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晚清文选--郑振铎

约所必不能从者也。（耶稣教与天主教不同，可以娶妻，可以为书院掌教。近有久于中国者，不忍视其困，多将中外利病，著书救世。如林乐知、李提摩太、傅兰雅、艾约瑟、花之安等辈是也。）是宜与之剀切辨明，改修条约。载明华民入教，开列姓名籍贯，报明地方官。查无过犯之人，方准注册，照约保护。遇有事故，仍依华例惩办。既系中国人民，不得因入教遂分轻重。饬令地方官公平处断。亦不得因恶其入教，颠倒是非。总之，民教一律，务持其平。此本中国自有之权，教士何劳过问。至教士所至之处，亦应归华官约束。有干预公事，挟诈侵权者，立即咨请该国公使，饬遣回国，以儆效尤。如此，则民虽入教，于利害无关。国家无所不容，良民何至仇视哉。
夫彼洋人之入中国者，亦多习华语，读华书，讲伦常，明礼义。其国中书院，且广储中国书籍，聘请华儒教习国中子弟。无异归吾儒教矣。较之奉彼教者，动辄作威怙势，欺压平民，其贤不肖何如也？如改约而彼不肯从，则别习教之民，编为教籍，子孙世世，永为庶人，不许娶妾，不许应试，不许捐纳，不许充兵。此本教堂原有之规例也。以其矛刺其盾，庶亦别分泾渭之一法矣。夫贬异端即所以崇政体，泯嫌疑即所以重邦交。秉国钧者，其熟思而审处之。

○贩奴
粤东澳门香港汕头等处，向有拐贩华人出洋之事，名其馆曰招工，称其人为猪仔。猪仔一名，载至西洋，身价五六十元，税银一元。澳门议事番官，收费二元。其党与洋人勾通，散走四方，投人所好。或诱以赀财，或诱以游博。一吞其饵，即入牢笼。被拘出洋，不能自主。或于滨海通衢歧路，突出不意，指为负欠，逼迫登舟。官既置若罔闻，民亦何由申诉。初则省城外黄浦等处，皆已蔓延。嗣被大员访惩，甫能封闭。而澳港外埠之根株独未绝也。盖美阿两洲，及南洋各岛，日汲汲然开矿垦荒，土著寥寥，不能集事。故不得不招工。但工赀过微，人谁乐往。于是招之不来，出之以诱。诱之不能，出之以掠。计每年被掠卖者，累万盈千。其中途病亡自经者，不知凡几。幸而抵埠，即充极苦之工。倦即加以鞭棰，病亦不许告假。日出而作，牵以铁练。日入而息，横受拘囚。逃走则有连坐之严法，处死则有水火之毒刑。求死不能，逃生无路。其中不乏右族各门，单丁爱子，误罹陷阱，望断家乡，一线宗祧，于焉中绝。言之酸鼻，闻者伤心。
英人华利言：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即光绪十七年，华人被拐经新加坡分往各埠者，多至十六万余人。其中有少壮者，有中年者，俱由中国口岸引诱出洋。其至新加坡、庇能等埠者，尚不至过于困苦。若至秘鲁、渣华、般乌昆、士兰岑忽、他刺租阿或东海各小埠，则备受酷虐，呼吁无门。谁非人子，能不为之流涕而太息哉！或谓猪仔登舟，皆经番官讯问。不愿者遣回。其飘然长往，绝无顾虑者，皆自愿出洋者耳。不知拐匪奸谋百出，上下交通。当番官审讯时，皆拐匪冒名，自称情愿，并非本人。即一二号呼哀求释遣者，亦系有意装点，欺饰庸愚。鬼域心肠，险幻至此，华官番官，纵公正明察，亦安能不堕其术中。
夫贩人为奴，本干例禁。今则名为招工，实与贩奴无异。西律所不容。昔有贩阿洲黑人为奴者，英国上下议院集商禁止，出赀千百万，赎还遣释，严申条约。诸国至今称之。美国南北之战，其始亦以贩奴而起，后乃设法禁绝，一视同仁。今中外辑睦有年，无分畛域，而竟任彼勾串奸商，为此违例害人之举，出入各口，漫不稽查。其玩视中国也甚矣。美国之旧金山，向属荒野，招中国工人开垦，遂成富庶之邦。徒以华工佣价廉而效职勤。土人以为夺其大利，焚劫驱逐，无毒不施。土人倡之，议院和之，苛待之条，闻者发指。其薄视吾民又如此。澳门虽有严禁拐贩之议，而积久弊生，奸民诡计多端，有防不胜防之虑。勾通洋舶，诡称某岛某埠，有地待辟，有事可图。及至中途，易船他适。愚氓入其网罗，永堕地狱。西士之明理者，亦闻而嫉之。
今巴西又欲招工，难免不蹈故辙。似宜查照公法，与各国明订章程。如某地需工若干，必先报知中国公使领事，查核所需人数，转报总理衙门，行知地方官，照章招致。中国派员驻香港澳门及各要口。华工出洋，先由船主开单具报，请华官登舟查验盖印，申报本省大吏，知照出使大臣。俟船到彼国之时，船主呈请华官照单覆验。然后发与工主具领雇用。毋许虐待欺凌。或其地未驻华官，向有中国殷商为甲必丹者，或各会馆董事主之。覆验后报明存案。本省大吏，亦给发谕帖，予以经理之权。最要者，宜由政府照会招工之国，事前不许苛虐，事后尤宜善待。华工之久历辛勤者，倘自愿旅于其地，准其入籍，与土著同。不得如美国之无端逐客。庶乎民命可保，而国体亦稍尊矣。
至华商贸易出洋，与华工稍有区别。亦应先期报明，给凭查验，以免奸民假托，仍成拐贩影射之端，免彼族轻藐华民，有失中朝大体。惟主其事者，须知此举为保护华民而设，亦非禁阻华人出洋。不得婪索赀财，徒贻讪笑。是又在当局之慎选其人耳。泰西事例，领事之权，本属有限，降而至于董事，更无论矣。南洋各岛，栉比星罗，势难处处设官经理。必须知照各国，准由华商董事，综其事权。庶华人所到之区，皆我保护之所及之处矣。东南数省，生齿日繁。既不能概禁贫民之出洋，又不能坐视华工之受害。如此因势利导，立法维持。救之于已然，不如保之于未然也。争之于事后，不如察之于事先也。斯古帝王民胞物与之本怀，亦今日正本清源之要策也。

○国债
泰西各国，无不有国债。凡由议除公议准借者，其国虽为别人所得，仍须照还。故各国兴大役，出大军，国用不敷，即向民间告贷，动辄数千百万。或每年给息，或按年拔本。君民上下，缓急相济，有无相通。隐寓藏富于民之义。而实不欲授利权于别国也。当法越有事之时，粤东筹办海防，需饷孔亟。余曾条陈当道，请仿西人之法，筹借民款，准由各海关银号出票，按年清利。其票据可抵关税钱粮捐纳之需。数目无折扣，成色无高低。借款至百万之家，有司宜优加礼待，善为保护，不得借端勒捐，以示体恤。则民间必踊跃乐从。昔英国政府因库帑充溢，欲将国债全数归清，而英之富民，咸谓存之于家，不若存之于国，不乐收领。再三禀请，愿将利息减轻而后已。
夫财犹水也，惟患其壅塞，不患其流通。上下交征，则败国亡家之券也。上下相济，则亲上死长之心也。苟能示以大公，持以大信，试借民债，以给度支。成一时济变之良规，即以保万世无疆之盛业。较前日开捐例以鬻爵，借洋债以捐国，设厘卡以病民，其利弊得失之相去，有不可以道里计者。万一贷之己民而缺，仍有不足，始可酌以微息，转贷邻封。考英法德美诸国借贷，行息三厘，多不过四五厘而止。若土耳其、波斯等国，则因欠债过重，行息过多，致利权授于他人，国势寝形微弱。中国幅员之广，矿产之饶，远胜泰西，人所共悉。入款甚多，而借款甚少。无须重息，可贷多金。前此洋债行息至七八厘以上者，非经手侵渔，即洋行扣折耳。
闻中国借券之股份，中外人争购之。每股九十五磅，有涨至一百零四五磅者。（外国之债股，分单时有涨跌，即俄国之钞票，亦有涨跌也。）由是观之，中国虽少出子金，仍能应手。闻我驻英某大臣曰：嗣后筹借洋款，应向英国劳士斋乃、德博令等大银行筹商。此两行专与各国挪借银钱，素有名望，人皆信服。常能以微息借巨赀。五处银行，万不能及。洋人尝言：刻中国借银百万，必到汇丰、丽如等银行，说明所借之数，所给之息。指明某某口关税备偿，本利分作若干结，按结支付，限年还清。银行应允借款，收存文契，即将银如数兑交。此向来筹借洋款之情形也。该银行如果自有巨款，此法尚属可行。无如仅能担承，实非殷实。中国既与该行议定，该行即出具百两券票一万张，从一至万。买股者或买一张，或买百张，多寡不等。迨头结还款到期，何人之银先收，何人之银后付，不可预知。其故何也？盖券票之涨跌无定。券票跌则本钱恐缺，人思速还。券票涨则利息依期，人思久借。爰创拈阄之法，定还债之期，免疑该行有偏袒之弊。此等办法，虽极公平。然股多之人，本钱必有亏损。盖收回全数，或收回半数，非到拈阄之日，无从预知。断不能料理于先。收回本钱，复入股分，大为不便。倘将来再筹借款，须设法补救此失，始易通融。必将放债诸人不便之事，代为通盘筹画。若稍有妨碍，势必增长利息，益受其亏。欲策万全，厥有二法。一曰立法。借银限定年月，一次全还。一日按结归款。先于券内载明第一结归还若干。第二结第三结归还若干。俾得早为料理。彼放债者亦乐闻某国借债建造铁路电线开矿治河一切富国之政，利息大而券票强，甚不愿出赀借人，妄作耗财无益之事。尤恶借债用兵，将银钱变作火药弹丸。万一亡国破家，则借款将成画饼。不但失去利息而已。驻英大臣之言如此。可深思其故矣。
我国家量入为出，本有常经。前时借债外洋，权应一时之用。金磅高下，既受巨亏。嗣后洋债一端，自应永行停止。况目前所借，并非外洋真正殷实商家。仍由银行担承后，每股百金，听中外商民购买。该行董事，转得上下其手，坐收利权。中国二十一行省殷实商民，为数不少。但使由户部及各藩库仿西法出给股票，每股百金，定期归还，按年行息，收放出入，诚信无欺，安见中外商民之信户部者，必不如其信银行，信中国者必不如其信外国乎？即万不得已再而借洋债，亦须统筹全局，审慎周详。不必再托在中国诸银行经手，以免辗转扣折，亏累无穷。但饬驻英使臣，迳向劳士斋乃、德博令等大银行熟商，行息不过四五厘。中国屡借巨赀，素守信义，欧西各国，共见共闻，大可与其本国国债之息银低昂相等。苟还本之期，定以一二十载，则彼民之有赀出借者，亦可作为产业，踊跃集赀。盖贪利之心，中西无异。利可图矣，虑其不可恃，以致失利。利可恃矣，又虑忽借忽还，不能久享其利。亦中外具有同情也。
今中国息借洋款，以海关作抵，其诚其信，为天下万国所无。乃以此绝大利权，不授于己民，而授之于外国。且不授于外国殷实之富户，而甘授于外国奸狡之牙商。此所以洋款一事，遂为通商以来一绝大漏卮。而泰西各国有识之士，且然窃笑于其后也。则不知彼己之情者，决不足筹交涉，取利权也。

☆李东沅○论传教
窃谓外国传教之士，实中国召衅之由也。洋人之到中华，不远数万里，统计十余国，不外通商传教两端。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传教则并欲夺华人之心。阳托修和，阴怀叵测。而教民交涉之案，遂迭起矣。
夫泰西本基督一教，分而为三，一曰耶稣教，一曰天主教，一曰希腊教。其教或分或合，有盛有衰。而教士则必周游各地，劝导人民，使之尊奉其教，亦以行道为言。中国既许洋人传教，自必按照条约为之保护。而各教士所到之处，理亦应归地方官约束，不得干预公事。无如中国莠民每倚进教为护符，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或租项应交业主，延不清偿，或钱粮应缴公庭，抗不完纳，或因公事而借端推诿，或因小忿而殴毙平民。种种妄为，几难尽述。
传教者又往往不知底细，受其瞒耸，存心袒护，出面扛帮，常有被控在官，匿不到案，甚至犯法既经议罪，竟公然纵之出洋，致令无处缉凶，案悬莫结。而地方官恐启衅端，先存戒慎。又不知外国律例，办理茫然，迁就定谳。以至平民受屈，伸理无从，积怨日深，群思报复。于是拆教堂、辱教士，及民教互斗之案，层见叠出。虽迭经大臣查办，或以相距太远，未悉隐情，或以律例不同，各执一是。讯断殊形周折，定案每致稽延。彼乃恃强，多方要挟。首犯既已抵罪，毁物复索赔偿。有司既已谪官，藉口添开口岸。蔑理悖情，殊乖和约。
倘欲顾全大局，必须善筹良法，彼此遵守，永远相安。夫华民各具天良，稍明义理之人，从不为彼教所惑。凡进教者，或为财利所诱，不克自持，或以狂病未瘳，失其本性，或奸民倚为声势，或犯罪求为系援。必先有藐官玩法之心，乃敢作逆理拂情之事。夫教士虽属西人，而入教者固中国之黎民也。以中国之黎民，准彼传教，已觉曲全和谊，大度涵容。而又抑此伸彼，岂真欲驱通国之人，尽为教民而后快耶？其患尚忍言哉！
自后宜令入教之人，开列姓名，报明地方官，与该国领事，注入册内，并另编门牌，书教民二字，衣帽亦稍示区别。遇有事故，仍依华例办理。其与领事会审，不许教士回护。倘系现在案犯，及先未报明注册者，概不作教民论。径由地方官自办，教士更不得过问焉。至各教士有干预公事，挟诈多端者，应该重罚，立即咨请该国分使，饬遣回国，以儆效尤。


○论考试
三代以来，风俗敦庞，取士之途，乡举里选，惟重实学至行。宽其途以求士，故野无遗贤，严其制以用人，故朝无幸进。降而唐宋，严于取而宽于用。始当考试，斤斤然拘于一格。至今因之。无论文武，总以科甲为重，谓之正途。否则胸藏韬略，学贯天人，皆目为异路。其取士也隘，则豪杰每有沉沦。其用士也宽，则庸佞不无忝窃。故举世奋志功名者，悉从事于此，老而不悔。竟有髫龄就学，皓首无成。尚何暇他顾哉！
闻西国设有数科，量材取士。虽王子国戚，欲当水师将帅者，无不兼习天舆地球格致测量诸学。初编行伍，以资练习。文案则自理，枪炮则自燃，即至贱至粗之事，皆不惮辛勤而毕试之。及功成名遂，致仕闲居，亦不废立说著书，以期传于当时，垂诸后世。至炮师医士，无不精于格物，通于化学。讼师亦须深明律例，考有文凭，方准行世。无论何学，总期实事求是。坐而言者，可起而行焉。
中国之士，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销磨于八股五言之中。舍是不遑涉猎。洎登第入官，而后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及兵刑钱谷等事，非所素习。猝膺民社，措治无从。皆因仕学两歧，以致言行不逮也。然则，文科可废乎？曰：非也。千古纲常名教经济学问，皆从经史而出，悉由文义所生。惟须分列四科，拔尤表荐。一曰考证经史，以觇实学。二曰策论时事，以观卓识。三曰兼试诗赋，以验其才华。四曰博询政事，以考其吏治。拔真材以资实用，不愈于空言无补之帖括乎？
至武科设于武后之时，专以骑射技勇见长，与文科并重。而世之习武者，只求入彀，博取科名，即默写《武经》，亦仅如小考文童之恭钞“圣谕”而已。试以兵法，开卷尚属茫然。迨夫仕途既入，举凡训练弁卒，与夫水陆攻守之策，阴符壬遁之书，冥然罔觉。即使射穿七札，力举百钧，要亦匹夫之勇耳。一旦临敌将，何恃而不恐哉？是不教而驱之战也。迩来荡平小丑，建立大勋，皆非武科中人，则其所习非所用也明矣。然则，武科可废乎？曰否。今战守所资，藉以出奇制胜者，不外乎水师火器。今中国既已举行。惟机器尚制造未精，轮船尚驾驶未熟，枪炮尚施放未巧，行阵尚步伐未齐。即有谙练之人，亦苦不足于用。诚能分门别类，取精用宏，当于武科中，亦列三等以取将才。一询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观其韬略。二问算学格致机器制造，以穷其造诣。三考测量枪炮高低命中及远以尽其能事。其能集众长者，不次超迁，以示奖励。专工一艺者，量材授事以广旁求。不愈于仅娴技勇骑射者乎？
然而欲作人才，先觇教养。今之学校书院，专事举业，而外邦之风俗政事，一概不知，且深以西学为可鄙。欲求一洞识时事，兼习中西者，实难其人。况当今海禁大开，藩篱尽撤，欧洲各国，无不肩摩毂击，互市通商。各恃富强，相为要挟。更宜练兵修政，选将筹边，断非醉草可以吓蛮，围棋自堪破敌时也。鄙见宜仿司马光十科之法，添设一科，颁天下省会。除小学堂外，各设书院，敦请精通泰西之天球地舆格致农政船政化学理学医学及各国言语政事文字律例者数人，或以出洋之官学生，业已精通返国者为之教习。所选学生，自十余岁至二十岁为限。须先通中西文字，就其性之所近，肄业四年，升至京都大书院，力学四五年。如果期满，造诣有成，考取上等者，即奖以职衔，派赴总理衙门海疆督抚，或船政制造等局当差。或充出使各国随员。如举博学鸿词之例。凡入院诸生，每年纳束修百元。如书院膏火不敷，由该地方官筹款补足。以冀渐开风气，实力研求。倘有别出新裁，造成一器，于国计民生有益者，视其利之轻重，准其独造数年。并给顶戴，以资鼓励。如此，则闻风兴起，人材众多。又何须朝廷遴选幼童，肄业泰西，致糜巨款乎？夫幼童万里从师，学业自卜其精进。惟少染外洋习气，情性或因而变迁，亦似非养正之道也。诚能变通旧制，教育英才，为国家宣劳，为海疆保障，大用大效，小用小效，又岂特文章华国，咸夸凤之才，武艺超群，即列鹰扬之选也哉。

○论招工
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故先王行仁政以济贫乏，严法令以禁惰游，所以保我黎民，不致流离异域者，意良厚也。频年粤东、澳门，有拐诱华人，贩出外洋为人奴仆，名其馆曰招工，核其实为图利。粤人称之为买猪仔。夫曰猪，则等人于畜类，仔者微贱之称。豢其身而货之，惟利是视，予取予携。复闻猪仔一名，载至西洋，税银一圆。澳门议事亭番官收费银二圆，而又恐华官烛发其奸。于是上下贿蒙，诡计百出。且粤省拐匪，先与洋人串通，散诸四方，投人所好。或炫以赀财，或诱以嫖赌。一吞其饵，即入牢笼。遂被拘出外洋，不能自主。又或于滨海埔头，通衢歧路，突出不意，指为负欠，牵扯落船。官既置若罔闻，绅亦不敢申诉。每年被拐，累万盈千。其中途病亡及自寻短见者，不知凡几。即使抵埠，悉充极劳极苦之工。少惰则鞭挞立加，偶病亦告假不许。置诸死地，难望生还。或谓猪仔落船，皆经番官讯问。不愿者立遣回籍。其飘然长往，绝无顾虑者，皆属情甘。似非刑驱势迫。不知拐匪奸计百出，贿通上下。即使番官审讯，悉属拐党替冒。并非本人一一过堂。释遣回籍之文，适以欺世。心狠手辣，踪秘术工。且其中不乏富贵之家，单传之子，误罹陷阱，望断家乡，一线宗祧，于焉中绝。言之酸鼻，闻者伤心。
夫贩人出洋，本干例禁，亦为西律所不容。昔年有贩阿洲黑人为奴者。经英国上下议院集商禁止，出赀数十万，悉赎之还尽行遣释。而严申禁约，弊绝风清，诸国无不称颂其德政。美国南北之战，其始以禁止贩奴而起。后卒设法禁绝，一视同仁。今汕头等处，诡秘难知，而澳门一隅，彰明较著。夫澳门本香山县属，即归洋人管辖。我朝宜申明条约，遣一介往责西人曰：贩人出洋为奴，实干例禁。各国共知，公法具在。查历年运往外洋之人，皆我赤子。不少富家宦族，墨客寒儒。据生还之华佣，述其苦况，几同地狱。然细核所由半皆受骗于匪人，非真立有合同，甘心远适。试为平心而论，易地以观。倘以此待贵国之人，其果能乐受否乎？贵国嗣后，当饬地方官留心查察，并禁船主不得私行运往。如敢故违，一经访察，或被告发船立充公，人即定罪。如此，则理直气壮，洋人自当折服矣。

☆李钟珏○索逃犯议
泰西公法，最重匿藏他邦逃人之罚。而待中国不然。中国罪犯逃至他国地界者，务为蔽护。官府百索不得。如去年粤东一犯，逃在香港，又犯西律，监禁狱中。委员往索，多方阻勒。犹曰于彼亦有案件也。其他之罪大恶极，必不可恕者，一至其地，若无事之人，毫无忌惮。如昔年奉旨严拿之某犯，逃在新加坡，公然戴已革之顶，插身官场，干预公事。此尤无忌惮之至者矣。
所以然者，当中英前届换约之日，未将此条切实更定，至今得以藉口。夫中西文法不同，往往同一语言，轻重互异。立约之时，苟不悉心细绎，一字含浑，他日即受牵制。即如中英和约第二十一条载：中国民人，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潜住英国船中者，中国官照会英国官，访查严拿，查明实系罪犯，交出等语。细绎和约原文曰：逃在香港，则出港一切，如南洋各埠，皆不在此约矣。曰：潜住英国船中，其洋文亦专指在港之英船而言。则出港一步，其他英船亦不在此约矣。当立约之日，以交涉只有香港一地，故如此立言。今也租界日辟，南洋各岛，尤为逋逃渊薮。亟宜重定约章，务照泰西公法，一例办理。现届下次换约之期不远。窃以为此事实为换约时第一要务。盖邦有常刑，斯有纲纪。使罪犯皆可巧避，则纲纪不振，而天下从此乱矣。
余常询诸西士之达时务者曰：公法既重逃人之例，何以独收中国犯人，岂非显悖公法耶？抑真外中国于公法耶？曰：非也。泰西重公法，尤重教。吾教以仁慈为主。彼犯人者，求生而未。若捕而送之，是速其死矣。为教主所不忍。曰：然则，西国犯人何以互交乎？曰：中西律例，轻重不同，刑法各异。西国人命重案，只有监禁。而牢狱亦洁净。中国一入狱中，备受苦楚。无论绞斩极刑，即审案时每至血肉交飞，哀惨难状，皆为吾教不忍。昔年香港曾交一犯至粤，后有教士某在法场，亲睹凌迟之惨，上告教王。教王恻然。爰登新闻纸，引为深戒。不然，西国何爱于罪犯而甘受逋逃薮之恶名哉？观教士所言，未始无故。我中国断不能枉法以就彼教。然他日换约时，亦当揭明此意，稍示变通矣。

○禁猪仔议
南方以物之稚者曰仔。猪仔者犹言小猪也。闽广两省生齿繁盛。当海禁未开，南洋群岛如苏门答腊、加拉巴、小吕宋等处，中国人民商贩出洋，家于其地者，不可胜数。海外获利数倍。内陆愚民艳之，日趋日众。然皆因其戚友，安然无害。未尝有拐骗贩卖，驱良民而置之死地者也。
同治初年，泰西英荷诸国，开辟荒岛，乏人垦治。以重赀诱往作工。遂有贩卖猪仔之事。当时闽之厦门，粤之香港，澳门，公然设馆。被拐者驱入舟中，絷其手足，如载群豕，其苦难言。及至外洋，更遭惨酷，十必死五。而奸民则坐获重利。后经地方绅士，据情禀报，上达总署，通行沿海各省，严密查禁，又照会英国，定以三十余款，可谓详备。而英国不允，其法未行。特猪仔之馆，不复公然开设。比年以来，较之同治间，风亦少息。然厦门、香港、汕头，每一轮船开行，凡下舱搭客，往往数百人，多至千余人。其中自愿出洋者固多，而被拐之猪仔，何船无之。中国虽不设馆，新加坡仍有客馆，专收猪仔。前年中国驻坡领事官，设法议禁。英员不允。后经移请潮惠嘉道出示查禁，以为清源之策。而示悬旬日，卒为驻粤英领事断断于大府，檄令收回。于是拐贩之徒，知中国禁令不行，益复肆行无忌。上年粤东火船，查出被拐良民至六十人之多。则其他之未经破案者，可知矣。
为今之计，欲与西官商禁，则总署之照会，且不允行矣。地方之告示，且不准凭矣。即执公法舆论，亦必强词夺理，徒费口舌。惟有责成就地绅士，购线查缉。其法在闽粤沿海各州府，选择公正绅士，论以缉匪之事。每一轮船开行，于埠头密查下船之客，必一一过目。如遇形迹可疑，详细盘究。平日又访查拐匪，不使入境。绅士不同委员，气谊联而耳目近，访查较易而确。此犹古者守望相助之法。彼外人不能阻我者也。况闽粤人好仗义。凡有益地方之举，皆肯为官府将伯之助。近年粤东清理匪乡一事，亦经绅士帮办。以之助禁猪仔，焉有不乐从哉。此诚简便易行之策也。

☆张树声○戒粤民出洋谋生示
照得粤省贫民，多有搭船出洋，自谋生业。如果本人情愿出外，并无别情，原可听其自便。但定章民人出洋，必须自备川资者，其中用意，民间未必深知。今特为尔等一详言之。查民人由粤出洋，道途远，盘川在所必需。现在每有华商洋船，搭客至檀香山埠。凡华商租船之费用，即出自搭客之川资。若尔等果能将应给川资备足交清，然后上船出外，则抵埠后，我朝设有领事官，一切下情，不难赴诉。即佣趁营生均可自由己便，不致受制于人。倘不能自备川资，因向租船之华商立单借贷，约期以偿。在尔等以为到埠后设法图维，即可清还借项。不思尔等在中国梓桑之地，尚无力自备川资，岂远涉外洋数万里之遥，人地生疏，转能筹偿欠项？势必受人挟制，逼令当工，写立合同，分年还欠。又将人作押，转揭银两，扣还所借川资。尔等远适异邦，身难自主。或听其转卖他处，或被其勒当苦工。虽有中国领事官，无从查悉。必将异地稽留，痛室家之远隔。甚且终身沦落，归乡国以无期。去就死生，皆难逆料矣。是以定章，民人出洋，川资必须自备者，职是故也。近日省城有等奸商，租赁外国船只，搭客出洋。往往借与川资，议立期单，于到埠后当工偿欠。又虑稽查委员查询，究出弊端。则诱令搭客，混认川资系由自备。愚民无识，往往堕其术中。该奸商等张狡谲，各搭客因为所欺，即外国洋船之船主人等，亦只知其租船搭客，不知其以搭客影射招工。此等奸商设陷愚民，实属罪无可逭。本部堂院已札饬地方官严拿究办，以警将来。至华民出洋，向章应由各铺户出具保结，声明各搭客均系自备川资，并无被人拐骗情事，并不许滥保匪人。各该铺户人等如果访查明确，各搭客委系自备川资，情愿前往，并非被人招诱拐骗，平日亦属安分之人，自可仍照向章出俱保结，不致无端波累，枉受株连。倘该铺户等并未查明，辄将借贷川资之搭客，及不安分之匪人，率行滥保。一经告发，或被查出，定即一并查究，决不姑宽。

☆王旒○钞币议
三代以上，君民相通，但有足民之事，更无足君之事。必百姓足而后君足，犹子孙富而父母未有贫者也。三代以下，君民相隔，既有足君之事，又有足民之事，且必君足而后百姓足，犹父母富，而子孙亦未有贫者也。夫欲足民，莫如重农务穑，欲足君莫如操钱币之权。然而往往不能操其权者，何也？盖自毁钱为器，起于工匠，而利权一失矣。铅钱私铸，窃于奸民，而利权再失矣。外洋钱币，行于中国，而利权三失矣。银价低昂，操于商贾，而利权四失矣。钱票仓券，出于富户，而利权五失矣。今欲操钱币之权，莫如禁银而行钞而又尽去其弊，则国用常足，而民财同阜矣。请综钱币之源流论之。
后魏团谦之曰：尧遭大水，以历山之金铸钱，汤遭大旱，以庄山之金铸钱。夫古者分国而治资于粟帛者重，而资于钱币者轻，故非水旱，要可不铸。后人或以珠玉龟贝刀布为币，未尝专以银与钱也。郑司农释诗，抱布贸丝云：周人以布广二寸，长二尺，凭官司印书其上，以为民间贸易之币。此即行钞所。汉武帝造白鹿币，唐宪宗用飞钱，又为行钱之渐。至宋张咏始行交子。宋孝宗以内帑金帛，易楮市藏于内库，一时楮币重于黄金。沿及金元皆用纸钞。明初亦行宝钞。至英宗有米麦折银之令，弛用银之禁，由是有出无入，而钞遂不行。迨崇祯十六年，生员蒋臣奏行铜钞，帝意欲用纸钞，因流贼渡河，其事遂止。夫自宋迄明凡行钞四五百年，本朝顺治中，亦尝兼行钞币，苟其有害无利，安能行之如是其久哉？按明户部侍郎倪元璐，尝欲行钞，其时省臣条陈十便，一曰造之本省，二曰行之途广，三曰赍之也轻，四曰藏之也简，五曰无成色之好丑，六曰无称兑之轻重，七曰革银匠之奸偷，八曰杜盗贼之窥伺，九曰钱不用而用钞，其铜尽铸军器，十曰钞行而银不行，其银尽实内帑。此十者，惟末二条立法尚未尽善，盖钞可用，而钱不可废也。银虽可废，宜仍散之民间为器饰，而不宜尽实内帑也。其余皆至论名言，无可疑者。而蒙细推行钞之利，其实不止此。如凡以他物为币皆有尽，惟钞则无尽。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则操不涸之财源，其大利一也。万物之利权收之于上，布之于下，则尊国家之体统，其大利二也。外欲不得以其币行中国，则动远夷之畏服，其大利三也。奸民谋逆，类皆以财利要结人心。国家财用不竭，则消奸民之逆志，其大利四也。用银有白纹元丝洋钱之不同，行钞归于画一，则齐天下之风俗，其大利五也。钞法既行，收铜以供鼓铸，则极钱法之精好，其大利六也。钞值既有一定，商贾不得低昂之，则绝民心之诈伪，其大利七也。富家或以土窖藏银，历久不用，银益见少，今举而变之，悉出易钞，则去壅滞之恶习，其大利八也。钞式宜变从前，分为七等，大钞书《孝经》，其次书印先正格言，俾民识字，则寓教民之深意，其大利九也。凡漕务河务盐务皆有积弊，当厘人不敢议者，恐经费不足故也，若行钞无难更定章程矣，则除万事之积弊，其大利十也。国计大裕，捐例永停，即捐衔亦可无庸，则重朝廷之名器，其大利十一也。一切取民者从薄，予民者从厚，则行千载之仁政，其大利十二也。
夫天下无不弊之法，而常恃有救法之人，而欲图天下之大功，必先破众人之论。人徒见宋金元明行钞不能无弊，遂以为不可行，不知皆立法未周之故耳。今试言其弊之大略。一则单纸易坏，而不知装潢糊表也。二则式印苟简，而不知宜镂版精工也。三则钞文但书刑律，无可观玩也。四则印章不多，难于辨别也。五则中统钞自二贯至十文，分为十一等，太琐屑也。六则中统钞止于二贯，民犹不便也。七则钞值二贯者，止费钱三四文，资本太轻，纸幅狭隘，程式不精也。八则有司以出钞为利，入钞为讳也。九则民以旧钞换新钞，必增工墨费，每贯三分也。十则旧钞行用，每至简阅也。十一则钞法屡更，使民疑也。十二则不铸钱，而钱日少也。十三则仍杂用银也。十四则专利于上，而不能行惠于民也。十五则虽设严刑，而未尽防伪之道也。

今诚能一一悉去其弊，则行钞者，宋金元明之法也，而所以行钞者，固非宋金元明之法也，岂非理财之善策哉！嘉庆年间翰林学士蔡之定曾奏请行钞。然徒言行钞，而不知去弊之方，则无以全收其利而不受其害，宜其议之不行也。夫自古有治人无治法。然苟有治人必有治法，而立法之善，不过即弊法而去其弊，所谓胜者，所用败者之谋也。蒙尝博观载籍，遍访通人，有言行钞之利者，必与之深心商榷，而究其理。有言行钞之害者，必与之反复辨论，而穷其故，实见钞法之行，利及百姓，而非止国家也，利及万世，而非止一时也。故为考证八条，目四十，问答二十，以破众人之论。刍荛之愚，俟有言责者择焉。

○原钞之始
元何异孙曰：郑司农释《诗》：“抱布贸丝”云：周人以布长二尺，凭官司印书其上，以为民间贸易之币，此用钞之始。
按司农此条，见《周礼》注，余初得之，谓可以证钞法。后检旧本《十一经问对》，则知何异孙已先我言之矣。今《通志堂经解》所刊《十一经问对》删去此条。
汉武帝时禁苑有白鹿，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值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
按一皮而值四十万，其值太重，窥此意止欲取王侯宗室之利，与民间无预也。
唐宪宗行飞钱，令商贾至京师委钱给，券轻装趋四方，合券取之。按飞钱合券取钱，即交子之权舆。宋太祖置便钱务，许商人投牒输钱左藏库，以诸州钱给之。
按此亦飞钱之意。
宋仁宗元年，置益州交子务。初张咏知益州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后富民稍衰，争讼不息，转运使薛山张若谷请置交子务，以权其出入，禁私造者。帝从其议，立务于益州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缗为额。
按商贾惮于重赍，交子之设，正以便民。今民间自行会票则交子之用，隐操于富户矣。○造钞之法
宋史云：景定四年，以收买逾限之田，复日增印会子一十五万。咸淳四年以近颁见钱关子，贯作七百七十文，公私擅减者，官以赃论，吏则配籍。五年复申严关子减落之禁。七年以行在纸局所造关子纸不精，命四川制使抄造输送，每岁以二千万作四纲。
宋高宗二十四年，金使置交钞库，金以铜少造钞引，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伯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谓之小钞，与钱并用。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诸路置官库受之，每贯取工墨钱十五，公私便焉。宋理宗景定元年，蒙古行交钞法。王文统立十路宣抚司，示以条格，欲差发办，而民不扰，盐课不失常额，交钞无致阻滞，遂行中书省，造中统元宝文钞，立互市于颖州涟水，光化军交钞法，自十文至二贯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诸路通行，赋税并听收受，仍申严私盐酒钞麴货等禁。
按金元用钞之初，皆见其便。迨行之久，而其弊渐生。于是议更造，愈更造，而弊愈生，其故有由也。金之钞初止十贯，而其后乃有二百贯至千贯者。元之钞始止二贯，迨桑哥造至元钞自一贯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贯视中统钞五贯文，是方尺之纸，值钱五千文也。武宗造至大钞凡十三等，每一贯准至元钞五贯，是方尺之纸，值钱五万文也。先后轻重不伦，无怪乎视为虚券，而不可行也。斯固由更法之弊，而亦创制之初，未能斟酌至精也。然则欲行钞者，必立法之始，详审精密，先求尽善一定之后，更不改造，而后钞可永行矣。
金史云：初贞元间既行钞引法，遂设印造钞引库，及交钞库，皆设使副判各一员，都监二员，而交钞库副，则专主书押搭印合同之事。又曰：交钞之制，外为阑作花纹，其上横书贯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号料，号外篆书曰，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贯，料号衡阑下曰，中都交钞库，准尚书户部符承都堂札付户，部覆点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圣旨印造，逐路交钞，于某处库纳钱，更许于某处库纳钞，换钱官私同见钱，流转其钞，不限年月行用。如字文故暗，或钞纸擦磨，许于所属库司纳旧换新。若到库支钱，或倒换新钞，每贯量克工墨钱若干文。库掏攒司库副使各押字年月日印造，钞引库库子库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尚书户部官，亦押字。其搭印支钱处合同用印依常例。
按金之制，钞法亦备矣，惜其尚未知装潢精工，使不至易坏也。至于命善书者，书先正格言其上，富民而兼寓教民，不尤善乎。
《元史》云：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值，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其文以十计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计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二，曰一贯文，二贯文。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至元十二年，添造厘钞，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初钞印用木为板，十三年铸铜易之。元至大四年罢行至大银钞铜钱。杨朵法曰：法有便，不当视立法之人，为废置。铜钱与楮币相权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废耶！言虽不用，时论是之。
按以钞为不可废，以钱钞为宜兼行，自是确论。
元顺帝十年，欲更钞法，吏部尚书契哲笃迎合宰相脱脱意，请以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国子祭酒吕思诚曰：中统至元自有母子，岂有以故纸为母，而立铜为子者乎？又曰：钱钞用法，见为一致，以虚换实也。今历代钱与至正钱，中统至元钞交钞，分为五项，虑下民藏其实，而业其虚，恐不为国家利。亻契哲笃曰：至元钞多伪，故更之。思诚曰：至元钞非伪，人为伪耳。至元钞人犹识之，交钞人未之识，伪将滋多。契哲笃曰：钱钞兼行何如？思诚曰：钱钞兼行，轻重不伦，何者为母？何者为子？汝不通古今，徒以口舌取媚大臣乎？
按以钞为母，以钱为子，钞数多而钱数少，钞以便总统之用，钱以便零析之用，此法未尝不善。第当于立法之初，先定其规，而慎守之。元世先废钱不用，至顺帝时钞法极弊之世，承仁宗罢行银钞铜钱之后，而欲更法，宜其不可行也。契哲笃诚未达时务，而吕思诚之言，亦岂极至之论耶？
陆世仪曰：古有三币。今亦有三币，古之三币，珠玉、黄金、刀布，今之三币，白金、钱、钞。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皆粟与械器耳。粟与械器，持移量算，有所不便，于是乎代之以金，是金者，所以通粟与器械之穷也。所谓大不如小也。物有至微，厘毫市易，则金又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钱。钱者所以通金之穷也。所谓顿不如零也。千里赍持，盗贼险阻，则金与钱又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楮。楮者如唐之飞钱，今之会票，又所以通金与钱之穷也。所谓重不如轻也。识三币之情，则知所以用三币之法矣。
按此论三币甚确，知重不如轻，则知钞之不当废矣。
高珩云：钞法亦可救急。若大粮商税，非钞不收，则钞法立行，上操利权，出不尽而用不竭，又安用朱提为乎！唐法为租为调，元明开国之初，皆以宝钞济用，不专重金银也。

○究钞之法
宋史宝佑四年台臣奏：川引银会之弊，皆因自印自用，有出无收。今当拘其印造之权，归之朝廷，仿十八界会之造，四川会子，视淳之令，作七百七十陌于四川，州县公私行使，两料川引并毁，见在银会姑存。旧引既清，新会有限，则楮价不损，物价自平，公私俱便矣。有旨从之。
宋沈括曰：钞法数易，富家不蓄钞而蓄钱。
宋徽宗改四川交子为钱引，新交子一千，当旧交子四千，交子法大坏。
金赵秉文曰：比者宝券滞塞，盖朝廷将议更张而已妄传不用，因之抑遏，渐至废绝，此乃权归小民也。自迁汴以来，废回易务，臣愚谓，当复置，令职官通市道者掌之。
金赵伯成曰：更造之法，阴夺民利，其弊甚于征之。
按前朝行钞，皆在开国之初，而行钞无弊，尤在一朝极盛之时。元始祖明太祖皆开基之主也，宋仁宗金世宗皆一朝极盛之时也，宋孝宗亦南渡后之盛时，成祖亦当明之盛时，故钞法通行无弊。明庄烈帝当末年危殆之时，方思行钞，尚何及哉！所以虽有倪元璐之才，终于不可行也。
本朝顺治八年，行钞贯之制，是年始造钞一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有奇。自后岁以为额，至十八年即行停止。
按前朝于铜钱之外，皆兼以钞为币，本朝始专以银为币钞，惟顺治年间曾暂行之。后以国用充余，遂行停罢。论者谓国初制钞甚少，故暂行无弊。然苟敛散有术，制度精工，虽多造常行，亦可以有利而无弊也。

○防钞之伪
宋史赵开兼宣抚处置使司，疏通钱引，民以为便。宣司获伪引三十万，盗五十人，张俊欲从有司议，当以死。开白浚曰：相君误矣，使引伪加宣抚使印其上，即为真矣，鲸其徒使治币，是相君一日获三十万之钱，而起五十人之死。浚称善，悉如开言。
按此亦权时善处之法，然伪引加印为真，则当时立法之疏可见矣。固不若多为印特造佳纸，尤使之难于作伪也。
宋孙甫监交子务，或以伪造多犯法，欲不用。甫曰：交子可以伪造，铁钱可以私铸。但严治之，不当以小害废大利。
按甫之言，可谓通达国体。若因有作伪而废之，是因噎而废食也。
宋史高宗三十二年，立伪造会子法，犯人处斩，告者赏钱十串，不愿受者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赏，愿补官者听。
宋史淳熙二年，宗正丞韩祥奏：坏楮币者，只缘变更，救楮币者，无如收减。自去年至今，楮价粗定，不至折阅者，不变更之力也。今已罢诸造纸局，及诸州科买楮皮，更多方收减，则楮价有可增之理。上曰：善。三年，臣僚言：今官印之数虽损，而伪造之券愈增，且以十五十六界会子言之，其所入之数，宜减于所出之数。今收换之际，原额既溢，举者未已，若非伪造，其何能致多如是？大抵前之二界，尽用川纸，物料既精，工制不苟，民欲为伪，尚或难之。迨十七界之会子，印以杂用川杜之纸，至十八界，则全用杜纸矣。纸既可以自造，价且五倍于前。故昔之为伪者难，今之为伪者易，人心循利甚于畏法，况利可立致，而刑未即加者乎？臣愚以为抄撩之增添纸料，宽假工程，务极精致，使人不能为伪者上也，禁捕之法，厚为之劝，厉为之防，使人不敢为伪者，次也。
按此论防伪之法，极精切。
《金史》曰：高汝励言钞法，务在必行，府州县镇各籍辨钞人给以条印，听与人辨验，随贯量给二钱，贯例虽多，六钱即止。每朝官出使，则令体究通滞以通闻。
按欲防伪，则必为民间立辨伪之人，此法决不可废。
《元史》：林兴祖至治中知沿山州，沿山素多伪造钞者，豪民吴友文为之魁。友文奸黠悍鸷，因伪造致富，乃分遣恶少四五十人为吏于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辄先事戕之，前后杀人甚众。兴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即张榜禁伪造者，且立赏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实斥去，又有告伪造二人并赃者，乃鞫之。款成，友文自至官，为之营救。兴祖命并执之狱，具逮捕其党，悉置之法。
按钞之利厚，民必思伪造，虽立严刑以禁之，而伪造者，犹冀其事之不败露也。若非立赏募告，则人以为首告者，损人而不利己，非素有仇怨，又谁肯为之乎？兴祖之治沿山善矣。窃以为伪造者，既重其罪，凡亲族邻里，知而不举者，皆当缘坐，而首告者，必予重赏。凡官长能发觉逮治者，必立予迁擢。如是则人皆畏法悦赏，而伪造之弊自绝矣。

○重钞之术
宋孝宗以内帑金帛易楮，藏于内库者四百万，行于民间者仅二百万，一时楮币重于黄金。龚茂良奏：闻得商旅往来贸易，竞用会子，一为免税，二为省脚乘，三为不复折阅。以此观之，大段流通。叶衡奏：今诸处会子甚难得，宜量行支降行使。上曰：未可，向来止缘所出数多，致有今日之弊。今须少待，徐议施行。上又曰：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
按孝宗谓会子少则重，多则轻，是诚然矣。然亦不患其出之多，而第患其入之少。苟收敛有术，则钞亦流转于上下而无穷，奚至于多而轻哉。
《宋史》云：高宗因论四川交子最善。沈该称提之说，谓官中常有钱百万缗，如交子价减，官用钱买之，方得无弊。淳熙七年，以十八界与十七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使。十一年以会价增减，课其官吏。
金明昌三年，敕尚书省曰：民间交钞流转，当限其数，勿令多于见钱也。按此亦同宋孝宗之意。
明昌中宰臣奏：民间所以难得钱者，以官豪家多积故也。在唐元和间，尝限富家过二千者死，王公重贬，没入，以五之一赏告者。上令参酌定制，令官民之家，以品从物力，限见钱多不过三万贯。
按唐制过五千者死，其法太重，富家多蓄钱，罚之足矣。钞法行恐民蓄钱而不蓄钞，斟酌此法行之可也。
金承安二年，宰臣奏：旧立交钞法，凡以旧易新者，每贯取墨工钱十五文。至大定二十三年，不拘贯例，每张收八文。既无益于官，亦妨钞法，宜从旧制便。若以钞买盐引，每贯权作一贯五十文，庶得多售。上曰：墨工钱贯可收十二文，买盐引者每贯可权作一贯一百文。
按工墨费钱愈少，则民愈便。宰臣以为有妨钞者法谬也。若一贯之钞，而权作一贯一百文，使民乐于用钞则可行。
金高汝励曰：随处州府库内各有辨钞库子，钞虽弊不伪，亦可收纳。去都邑远之城邑，既有设置合同换钱，客旅经之，皆可相易。更虑无合同之地，难以易者。令官库凡纳缗钞者，受而不支，于钞背印记官吏姓名，积半岁赴都易新钞。如此，则缗钞有所归而无滞矣。
金泰和时，从辽东按察司杨云翼言，以咸平东京两路，商旅所集，遂从都南例，一贯以上用交钞，不得用钱。
又孙铎言：民间钞多，正宜收敛院务税诸名钱可尽收钞，秋夏税纳正色外，亦令收钞，不拘贯例。农民知之，则钞渐重，可以流通。
按此三说，皆所以使钞之必行。或问行钞可决信民之乐从否？曰：可。但当图之以渐，而用之有术尔。盖钞之利厚，必分散于官与民，使各享其利，然后行钞可常久不废，此能使钞必行之术也。
《日知录》云：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货交易，违者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货给之。其立法若是之严也。九年四月己丑，许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十九年三月己巳诏岁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远难致，许易金银以进。五月己未，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通其数，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银布绢钞定输京师。此其折变之法虽暂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按既禁用金银所以重钞也，而未几即许民易金银以进，是自坏其法也。顾亭林先生钱粮论，谓不收钱而收银，则河北之响马必多矣。此可知用银之弊，易长盗贼。盖钱货重实，盗贼所取无多，则因而止者多矣。若用钞则又轻而易藏，盗贼既不能知觉，又可多为标识，则窃之必易于败露，亦弭盗之善术也。夫以钞之虚为之母，以钱之质为之子，子母相权，民已甚便，又何为而必用银乎？明初觊于用银之利，故自弛其禁。而不知其长盗贼之风，启谋财害命之端，卒至开矿殃民，而国用益以不足，此计之失也。

○钞论之用
《金史》曰：有司言交钞旧同见钱，商旅惮于致远，往往以钱买钞，盖公私俱便之事，岂可罢去。
《金史》曰濮王守纯以下，奏曰：自古军旅之费，皆取于民间，朝廷以小钞殊轻，权更宝券，而复禁用钱。小民浅虑，谓楮币易坏，不若钱可久。于是得钱则珍藏，而券则亟用之唯恐破裂而至于废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钱日贵而券日轻。然则券之轻非民轻之，国家致之然也。不若量其所支，复敛于民，出入循环。则彼知为必用之物，而知爱重矣。今徒患轻，而即欲更造，不惟令不能信，且恐新券之复同旧券也。
按量其所支，复敛于民，自是善术，第患奉行之不力耳。金宣宗问：钞法如何而通？刘炳对：以敛散相权，则钞法通。
元世祖尝问太保刘秉忠钱币之法。秉忠对曰：钱用于阳，楮用于阴。华夏阳明之区，沙漠幽阴之域。今陛下龙兴沙漠，君临中夏，宜用楮币，俾子孙世守之。若用钱不合于宜。于是绝不用钱。
按用钞自有便处，然何必废钱。刘秉忠不以正对，而为此穿凿之谈，何也？○钞弊条目四十
一、钞分为七等，曰五千贯，曰千贯，曰五百贯，为大钞。曰百贯，曰五十贯，为中钞。曰十贯，曰二贯，为小钞。大中钞当今会票之用，小钞当今钱票之用。
一、二贯以下无钞，更铸当百当十大钱，以便民用，钱为三等。
一、纸类甚多，造钞务选佳纸，洁白光厚耐久者，既用造钞，即禁民间不得买卖此纸，以防作伪。窃拟高丽纸佳者，即可造，其劣者听民间行用。
一、五千贯钞，用纸三丈，阔尺二寸，千贯用纸二丈五尺，五百贯用纸二丈，百贯用纸一丈五尺，五十贯用纸一丈，十贯用纸五尺，二贯用纸三尺。大钞命善书者书《孝经》其上，真草篆隶俱可。中钞半书半印，用先正文，如《原道西铭》之类。小钞用桐板印文其上，如程子四箴，朱子家训之类，务极精工。
一、大钞中钞，装潢成卷，小钞亦糊裱行用，以防易坏。一、大钞中钞行用时，或以金石木革为函，小钞以绡素为函。
一、以金玉水晶银铜倩好手雕为五印，各有官掌之，又分三等，大钞用大印五，中钞用中印五，小钞用小印五，以朱砂好印色印其上，违者罪之。
一、造二贯之钞，尤贵精工，必费本二百余文。铸大钱必极工巧，以防伪铸。
一、行钞先从京师起，以次渐及于各省，约数期年，然后遍及天下。
一、造钞发于各省布政司为印记，发于各府又为印记，发于各县又为印记，发于钱庄，钱庄又为印记，然后行之民间，则易于辨伪。

一、以大钞中钞，发与各银号，即禁其不得私出会票。如领一万贯钞者，半年之后，核其换银若干。如已用完，则收其银，如钞十千贯之数，以一分之利与银号。
一、以小钞及当百当十大钱，发与钱庄，即禁其私出钱票。民以银易钱，即以小钞与之。如银数不满二贯有零者，则以大钱与之。半年之后，核其所入银数，而收其十之九，以一分之利与钱庄。
一、民以银易钞，在下令半年之内，准加一分之利，与之一年之内加五厘之利，与之一年之后，照时价不加。一、民以钱易钞，以钞易钱，钱庄准取百分之一，不许多取。
一、钞之出入，经吏胥之手，亦准取百分之一，但取之官，不取于民。如有勒索，严治其罪。一、随在设立办钞之人，官给以禄。
一、钞既各分省分，易于稽察，又令通衢大邑，设立官局，民以他省钞至者，验明准其换本省钞行用。一、民以钞纳钱粮及关税者，二贯之钞，准作二贯二百文用。
一、小钞行用既繁，虽糊裱尚不免易于霉烂。但辨其非伪，许将霉烂之钞，纳钱粮关税，惟止作二贯用，更不加二百文。既纳之后，解部焚毁，以免倒换之弊。
一、下令，二年之后，钞法通行，禁民间不得以银为币，惟为器皿不禁。私以银交易者，没入其银与物，以其半赏告者。
一、禁银之后，募商人领银开设官局，挞造银器，以减半之价，售于民间，使银价益贱。民以银易钞者，亦作半价。
一、设立收银之局。民间有卖铜器者，官为重价收之，以供鼓铸，禁绝挞造铜器之铺。惟锁钮乐器，不禁。其余铜器不准民间买卖，胥吏不得向民间搜括旧藏铜器，以致骚扰。
一、钞贯文有一定，私减钞价者有罪。一、造钞之后，必二十年，然后添造新钞。一、监造官钞时，不得刻减工费，以致不如程式，违者罪之。
一、伪造者斩决枭示，出首者赏钞百贯，更籍犯人之产予之。胥役能捕获者，亦如之。官长能发觉，立予迁秩。邻族知情不举首者同坐。如始系同谋，而能自部者，免罪受赏。
一、各处官库俱令积钱如民间钞多，即发钱收买，不令民间壅滞。一、小民误用伪钞，更不加罪，惟更究其伪造之人。
一、民间藏钱，非典当钱庄字号，不得过一千贯，如违禁没入其钱十之五，即以五之半赏告者。
一、行钞之初，内外官俸各加一倍。本俸暂与以银，加俸悉给以钞。俟钞法通行后，官俸各加数倍，悉给以钞。
一、书钞之人，予以重禄，如有官爵者，纪功迁秩。造钞出力者，立予议叙。
一、行钞之初，必加惠于民，蠲免逋欠，优恤耆老，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地方官能奉行钞法无弊者，必予加级纪录。一、令学中稽察贫士，给钞周恤。
一、民有鳏寡孤独，及遇水火凶荒之灾，皆发钞赈给。一、地方有水利当兴，及荒土可耕者，皆发钞修治。一、行钞之后，关税田赋盐课皆议减。
一、商人与外洋交易，准以钞向沿海地方官局易银去。及还，准以银易钞，出入之价如一，银器不准载入外洋。
一、外蕃贡使入朝，欲市中国之货者，准以银易钞行用，则外蕃亦重中国之钞矣。
耕当问奴，织当问婢，钱币当问商贾。予乡里多富商大贾，故与精于会计者，参酌事情，思其兴利防弊之法，略备于此。非敢据史册陈言，徒侈书生之论也。

○附钞币问答三十
或曰：国家之成法，不可改。答曰：世祖章皇帝八年尝造钞，每岁十二万，至十八年因国用充裕停止，则用钞正所以复祖制，何嫌于改法？且语云：利不百不变法。今行钞视用银，岂止百倍之利乎！
或曰：天下方处全盛之时，若行钞则示民以贫矣。答曰：苟财匮已极之世，虽欲行钞，而民不信。正惟当全盛之势，而生齿日繁，经费浩大，王制所谓积三十年之通者，不可不豫为之计耳。此乃所以开富足之源，安得谓示民以贫哉！
或曰：钞乃末世之所用，恐不可行之。答曰：宋太祖始立便钱务。至仁宗时立交子务，正宋极盛之时。金元两朝，皆开国时用钞。金世宗有小尧舜之称，其时亦盛行钞。明太祖开基之主，亦造宝钞。至崇祯时欲行钞而不及行，非钞之有害于国也。而论者以为末世之政，岂不冤哉！
或曰：恐伪造者多。答曰：既特造佳纸，多为印信，钞直重者，又令善书者书之，则作伪者，必先造伪纸，又刻印信，再摹字迹，有一不肖，其奸立破，较之私铸钱，伪造银，其难数倍。而又随处皆立辨钞之人，重法以诛作伪之人，重赏以奖告伪之人，则伪造自可息矣。
或曰：恐民不乐行钞。答曰：今京师民间贸易，皆用钱票，远方商贾，皆用会票，已不异于用钞矣。间有钱庄歇闭，而票不能取钱，则民受其害，而民终肯用钱票者，以便易故耳。况国家所用之钞，有散有收，永保无虞，钱可易钞，钞可易钱，便易之极，而民翻不乐从乎？
或曰：今钱漕一经胥吏之手，即有浮收，若行钞则弊更不可测。答曰：钱漕所以能浮收者，以每县各分疆界也，故胥吏得以持权。若换钞则所设官局钱庄甚多，随地可以换易，胥吏安得持权？且钱漕不许包完，故胥吏得以勒制小民。苟以钞纳税，尽可托绅士代纳，胥吏又安敢勒制之乎？又按钱漕之浮收也，彼亦有所借口也，曰米色之丑也，解费之重也。若行钞，彼又无所借以为名矣。吾正恐胥吏之无可作弊，而奉行不力，故加百分之一以予之，岂惧其侵渔乎？
或曰：银与铜乃坚刚不坏之物，而钞不可久。答曰：昔之造钞，制度苟简，故易于毁坏。今之造钞，程式精工，纸料坚厚，大者装潢成卷，藏之于函，可数百年不坏，小者裱糊行用，二贯以下，仍用钱，则不至于甚繁，虽小钞亦可十数年。即有霉坏，仍准其纳粮充税，解部焚毁，可以免倒换之累，于民无损。若虑水火之虞，则以皮木为函，可以入水不濡，以金石为函，可以入火不，何易坏之有？
或曰：以楮为币，是以无用为有用，近于欺民之术。答曰：铜之为物，寒不可衣，饥不可食，圣人制为钱，以奔走天下，是亦以无用为有用也。设令三代上有纸，安知圣人不以之造币乎？若必以有用为币，则有用莫如帛，然固不可以为币明也。
或曰：恐物价腾踊。答曰：物价之所以贵者，以物少而钱多也。今以钞易银，钱不为之多，而物不为之少，物价何以腾踊乎？
或曰：恐犯罪者多。答曰：伪造既难，则犯者自少。至于民之换钞，既获一分之利，彼自愿从，朝廷未尝强之使换也。盖立法但禁伪银，不禁藏银，何犯罪之有？且从此而铅钱伪银之弊绝，盗贼劫银之风亦绝，则狱讼可省，而论者反虑犯罪者多，谬矣！
或曰：用钞但利国耳，于民何预？答曰：国用既足，则加官俸，吏增禄，田赋可减，关税可轻，鳏寡孤独皆养之，由是兴水利，垦荒田，积义仓，修学校，使将天下无一夫之不获，岂止利国已哉！
或曰：何不银钞兼用？答曰：苟欲两利而俱存之，则银与钞，必互相低昂，而其价不能画一也，明之已事可征矣。明初禁银不用而钞行。其后，自弛其禁，而钞渐不行。故必废银不用，而后钞重也。
或曰：何不并钱废之？答曰：既用钞，则用钱之处自少，若必并钱废之则钞必琐屑而不可行也。
或曰：天下之银，尽收于上，民间不虑其空乎？答曰：银既收于上，上亦无所用之，则当减价，仍散之于下，使民间得为器皿，但当严禁其为弊耳。如是则银价必甚贱，而钞益宝贵。此本齐高帝金土同价之意，而善用之者。
或曰：宋孝宗言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今准天下银，而制钞无乃太多？答曰：以天下论银之行用，本虑其少，则以银易钞，适如其数，虽倍加之，尚未至于多而轻也。且必二十年后添造，自不患其日多也？
或曰：宋富公弼言交子之法，必积钱为本，今行钞而不以积银为本，安在可行？答曰：此又古今时势之不同。古人以钞代钱，相辅而行，故必积钱为本。今则以钞易银，废银不用，安用积银为本哉？百姓有万亿之银，国家造万亿之钞以易之，民间所有之银，即国家用钞之本，与宋之时势异矣。
或曰：马端临言用钞则下无犯铜之禁，今何以用钞而复禁铜？答曰：必禁铜为器，方可绝私铸私毁之两弊，又不遽禁铜，而以钞买之，则民亦乐从矣。较之贾谊七福之说，刘秩五利之议，更为便易。
或曰：银可分用，而钞难零折。答曰：钞既分为七等，又有钱三等以佐之，亦何事其分折乎？
或曰：恐事涉烦扰，未免骇民。答曰：今天下簿书出纳，律例科条，其事甚琐，不闻厌其烦扰。岂以操天下钱币之大权，而可虑其烦扰乎？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民又何骇？
或曰：中国既不以银为币，银必入于外洋。答曰：外洋欲市中国之货，必先以银易钞。彼之银有尽，而吾之钞无穷，则外洋之银，且入于中国，而中国之钞，且行之外洋矣。岂虑银之入外洋哉！
或曰：万一国家复用银，而不用钞，岂不害民？答曰：天下既安于行钞之利，后世必无废钞之事，正不必过虑也。
或曰：国家何不径自行钞，而必易民间之银乎？答曰：以易钞银，非贪天下之银也，盖径自用钞，则银归无用，而富家之藏银者，受其害矣。惟以银易钞，则民之贫富，适如其故，富者自不怨矣。
或曰：民以钞虚银实，终藏银而不易钞则何如？答曰：民之欲藏银者，恐钞有时不用耳。今若明示以历久不改，彼百姓安肯舍目前现用之钞，而藏不准为币之银乎？
或曰：恐富家藏钱而钱少，则如何？答曰：宋金元钞法屡更，故富家不蓄钞而蓄钱。若一定不移，则藏钱繁而藏钞简，民又何乐为此乎？且国家可仿唐时设立限制，使藏钱不得过多，自不至于钱荒矣。
或曰：设民以数万之钞，尽欲易钱，则钱庄何以给之？答曰：大钞惟准易小钞，小钞方准易钱，且民间藏钱不准过一千贯，又岂虑其难给乎？
或曰：顾氏《日知录》尝极言钞法不可行，通人之论，似不可违。答曰：顾氏见钞之废，以为帝王之权有所不行，而不知特由于钱粮不收钞之故也。且顾氏所恶者宋金元明之钞耳。今能尽举其弊而去之，虽亭林先生复生，亦必以为可行矣。
或曰：钞行而财用足，则风俗奢侈，亦一弊也。答曰：沃土之民不材，理固有之，然加之以教，既富方谷，亦易为善，岂反虑其足耶？
或曰：如此不几于聚敛乎？答曰：所恶于聚敛者，为其剥民以利国也。若钞法则并未取民分毫之利，而民反受其益，岂可与桑弘羊之平准，王安石之青苗同日语哉！
或曰：恐奉行者不皆得人，虽良法岂能无弊。答曰：天下之法，皆可以生弊。然立法之初，必先求其尽善而后行，至其小小利害，又当随时变通之，而大体卒不可改。但得贤者一二人操其权，则其下奉行之人，又谁敢舞弊乎？
或曰：此外岂别无足财之策，何事行钞？答曰：天下之财，止有此数，损上则益下，损下则益上，故计臣言富国之道，未有不病民者。司马公所以言不加赋而国用足，必无之理也。惟行钞则取之不尽，而非取于民也，实为法之良者。第前人行之，尚未能尽其妙耳。
金史云：有司乞罢七年厘革之限，交钞字昏方换，而收敛无术，出多入少，民浸轻之。
按出多入少，最是行钞大病，钞之所以轻也，况更有出而无入耶！至于钞轻而议更造，则民病，而钞益轻矣。
金宣宗贞佑三年，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由于钞窒，有出而无入也。虽院务税增收数倍，而所纳皆十贯例大钞，此何益哉！今十贯例者，民间甚多，以无所归，故市易多用见钱，而钞每贯仅值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臣愚谓宜权禁见钱。自是钱货不用，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变交钞，屡弊皆至窘败，谓之坐化，商人往往舟运贸易于江淮，钱多入于宋矣。
按钱与钞，当相需为用，欲重钞而禁富家之多藏钱可也，竟欲禁钱不用，过矣。
《金史》曰：在官利于用大钞，而大钞出多，民益见轻，在私利于得小钞，而小钞入多，国亦无补。于是禁官不得用大钞，已而恐民用银而不用钞，则又责民以钞纳官，以示必行。先造二十贯至百贯例，后造二百贯至千贯例，先后轻重不伦，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则限以数年，限以地方，公私受纳，限以分数，由是民疑日深。其间易交钞为宝券，宝券未久，更作通宝，准银并用，通宝未久，复作宝泉，宝泉未久，织绫印造，名曰珍货，珍货未久，复作宝会，讫无定制，而金诈讫矣。
按金之末造，疲于用兵，虽使货财山积，亦必不足于用矣，而急急屡更其钞法，有何益哉？若以金之亡而归咎于钞法之不可行。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之论也。按在官利于用大钞，在民利于用小钞，此亦金之时势使然。若天下承平，中外一家，商贾流通，则民亦甚便于用大钞也。今之会票，或万或千，何不便之有乎？
元史刘宣言：原交钞所起，汉唐以来皆未尝有。宋绍兴初，军饷不继，造此以诱商旅，为沿边籴买之计。比铜钱易于赍擎，民甚便之。稍有滞碍，即用见钱，尚存古人子母相权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
明史云：宪宗令内外课程，钱钞兼收，官俸军饷亦兼支钱钞，是时钞一贯不能值钱一文，而计钞征之民，则每贯征银二分五厘，民以大困。正德三年，以太仓积钱给官俸十分为率，钱一银九。嘉靖四年，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
按宋金元用钞，皆与一代相终始，虽其间不能无弊，然未有废钞而不用者。独明至中叶，钞竟不行何也？以银币盛用故耳。而银币所以盛，一坏于太祖立法之初。既禁用金银，而九年复许以银代输租税，所以两浙、江西、闽、广之民，重钱轻钞，至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而物价翔贵也。再坏于英宗即位，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弛用银之禁。由是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用钱，而钞壅不行也。邱浚云：钞法不可行，以用之者无权也，信哉。
《明史》：钞法自弘正间废，天启时给事中惠世扬复请造行。崇祯末有蒋臣者申其说，擢为户部司务。倪元璐方掌部事，力主之，然终不可行而止。
按崇祯时，国势方殆，即欲行钞，民安肯信之哉？所以当时识者，皆追咎弘正间之废钞法也。使钞法行，而不以银为重，即万历时矿税之害，亦何自而兴哉！
韩文公策问曰：今天下谷愈多而帛愈贱，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谷有余，蚕者不多而帛有余，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
按此乃钱荒之弊。唐人用钱其弊如此！今天下用银，能无银荒之弊乎？欲救其弊，固莫如用钞也。
《日知录》曰：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汉书》食货志言：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不为币。孝武所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六月诏曰：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然考之《通典》谓：梁初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而唐韩愈奏状，亦言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言，自岭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巴以外，亦以盐帛为交易，黔巫溪用水银朱朱彩绘巾帽以相市。《宋史·仁宗纪》，景佑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于是有以银当缗钱者矣。《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值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又云：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十五，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
按银之用，始盛于金末，至明中叶而益盛。物莫能两大，此钞法之所以坏也。唐以前无钞，尚不用银，则既用钞用钱，又何为必用银哉？
《日知录》云：议者但言洪武间钞法通行。考之实录，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铜钱矣，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银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钞者，每石增五贯为十贯。是国初造钞之后，不过数年，而其法已渐坏不行。于是有奸恶之条，充赏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盖昏烂倒换，出入之弊，必至于此。乃以钞之不利，而并钱禁之，废坚刚可久之货，而行软熟易败之物，宜其弗顺于人情，而卒至于滞阁，后世兴利之臣，慎无言此可矣。
按此一条，可知明初立法之未善。盖金银可禁，铜钱则岂可禁乎？亭林先生所以深恶钞法者，不过以其昏烂倒换，出入之弊耳。今若以佳纸制造大钞，选天下善书者书之，装潢糊裱，行用时以函藏之，又何有昏烂倒换之虞乎！小钞必自二贯起，则程式亦可精工，行用者必加慎重，而昏烂亦少。唐宋人字画传至今者有矣，岂以纸虞其易坏哉？又钞之昏暗者，准其纳钱粮，则阴用倒换之法，而无其害矣。惜乎前人造钞，见未及此，恨不起亭林先生一质斯论也。
《日知录》云：国初民间所纳官粮皆米麦也，或折以钞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钞。其后钞不行，而代以银，于是粮之重者愈重，而俸之轻者愈轻，其弊在于以钞折米，以米折钞，以银折米，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此不善用钞之弊，后人所宜鉴也。
《文献通考》云：历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置监铸钱，亦以钱之置日轻，其用日广，不容不多置监以供用。中兴以来，始转而为楮币。夫钱重而值少，则多置监以铸之可也。楮轻而值多，则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会子，又有川引淮引，湖会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换不行，称提无策，何哉？盖直会子之初意，非即以会为钱，盖以茶盐钞引之属视之，而暂以权钱耳。然钞引所直者重，只令商人凭以取茶盐香货，故必须分路。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不用，且自一贯造至二百，则是明以之当现钱矣。又况赍轻用重，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则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复，民听疑惑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