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餐制（鸿门宴）
魏晋之前，中国人的用餐习惯受传统儒家礼制的影响和制约。儒家提倡“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在进行用餐时必须依据礼制规范和等级制度实行分餐制，这种分餐的用餐方式可以体现出尊卑长幼之别。但在经过魏晋三百余年的战乱之后，我国的用餐方式出现了从分餐至合餐的转变。
用餐方式不仅仅是饮食文化的一种表现，更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用餐方式的转变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人们的思想文化、社会风俗乃至社会价值的变更。研究魏晋至隋唐的用餐方式的变化，可以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发生变化的原因；了解从一个从战乱至和平年代，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变化。魏晋至隋唐时期这段时间里用餐方式出现了过渡性的转变。
1、分餐、合餐并存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朝代更迭频繁，历经三十余个大小王朝的兴灭。长期的战乱和割据，百姓苦于战乱，民不聊生，自秦汉以来的大统一局面也遭到破坏，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受到了少数民族特别大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也受到严峻的挑战，各种异邦的文化开始在我国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如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直至隋朝到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动荡的社会才恢复平静。中国的饮食习惯也间接受到了其他文化的影响，由分餐到合餐的转变即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
大唐盛世
魏晋时期时，分餐和合餐同时并存，但总体来说以分餐为主。直至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合餐的萌芽，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古画中有所发现。如东晋名家顾恺之所画的《列女仁智图》，其中一幅描述了灵公夫人服侍卫灵公进食的情景。两人面对面席地而坐，各自面前地上分别放着各自的食盘，显然是一种分餐制的再现；到了北齐时期画家杨子华所画的《校书图》中，图中三人围坐于高榻上，一人靠于榻前在校书，三人中间放着食盘，可以推断出合餐在这一时期处于主流地位。
2、合餐制居于主流
到了唐朝，国家恢复大统一局面，又历经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国力发展到了古代封建统治的最高峰。这一时期，西域少数民族和邻邦纷纷来唐朝朝贡，进献当地的物产，湖人还来唐朝经商、学习，和唐朝人相互交流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一时之间，长安成为了东西交流的中心，由于胡人的到来，大家开始纷纷追逐胡食、胡服，衣食住行都崇尚西域之风。
自然而然，用餐习惯也收到西域各国的影响，在唐朝初期，宴会之时还是严格遵守礼制规定，依据官职品味和身份高低来排列座次；而到了唐中后期时，唐朝国力达到空前繁荣，到达鼎盛的状态，合餐变为人们的主流。如北宋时期所描绘的《唐人宫乐图》描写后宫嫔妃十人，坐在月牙凳上，围于一张巨型放有食盘。从这些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的用餐方式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由每人面前的一个小的餐盘变成大家共享的大型餐盘，为分餐向合餐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唐人宫乐图
1、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儒家思想受到质疑
魏晋南北朝历经三百余年的乱世，社会动荡不安，百姓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社会的不安定，甚至无法保障人们基本的生活状态，更别提遵守礼教。面对朝不保夕的生活现状，生逢乱世的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变更，对于儒家思想人们开始产生了怀疑；转而相信庄子，追求超脱与自由的生活态度。《世说新语》中许多魏晋名士的言行便能证明这一点，阮籍蔑视礼法、王子猷对待上司傲慢无礼放荡不羁，都完全不同于儒家思想中所提出的长幼尊卑有序的观点。
儒家思想的地位在魏晋时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因此它所涵盖的森严的等级制度也变得松动、对待生活处事的态度也被人所抛弃为人所诟病。如儒家倡导君子对待生活要有“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生活理想，但魏晋时期名士在宴会中极尽奢侈之事；忽视礼教的行为更是常有之事。虽然一些有识之士对此种现象的出现作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应该严格遵守礼教制度，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根本不起作用。
深知战乱频繁的人们在面对颠沛流离的生活时，常觉世事无常，因此追求即时的快乐，所希望的只能在进餐时尽力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礼制禁忌已经对人们失去了约束的作用。分餐制依赖存在的社会伦理开始消失，合餐制度由此应运而生。
2、胡服、胡床在中原地区的流行
隋唐时期，在统治者的鼓励下，中原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随着交往的进一步加深，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差异逐渐缩小，交流障碍也逐渐扫清。唐人开始爱吃毕罗、胡饼，爱喝葡萄酒，喜穿翻领、对襟、窄袖的胡服，喜戴虚顶、卷檐、搭耳等各式胡帽，这争相追逐的西域文化的现象便可以证明这一点。人们的用餐方式也在胡人文化日益盛行中发生了转变，而发生变化的原因是由于胡服、胡床的出现。
胡服骑射
胡人所穿的胡服袖口小、腰身窄、衣身短，便于人们活动行走，完全不同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长裙长袍的式样。最初赵武灵王将此种服装引入中原的目的是给士兵穿，提高他们的灵活性和作战能力。大量胡人进入中原后，胡服一时间广为人知，成为了随处可见的服饰，被一般的平民百姓所接受。人们将胡服中独有的特点引入到汉族服饰上来加以改进，贵族阶层也在胡服的基础上加以变化。
隋唐时期，人们喜爱宴请宾客，胡服的出现为人们合餐制的转变创造了前提，可以让人们随意夹菜碰杯而不必担心弄脏衣服，并且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在同一张桌子上共享食物而不会出现以前一个人占地过大的情况。
胡床是古时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与马扎功能类似,是游牧民族传入之物。在胡床出现在中原地区之前，人们都是习惯席地而坐的用餐方式，直至胡床传入中原，才可以让人们足而坐，能够以更舒服的方式进食，视野上也更加开阔。到隋唐时期，胡床逐渐改良，从长凳、月牙凳、腰圆椅、福寿椅、靠背椅,而低矮的俎案逐步演进为大案高桌。这种桌子的出现保障了人们用餐的舒适性，也为合餐制的流行提供了保障。在使用大案高桌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分餐制会浪费太多的空间，而合餐制的施行则会避免这种浪费的发生。
胡床
3、人们热衷宴饮活动
身处乱世的魏晋南北朝人们，常常觉得世事无常，所以追求及时行乐，讲究“唯事饮啖,一日三羊,三日一犊”。魏晋时期，人们会经常聚在一起，纵饮高歌，名人志士聚会讲究的更是雅静、雅情、雅趣。而这其中“曲水流觞”、“浮李沉瓜”、“竹林酣饮”、“把酒东篱”等饮宴掌故直到现在仍然被人津津乐道。而且为了举办宴会会设定不同的名目，不同的宴会有自己不同的特点，如帝王登基、封赏功臣、游猎登高等众多筵席。魏晋时期佛教盛行，民间兴盛素食，在京津地区和江南一带出现了最早素食的雏形；西域少数民族食物的传入，中原地区宴会种目日益繁多。
到了隋唐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长安成为了文化交流的中心，各国、各族人们来此交流思想、文化，自然而然宴饮聚会成为了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其中最著名的宴会便是“烧尾宴”，为何叫烧尾有许多种说法，一有新羊入群,群羊欺生,惟将新羊之尾烧断,乃得安生；二有老虎变人,其尾犹在,烧掉其尾,方可完成蜕变。刺眼主要目的是交流感情，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论是魏晋时期还是隋唐时期，宴饮的主要目的都增加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机会，彼此之间交流感情。因为宴饮的盛行，出现了由分餐向合餐转换的契机。分餐并不利于情感的交流，还会拉大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合餐是一种更加理想的选择，大家围桌而食，可以更好地表达情感，心态也会更加自由惬意，营造一种自在随性的聚餐氛围。
合餐制（大唐宴会）
合餐制的出现从侧面反映出中国人重感情、爱热闹的性格特点，给人们交流情感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场所。由于缺乏产生合餐制的环境和背景，西方社会直到如今还在采用分餐制度，而这两种用餐时的差别可以完全体现出东西方人们性格差异的区别。
虽然许多人从卫生角度对合餐制度颇有微词，但是本质上来讲，两种制度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不同的用餐方式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思想形态、文化背景，更能挖掘出社会发展的文化历程。合餐制的出现是各民族之间文化相互交流的结果，是中华民族自我衍变的结果，是我国文化发展变化中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用餐方式的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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