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阅读· 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站在历史的一边,文学家或艺术家站在个人的一边,都以为自己与真理为伍 文/杨庆祥 我以前读弋舟作品不多,最近读了他的几个中篇。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所有路的尽头》,里面有一首歌词,特别有意思,作为一个隐含的线索贯穿了小说的始终——“我都快走到所有路的尽头”。 细想起来,所谓的走路、寻路一直是现代文学的大主题。鲁迅先生笔下的过客找莫名的路,还有那句经典的警言: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20世纪80年代的女青年黄亚萍写诗给她的爱人高加林,让他去找自己的路。还有引起很大争议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里面的主人公涂自强说:“各人的脚走的是各人的路”。《所有路的尽头》可以说是一个终结式的回答,没有路了,所有的路已经到了尽头,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 这里面有一种绝望的情绪,弋舟的小说,整体上都是被这种情绪所笼罩。他选择的主人公,无论是抑郁症患者还是失败的画家,都是这种情绪的象征物。作为一种疾病的隐喻,抑郁症代表了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精神症候,抑郁症是内向的,是一个人无力处理外部世界而形成的心理障碍和情绪障碍。在这个意义上,弋舟的小说指向一种存在主义,聚焦在虚无和伪善中苦苦挣扎的个人。 与其他一些同年龄段的作家相比,弋舟的写作呈现出非常典型的现代主义小说美学,人物的符号化、情绪的闪烁、对人物精神的关切。他的聪明之处在于,往往以通俗小说的外套来装点他内面性的追问。问题在于,典型现代主义写作是否能真实有效地处理当下问题?我觉得这之间有一种撕裂,非常重要的撕裂。因为典型的现代主义写作其实是和历史不进行对话的写作,它只会强化历史与个人的疏离感。 这一类写作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话题,在现代主义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文学秩序的前提下,如何破壁而出,将现代主义转化为一种能与中国当下真正进行对话的有效形式?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弋舟的系列写作,以及比他更典型和更有探索性的宁肯的写作——比如《三个三重奏》,给我们提供了典型的范例。 毫无疑问,实现这种写作的转化需要作家有自觉的历史意识和精神传统。20世纪90年代以后,历史和个人更加各行其是,互相不管对方。历史因为失去对个体的关照变成了冰冷的理性机器;而个体,则因为失去了对历史的切入而无法找到合适的位置。这是双重的忽视,站在任何一方都失之偏颇。但我们的问题是,社会学家或者历史学家会站在历史的一边,而文学家或者艺术家会站在个人的一边,都以为自己与真理为伍,殊不知真理的要义在于辩证地互动。 这不仅是70后的困境,也是50后、80后甚至90后的困境,从现代一直延续到当下。我特别希望我们的作家可以把这个主题写得更深更好。现在的写作喜欢将精神的比较视野放在80年代,并“虚构”了一个“精神80年代”的神话。格非的《春尽江南》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宁肯的《三个三重奏》也回到了80年代,这说明我们作家的精神资源还有待拓展。因此,寻找更为悠远的精神传统,古代的和现代的,东方的和西方的,这是很迫切的命题。 杨庆祥 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