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思想
　　
　　管子的思想在华夏文明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夏、商、周，而下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管子思想的过渡作用表现在：管子揭示了人存在的层次性，从而使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模型同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对象之间实现了密切的结合，为克服周易和五行说通过比附来理解和说明人的弊端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管子思想的过渡作用还表现在管子的思想也搭建起了儒与道分化的桥梁，既包含着丰富的儒家思想资料，也包含着丰富的道家思想资料。因此理解管子的思想是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孔子和老子的思想的一把钥匙。
　　
　　在管子之前，《周易》和《五行说》构筑起来的理论模型经历了史伯和伯阳甫的完善，尽管已经比较完备了，但仍然不能把它同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对象……人紧密结合起来，仍然需要借助于比附才能完成对人的认识。如前所述，管子看到了人存在的层次结构，基于对人存在的层次性的理解，管子提出：“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有闻道而好为之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之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之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好为之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地之配也。”（《管子·形势》）在人的发展变化中不仅存在易之道，同时也存在着道之易的问题，随着人的发展变化，与人相关的系统界面发生变化，道的内容也会随着发生变化。正是管子的关于人存在的层次性认识使“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道”具有了大、小相互转化的中介和桥梁。道这样的特性，使人无论以何种形态存在，中国传统哲学理论认识的成果都可以紧密地同人的具体形态的发展过程密切联系起来，“道不可离，可离非道。”，“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完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模型同它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对接。
　　
　　管子完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模型和它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对接之后，又对此前由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模型与它的研究对象无法对接而产生的神学思想进行了清算。管子认为，所有神灵崇拜都是围绕着人的现实矛盾展开的，是人现实矛盾作用的一种歪曲的反映，是人处理现实的矛盾关系所借助的一种手段和方法。《管子》开篇就说“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敬，不坻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管子·牧民》）“明鬼神”是为了达到“陋民敬”，“坻山川”是为了达到“威令闻”，“敬宗庙”是为了达到“民不上校”，“恭祖旧”是为了达到“孝悌备”，第一次扭转了由于理论模型同研究对象无法对接而产生的人、神关系的错位，把神看做是为人服务的工具。孔子继承了管子的这个思想并进一步提出了“不能事人，焉能事鬼？”的说法，并浓缩为“礼乐刑政，及其极也一也，所以一民心而出至道也。”，牢固确立了人在中国传统哲学思考中的地位。
　　
　　管子把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模型和研究对象对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系统通过层层具体就表现为个人，社会就不会成为空洞的、抽象存在；具体的个人通过层层的抽象，也就过度为社会，个人就不是孤立的、生硬的个体，人不同的存在形态之间因循于系统的层次性在自我发展的基础上发生和完成自然的转换。无论人以何种形态存在，都很容易看到自身存在同其他存在形态之间的差别与联系，实现自我界定和自我发展，找到自身存在坚实的存在依托和精神支柱，避免了中国历史出现宗教一统天下的局面。即使在佛教盛行的时期，佛教也是作为世俗生活的补充而存在的。
　　
　　由于管子揭示了人存在的层次结构，从而使我们可以在世界的连续中认识人存在的断续，认识人的断续不脱离人的连续。在连续的世界里，我们选取了进入我们视野的有人存在于其中的对象后，进入我们视野的对象就成为连续的物质世界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而进入我们的视野。系统的相对独立性表现为系统的封闭性，使系统界面的存在是确实的有，这样人的具体存在形态在理论上就呈现出一定的断续；由于联系的普遍性和世界的连续性，相对封闭的系统同时又是开放的，使人的不同形态之间在理论上又是连续的。系统的封闭性使系统的界面是确实的有，系统的开放性使系统界面的存在又是确实的无，在有与无的交织和交替中，系统或发生扩展，或发生萎缩甚至解体。不管这个过程的结果如何，但都是系统界面的有无相生的一个过程，脱离了这个过程我们也就无法理解系统的扩展；脱离了系统，我们也就无法理解系统界面的变化。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个理论模型使后人可以始终不脱离系统去理解和看待系统界面的变化，也就是王阳明说的中国传统哲学肯定了“渐”和“发端处”；也使后人对人进行分析时，把系统同系统界面联系在一起去理解，从不脱离形去理解形而上和形而下。
　　
　　当我们完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模型和他的研究对象的对接之后，我们再反过头来看看西方文明的历史演进。在欧洲步入文明的时候，其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氏族的血缘关系被打破，氏族解体后才步入文明的。在其后来的发展中，由于受自然环境的限制，为掠夺有限的生存资源而经常发动的战争，又使他们为保证人员的素质，曾一度采用婴儿集体抚养、然后淘汰低素质婴幼儿的做法，又人为地掩盖了社会系统的层次结构。再加上西方哲学从自然科学成果中提取素材的研究方法的影响，最终在对人作为社会个体矛盾的分析上形成了个人——社会的抽象。个人或者社会仅仅是人存在的两种具体的形态，借助这样的范畴工具来认识人，必然地总是把人存在的某一形态作绝对化的处理，把人的某一存在形态同人划等号，割裂人不同存在形态之间自然的转化过程，导致对人理解的片面性。对人某一存在形态的绝对化处理，割裂了一、多之间的辩证关系，西方哲学又往往脱离系统的界面来理解系统，抽象空洞地谈论本体论；脱离系统去理解系统界面的变化，使我们在认识和分析人的时候，无法深入地探讨人存在的不同形态之间的相互转化及其相互作用。
　　
　　西方文明崛起以来，我们接受他们强大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接受了他们认识人的范畴工具个人和社会。当我们采用了西方哲学的范畴工具后，自然地也就套用了西方哲学分析人所采用的个人——社会的分析模式来认识人。当我们接受了西方哲学认识人的分析模式之后，我们也就犯了和他们一样的思维错误……脱离系统的界面认识系统的发展，脱离系统认识系统界面的变化；把人某一存在形态绝对化，割裂人的不同形态之间的自然转换。脱离了要素所处的系统界面，现实的人就失去了自我界定的坐标，很难实现自我界定而迷失自我走向宗教信仰。这就是西方文明一直不能摆脱宗教影响的理论根源，甚至历史发展中曾出现了中世纪的黑暗；正是由于我们没有摆脱西方文明认识人的理论模型的影响，才产生了把儒学误读为儒教的思潮。东西方文明所存在的本质上的差异，使西方哲学面对中国传统哲学时，自然地不能理解中国的传统哲学，走上了否定中国传统哲学合法性的道路。我们在接受西方文明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哲学分析人的模式，产生了“再来一次鸦片战争”、“让香港再租出去一百年”的谬论和解放全人类的狂热。
　　
　　欧洲中世纪的黑暗表明了在西方哲学这种分析模式中个人容易迷失自我的缺陷，二战结束后对德国战犯的审理这个案例则表明了在这样的分析模式必然产生的割裂人不同存在形态之间自然转换过程和辩证关系的弊端。在对德国战犯的审理中，德国战犯辩称：热爱祖国、响应国家号召、服从国家需要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如果战争的发动是有罪的，审判的对象应该是德国亦或是德国的代表希特勒，而他们则是无辜的，是不应接受审判的。最后，国际法庭不得不以他们所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草草结案。正是由于这种分析模式在人们的思维中仍占有主导地位，所以至今人们也找不出指责德国战犯更为充足的理由，至今还有人认为二战的胜利不是正义和公理的胜利，而是一个强权联盟对另一个强权联盟的胜利。人类历史在二战结束后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冷战，冷战结束后却又产生了文明冲突论为强权扩张鸣锣开道，以人道主义为借口推行强权干预。纳粹精神不死，军国主义复活，不摆脱个人——社会这样的分析模式，人类社会和平共处愿望的实现还遥遥无期。当我们把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模型同我们对人的认识进行对接，我们可以看到，一战、二战的发起国之所以失败，国际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脱离了人不同存在形态转化的自然过程，试图以暴力的方式来完成人不同存在形态的转换。德意志民族无论多么优秀，要完成拯救和解放全人类的行为注定将会以失败告终；大东亚共荣的设想无论多么美好，都不可避免地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灾难，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共产主义的理想不管多么诱人，但也仅仅是海市蜃楼搬的虚幻。
　　
　　管子思想在中国思想发展中两个方面的过渡作用是相互关联的。正是因为管子看到了人存在的层次性，架构起对人认识时的微观、宏观相互过渡的桥梁，把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模型同它的研究对象紧密结合起来了，管子应用这个模型对人进行分析才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人类认识事物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这决定了管子应用这个模型对人进行分析时，其思想是散乱的，不成体系的；既有丰富的儒家的思想内容，同时也有丰富的道家的思想内容。在管子对人的认识的基础上，随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自然地产生了儒与道的分化。
　　
　　周朝末年，伴随周邦作为系统中心要素的系统地位的动摇，中国陷入了剧烈的社会动荡，人的群形态的矛盾作用空前加剧，系统中心要素中心地位的稳固对系统发展的重要作用得到了空前的彰显，同这样的历史事实相对应，管子提出：“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管子·牧民》），把史伯的“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的思想同对人的认识紧密结合起来，并成为儒家强调阳作为系统中心要素的地位和作用思想先导。基于对人存在的层次结构的认识，管子提出：“有身不治，奚待于人？有人不治，奚待于家？有家不治，奚待于乡？有乡不治，奚待于国？有国不治，奚待于天下？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向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管子·权修》），并提出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为儒学的产生准备了完备的理论模型和丰富的思想资料。
　　
　　在管子的思想中，同时也包含着道家思想产生的一些思想资料。管子似乎也隐约觉察到片面强调阳可能产生的弊端，在《管子》一书中，也提出了“道”这个范畴，“虚无无形之谓道，化育万物之谓德。”（《管子·心术上》）“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与德无间。”（同上），认为：“夫静以作，时以为主人，时以为客，贵得度。知静之修，居而自利；知作之从，每动有功。故曰：无为者帝。”（《管子·势地》）并进一步认为：“无德无怨，无好无恶，万物崇一，阴阳同度，曰道。”（《管子·正第》），在强调阳的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同时，试图寻找对阴阳都起制约作用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