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朝正始年间,一场关于“音乐到底是什么”的争论,在名士当中展开了。
主要参与者有:阮籍、夏侯玄、嵇康。
这时候竹林七贤还没有凑到一起玩儿呢,阮籍和嵇康还不认识,他们仨儿到底争论个什么?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当时有个官员刘劭作了一部《乐论》献给皇帝,洋洋洒洒写了十四篇,说如今社会乱套,朝廷应当好好发挥音乐的礼教功能,教化百姓。
这是典型的儒家观念,他们认为音乐是“礼”的一部分,音乐是神圣的,高高在上的,是和国政相通的。
名士们纷纷跳出来各抒己见。
首先站出来的是阮籍,他跟着写了一篇《乐论》,这可是阮籍哎,是曾第一个喊出“礼岂为我辈设哉”的阮籍,他一定会把刘劭怼死吧?
但此时的阮籍还没认识到世道的荒谬,是个规规矩矩的“儒学名士”,他第一个跳出来,然后赞同刘劭的观点……
阮籍说,是呀是呀,礼是外在的规矩,乐是对内心的教化,只要礼乐正,那天下就太平了!
夏侯玄第二个跳出来说:“一派胡言!”
夏侯玄是谁啊?
他出身名门,长得帅,人称“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是魏晋早期玄学的领袖人物。他针对阮籍的观点,写了一篇《辨乐论》。
他说尧帝在位时,遭了九年的大水,商汤王朝曾大旱七年,这本来就是自然灾害,人力无法左右,怎么能指望音乐来平息灾难呢?
夏侯玄认为,音乐就是音乐,与国政有个毛线关系?
你站谁?
千万别急着站队,因为嵇康还没说话。
作为日后的竹林七贤之首,人称“天质自然”、“龙章凤姿”的嵇大帅哥,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是大动静。
嵇康甩出来一篇影响了整个晋朝甚至后世、被东晋宰相王导推崇万分的——《声无哀乐论》。
他说,音乐本身并没有哀伤和欢乐,高兴也好,悲伤也罢,是原本就存在于人心里的情绪,音乐不过是把它们激发了出来。
就好像同一壶酒,有人喝醉了,高兴得手舞足蹈,有人却哭的悲天怆地,音乐就跟酒一样。
嵇康否定了刘劭、阮籍那种夸大音乐作用的观点,也修正了夏侯玄的激进理论,虽然音乐不能决定国家的盛衰,但还是能熏陶人心,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
嵇康的这篇《声无哀乐论》在整个中国思想史、文学史、音乐史上,都是一定要被提到的名篇。
写出名篇的嵇康当然不是空口说白话,除了竹林七贤的小伙伴们,他最好的朋友,当是他的古琴。
司马氏掌权后,他与当权者政见不合,便辞官归隐,“抱琴行吟,弋钓草野”,带着琴行走于山水、林泉、草木之间。
烦恼的时候“弹琴咏诗,聊以忘忧”,无聊的时候“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甚至连嵇康的死,都与琴、与音乐联系在了一起,在他因为拒绝为盗取曹魏江山的司马氏效力后,终致杀身之祸,临刑前,他向外甥要来古琴弹了一曲《广陵散》。
弹完只遗憾道,《广陵散》就此失传,临死前,没有愤愤不平,没有豪言壮语,只是遗憾好好的琴曲不能流传于世。
当初与他一起辩论过音乐属性的阮籍,也是古琴发烧友,“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青云蔽前庭,素琴凄我心”。
大晚上睡不着,起来弹琴,还自己创作琴曲,阮籍的原创曲目《酒狂》一直到今天依然霸占“最受欢迎古琴曲目榜”前列。
但这首曲子的创作背景却不那么愉快,面对暴虐的司马氏政权,阮籍做不到完全的妥协,但又没有勇气拿命去反抗,只能日日醉酒佯狂来发泄发内心积郁的不平之气。
一曲《酒狂》中有多少无奈和不甘,又有几人能听得出?
也不是只有不愉快。
东晋名将,参与过淝水之战的桓伊将军,除了会打战,更会吹笛,《晋书》中说,他有一支传自东汉蔡邕的柯亭笛,无事便独自吹笛。
这支柯亭笛的来处与焦尾琴一样神奇。
《搜神记》说,蔡邕有一次经过会稽,经过一户人家,屋椽是用竹子做的,他无意间抬头,发现东边第十六根竹椽适合做笛,便取之为笛,果然音质上品,从此随身携带,相伴终生。
后来这支笛传到了桓伊手中,这样一个战功赫赫的将军,却生得一腔敏感温柔心肠,他每每听人清歌,总是被打动,感叹“奈何”!特别容易在音乐中共情。
宰相谢安便说,桓子野(桓伊字子野)对音乐可谓是一往有深情。
我们今天用来形容爱情的美妙成语,最初的诞生,竟是因为一往魏晋名士对音乐的喜爱与深情。
桓伊善吹笛,人称“江左第一”,历史上有“诗仙”,是李白;有“茶圣”,是陆羽;但少有人知道,桓伊便是“笛圣”。
一日,桓伊经过建康青溪渚码头,溪中小舟却有人出声呼唤,来者自称是名士王徽之的家仆,说船中的王徽之久闻桓伊大名,请为吹奏一曲。
桓伊没有多言,下车吹奏,奏毕便上车离去,自始至终,他们二人不曾说一句话。
相比较于伯牙、子期你来我往,引为知音的故事,这二人的行径实在让人大跌眼镜,如果那时就有眼镜的话。
无论是桓伊还是王徽之,都是东晋显贵、名士,虽然两人此前不相识,但都听过对方的大名,但奏者立马走人,邀者也毫无留意。
固然有无视礼节的刻意作风,但对于像他们这样感情丰富且感受细腻的人来说,语言纯属多余,一说便俗,两人都知道,所以虽然没有交谈,却达成了一种默契。
默契就是:别说废话破坏意境。
某种意义上,也是另一个版本的“知音”。
除了古琴和笛,东晋的时候,琵琶也已经得到了上流社会的广泛青睐。
宰相谢安的堂兄谢尚精通音律,尤其善弹琵琶。当时有人觉得谢尚不够名士风范,大司马桓温却说,那是因为你们没见过他在在北窗下弹琵琶的情景,那样的谢尚“自有天际真人想”,确是有飘飘欲仙的风度的。
他在豫州当刺史的时候,曾微服到闹市的酒楼中,身着紫罗襦,怀抱琵琶即兴弹唱了一首《大道曲》,引得众多百姓围观喝彩。
然而却无人知晓,这位弹着琵琶唱歌的风流公子,正是他们的最高长官。
能得大司马桓温赞叹的不止弹琵琶的谢尚,还有击鼓的王敦。
桓温每次路过王敦墓前时,都会忍不住大喊:可儿!可儿!
“可儿”用魏晋话来说,是“称心如意之人”,桓温一直很欣赏王敦的性格。
王敦虽然出身名门望族,但却不擅长琴棋书画,与魏晋人心中的名士相差甚远,初入京城时被一众贵公子看作是乡巴佬。
有一次,晋武帝与名士讨论音乐,王敦坐在旁边一句话也插不上,便自告奋勇要求击鼓,晋武帝便下令将鼓和鼓槌放在他的面前。
王敦一甩袖子站了起来,拿过鼓槌就打。
一通鼓打得漂亮至极,鼓音急促和谐,气概豪迈,旁若无人,入京以来所受的窝囊气,都在这敲击中宣泄一尽。
于是举座为之震惊,评价就两个字:“雄爽”。
雄爽即大气,这一次击鼓,让王敦获得了众人的认可,一洗前耻,是音乐给了他表现自我的机会。
其实抛开高高在上的理论教条,无论是什么乐器,对魏晋士人来说,都是与内心交流的载体,失意时,高兴时,不平时……有些情感,语言无法表达,但音乐可以。
在往后的日子里,再没有一个朝代的士人,会像魏晋士人这样,将自己的一腔深情、痛苦和敏感,与音乐联系得这么紧密。
参考资料:
《魏晋风度与音乐》郭平
《竹林七贤》刘雅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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