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的定义、学派及最新发展
一、什么是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自产生之初就一直处于开放状态，也出于危机状态。人们总是质疑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边界，因此比较文学学者们也一直致力于对比较文学定义的修正和解释。比较文学到底是什么？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是什么？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法国学者布吕奈尔（PierreBrunel，1939—?）早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什么是比较文学》一书时，就很明确指出“比较文学”是一个有缺陷的词，说它是有缺陷的词，是指它的意义和指涉含混不定，因此布吕奈尔也给出了一个含糊的界定，即“比较文学”确定了体现于文学研究之中的人类精神的一种持久的面貌，确定了词汇学上的这个小怪物创造出来之前的一种需要[1]。并且指出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教学方法，堪称“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这个缺乏完美的称谓。在布吕奈尔看来，比较文学是一种方法论，呈现的是人类的精神面貌。显然他的这个解释也不足以囊括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变化。
从比较文学的概念、性质和方法论来说，它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危机应对过程中进行完善和丰富的。
从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史以及学科性质的确定来说，比较文学最初的确是采取一种比较的方法论进行的研究。阿贝尔·维尔曼（Abet-FrancoisVillemain，1790—1870）被认为是法国比较文学的真正创始人，他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把比较文学看做是一种比较的方法论并进行了实践。他发现当时法国的大学正在尝试将渊源相同并曾在各时代互相交流融合的数种现代文学进行比较。维尔曼自己也正是用这种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古时期和18世纪的法国文学。
但首次对比较文学进行学科定义的法国学者梵·第根（PaulVanTieghem，1871—1948）恰恰背离了比较的方法论，而采用的是实证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两国民族文学之间的渊源与影响。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中解释了他在论述“比较文学”的概念及研究方法时为什么要背离比较文学的美学意义而寻求它的事实联系。“我们知道那种‘比较’是在于把那些从各种不同而且往往距离很远的集体中取出来的事实凑在一起，而从而提出一些一般的法则来。可是当我们碰到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那‘比较’只是在于把那些从各国不同的文学中取得的类似的书籍，典型任务，场面文章等并列起来，从而证明他们的不同之处和相似之处，而除了得到一些好奇心的兴味，美学上的满足，以及有时候得到一种爱好上的批判以至于高下等级的分别之外，是没有其他目标的。”[2]显然梵·第根认为只是将不同民族文学进行简单地类比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他提出自己的看法，“比较文学”的特质应该具有历史的含义而且具有自身的力量，“比较文学”的特质是将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进而充分对这些事实进行解释分析以扩大认识基础，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多地找到种种结果的原因。也正是在这种认识基础上，他明确指出：“‘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了全部的美学含义，而取得一种科学的含义的。而那对于用不相同的语言文字写的两种或许多种书籍，场面，主题，或文章等所有的同点和异点的考查，只是那使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影响，一种假借，以及其他等等，并因而使我们可以局部地有用一个作品解释另一个作品的必然的出发点而已。”[3]因此，他详细阐述了比较文学的“一般的原则与方法”，指出“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比较文学家的必备工具是各种语言、各国文学。”[4]同时他还将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放置在同一平面进行对照，以此来区分比较文学的性质。在他看来，民族文学处理限于一国文学之内的问题；比较文学一般处理涉及两种不同文学的问题。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民族文学是基本因素，是研究的支撑点。比较文学的目的实质上是研究不同文学相互间的关系，因此他明确指出了比较文学是跨越语言、跨越民族（国家）并基于民族文学的文学关系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法国学者卡雷（Jean-MarieCarré，1887—1958）和基亚（Marius-FrancoisGuyard，1921—?）对比较文学的定义进行了更加详细的界定。卡雷（又译伽列）作为基亚的老师，在基亚《比较文学》一书的序言中的阐释对“比较文学”的学科定性起着纲领性的意义。卡雷认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在拜伦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莱尔、瓦尔特、司各特和维尼之间，在属于一种以上文学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构思以至不同作家的生平之间所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5]这表明卡雷强化了梵·第根对比较文学的定义，并指出了比较文学的事实联系包括实际社会生活轨迹，更包括精神影响。在卡雷的论述基础上，基亚又进一步明确了比较文学学科性质和主要特征，提出“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因此，他的工作方法就要与其研究内容的多样性相适合”[6]。因此，综合起来，卡雷和基亚所理解的比较文学就是：一种基于法国文学史研究立场的文学关系研究，即受到外国文学影响的法国文学史研究或影响他国文学的法国文学史研究，其中涉及文学题材、文学类型、作家命运、作品来源、各种思潮的研究，目的是将法国文学史研究置于世界文学研究语境，以历史的视角审视文学的联系和影响。
但梵·第根、卡雷和基亚这一颇具法国中心主义思想的比较文学论调和实证研究的方法遭遇了美国学者的严厉批判，因此将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拓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关注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的研究。1958年美国教堂山会议上以韦勒克（RenéWellek，1903—1995）和雷马克（HenryRemark，1916—?）为首的美国学者质疑法国学者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韦勒克反对法国学者梵·第根将比较文学限定在两种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把总体文学看做是几种文学的运动和风气的主张，认为这使得比较文学成为了研究文学的“外贸”，这样，比较文学在主题方面就会成为一组零散破碎、互不相干的片段，一组随时被打散并脱离开有意义的整体的关系。他明确指出，今天的文学研究首先需要认识到明确自己的研究内容和重点的必要性，必须把文学研究区别于常被人用以代替文学研究的思想史研究，或宗教和政治的概念和情感的研究[7]。这里，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学科主张还原为“文学”研究，即探讨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个美学中心问题，这样才能真正掌握艺术与诗的本质，理解想象的新世界的能力。
与韦勒克的观点一脉相承，雷马克指出并补充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8]雷马克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比较文学不仅包括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文学史研究，还包括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
自此，历经数十年的争论和辩驳，尽管还不断存在争议和危机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学科概念、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基本为世界学者所熟悉并肯定，即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它既是国际文学史的文学关系研究，也是不同民族文学间毫无事实影响联系却反映出文学的共同规律研究，并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它的研究方法既包括实证性的影响研究，也包括审美性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总体文学
从比较文学一词的出现[9]到学科的建构以及在学术危机的讨论中，比较文学的概念和学术边界争论一直与世界文学和总体文学的概念如影随形。世界文学和总体文学的概念成为人们辨识比较文学特性的一个参照系。世界文学、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三者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歌德（JohannWolfgangvonGoethe）最早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在《歌德谈话录》中他说：“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10]这表明在歌德看来，世界文学是超越民族文学的文学研究，是具有世界主义和平等主义视角的学术研究。而基亚在讨论比较文学的时候，将世界文学看做是比较文学的基础，“比较文学是由于世界主义的文学的觉醒而产生的，它兼有历史地研究世界主义文学的意愿。”[11]研究比较文学的工作者首先应该是一位历史学家，应该最大限度地了解许多国家的文学，应该读懂多种语言，知道怎样寻找第一手资料和拟定一个项目的书目提要[12]。很显然，这里世界文学既表示法国之外的其他民族文学，也指出了比较文学研究所必需具有的历史意识。
从上述学者的论述来看，世界文学更多地指涉本国文学之外的世界其他民族文学。但美国学者雷马克将这一理解进行了延展。他首次将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进行了时间与空间层面的解析，指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既有程度上的差别，又有一些更基本的差别。从空间上看，地理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往往探讨两个国家或不同国籍的两个作家、或一个作家和另一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世界文学则意味着研究全世界。这意味着比较文学取其世界民族文学之一二进行研究，而世界文学则囊括生存与地球上的所有民族文学。因此空间意义上的世界文学研究范围比比较文学研究更为广泛。从时间上看，世界文学往往意味着获得世界声誉的经典文学。因此，世界文学一般只包括经过时间检验证明其伟大的文学，故世界文学这个术语不常包括当代文学。而比较文学至少在理论上可以比较任何可比的东西，不管在时间上是古还是今。但实际上大部分比较文学的研究还是比较的世界文学。而且比较文学不受时间限制，超越世界文学的时代局限性，通过比较文学的研究，甚至使尚未成为一流作家的作品跻身于世界文学的重要作家之列。[13]显然雷马克理解的世界文学其含义非常丰富，既包括民族文学中获得世界声誉的经典名著，也包括将全世界各民族文学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文学研究，从后者的意义来说，世界文学的研究也预示了比较文学的发展趋势。
除了将世界文学置于比较文学一侧以做理解的参照系，总体文学也是人们理解比较文学概念和学科性质的一个重要概念。梵·第根在《文学史中的综合：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的文章中，用“总体文学”表示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学运动和文学风尚的研究，而用“比较文学”表示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学间关系的研究[14]。这表明在梵·第根的理解中，总体文学是一种文学运动或思潮研究，如西方的人文主义、古典主义、启蒙主义等文学运动。而这一点早在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得到充分展示，勃兰兑斯的这套文集也被看做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先行者。而布吕奈尔则认为，总体文学采用的基本上是一种自省的方法。对它来说，重要的不是历史学家或语言学家幻想的那种全面的包罗万象的认识，而是一种有意义的思考。在这个方面，它可能对青年人有益，而且也会使有一定修养的人感兴趣。总体文学从一些可以捕捉住作品本义的巧合出发，比较则负责找出这些巧合。这意味着在布吕奈尔的理解中，总体文学是属于一种类比的研究，比较文学则是影响的研究。比较文学中蕴涵实证意义上的事实关系，总体文学则只是一种巧合事实的类比。
针对梵·第根的世界文学、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概念，基亚并不完全赞同。基亚认为，总体文学不应被撰写成“各种运动”的综合历史或总体历史，而应该是将来可能产生形式理论与类别理论的一个方法。因此，总体文学应真正重视所有的文学，无论是口头文学还是书面文学，无论是欧洲边缘文学还是中心文学。[15]从这种意义上看，基亚的总体文学囊括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这也是法国学者艾田伯为什么说总体文学的目的是建议我们得到充实之后，回到我们自己的文学园地中来，以便恰如其分地进行评价，并从中找出与众不同的东西。这恰恰也是美国学者韦勒克和雷马克的主张。艾田伯（RenéEtiemble，1909—2002）摒除了欧洲中心主义观念，在看待世界文学的主张上，将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理解为一种精神国际主义。作为精神国际主义，它并不排斥每个民族的文学，因为每个民族的文学正是以其自身的特点才成为世界文学的一员；而每个民族都是通过艺术性的翻译和加工，将其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变成人类的共同财富。
综上所述，世界文学既指获得世界声誉的各国民族文学经典，也指以世界主义视角观照民族文学的研究；总体文学既指跨越国别（民族）传播的文学思潮，也指摒弃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世界整体主义的文学研究。因此，世界文学和总体文学在后一种意义上有所重叠，也指向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研究意义。
三、比较文学的学派
从比较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比较文学最早诞生在法国，因法国学者提倡的影响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而被人称为“法国学派”。1958年，在美国教堂山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韦勒克发难，指出比较文学的危机所在，批驳法国学者外贸型的研究模式，提出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研究，开启了比较文学史上的“美国学派”。当然，还有强调经济动因以及辩证法的“苏联学派”，以及现在仍然有所争议的“中国学派”，在这里我们重点讲述一下“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
1.法国学派的发展渊源及其研究特点
法国比较文学的创始人是阿贝尔·维尔曼（Abet-FrancoisVillemain）和让-雅克·安培（J.J.Ampere）。维尔曼于1828年开始在巴黎大学讲授法国文学课，讲稿的一部分速记修订稿在1828年和1829年发表。他在这部作品中论证了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彼此间的影响和19世纪法国在意大利的影响。维尔曼在前言中使用“比较文学”这个词，并指出，比较文学是要通过一幅比较图标，说明法国从外国文学中所接受的东西，以及它所给予他国文学的东西。[16]而安培则在1826年开始就试图从事各种诗歌的比较研究。1832年，安培在巴黎大学所做的“论中世纪法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演讲中明确提出，应该进行文学史的比较研究，如果没有这种研究，文学史是不完善的，而且通过比较之后，人们会通过相互借鉴而获得文学的发展。[17]很显然，在比较文学的学科创立之初，法国学者着重进行的是比较的文学史研究，立足于法国本土文学，通过发现法国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探讨法国文学的传统并奠定法国文学的核心地位。
在这之后，伴随着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及其发展，法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的概念与研究方法日渐明晰，并将研究内容也勾勒出来。能够最清晰阐述学派观点的是梵·第根。梵·第根也被称为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奠基人之一。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1931）中全面阐述了法国学派的观点。首先他明确指出，“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的相互关系”[18]，“地道的比较文学最通常研究着那些只是两个因子间的二元关系”[19]，尽管他的这一观点在后来被拓展为三个或多个国家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他的观点奠定了比较文学的基调，即比较文学是跨国别、跨语言的文学史研究。其次，梵·第根指出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内容，即流传学研究、渊源学研究和媒介学研究。既然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两国文学之间的关系，那么从放送者的角度出发（即作家、著作、思想）研究穿过文学疆界的经过路线是可行的，这就是流传学研究；而从到达点或接受者出发，审视作家作品的接受情况，这就是渊源学研究；而在经过路线上必然会有媒介者的沟通，那必然涉及个人或集团，原文的翻译或模仿，这也即媒介学研究。很显然，梵·第根在此确立了法国学派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文学传播路径探讨两国文学之间的关系。最后，梵·第根还奠定了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即比较文学应该像历史学科一样把尽可能多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解释每一个事实。他指出，“整个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刻画出‘经过路线’，刻画出有什么文学的东西被移到语言学的疆界之外去做这件事实。……我们把尽可能多的事实聚集在一起——而在这事实之中的共同因子，与其说它是环境和状态，还不如说是‘文学假借性’：于是我们便把这一种假借或这一群假借记录起来。……我们均将一一加以考验。”[20]
在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基础上，卡雷和基亚进一步完善了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模式。卡雷作为法国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重要之处在于他在基亚的《比较文学·序》中提出了法国学派的纲领性倡议，即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而在于它研究的是关系，即事实联系，在没有关系的地方，比较文学也就不存在了。卡雷的学生基亚在《比较文学》中则细致阐明和论证了卡雷的这一观点。基亚对法国学派的贡献在于：第一，他细化了法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内容，即影响和成就的研究，是法国学者与外来文化或者外国作家与法国文化之间或者外国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第二，他强调了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即实证研究。他着力强调两国文学关系中的来源问题，即法国文学中的外国方向，外国文学中的法国方向，外国作家中的外国来源等，这表明了他对事实联系的重视。第三，他开创了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研究，探讨人们眼中的外国形象。第四，他由比较文学的研究与哲学、思想史的关联而提出总体文学的主张。尽管基亚的这一主张完善了法国学派，但也因其法国中心主义思想而被人诟病，美国学者之后的发难也与此有一定关系。
基亚的这一沙文主义在60年代得到修正。法国学者艾田伯明确提出：“比较学者的首要任务是反对一切沙文主义和地方主义。他们必须最终认识到，没有对人类文化价值几千年来所进行的交流的不断认识，便不可能理解、鉴赏人类的文化，而交流的复杂性又决定了任何人也不能把比较文学当作一种语言形式或某一个国家的事，包括那些地位特殊的国家在内。”[21]艾田伯一直致力于修正法国中心主义观念，因此在《比较不是理由》中，强调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视野研究比较文学，他提出要加强对西方文化以外的东方文化、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化文学的人士）的了解和研究，加强东西方文学的比较，坚定不移地把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从西方或欧洲的狭隘圈子推向世界。
综上所述，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目标是不同国别文学之间的关系研究，是立足于文学史审视本国文学的外来影响和对外影响，研究方法是寻找事实根据，发现不同文学之间的传播与影响路径，进行事实分析和归纳，研究内容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形象学和媒介学。
2.美国学派的发展渊源及其研究特点
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成立以韦勒克于1958年北卡罗来纳大学所在地教堂山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比较文学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为标志。这篇论文被看做美国学派的宣言。
首先，韦勒克在这篇论文中明确批驳了法国学派的外贸式研究模式和实证研究方法，指出比较文学应该研究文学的本质即文学性。“我认为巴尔登斯柏耶、梵·第根、卡雷和基亚提出的纲领性意见还没有解决这个基本课题。他们把过时的方法强加于比较文学，使之受制于早已陈腐的19世纪唯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论。”[22]因为法国学派企图把“比较文学”缩小成研究文学的“外贸”，无疑是不幸的。那样，比较文学就会在文学主题研究方面变得零碎且互不相关，变成了可以随时被打散并与有意义的整体的关系脱离开来。这种比较学者只是一种狭隘的比较文学学者，只能研究来源和影响、原因和结果，他甚至不可能完整地研究一部艺术品，因为没有一部作品可以完全归结为外国影响，或视为只对外国产生影响的一个辐射中心。由此，韦勒克坚定地指出：人为地把比较文学同总体文学区分开来必定会失败，因为文学史和文学研究只有一个课题：即文学。想把“比较文学”限于两种文学的外贸，就是限定它只注意作品本身以外的东西，注意翻译、游记、“媒介”；简言之，使“比较文学”变得只注重文学的外缘研究，仅仅研究外国来源和作者声誉的材料。而且韦勒克进一步指出，卡雷和基亚提倡的形象学研究其实已经脱离了文学研究，而沦为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史研究之列。
其次，韦勒克明晰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新方法，即文学研究模式，探讨文学的文学特性问题。“我们一旦把握住艺术与诗的本质，它战胜命运，超越人类短促的生命而长存的力量，还有它那创造出一个想象的新世界的能力，民族的虚荣心也就会随之而消失。那时出现的将是人，普遍的人，各地方、各时代、各种族的人，而文学研究也将不再是一种古玩式的消遣，不再是各民族之间的赊与欠的账目清算，甚至也不再是相互影响关系网的清理。文学研究像艺术本身一样，成为一种想象的活动，从而成为人类最高价值的保存者和创造者。”[23]
在韦勒克将比较文学研究回归到文学研究基础之上，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肯定了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研究，并进一步提出了比较文学的跨学科主张。雷马克以清晰的概念界定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即比较文学的研究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第二，比较文学也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24]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法国学派的研究根本就是实证主义在作祟，并批判了法国学派的陈腐性，但他走得比韦勒克还远，提出比较文学研究除了关注文学特性之外，还应关注文学与其他学科领域之间的关系。这里实际上雷马克的主张非常具有前瞻性，他不仅关注了比较文学的“比较”一词，即“比较文学研究不必在每一页上，甚至不必在每一章里都做比较，但总的目的、重点和处理都必须是比较性的。目的、重点和处理的验证既需要客观的判断，也需要主观的判断。因此，在这些标准之外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制定什么刻板的规则。”[25]同时，他更看到了比较文学向总体文学发展的可能性。
针对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雷马克明确指出，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就已经开始采用这种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而这种研究方法的确立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以强调文学艺术为特征的新批评，以及其他人文学科，如哲学、宗教研究、文化人类学和历史编纂的研究特点是相一致的。到了60年代中期，这一研究方法开始进入社会科学领域。跨学科与跨民族，以及新近的跨文化研究有相似的基本前提，即为了明确、分析并总结学科间的相互影响、契合与差异。但实际上随着这一研究方法的推广和文化研究的展开，跨学科研究在美国比较文学研究中也产生了正面与负面意义。雷马克在2002年思考跨学科研究的利弊得失时认为：从正面意义上来说，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历史学、哲学、人类学、自然科学和技术，以及有同源关系的人文学科挑战、分化并丰富了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可观的成果。从负面意义上来说，跨学科势头把以跨民族、跨语言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拉向了倒退[26]。因此雷马克呼吁，在跨学科研究中，势必要加强比较文学研究者所必须的对于非英语文化的语言、文学和历史等相关丰富知识的掌握。
雷马克的这一主张在21世纪的美国华裔学者张英进那里得到了呼应。他认为，“如果比较文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其研究方法就不可避免地取自、以至传播到其他学科——比较文学的学科历史证明了这点。作为跨学科的学科，比较文学的学科意识应该是开放的，其研究范式必然是多元的，其比较方法可以是跨语言、跨国别、跨媒体的”[27]。
综上所述，美国学派强调的是比较文学研究中两国或多国文学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呈现了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的文学性研究，在文学性研究基础上扩张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将跨学科研究纳入其中，使比较文学不仅是跨语言、跨国别、跨文化的研究，还是一种跨学科研究。
四、比较文学的最新发展
比较文学自诞生之初到今天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自法国学派在1958年遭遇美国学者的批判，并由韦勒克提出了“比较文学的危机”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又遭遇“文化转向”的危机和“学科之死”的论争，显然，直到今天比较文学的学科危机并没有解除，反而一直在危机中寻找发展的新途径。
自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欧美比较文学不断取得进展，受批评理论的影响，比较文学的关注点，从原来的文本比较和作家之间影响模式的探询，转向了读者的功能。从学院背景来看，是逆反于新批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等理论，出现了文学研究的“理论转向”。以开放性著称的比较文学，在文学研究领域更是首当其冲。196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的比较文学系“渐以理论的温床而著称”。理论热不仅导致了比较文学研究失范，更导致了学科意识的进一步迷失[28]。
1993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ACLA）发表的伯恩海默报告，提出了比较文学发展的两个转向——全球主义转向和文化研究转向。美国比较文学出现了越演越烈的学科泛化和文化研究现象。而在伯恩海默报告中所提出的“文化转向”问题早已存在西方和美国比较文学界。杰拉德·吉列斯比（GeraldGillespie）曾总结了西方比较文学五大新趋势：一、文学理论方面，民族文学的界限加速消除，甚至在具体批评实践上也是如此；二、文学史的声望严重衰落；三、以作品为中心的新批评研究方法被抛弃，以作家、作品为主的传统文学研究观念也遭到普遍拒绝；四、普遍拒绝考虑审美问题，而注重文学研究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五、热衷于所谓“科学”的方法以及种种关于文学的修正观[29]。这实际为比较文学的新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同年，英国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学者苏珊·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1945—?）出版专著《比较文学：批判性导论》，从翻译研究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了批判性的介绍，并且直接了当地宣布：“今天，比较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死亡。二元差别的狭隘性、非历史方法的无助性以及作为普世文明力量的文学这一看法的沾沾自喜的短视性都为这一死亡推波助澜。”[30]在巴斯奈特看来，比较文学虽然在世界各地仍然存在，但它是在“其他的面具下存活：如存在于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进行的西方文化模式的激进重组中，存在于因性别研究或文化研究而产生的新方法论洞见对于学科边界的超越中，存在于发生在翻译研究内的跨文化转换过程的检视中”[31]。因此，巴斯奈特指出，“比较文学在近些年已经衰落，尽管比较的实践仍然存在，并在其他术语下繁荣。而相对照而言，翻译却已经获得良好的基础，自从1970年代以来就已经成为了一门自己的学科，有专业学位、期刊、出版目录和博士论文手册……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结束，在妇女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里的跨文化研究已经总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我们现在应该将翻译研究看做是一门主要学科，而将比较文学看做是一门有价值但应该是作为辅助学科的领域。”[32]巴斯奈特从理论上解构了比较文学学科，并由此建构了翻译研究学科。这表明作为一门学科，比较文学的确陷入了危机，它的研究领域越来越狭隘，容易被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所占领，但因为比较文学学者广博的多学科知识和对前沿理论的敏锐感觉，使比较文学研究较为容易跨界而形成跨学科研究的新声。
在巴斯奈特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之后的十年，美国后殖民理论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C.Spivak，1942—?）也提出了比较文学的学科死亡之说，在她的《一门学科的死亡》中，斯皮瓦克对全球化时代的新的比较文学学科进行了重新定位：“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可以携手合作，不仅培育全球南方的民族文学，同时也培育世界各地的各种地方语言写作的文学，因为这些语言的写作在新的版图绘制开始时注定要灭绝，实际上，新的比较文学并不一定是新的。但我必须承认，时代将决定‘可比性’的必然观念将如何实行。比较文学必须始终跨越界限。”[33]很显然，斯皮瓦克并不是真的宣告比较文学之“死”，而是以夸张的方式，为其新型的比较文学理念张目，即解构欧美中心主义，建立没有霸权和权力话语关系的“星球化”（planetarity）思维模式，走与区域研究相结合的道路。
针对巴斯奈特和斯皮瓦克提出的“学科之死”的呼声，王宁敏锐地发现了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困境，并尖锐地指出，斯皮瓦克本人并非要促使比较文学学科死亡，而是希望一门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的诞生，而这一点与提出比较文学危机的前辈韦勒克是目的一致的。他借用朱迪斯·巴特勒为斯皮瓦克的辩护指出，“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一门学科的死亡》并未告诉我们比较文学已经终结，而恰恰相反，这本书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未来勾画了一幅十分紧迫的远景图，揭示出它与区域研究相遇的重要性，同时为探讨非主流写作提供了一个激进的伦理学框架……她坚持一种文化翻译的实践，这种实践通过主导权力来抵制挪用，并且在与文化擦抹和文化挪用的淡化的独特的争论不休的关系中介入非主流场域内的写作具体性。她要那些停留在占主导地位的认识观念的人去设想，那些需要最起码的教育的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她还描绘出一种不仅可以用来解读文学研究之未来同时也用于解读其过去的新方法。这个文本既使人无所适从同时又重新定位了自己，其间充满了活力，观点明晰，在视野和观念上充满了才气。几乎没有哪种‘死亡’的预报向人们提供了如此之多的灵感。”[34]很显然，学科之死意味着建构一种新的比较文学，一种基于全球化研究的比较文学。而巴斯奈特2006年在《比较批评研究》丛刊第三卷第1—2期上发表了《21世纪比较文学反思》似乎也认证了这一点。巴斯奈特推翻自己原来的看法，认为“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都不应该看做是学科：它们都是研究文学的方法，是相互受益的阅读文学的方法。比较文学的危机，源自于过分规定性与明显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方法论的结合，它们实际上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也互不相关。”[35]巴斯奈特认为因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她对比较文学的认识有了不同看法。但她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比较文学的危机论。她实际上同时消解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这两个学科的合法性，而将其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来看待，这也使比较文学的危机再次呈现在比较文学研究学者的眼前。而能为翻译学科带来前途的是“来自世界文学的新范式，来自新闻翻译和互联网翻译研究所带来的对翻译定义的重新思考。”[36]她认为，应该将比较文学、翻译研究是不是学科的问题搁置在一边，来研究文本，研究它们的生产，研究它们是如何被阅读的。因此对比较文学学科带来的前途应该是“沿着全球化研究与记忆研究所共同铺设的道路在前进。它们都与身份问题相关。……影响研究早就死亡了，这很清楚。互文性正在成为当前文学分析最有用的工具。”[37]
正如韦勒克对比较文学危机的全面质疑激发了比较文学新的生机，巴斯奈特和斯皮瓦克所谓的“学科之死”也会发生同样的作用，一些中国学者围绕着《中国比较文学》杂志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日趋封闭和研究方法僵化的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注定要消亡，而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有着跨文化、跨文明和跨学科特征的新的比较文学学科即将诞生。有学者认为，斯皮瓦克提出的比较文学将“超越西方文学和西方社会，在星球化语境中重置自身”的主张是缺乏自信的，而巴斯奈特的比较文学反思值得中国学者借鉴和深思。[38]有的学者认为，巴斯奈特的比较文学新方向只不过是又一次的基于欧洲一元论的全球化，[39]中国的比较文学的复兴与发展恰恰回应并超越了巴斯奈特的比较文学危机论和斯皮瓦克的学科之死的说法，体现出我们的研究成果一直以来的越界，既超越了东西方之间的界限，同时也超越了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之间的界限；既超越了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领域之间的界限，同时也超越了汉语文学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其他语言写作的界限。比较文学的最高境界应当是世界文学的阶段，也即评价一个民族/国别的文学成就应将其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之下才能取得绝对意义上的公正。从这个意义上说，斯皮瓦克所说的那种为比较而比较的牵强比附式的“比较文学”确实应该死亡，而一种新的融入了文化研究和世界文学成分的比较文学学科就在这其中获得再生[40]。因此，比较文学以其天生的“焦虑意识”不断反思本学科的发展前景和研究方法，使得“焦虑意识”成为推动比较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和死亡说也恰恰证明了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和创造性。[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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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布吕奈尔等：《什么是比较文学》，葛雷、张连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5页。
[2]?〔法〕梵·第根（当时译为提格亨，现按学术界约定俗成译为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7页。
[3]?同上书，第17—18页。
[4]?同上书，第61—70页。
[5]?〔法〕卡雷：《〈比较文学〉出版序言》，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3页。
[6]?〔法〕马里奥斯·法朗索瓦·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页。
[7]?〔美〕雷内·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沈于译，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22—32页。
[8]?〔美〕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张隆溪译，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页。
[9]?“比较文学”一词最早是由法国的中学教师诺埃尔（FrancoisNoel）和拉普拉斯（E.Laplace）提出，他们于1817年为小学生编写的文学读本《比较文学教程》中使用了这一词汇，其实读本中并没有解释比较文学的定义和方法，而是收集了一些古代文学、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的作品选段，所以两人并未被看做比较文学的先驱。真正将“比较文学”作为学术话语并传承下来的是维尔曼，他于1827年在巴黎大学做讲座的时候用了这个词，后来这个词也逐渐成为这门学科的名称。
[10]?〔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12页。
[11]?〔法〕马里奥斯·法朗索瓦·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页。
[12]?同上书，第4—6页。
[13]?〔美〕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张隆溪译，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0页。
[14]?〔法〕布吕奈尔等：《什么是比较文学》，葛雷、张连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42页。
[15]?〔法〕艾田伯：《比较文学之道：艾田伯文论选集》，胡玉龙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16—150页。
[16]?参阅〔法〕布吕奈尔等：《什么是比较文学》，葛雷、张连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0页。
[17]?同上。
[18]?〔法〕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61页。
[19]?〔法〕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02页。
[20]?同上书，第74—75页。
[21]?〔法〕艾田伯：《比较文学之道：艾田伯文论选集》，胡玉龙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4页。
[22]?〔美〕雷内·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沈于译，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22页。
[23]?〔美〕雷内·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沈于译，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32页。
[24]?〔美〕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张隆溪译，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页。
[25]?〔美〕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张隆溪译，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1页。
[26]?〔美〕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起源、演化及跨学科研究》，耿强译，《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3期，第16页。
[27]?张英进：《比较文学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1期，第29页。
[28]?参阅查明建：《当代美国比较文学的反思》，《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3期，第14页。
[29]?同上书，第15页。
[30]?SusanBassnett，ComparativeLiterature:ACriticalIntroduction，Blackwell，1993，p.47.
[31]?SusanBassnett，ComparativeLiterature:ACriticalIntroduction，Blackwell，1993，p.47.
[32]?Ibid.，pp.138，161.
[33]?参阅王宁：《比较文学的危机和世界文学的兴盛》，《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1期。
[34]?参阅王宁：《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与“再生”》，《“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6页。
[35]?同上书，第84页。
[36]?苏珊·巴斯奈特、黄德先：《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未来——苏珊·巴斯奈特访谈》，《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2期。
[37]?苏珊·巴斯奈特、黄德先：《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未来——苏珊·巴斯奈特访谈》，《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2期。
[38]?乐黛云：《“学科之死”与学科之生》，《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1期。
[39]?孙景尧、段静：《巴斯奈特同谁“较劲”、又同什么“较劲”？》，《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1期。
[40]?王宁：《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与“再生”》，《“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0页。
来源：山东省威海市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传播学院精品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