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朝正始年间，一场关于“音乐到底是什么”的争论，在名士当中展开了。
主要参与者有：阮籍、夏侯玄、嵇康。
这时候竹林七贤还没有凑到一起玩儿呢，阮籍和嵇康还不认识，他们仨儿到底争论个什么？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当时有个官员刘劭作了一部《乐论》献给皇帝，洋洋洒洒写了十四篇，说如今社会乱套，朝廷应当好好发挥音乐的礼教功能，教化百姓。
这是典型的儒家观念，他们认为音乐是“礼”的一部分，音乐是神圣的，高高在上的，是和国政相通的。
名士们纷纷跳出来各抒己见。
首先站出来的是阮籍，他跟着写了一篇《乐论》，这可是阮籍哎，是曾第一个喊出“礼岂为我辈设哉”的阮籍，他一定会把刘劭怼死吧？
但此时的阮籍还没认识到世道的荒谬，是个规规矩矩的“儒学名士”，他第一个跳出来，然后赞同刘劭的观点……
阮籍说，是呀是呀，礼是外在的规矩，乐是对内心的教化，只要礼乐正，那天下就太平了！
夏侯玄第二个跳出来说：“一派胡言！”
夏侯玄是谁啊？
他出身名门，长得帅，人称“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是魏晋早期玄学的领袖人物。他针对阮籍的观点，写了一篇《辨乐论》。
他说尧帝在位时，遭了九年的大水，商汤王朝曾大旱七年，这本来就是自然灾害，人力无法左右，怎么能指望音乐来平息灾难呢？
夏侯玄认为，音乐就是音乐，与国政有个毛线关系？
你站谁？
千万别急着站队，因为嵇康还没说话。
作为日后的竹林七贤之首，人称“天质自然”、“龙章凤姿”的嵇大帅哥，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是大动静。
嵇康甩出来一篇影响了整个晋朝甚至后世、被东晋宰相王导推崇万分的——《声无哀乐论》。
他说，音乐本身并没有哀伤和欢乐，高兴也好，悲伤也罢，是原本就存在于人心里的情绪，音乐不过是把它们激发了出来。
就好像同一壶酒，有人喝醉了，高兴得手舞足蹈，有人却哭的悲天怆地，音乐就跟酒一样。
嵇康否定了刘劭、阮籍那种夸大音乐作用的观点，也修正了夏侯玄的激进理论，虽然音乐不能决定国家的盛衰，但还是能熏陶人心，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
嵇康的这篇《声无哀乐论》在整个中国思想史、文学史、音乐史上，都是一定要被提到的名篇。
写出名篇的嵇康当然不是空口说白话，除了竹林七贤的小伙伴们，他最好的朋友，当是他的古琴。
司马氏掌权后，他与当权者政见不合，便辞官归隐，“抱琴行吟，弋钓草野”，带着琴行走于山水、林泉、草木之间。
烦恼的时候“弹琴咏诗，聊以忘忧”，无聊的时候“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甚至连嵇康的死，都与琴、与音乐联系在了一起，在他因为拒绝为盗取曹魏江山的司马氏效力后，终致杀身之祸，临刑前，他向外甥要来古琴弹了一曲《广陵散》。
弹完只遗憾道，《广陵散》就此失传，临死前，没有愤愤不平，没有豪言壮语，只是遗憾好好的琴曲不能流传于世。
当初与他一起辩论过音乐属性的阮籍，也是古琴发烧友，“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青云蔽前庭，素琴凄我心”。
大晚上睡不着，起来弹琴，还自己创作琴曲，阮籍的原创曲目《酒狂》一直到今天依然霸占“最受欢迎古琴曲目榜”前列。
但这首曲子的创作背景却不那么愉快，面对暴虐的司马氏政权，阮籍做不到完全的妥协，但又没有勇气拿命去反抗，只能日日醉酒佯狂来发泄发内心积郁的不平之气。
一曲《酒狂》中有多少无奈和不甘，又有几人能听得出？
也不是只有不愉快。
东晋名将，参与过淝水之战的桓伊将军，除了会打战，更会吹笛，《晋书》中说，他有一支传自东汉蔡邕的柯亭笛，无事便独自吹笛。
这支柯亭笛的来处与焦尾琴一样神奇。
《搜神记》说，蔡邕有一次经过会稽，经过一户人家，屋椽是用竹子做的，他无意间抬头，发现东边第十六根竹椽适合做笛，便取之为笛，果然音质上品，从此随身携带，相伴终生。
后来这支笛传到了桓伊手中，这样一个战功赫赫的将军，却生得一腔敏感温柔心肠，他每每听人清歌，总是被打动，感叹“奈何”！特别容易在音乐中共情。
宰相谢安便说，桓子野（桓伊字子野）对音乐可谓是一往有深情。
我们今天用来形容爱情的美妙成语，最初的诞生，竟是因为一往魏晋名士对音乐的喜爱与深情。
桓伊善吹笛，人称“江左第一”，历史上有“诗仙”，是李白；有“茶圣”，是陆羽；但少有人知道，桓伊便是“笛圣”。
一日，桓伊经过建康青溪渚码头，溪中小舟却有人出声呼唤，来者自称是名士王徽之的家仆，说船中的王徽之久闻桓伊大名，请为吹奏一曲。
桓伊没有多言，下车吹奏，奏毕便上车离去，自始至终，他们二人不曾说一句话。
相比较于伯牙、子期你来我往，引为知音的故事，这二人的行径实在让人大跌眼镜，如果那时就有眼镜的话。
无论是桓伊还是王徽之，都是东晋显贵、名士，虽然两人此前不相识，但都听过对方的大名，但奏者立马走人，邀者也毫无留意。
固然有无视礼节的刻意作风，但对于像他们这样感情丰富且感受细腻的人来说，语言纯属多余，一说便俗，两人都知道，所以虽然没有交谈，却达成了一种默契。
默契就是：别说废话破坏意境。
某种意义上，也是另一个版本的“知音”。
除了古琴和笛，东晋的时候，琵琶也已经得到了上流社会的广泛青睐。
宰相谢安的堂兄谢尚精通音律，尤其善弹琵琶。当时有人觉得谢尚不够名士风范，大司马桓温却说，那是因为你们没见过他在在北窗下弹琵琶的情景，那样的谢尚“自有天际真人想”，确是有飘飘欲仙的风度的。
他在豫州当刺史的时候，曾微服到闹市的酒楼中，身着紫罗襦，怀抱琵琶即兴弹唱了一首《大道曲》，引得众多百姓围观喝彩。
然而却无人知晓，这位弹着琵琶唱歌的风流公子，正是他们的最高长官。
能得大司马桓温赞叹的不止弹琵琶的谢尚，还有击鼓的王敦。
桓温每次路过王敦墓前时，都会忍不住大喊：可儿！可儿！
“可儿”用魏晋话来说，是“称心如意之人”，桓温一直很欣赏王敦的性格。
王敦虽然出身名门望族，但却不擅长琴棋书画，与魏晋人心中的名士相差甚远，初入京城时被一众贵公子看作是乡巴佬。
有一次，晋武帝与名士讨论音乐，王敦坐在旁边一句话也插不上，便自告奋勇要求击鼓，晋武帝便下令将鼓和鼓槌放在他的面前。
王敦一甩袖子站了起来，拿过鼓槌就打。
一通鼓打得漂亮至极，鼓音急促和谐，气概豪迈，旁若无人，入京以来所受的窝囊气，都在这敲击中宣泄一尽。
于是举座为之震惊，评价就两个字：“雄爽”。
雄爽即大气，这一次击鼓，让王敦获得了众人的认可，一洗前耻，是音乐给了他表现自我的机会。
其实抛开高高在上的理论教条，无论是什么乐器，对魏晋士人来说，都是与内心交流的载体，失意时，高兴时，不平时……有些情感，语言无法表达，但音乐可以。
在往后的日子里，再没有一个朝代的士人，会像魏晋士人这样，将自己的一腔深情、痛苦和敏感，与音乐联系得这么紧密。
参考资料：
《魏晋风度与音乐》郭平
《竹林七贤》刘雅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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