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夕，田世光有幸认识了张大千先生，大千先生对他的花鸟画很是欣赏，准备拜门收徒，适值“七·七”事变，大千先生去敦煌主持莫高窟的临摹和研究。当抗战胜利，张大千先生再返北平时(1946年春)，田世光正式拜在大风堂门下(指拜在张大千大师门下)。拜师礼在颐和园长廊东头的养云轩举行，田世光向大千先生行了传统式样的三跪九叩拜师礼。同时拜门的学生还有梁树年、王学敏、俞致贞等。
当时，张大千先生就住在养云轩，因为离得近，田世光常去，为先生理纸磨墨，聆听先生的教诲。大千先生留着一缕长髯，作画时像大将上阵似的，袖子一挽，运腕提笔，笔墨到处酣畅淋漓，让人看着真痛快。为了作画，大千先生可以连续工作，废寝忘食。田世光后来回忆说，大千先生这种献身艺术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们这些门人弟子，从他那里回来，作画都增加了劲头。
大千先生说：“师徒之间如父子。”他经常给学生讲解自己的作画心得，或把刚购得的古画张挂墙上，结合学生习作，讲解作品得失，让学生提问题，他诲人不倦至学生理解为止，还常指点学生习作的不足之处。
大千先生师古不泥古，可将石涛画卷模仿得足以乱真。构图敢破格，善截取，表现出个人独到之处。潘絜兹在《田世光画集序言》中写道：“他的山水画也画得极好，只是为花鸟画所掩，被人们忽视罢了。”
大千先生1983年在台湾临终前，把自己新印的画集10余册签名分赠内陆画家。其中给北京画家的有5本：有他的朋友李可染、李苦禅，学生胡爽庵、田世光和刘力上、俞致贞夫妇。给田世光的这本是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出版的《张大千书画集》第四集，扉页上用苍劲的笔触题道：“世光贤弟留阅，不得见者三十余年，弟艺事大进，而爰衰老矣，八十五岁叟爰”，表现出对得意门生的器重和期望。据说这是大千先生去世前十几天写的，待田世光等收到这辗转寄来的画册时，大师已作古月余。
来源：北京商报；插图：田世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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