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上访十年，“精神病”和“被精神病”谁说了算
文：王刚桥
一个独立的只对医学负责的精神病执业医师专业槽，和一个独立的只对法律负责的司法人员专业槽，当为保障公民免于“被精神病”威胁的必不可少的保障。
10年前，山东省新泰市泉沟镇人徐学玲为了给被打伤的妹妹讨一个公道，开始上访。期间，她被政府人员送入精神病院。妹妹的事情协议解决之后，徐学玲再次上访，她要为自己“被精神病”讨一个说法。颇具黑色幽默意味的结局是，她再次被送入精神病院。2015年5月，徐学玲又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不过，鉴定书给了她一个证明：无精神病表现。
徐学玲的经历堪称“传奇”，她一会儿“有精神病”，一会儿“无精神病”；她为了“被精神病”讨说法，结果被二度送入精神病院。
徐学玲的“被精神病”说法是否确证，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一个人有没有精神病，既不能由利益相关方说了算，也不能由围观群众说了算——这首先应是个医学问题，应由专业的精神科医生说了算。
但“被精神病”在上访维稳等特殊领域，也是一个真问题。在精神卫生法制定期间，如何避免“被精神病”多次成为舆论焦点。这部法律最终明确：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而“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的，只适用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当然，期望精神卫生法来解决特定领域的“被精神病”问题，似乎有些强“法”所难。精神卫生法可以明确精神病人强制收治的标准，但却无法防范一些公权力机关突破这些标准。在绝对权力面前，任何不驯服的人都是“精神病”。若不能约束公权力恣意妄为，防范“被精神病”的制度努力就未有穷期。
当然，强制收治程序在避免无辜者“被精神病”上，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比如，制度应努力打造和支持一个既不屈从于权力，也不屈从于商业利益的精神科执业医师圈。此外，制度也应给“不服从者”以有效的救济渠道。当被收治对象及其监护人对强制收治有异议的，有权启动复核程序，由另一批精神科执业医师来对收治对象作出新的鉴定。这固然会增加收治的成本，降低强制收治的效率，但在公正面前，再“麻烦”的程序设计也是值得的。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是，该如何去有效究责那些视自己为全能、视法律为无物、视不服从者为精神病的官员。明知他人非强制收治对象，而坚持强制收治，这是故意伤害，还是非法拘禁？被害人除申请复核之外，报案、举报、控告也是公民与违法行为进行法律斗争的制度依赖。怕就怕，这些渠道也为实施“被精神病”的那些责任人所掌控。
一个独立的只对医学负责的精神病执业医师专业槽，和一个独立的只对法律负责的司法人员专业槽，当为保障公民免于“被精神病”威胁的必不可少的保障。徐学玲有没有精神病，理当由专业医师说了算。如果她确实“被精神病”了，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就得由法官来说了算。
责任编辑：王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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