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耕田上,马比牛要好得多。那么我国农业为什么长期用牛耕田而不是用马呢?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典型生活方式。其中的“一头牛”,是传统农业中至关重要的生产工具。在传统农业生产中,牛的主要作用是拉犁耕田,也就是把土壤翻松,便于随后的播种。这是很繁重的体力劳动。如果没有牛,让人来拉犁耕田,效率会低得多,甚至难以为继。精耕细作,就更谈不上了。
此外,在灌溉、治水、运输、提供肥料皮毛等方面,牛都有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牛的作用如此重要,以至于在传统文化中,牛有着丰富的情感和文化意义。耕牛成了传统农业文化的象征。很多朝代都明令禁止杀牛吃牛肉。
和牛体型类似的马,作用却大为不同。在古代中国,马的主要应用是在军事和交通上。“司马”指的是掌管军事的高官。
其实,马不但可以耕田,而且比牛要能干得多。表现土改时期历史的小说《暴风骤雨》中就有“分马”的情节。可见,在中国,马也有用于耕地的,不过比例显然很低。牛是中国最主要、最重要的耕田牲畜。
可是,在欧洲(包括俄罗斯)、北美,马才是耕田的主力。在那里,牛耕田反而是少数。因为主要是用马从事各种劳动,所以,西方人提出的功率单位是“马力”,而不是“牛力”。
那么,为什么中国主要用牛耕地,而不是用马呢?
在很多人印象中,用马耕田似乎有些滑稽。高大威武的骏马,只应该在战场上奋勇冲锋,在路上飞驰而过,怎么能套上犁在田里走来走去呢?这种粗笨蠢活儿,交给慢腾腾、老实巴交的老牛去干,正合适啊。
其实,作为耕作役畜,马的优点很多。
第一,同等体型的马,力气比牛大,耕田速度比牛快,差不多要快30%-50%;
第二,马的身体前重后轻,前后比例大概是三比二。这种身体结构更适合利用惯性运动,更省力。而牛的身体,体重基本是平均分布的。所以牛走起来慢腾腾的。
第三,马的耐力也比牛要好。马可以每天工作8-10小时,而牛每天只能工作4-6小时。
第四,马的工作寿命更长。牛马都是从三四岁开始劳动。牛一般可以工作8-10年,而马的工作寿命是15-20年。
当然,牛也有优点,那就是适应性很强,尤其是适应潮湿闷热的气候。在这方面,马要“娇气”得多。所以,在印度和中国江南等湿热地区,牛更适用。
但是,从整体上来说,马还是更出色、更能干的役畜。用马耕地,比用牛耕地的效率要高得多,产出要高得多。
但是很可惜,中国在农耕中就是无法大规模用马。这是一项重要的天赋条件决定的。这个条件就是:中国地少人多。
虽然作为役畜,马的优点比牛多得多,但是,马有一项最重要的“缺点”,而这个缺点,正是我国的自然条件无法克服的。那就是,马的饲料贵得多。
一般人对马可能有个误会,以为马吃草就行了。其实,马虽然属于食草动物,但如果马只吃草,就很难长膘,很难有力气。想让马有力气、能干活、能奔跑,除了喂草料以外,还必须给马喂精饲料,主要是豆类、玉米、麦麸等等。
即使是草场资源丰富的游牧民族,他们打仗时,在开战以前,也要特意给战马喂精饲料,否则,这些马在战场上就没有力气。一直到二战,因为要饲养大量的军马,在很多国家,燕麦属于战略物资。
而牛就要好养活多了。牛可以一直吃草就活得很好,在田里勤勤恳恳地劳作。只有肉牛或者奶牛,才需要喂一部分精饲料。如果只是用来耕作,牛所需的精饲料很少,完全没有,也问题不大。用青草、秸秆、稻草等等喂养耕牛,就行了。
这是因为,牛和骆驼等动物,可以反刍,也就是把吃下去的草再翻上来反复咀嚼消化,这样就可以尽量利用草中的营养物质。马没有反刍这种本事,所以马对草的利用效率要低得多,只能靠昂贵的精饲料来补充。
问题的关键在于,养马必须的精饲料,不仅价钱更贵,而且这意味着,养马要占用耕地。那些精饲料实际上就是粮食。这些粮食给马吃了,人就没的吃了。在那些主要用马耕田的欧美国家,养马要占用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耕地。
在地少人多的我国,拿出这么多耕地种植精饲料,用来养马,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养牛占用的耕地要少得多。喂牛的青草、秸秆、稻草等等,人不能吃——人的肠胃不能消化这些植物纤维。拿来喂牛,正合适。在我国的传统农业中,喂养包括牛在内的牲畜,需要占用的耕地只有5%,再多,就要有人被饿死了。
这是我国主要用牛耕地,而不是用马耕地的根本原因。
之所以要说这个问题,是因为,从用牛耕田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在发展农业方面,中国和欧洲、北美相比,在自然条件上有很大差异。人地比例是其中核心的一项差异。
因为耕地资源很丰富,欧美国家的农民可以饲养多得多的牲畜,包括要消耗大量精饲料的马。1910年,美国农场中马和骡子的数量高达2500万头。为了喂养这些马,每年要消耗燕麦和玉米3000万吨。种植这些饲料,占用了美国四分之一左右的耕地。美国之所以能承担这个成本,原因无他,就是因为美国的人均耕地很多。当时,美国的人均耕地数量是中国的10倍。
可见,在比较传统中国和西方现代化农业生产时,如果只看出穷富的差异,那就太浅层了。穷富背后,有很多更根本的、难以改变的自然和社会条件。
现在,我们一想到美国农业,就会想到巨大的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和拖拉机等农业机械。实际上,因为有大量的马,在机械化以前,美国农业就实现了“另类机械化”和集约化。美国农民可以用十几匹马甚至二三十匹马一起拉动巨大的联合犁来耕作。对于美国农民来说,大规模的集约农业生产方式,要早于机械化。内燃机出现以后,他们只不过是用拖拉机代替了那几十匹马而已。
因为很早就实现了农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所以那种一家人经营一个巨大农场的模式,才能在美国大行其道。反观我们中国,地少人多是无可改变的基本条件。因为地少人多,所以不可能饲养大量的牲畜,甚至连马那样好用的役畜都养不起,只能用牛来耕田。就算用牛来耕田,一个农户能养一头牛,就很不容易了。事实上,过去,两三家人合养一头牛的情况,并不罕见。
这种基本条件就决定了,小农户、少量耕地加精耕细作,是我国农业的基本形态。但是,对于小农户来说,自然灾害、市场波动、政治动乱,都是他们无力对抗的冲击。小农户在经济上是非常脆弱的。终年劳作,能勉强糊口就算不错。稍有天灾人祸,就可能冻饿而死。这是历史上很多王朝倾覆的原因所在。
因此,农业的合作化,一直是我国发展农业绕不过去的大课题。新中国前三十年,在农业合作化上做了很多尝试,成绩很大,但总体上不算成功。可是,很多人因此彻底否定了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方向,这种认识也未免流于表面。
事实上,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一段时间的“单干”以后,我国又以各种方式开始了农业合作化的探索和尝试。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我们是否能找到农业合作化的成功模式,值得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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