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滥觞之日起,便具有一种神秘高贵的气质,随着中华文明的形成、融合与传播,逐渐展现出其独特的价值。古人的用香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文人读书作画、宴请宾客要熏香,女性熏衣取暖、相思感伤会用香,子孙祭拜先祖、信徒尊佛崇道亦需燃香。不同时代、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所用香具、香品也有所区别。古人在漫漫历史长河中逐渐融入各类香具、香品与用香方式,从而构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香文化。
汉代道教对香的使用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国道教的教义里,仙人不食人间烟火,而是以香气为食,道教还认为香可通神,《海药本草》记载:“拌和诸香,烧烟直上,感引鹤降……”道家以为降香燃烧能引来仙鹤,能上达天宫。所以在道教的各种仪式中,经常采用熏香的方式。汉代流行神仙方术和黄老之学,传说海上有三座仙山:蓬莱、方丈、瀛洲,这三座仙山就是“博山”。“博山炉”的造型来自于道教,在众多香具中独树一帜。
两汉的香文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大量香料从境外引进。汉代国家的安定强盛,也促使“用香”这一儒雅的行为很快在贵族阶层流行开来。根据考古资料显示,自西汉晚期到东汉期间,大约半数的墓都有熏炉随葬。两汉的博山炉颇有精品存世,可知其制作与使用盛极一时。西汉,南海乃至远西的龙脑、苏合等树脂香料传入中土,此类香料芬芳馥郁远胜于茅香,熏香方法需要炭火烘烤挥发香气,于是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博山炉。孙机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载:“焚烧树脂香料的香炉,炉身要作得深些,以便在下部盛放炭火、树脂,炉腹往往做成封闭的,同时将炉盖增高,在盖上面镂出稀疏的小孔,透过小孔的气流挟带熏炉上层的香烟飘散,而炉腹下部的炭火由于通风不畅,所以只保持着慢慢阴燃状态,正适合树脂类香料发烟的需求。”
佛教主张用香,把香称作佛使,用以沟通众生与佛。焚香上香几乎是所有佛事中必有的内容。从日常的诵经打坐,到盛大的佛浴法会,特别是法会活动,必以隆重的上香仪式作为序幕。《大藏经》几乎每一部中都有香的出现,其中僧众中广为诵赞的《维摩诘经》《坛经》《华严经》等更是多处以香来论心性、佛法、修持,如《妙法莲华经·法师功德品第十九》:“复次,常精进!若善男子、善女子,受持是经,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成就八百鼻功德。以是清净鼻根,闻于三千大千世界,上下内外种种诸香:须曼娜华香、提华香、末利华香、蘑葡华香、赤莲华香、青莲花香、拜莲花香、花树香、果树香、旃檀香、沈水香、多摩罗跋香、多伽罗香及千万种和香、若末、若丸、若涂香,持是经者,于此间住,悉能分别……能别知众生之香……亦闻天上诸天之香……又闻诸天身香,等等,以至于菩萨香,诸佛身香,亦皆遥闻,知其所在。”
在佛教中,有一些香具专门供上层社会、僧侣行香礼佛时使用,如鹊尾行炉、莲花宝子就有特定的使用场合。也有一些香具可供普通民众行香祷告,如杯式行炉。
宋代,行香之风十分盛行,姚宽《西溪丛语》卷下云:“行香,起于后魏及江左齐、梁间,每燃香薰手,或以香末散行,谓之行香,事无经据,乃罢。宣宗复释教,行其仪。朱梁开国,大明节日,百官行香祝寿。石晋天福中,窦正固奏,国忌行香,宰臣跪炉,百官立班,仍饭僧百人,即为规式。国朝至今因之。”
宋以前香炉多用于熏香衣被、礼佛崇道。宋以后特别是南宋,香炉与文人关系愈加密切。“红袖添香夜读书”,宋代文人甚爱香,并将品香、制香、斗香发展到了极致,香炉、香薰在文人读书、宴客、雅集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宋代以后文人在香具的发展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香具的风格烙印上了清新淡雅之风。这一时期香炉种类丰富:有杯式、豆式、奁式炉、三足炉、镂孔炉等,文人或将香具用于陈设,或用于把玩,或熏香怡情。到了明清时期,香炉和文房用具便成为书房中比较固定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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