现出了与传统文学的巨大差异。无论是具有现代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倾向的文学，都更注重对人的内心世界作形而上的探索，并往往以荒诞的形式加以表现。它们视人的非理性为生命本体，人也就不再是“理性的动物”，而是“非理性的动物”，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变成了“我要故我在”。人文主义的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神话破灭之后，“人”的形象失去了传统文学那种崇高美从而沦为“非英雄”或“反英雄”。20世纪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蕴含的是一种非理性人本意识，它是对传统的以理性为核心的人本意识的一种反拨，也显示了欧美文学在人文观念上的新发展。

    在20世纪文学中，“理性”拥有了更广泛的内涵，它往往指抑制人的生命意志(特别是非理性)的一切有形和无形的力量，被描绘成罪大恶极的刽子手，是荒诞的、不讲理的、总是与人作对的神秘力量。如卡夫卡小说中人变成“甲虫”，使人无法到达“城堡”的神秘力量，海勒笔下的不讲理的“二十二条军规”，萨特小说中导致人“恶心”又难以将其摆脱的现实存在等，都是“理性”力量的具体表现形态。许多作家都站在反理性的立场上描写神秘的非理性和潜意识冲动给人带来的自由感，这就是20世纪文学频频描写病态、畸形、歇斯底里、性冲动、死亡、梦境、幻觉、长篇独自、内心回忆、自日梦、痴人梦等内容的重要原因。因此，在20世纪文学，尤其是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中，已很难听到以往文学中的人性美的赞歌，这正是欧美文学人文观念转型的表现。

    20世纪欧美文学在人本意识上的变化，说明了20世纪欧美作家在“人，，的问题的探索上的深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作家找到了“人”的问题的正确答案，也不意味着20世纪欧美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作家都是非理性的崇拜者。非理性倾向是20世纪欧美社会的时代特征，20世纪欧美文学表现非理性人本意识，正是文学对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的一种“反映”。但“反映”并不是文学与生活和人生之关系体现的全部，“反映”生活也并不等于认同生活。欧美作家在反映人面临异化的生存状况，并以非理性反抗异化、反抗现代文明、反抗理性主义文化价值体系时，对人的非理性本身又常常表现出忧虑、恐惧甚至否定的情绪。他们真切地体察到了人的非理性内容并视其为人的生命本体，但对于回归原始状态、获得非理性意义上的“自由”的人，又是充满忧虑的，极少作家将非理性支配下的混乱与无序的世界作为人生的理想境界去追求。这正是20世纪欧美文学之危机意识和悲观情绪产生的深层原因。实际上这种危机意识和悲观情绪的背后，隐藏着作家们对人的处境及命运与前途的理性思考。20世纪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原本就保留着传统理性主义的信念，如罗曼·罗兰、高尔斯华绥、萧伯纳、肖洛霍夫等。即使是典型的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其深层依然有着对更高意义上的理性的追求。艾略特的《荒原》中，造成“荒原”的是丧失精神与理性的肉欲，理性依然是对“荒原”世界的评判尺度；卡夫卡描写的世界之荒诞的背后，有着对更高意义上的理性的追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欧美文学追求理性的倾向更为明显：存在主义文学中的“自由选择”和西绪福斯式的行动原则，表现了人在非理性的荒诞现实面前的高度的理性意识；荒诞派戏剧中对“戈多”的等待，正是对新的“上帝”重临的期待，也即对新的理性的期待；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守望者”所要守护的就是人性的纯洁，也即人成其为人的理性原则；索尔·贝娄的小说描写了物质主义环境下人对善与爱的追求。可见，在经过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后，20世纪欧美文学正在逐步恢复对“人道”与“理性”的追寻。不过，这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与理性了，而是传统人本意识在更深意义上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