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文化中的“文化”观念，不是一个体现在正统化的经书典籍中记载的、可用简明的术语所确认的精神现象，而是一种历史存在与文学想象、社会体验与心理认证、当代世界与价值特指的不断地整合与融会的动态过程。
具有特指意义的“江湖”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可谓源远流长，而侠文化与其更有着最为直接的，乃至非其莫属的文化对应效应。事实上，“侠”与“江湖”在中国人的心中从来就是一种必然性的对应关系。“江湖”与“侠”的这种必然联系蕴涵着侠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特产的某些基本特征，侠文化话语所言说的江湖世界可以被指认为平民化的乌托邦，它存在于如下两个层面：其一，在“空间”和“人”的意义上，侠文化要营造虚伪的“江湖”是正反乌托邦的合体，它一方面可能是与昏暗朝廷相对立的政治意义上的理想社会和代表正义、公道的侠客，另一方面也可以是充满杀意和诡计的险恶空间以及被欲望所扭曲的兴风作浪者。其二，在心态的意义上，“狂欢”与“救赎”成为江湖乌托邦主题的二重奏。江湖世界的人物之所以向往并快意于现实之外的“江湖”生活，是因为他们只有身在“江湖”才能逞情使性、施展才华并体现出其最有可能的价值，而一入官场、再大的英雄豪杰也必须收心敛性，故难免顿失风采；与此同时，侠客之意义还在于为失序的江湖重新赋予秩序，竭尽个人之所能拯救江湖世界的危机。于是在这两层意义上，侠文化构造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体现出充分的世俗关怀的理想空间和想象世界。也因为这样，中国早期武侠小说中的“江湖”经过无数说书人和小说家的渲染和表现已逐渐走出历史，演变为一个带有象征色彩的文学世界。
问题的实质还在于，古代文学中作为侠客行侠仗义的活动场所的江湖世界最为理想化的表达无疑当推“水泊梁山”。如果说。古代小说中江湖世界主要是以下面乌托邦形象出现，而且其“狂欢”基调的凸显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救赎”的精神诉求，那么，圆满而充分地表达了侠文化中“江湖”的价值内涵的应该是“五四”以来的武侠小说，当然。仅以武侠小说来求证侠文化对“江湖”这一文化范畴的价值表述显然是省力又讨好的事，对问题进一步探究便会了解到，“武林”的被废芜和“江湖化”空间以其历史的模糊性和文化的多义性而凸显，这在20世纪众多的非武侠小说中并不少见。准确地说，这是一种牵涉到被逐与自我放逐的泛江湖化空间，泛乌托邦境况。
传统侠文化中有关“江湖”乌托邦的表述，文学创作作为虚构性质的类似乌托邦式的文类特征，大众乌托邦的冲动和渴求都融会在阅读的快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