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滥觞之日起，便具有一种神秘高贵的气质，随着中华文明的形成、融合与传播，逐渐展现出其独特的价值。古人的用香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文人读书作画、宴请宾客要熏香，女性熏衣取暖、相思感伤会用香，子孙祭拜先祖、信徒尊佛崇道亦需燃香。不同时代、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所用香具、香品也有所区别。古人在漫漫历史长河中逐渐融入各类香具、香品与用香方式，从而构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香文化。
汉代道教对香的使用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国道教的教义里，仙人不食人间烟火，而是以香气为食，道教还认为香可通神，《海药本草》记载：“拌和诸香，烧烟直上，感引鹤降……”道家以为降香燃烧能引来仙鹤，能上达天宫。所以在道教的各种仪式中，经常采用熏香的方式。汉代流行神仙方术和黄老之学，传说海上有三座仙山：蓬莱、方丈、瀛洲，这三座仙山就是“博山”。“博山炉”的造型来自于道教，在众多香具中独树一帜。
两汉的香文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大量香料从境外引进。汉代国家的安定强盛，也促使“用香”这一儒雅的行为很快在贵族阶层流行开来。根据考古资料显示，自西汉晚期到东汉期间，大约半数的墓都有熏炉随葬。两汉的博山炉颇有精品存世，可知其制作与使用盛极一时。西汉，南海乃至远西的龙脑、苏合等树脂香料传入中土，此类香料芬芳馥郁远胜于茅香，熏香方法需要炭火烘烤挥发香气，于是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博山炉。孙机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载：“焚烧树脂香料的香炉，炉身要作得深些，以便在下部盛放炭火、树脂，炉腹往往做成封闭的，同时将炉盖增高，在盖上面镂出稀疏的小孔，透过小孔的气流挟带熏炉上层的香烟飘散，而炉腹下部的炭火由于通风不畅，所以只保持着慢慢阴燃状态，正适合树脂类香料发烟的需求。”
佛教主张用香，把香称作佛使，用以沟通众生与佛。焚香上香几乎是所有佛事中必有的内容。从日常的诵经打坐，到盛大的佛浴法会，特别是法会活动，必以隆重的上香仪式作为序幕。《大藏经》几乎每一部中都有香的出现，其中僧众中广为诵赞的《维摩诘经》《坛经》《华严经》等更是多处以香来论心性、佛法、修持，如《妙法莲华经·法师功德品第十九》：“复次，常精进！若善男子、善女子，受持是经，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成就八百鼻功德。以是清净鼻根，闻于三千大千世界，上下内外种种诸香：须曼娜华香、提华香、末利华香、蘑葡华香、赤莲华香、青莲花香、拜莲花香、花树香、果树香、旃檀香、沈水香、多摩罗跋香、多伽罗香及千万种和香、若末、若丸、若涂香，持是经者，于此间住，悉能分别……能别知众生之香……亦闻天上诸天之香……又闻诸天身香，等等，以至于菩萨香，诸佛身香，亦皆遥闻，知其所在。”
在佛教中，有一些香具专门供上层社会、僧侣行香礼佛时使用，如鹊尾行炉、莲花宝子就有特定的使用场合。也有一些香具可供普通民众行香祷告，如杯式行炉。
宋代，行香之风十分盛行，姚宽《西溪丛语》卷下云：“行香，起于后魏及江左齐、梁间，每燃香薰手，或以香末散行，谓之行香，事无经据，乃罢。宣宗复释教，行其仪。朱梁开国，大明节日，百官行香祝寿。石晋天福中，窦正固奏，国忌行香，宰臣跪炉，百官立班，仍饭僧百人，即为规式。国朝至今因之。”
宋以前香炉多用于熏香衣被、礼佛崇道。宋以后特别是南宋，香炉与文人关系愈加密切。“红袖添香夜读书”，宋代文人甚爱香，并将品香、制香、斗香发展到了极致，香炉、香薰在文人读书、宴客、雅集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宋代以后文人在香具的发展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香具的风格烙印上了清新淡雅之风。这一时期香炉种类丰富：有杯式、豆式、奁式炉、三足炉、镂孔炉等，文人或将香具用于陈设，或用于把玩，或熏香怡情。到了明清时期，香炉和文房用具便成为书房中比较固定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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