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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哲学的发端

发布时间:2017/6/70:23:35来源:论文联盟
  
  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诸多国家的文化中,各地区在历史、地理、环境方面差别巨大,但这个文化最初的来源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它代表着—种人类的文化样式,在泛东亚文明中的核心便是儒的思想,要了解它,要追溯到我国那个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诸子思想。
  
  一、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的思想体系
  
  孔子思想的出发点和其一切活动,包括他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的目的都是围绕周礼而展开的,要求人们“克己复礼”,补充以“仁”、“义”等道德观。至于天道自然、生产技艺方面的知识,孔子认为此乃“小人之事”,而非“君子之学”。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主张施行“仁政”,《孟子·告子上》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并提出:“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将“明人伦”作为其学习之终极目的,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至于天道物理因果运作之事,一些自然现象仅用来注释其政治观点。荀子“礼”、“法”并重,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要靠后天的“修身”“师法”来使人从善,在政治思想上,与孟子明显不同,荀子主张强化君权,但重视民的作用,《荀子·哀公》中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承认有自然规律,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观点,然而他也认为君子“之于天地万物也,不务说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即对大自然主要在利用而不探究其奥秘。孔、孟、荀及其他儒家学子,崇尚政治人伦之“礼义”,贬抑探索天地自然之“物理”和生产技艺这一点上是一脉相通的,从而构成了中国持续两千多年的“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的儒学传统。
  
  老子主张“返朴归真”“无为而治”,在重视人的独立价值和人的精神层面的基础上,提出许多高度抽象的政治哲学原理。对自然物理运行提出一个“道”的解释:“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到底什么是“道”,只是含糊其词:“道可道,非常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并在此基础上要求否定其他一切知识和技巧,认为宇宙万物都是自然而然往前发展,是“无为自化”的,所以在政治上就提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庄子也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依然是持自然无为的思想,没有将对自然科学的探索予以足够重视。
  
  墨子则强调:“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主要以实用为标准,不可用的知识在墨家看来,在道德上已非善物。法家崇拜权力,商鞅的《商君书·农战篇》谓:“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要求全部铲除,实行“燔诗书、禁游学”等政策。韩非子则认为社会“五蠹”为文学、工商、技艺等文化人。由此可见春秋战国诸子学说大多鄙视自然学科知识,其核心内容是政治。
  
  二、春秋战国诸子对仕途的态度及其政治诉求
  
  这历史时期一般士人在经济上无独立地位,需要依附于掌握经济特权的君主或贵族大官僚,将所学服务于其政治,孔子说:“学也,禄在其中矣。”其学生子夏则宣称:“学而优则仕”也便是学成安邦术货与帝王家,表明当时学习的目的就是做官帮助君主进行统治,所以学习知识就是学习治政的本领。孔子一生凭其学识在不断求宦任官。他的学生子路、子贡等人也都在各诸侯国为官。
  
  除君主养士外,各诸侯国的有名的权势重臣也养士。著名的战国四君子均致客三千人以上,秦相吕不韦将这种厉害关系说的更透彻:耕田之利“十倍”,商人之利“百倍”,从政之利“无数”。于是由大商人参与政治投机,一变而为秦相。以此可推,那时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在君主、官宦之家得以生存,而为其出谋划策,成为其忠实的臣属。纵横家的处世哲学是实务的,一切以取得成功达到目的为宗旨,法家商鞅进说秦孝公,连用霸道、帝道、王道诸说,以窥探统治者的口味。
  
  三、春秋战国时期愚民的政治思想
  
  春秋战国诸子由于其历史、地理诸方面的局限,只能对君主政治提出自己的各类解释,而在此局限中,多主张愚民。儒家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有关主张无须赘引;老子的圣人之治,要求“常使民无知无欲”等一套理论。墨家同样认为,“贵智者”是天子诸侯大人,“贱愚者”是“民”,民只能俯首从命。法家则为统治,认为“民愚则易治也”,创造一套详尽的愚民政策。曾有学者指出:“战国时期虽被人们称之为‘百家争鸣’,但每一家都尚同,都不宽容其他家的存在。孔子念念不忘‘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说‘天下恶乎定?定于一’;法家力主焚书坑儒,‘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墨家赤裸裸地高叫‘尚同’,追求‘天下之义,尚于一人’;道家要求芸芸众生归于一个‘道’。这种百家争鸣的实质是百家邀宠继而消灭对手,诸子百家几乎都自认为已经找到了绝对真理,都对自己所持学说有高度自信,不容他人怀疑,以君主统治的安稳性作为其价值目标,大多认为君主统治下的社稷是第一位的,而个人存在的价值仅仅在于服从君主与社会的需要,基本忽视个人权利与人格尊严,这也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精神之一。
  
  程裕贞先生在其《中国文化要略》中说:“构成中国文化核心的东西,是历代人们的哲学思想和学说。他们对天地万物,对社会,对人生的各种思考和认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无穷智慧,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与品格。”但也有其很大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在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应持有相应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作者:潘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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