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晚清文选--郑振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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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凡若此者，非其大略之所存乎！盖经义者，经术也。古之人于此察焉。则皆卓以立于地圜九万里中，而不知其他有何竞也。此二三君子所宜辩也。后世行事，或迂经义，而巧者又托经义以为言。若宋事之于周官，则巧矣，其欲正之者，非明经术，则安得正之耶？且治书贵知要也。孔子赞易，奚其必三陈九卦欤？奚其必于颜氏之子而称不远复欤？《春秋》非惟言乱臣贼子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皆知要也。今将有白，亦云远矣。悠悠乎书，愿无忽焉。既而诸学子得手书，敏而从事，疑之来，笔以答之。虽八百里，若一堂尔。则所助者多也。若何犹问《尧典》日觐四岳群牧，而疑觐见为上下之通称。问《召诰》节性，而疑问与孟子不同。则因而添疏详之矣，若陈汝廉问《尧典》如五器，欲从马氏五玉之说，而疑三帛二生一死，不可以器称。则因而添疏详之矣。若张子沂问古文《太誓》，马氏传之，而疑马所言者，惟曰今文《太誓》。问金，周公居东，据《通鉴》之论，本乎诗序，而疑成王未知周公，则因而寤旧本马说有伪。实曰：今之《太誓》。而鸱诗亦添疏详之矣。其《高宗肜日疏》，言祢义者，皆以诸疑问而益详也。昔范氏为《谷梁传》集群子有说，皆列名其中。今所问不常，列之难一，未从范氏之例也。故为后序以志之，亦以志校刊终事之日焉。古者序惟在后，今解，既为前序，又为后序，由杜氏《左传集解序》之例而推之也。凡答问在校刊时者，及在其先者，张子沂编为一卷，曰《读书堂答》问。今以附《尚书述草》之后，俾读者参焉。盖《尚书述草》，历十有五年，而朝亮则五十有七也。愿与诸学子为心力之为，志乎古而觐其深。韩子有言：终吾身而已矣。光绪三十有三年十有二月晦日。

○复康太学书
邮示《新学伪经考》，少闲阅之既，仆窃以为足下过矣。足下言汉之古文，皆伪也。伪之者，刘歆也。歆承父校书，得新莽而其伪行也，二千年来莫察之矣。呜呼！何其言之过也？夫《诗序》有传者之失，《书序》不可信，《礼记》杂出汉人，明堂位尤妄，《月令》吕氏所修，《易说》卦杂卦序卦，后出可疑，《左传》惑于邪说，昔人察之至详也。特不皆以罪贼歆耳。乾隆之初，馆臣之辨《周官》曰：《周官》有歆伪窜者，故史称歆颂莽之功曰：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公孙禄数歆之罪曰：颠倒五经，使学士疑惑。辨而察之若此。贼歆之罪，既已白于天下矣。秦燔天下之书，其职于博士者不焚。足下言博士之书，萧何所收者是也，六经无亡阙也。呜呼！何其言之过也？
《史记》曰：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险，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然则何所收者，版图之书也。故史迁序于律令之下也。当此之时，丞相府中，必有博士之书，何实刀笔吏，不知收之。昔人所以痛恨于咸阳一炬也。《礼》十七篇，亡者不知凡几。公食大夫礼曰：说洗如飨。若其不亡，飨礼今安在也？
足下言伏生无藏书。以伏生为博士，所不禁也。然伏生知秦乱，将弃官流亡，欲挟书而走，不犹恐干禁乎？《史记》曰：秦时燔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此其信也。《史记》曰：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此史迁之言古文也。足下则以为歆伪窜之。又恐人谓史迁不言古文，以古文未立故也。则又以此者史迁亦已言古文，然则不相矛盾乎？《史记》曰：诸儒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后世因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史迁盖据所见而言之。足下以为此孔子藏书也。然燔书之时，苟庙藏者不壁藏之，能不干禁乎？况孔氏尤秦之恶乎？则孔壁古文，盖有由也。《史记·鲁共王世家》，不言得古文者疏也，《史迁》之疏者千百也。足下攻古文而决其罪于贼歆，尚今文而决其传于孔子。仆以为六经之遗，传者或失，学者不察，则今文亦贼歆也。夫《公羊》，今文也。《公羊》曰：权者反于经而后有善者也，此援嫂溺之义也。而《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权，则董卓、司马师、孙琳、桓温，皆权道也，不亦贼歆之类乎？释《公羊》者，言王鲁新周故宋，此明堂位王鲁之谬也。而足下之攻《毛诗》也，言其不知三颂为孔子寓王鲁新周故宋之义。呜呼！何其言之过也。

☆廖平○公羊春秋补证后序
学堂私议，以尊经分官为指归。贾子，帝入五学，所上不同。《学记》，春秋教以诗书，冬夏教以礼乐，是援六艺立六大学堂。东诗上亲，南乐上齿，西书上贤，北礼上贵，太学分左右，上易下春秋。所以必立六学者，上下四旁，情性不同，好恶相反，各因所短以施教。每学分经，各立宗派，亦如六家旨耍。分六学专门独立，事半功倍，其教易行。若一学兼包六艺，事杂言庞，教学皆困。《王制》左学右学，有互移法。盖左右分经异教，性情才思，不合于此，必合于彼。使两学重规叠矩，何必互移，此立学分经之说。
今以七经，分立五学。蒙学《孝经》、《礼乐》、《容经》，小学《王制》，中学《春秋》，高等《诗》与《周礼》，大学《易》，方言实业，别立专学，听资性相近者学之，不与各学相嬲。蒙学修身，凡俊秀士农工商之子弟皆人焉。《孝经》标宗，礼容治身，不但仕宦，齐民皆必学。小学以上为仕学，立官治人属焉。主王制，统典考中外政治，律例学属焉。《王制》为普通，专业则分择一门。如司徒、司马、司空、冢宰、乐正、司寇市，择性所近为专习。蒙学详不再立课程。盖考典章如识字，记识功多，用思事少，于小学相宜。卒业后入中学，以《春秋》课之。《春秋》如会典律例，先师决狱皆所取。入中学，治身掌故所已明，就《春秋》以推详当世成败，全经为普通。王制官事，各就本门推考得失，治国齐家，上而天王二公，下而卿大夫士，就行事推论经权，君臣父子夫妇邻国外交，分门求之。《王制》如阵图，《春秋》则操纵变化，在乎一心。古无史家，《班志》附《春秋》，中外史书读不胜读。然精华全包《春秋》，或分书，分官事，既已贯通，余力可以涉猎。凡国家以下，综揽无遗。《春秋》治法基础，董、刘、公孙专经，文章事业，炳史册。《春秋》既通，治术思过半矣，然后升之高等。时局合通，不似汉唐但治《春秋》，已无余事。故必进以《周礼》《尚书》。《周礼》大统，《王制》、《尚书》小统。《春秋》验小推大，简易易行，借证大统。家国因天下而益显，故虽任小，亦必知皇帝宗旨。又道家君逸臣劳。逸者天下，劳者家国。积家成国，积国成天下，知人善使任，其要领也。学问于此观止。补吏授职，不再入学。京师泰学，专为易教。皇帝法天，调济损益之至功，每因事故，如学饰饬盛德篇，有狱则饬。六官分司，分职任事，尊法无为。又六仪有礼乐，帝学亦有礼乐。六仪为治身，帝学为化民。宗旨不同，取效自别。
以蒙学万人计，入小学不过百，入中学不过三十。入高等不过五人，大学不足一。蒙学成，散归实业之农工商贾。中学成，皆补吏。考汉博士多补吏郎，后由吏郎至宰辅，不仕而任教职者，或为博土，或教授乡里。当时儒吏不分。《秦本纪》凡学者以吏为师。吏即博士之入仕者。人材由阅历而出，学成必先为吏，以练其才识，印证其学术。既有登进之路，又无学织之患。故小学以上，皆为仕宦学，分官分学，终身不改。人材多，取效易。后世数易官，官如传舍，故相率不学，权归书吏。由学仕分途，于事功外别有所谓道德。以致儒吏分途，所当厘正者也。今以《春秋》立王伯之准。又以年时兼皇帝之说，原始要终，其道毕矣。
方今中外交通，群雄角立，天下无道，政在诸侯。然小大不同，迥异前轨。所谓拨乱世俟后之尧舜者，固为今日言之也。读是书者，先通王制，考悉国家巨细之政故，推衍经传，以观其变化，与等差经常应变方略。所有京师国都邑野山川，即今之万国地法也。王侯卿大夫，如地球千名人传，征伐胜败，灭国取邑，世界大事表，三百年中战夺攻取也。朝聘盟会，各国条约会盟国际公法也。所褒之忠臣孝子名士烈女，立纲常以为万国法，孝教也。诛绝之乱臣贼子，拨乱世以为当世法，乐教也。世卿同姓婚，三年丧不亲迎，郊祀宗庙不以礼，立新制革旧弊以改良，礼教也。彰王法，严讨贼，明嫡庶，辨等威，强干弱枝，谨小慎微，以绝乱原，书教也。内本国，外诸夏，内诸夏，外夷狄，用夏变夷，民胞物与，天下一家之量，诗教也。张三世，别九旨，通三统，明六历，随世运升降以立法，循环无端，百变不穷，易教也。大之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小之一家一身，一言一行，无所不具也。举廿四史典章制度，成败得失，大无不包也。地球百春秋之地，兴利除害，革故鼎新，损益裁成之法，不啻叠矩重规也。
《春秋》据鲁史为王、伯、方伯、卒正、连帅五等之中，五学以《春秋》居大学、高等、小学、蒙学之中。蒙学小学，修身之礼容，治国之典章，始基来源也。高等大学，皇帝之大同推验。其归宿也，举《春秋》以括终始，得其中而首尾备。故中者握要之图，身家细小不求详，皇帝高远所不迪，一年纲领条流，可以大通。再以二年，仿董、刘旧法，涉猎普通，据一经以应万事，左右逢原，泛应曲当。始终三年，上下俱达。大、高各以一年，化小为大，取效不难。小学之功，宽以三载。蒙学以后，统计八年。平治修齐，通可卒业。得所依归，效可操券。且诸学蝉连，事同一贯。提纲挈领，成效自速。庶可洗寡要少功之耻。存此私议，以张旧法。野人食芹而甘，愿共同好。易危为安，转败为胜，其机括或在是欤！

○群经大义序
经学有微言，有大义，有事文，有取□□□篇。拟编《群经大义》。盖去幽奥，取显明，舍糟粕，取精华。儒者章句繁多，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说《尧典》二字，至三万言。青年入学，皓首不能通一经。儒无用，实经累之。方今去古逾远，史册政典，日新月积，数十百倍于经传。西学度海，篇帙繁博，过于中典子史，流派尤属芜杂，书简繁多，古今变局也。虑学人讼言废经，欲掇精英，以便诵习。惟是事体大思精，知难而退，固其常也。苏子瞻云：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由于己出。计穷智出，化旧为新。因取《白虎通义》为监本，略加排次，综考原书，长义可数，略举梗概，有十二绝。
东汉初中国经学最盛，天子临雍，标题讲义，迥非寒素所能比拟。西汉石渠讲论，其书早亡。群书引用者，亦止数条。惟《白虎》巍然独存，为中外一一无二之作，一也。两汉博士，由少渐多，增立十四，为古今之盛会。博士笃守师法，专门名家，魏晋以下，不能有二，况十四。又其身价尊贵，难于供奉。明帝时当全盛，以国家禄位尊养，乃得供给京师，同堂讲论，二也。东汉去古未远，孔门传授师说，渊源可寻，不似魏晋以后，分门别户，党同伐异。东汉以后，师法绝响，是书粹然邹鲁之微言大义，迥非后世所及，三也。古典制度，一经不能全备，故汉师以设明堂，建辟雍，彼此相难。十四博士萃集一堂，各出所藏，以应诏命，克臻美善，无抱残守缺之憾，四也。入讲既属高贤，诏命班孟坚论次其说，文章斐然，条畅华赡。故虽谈经之书，辞旨渊茂，无注疏支繁，理学空衍诸弊。即以文论，非后世后及，五也。何许古今分争，调和弥缝，儒林势成聚讼。当时古文虽兴，未能成派，辨别异同，不敢参以诸老，笃守师法，志同道合，尊仰尼山，古文晚说，百不取一。不似魏晋，事杂言庞，以伪乱真，六也。艺文志著录各书，全在故府，今则百无一存。以见存《公》《谷》，当时本俱存，故多佚文。如伯姬归于纪，明待年也。与讥娶母党，皆为今本所无。《乐记》引八音配八风，今本亦属遗佚。《》《梁》作三军，传有脱文，范氏因之疑传。是书独存古本全文，出范本远甚，多足补正今本，七也。魏晋以下，儒生专宗郑学，全失家法，浸淫至于六朝。唐初正义，不知取舍，为经学大厄。是书遗文坠典，一字千金，如三公从守，顺八风施行政事，《论语》天子四饭，取诸四岳所贡，故文遗义，数十百条。又伪《古文经传》，与《毛诗》古书，《周礼》公孤百十二女，周制七千里司空缺官之类，绝无其说，真文秘记，允堪宝贵，八也。道德天命，阴阳五行，为皇帝家法。后儒误解，于平治修齐外，别有所谓道德，趣天下学人，同归禅寂。是书表张皇帝，道出于天，不似后儒有王伯无天下，圣教囿于偏隅，不足以收血气尊亲之效，继往世，开太平，九也。自马郑学盛，孔子外别主文周，与博士日寻仇衅。如五经异义，墨守膏肓，今古分争攻战不已，如仍异同，经义何得一统。是原书不别姓氏，本为长义。又以史读经，糟粕刍狗，启后人废经之说。是书首论六艺，推及百行，继往思来，万世师表。儒不如吏，庠序蒙羞忍诟，顽固弥坚。以是立基，别有天国，资我傲游，既得真铨，足夺迷惘，十也。国朝经学，初杂心说，继困音训。列录虽多，尚属门外。陈氏疏证，踵事增华，后来居上。既习是书，阮王经解，皆可束阁。又原文不过五万，纲领俱全，义虽深渊，辞极显豁，蒙学诵此，可不再读全经。小学以上，专治王伯，可读《春秋》。又入手得宗，不迷歧趋，功巨事简，从此经籍光昌，十一也。汉宋章句繁碎，鄙语俚言，学究旧以经学为钻研音训，空衍议论，一入仕途，心头别换，心乎所习，全无所用。此书可代专言政法普通，纲领洞悉，然后择治专经，以简驭繁，收效轻易。且经切人事，与史政掌故舆地，叠矩重规。读经即各学之准绳，博览又为经学之辅翼。治是书乃知经统中外学术，当与地球相终始。凡后来论说，可皆屏绝。学术一明，人才日众，十二也。
惟学堂之设，专取中材，古之作者，旷代一睹。董匡刘韦，或学究天人，或勋阀宰辅。考其致力，仍属专经。四君事业，二千年来，不可多得，尚且专经。今中学堂百千万亿之学生，能如是，是亦足矣。乃以古者聪明绝世之伟人，所不能不敢之事，强此芸芸，有何仇怨，陷以深阱。且专经而经存，兼习而经亡。覆辙昭然，昔贤所叹。学生借是书为经学普通，择一经为专业又以全经为普通，再择一官为专业。千溪万径，以适国为归。既得归国，奚必偏历歧途，往劳车马。管中窥日，终胜雾里看花。若董、刘诸君政事文章，取诸宫中，逢原左右，由精而博，应变无方。盖各经包罗万有，泛应不穷。然非专精则熟视无睹，行有余力，方可学文。一国三公，终于无成。学者亦惟旅进旅退，敷衍日月而已。故古人之博，由专以成。经传博约之说，旧皆误解。心无所主，故功课繁，即教者亦苦骛广贪多，断难成业。借是书为老马，改道前驱，事半功倍。若因其简要，便于兼综。则失编录之苦心。《王制》一册，包典考而有余。《春秋》一编，即廿史之模范，必先分学分经分官分事，各究偏长，合为全善。学堂数百万人，人能偏长，每门可用不下万人。即属专材，何忧乏用？若求全备，以周公才艺，遍责学生，清夜自思，亦当发笑。即使人皆周公，受职之外，均属枉劳。时局需人，尚欲别开速途，本有迫不及待之势。与其一日遍习十余事，一人遍读四库书，大而无当，徒劳仰屋。何如改弦易辙，仿速成科，一人十年课程，分之十人，则一年而毕。再分二十人，则半年而毕。中外学术，专科有师，一年皆可有成。以此求速，则三年之艾，安见终身不得乎！外国学校章程，译者恐失其旨，否则明于局厂，昧于庠序。博考四国，原不尽同，相与商榷，庶得改良乎？

☆严复○上皇帝万言书
臣闻跛者不忘履，眇者不忘视，一身且然，而况国乎？夫古今中外之人君，其发扬蹈厉，拨乱奠基，功著于当时，庆流于后嗣者，大抵处积弱难治之势，奋于存亡危急之秋，而大得志，不必承庥继明，席富强之余烈，而后可以有为也。中国者，大府之国，广土众民，有四五千年之教化，五洲诸部，方之蔑矣。顾今日大势岌岌，不治将亡，为有识所同忧，而泄沓宴豫，顾取延岁时，一隅有警，则君臣相顾失色，甚者罢朝痛哭，不知所图。举朝之人，无有能为陛下画一策、出一谋以御侮威敌者，徒容忍氵典氵忍，顺敌所求，如偿逋然，求遂责解，相对欢然，如克大敌者。见兔既不思顾犬，亡羊复不思补牢。臣伏处草野，仰观朝廷所为，私窃痛之。
臣闻古今有不为治之国，而天下无不可治之时。陛下果欲有为，则臣今所言，未必无可采择者，惟留神幸察。臣惟中国之积弱，至于今为已极矣。此其所以然之故，由于内治者十之七，由于外患者十之三耳。而天下汹汹，若专以外患为急者，此所谓为目论者也。且即外患而言，其势之至于今日者，不自今日始也。机动于明代国朝之间，而大著于道光咸丰之际。使当日者，见其已著矣，吾君臣上下，毅然闵然，为深究详察其所由来，而豫具所以待之之术，则所为外患者，一见不再见可也。不幸傲而弗图，使之再见三见屡见而终不为之所，在是乎有甲午东方之役。
不独挠败为辱也，其辱有余于挠败者焉。而吾国之权力，乃为天下所尽窥，虽欲为前之苟延岁月，有不可得者矣。然而彼各国犹未敢轻量中国也。彼以谓中国之所以不振者，坐不知外情、不求自奋已耳。使其一旦知外情、求自奋，则以其壤地之大，物产之闳，君权之重，其富强之效，孰能当之！今者以中国之大，而辱于日本，意者其将知外情而深以不振为忧，而力图其所谓自奋者乎？此所以东事以还，外人之于中国，观听之深，十倍于曩者。凡吾朝野上下举动之意向，莫不深讠而详论之。何则？望之深故察之审也。然而以彼谓有爱于中国者，则又非也。不爱则何为而深望之？曰惧中国之终于不振，致启戎心，破各国平权之局，兵事大起，而生民涂炭也。
盖今日各国之势，与古之战国异。古之战国务兼并，而今之各国谨平权。此所以宋、卫、中山，不存于七雄之世，而荷兰、瑞士、丹麦、尚瓦全于英、法、德、俄之间。且百年以降，船械日新，军兴日费，量长较短，其各谋于攻守之术也亦日精，两军交绥，虽至强之国，无万全之算也。胜负或异，死丧皆多，且难端既构，累世相仇，是以各国重之。使中国一旦自强，与各国有以比权量力，则彼将隐消其侮夺觊觎之心，而所求于我者，不过通商之利而已，不必利我之土地人民也。惟中国之终于不振而无以自立，则以此五洲上腴之壤，无论何国得之，皆可以鞭笞天下，而平权相制之局坏矣。虑此之故，其势不能不争，其争不能不力。然则必中国自主之权失，而后全球之杀机动也。虽然，彼各国岂乐于为是哉！争存自保之道，势不得不然也。臣故曰：各国望中国自强，望之深故察之审也。
今夫外患之乘，中国古有之矣。然彼皆利中国之弱且乱，而后可以得志。而今之各国，大约而言之，其用心初不若是。是故徒以外患而论，则今之为治，尚易于古叔季之时。夫易为而不能为，则其故由于内治之不修，积重而难反，而外患虽急，尚非吾国病本之所在也。臣故曰：今日之积弱，由于外患者十之三，由于内治者十之七也。其在内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变也。臣闻天下有万世不变之道，而无百年不变之治。盖道也者，有国有民所莫能外。自皇古以至今日，由中国以讫五洲，但使有群，则莫不有其相为生养、相为保持之事。既有相生养、相保持之事。则仁义忠信、公平廉耻之实，必行于其间。否则其群立衰、种亦浸灭。至于法则不然。盖古之圣贤人，相一时之宜，本不变之道，制为可变之法，以利其群之相生养、相保持而已。是以质文代变，自三代而已然。即有神圣祖宗，明谕切戒，所以期其子孙世守者，意亦曰，使内之民物，外之敌国，常无异于今，则吾之法制，固可以措天下于至安，而历久而无弊。必不曰情异事迁，世变方亟，所立之法，揆之事理，不可复通，犹责子孙令谨守其法以至危亡也明矣。
臣尝窃读中外各国史书矣，见彼外洋，一国既立，为之主者，率皆一姓相传，累千余年而不变。即中间更制民主，置其旧君，而他日复辟，必更求其裔为之，如法兰西前之庐夷是已。至于英、德、奥、日、比、义诸邦，则旧治未隳，为之君者，惟一家而已。独至中国，则曰一姓不再兴矣。三古以还，君此土者，不知几易，治乱兴废，如循环然。此故何哉？司马迁曰：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穷变通久，使民不倦。外国穷而知变，故能与世推移。而有以长存。中国倦不思通，故必新朝改物，而为之损益。果使倦而能通，取来者之所损益而豫为之，因世变化，与时俱新，则自夏禹至今，有革制而无易主，子孙蒙业千祀不坠可也，何必如汉臣刘向所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哉！
且夫王者之大事，莫大于法祖而敬天矣。敬天则当察天意之所趋，法祖则当体贻谋之所重。天之意于何察？察之于亿兆而可知。祖宗之贻谋于何体？体之于一己而可信。近岁以来，薄海嗷嗷，扼腕扣胸，知与不知，莫不争言变法。且谓中国若长此终古，不复改图，将土地有分裂之忧，臣民有奴虏之患。民情如此，则天意可知矣。且臣知陛下之所以谦让逡巡，终不忍言变法者，重以子孙轻改祖宗之道故也。此诚陛下孝治之隆，不可及之盛德也。然而臣愚窃以为过矣。臣请得就陛下一己之意明之。
设今者陛下愤因循之致弱，不得已审势顺时，制为一切之法以补救之，凡此亦陛下一时之计也。而千秋万岁之后，陛下之圣子神孙，其所遭之世，虽其所以待救者不存，然犹兢守陛下之法，至于不可复行。甚且坐法之故，使人才消乏，财赋困穷，内忧外患，纷至而不可复支，如是而犹不变，宁使宗社倾危，种姓降为皂隶，则陛下以为孝乎？且将恫其易辙改弦，以与天下更始乎？臣愚有以知陛下之必不然矣。然则皇天之意，莫急于利安元元，祖宗之贻谋，莫重于保世垂统。而既敝之法度，犹刍狗之不可重陈，惟天惟祖宗所日夜望陛下早为改革者也。此在常智犹能知之，而谓陛下至圣至明，庸有不知此理。今者陛下君九万里之中国，子四百兆之人民，其为荣业，可谓至矣。然而审而言之，则所承之重，实百倍于古之帝王，所遭之时，亦古无如是危急者。国之富强，民之智勇，臣愚不知忌讳，不敢徒以悦耳之言，欺陛下，窃以为无一事及外洋者。而其所以获全至今者，往者以外人不知虚实故耳。甲午以来，情见势屈矣，然而未即动者，以各国之互相牵制故耳。故中国今日之大患，在使外人决知我之不能有为，而阴相约纵，以不战而分吾国。使其约既定，虽有圣者，不能为陛下谋也。为陛下谋，务及此约未及之际，此臣所谓时至危急者也。况客岁德人之占夺胶州，则外人意之所欲为，愈明白而不待更察矣。
东方俄日汹汹，论者策其必出于战。战则无论孰为胜负，而我皆有池鱼之忧。伏维皇天祖宗以丕基鸿业付陛下，皇太后援立有德，原以冀祖宗万世之安。且使中国一朝而分，则此四百兆黄炎之种族，无论满汉蒙人，皆将永为贱民，而为欧人之所轻蔑蹴踏。陛下即敝屣万乘，不为身谋，奈九庙在天之灵，与皇太后千秋之养何？奈中国率土臣庶，所以爱戴陛下之意何？此臣所谓陛下奉承之重，百倍于古之帝王者也。夫陛下奉承之重如此，所遭之时，其危急又如此，然则陛下虽欲趣过目前，忍与终古，不可得矣。然而居今之日，而欲讲变革，图富强，虽臣至愚，亦深谅陛下之难为也。盖古今谋国救时之道，其所轻重缓急者，综而论之，不外标本两言而已，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乎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势急，则不能不先事其标；势缓则可以深维其本。盖使势亟而不先事标，将立见覆亡，本于何有？顾标必不能徒立也。使其本大坏，则标非所附，虽力治标亦终无功。是故标、本为治，不可偏废，非至明达于二者之间，权衡至当，而节次图之，固不可耳。夫欲审权衡，则必审察时势，内政外交，皆了然见其症结之所在，而无影响之疑，此固事之大难者也。
且臣云：今吾国之富强，民之智勇，无一事及外洋者，亦非敢为无征之事，抑己扬人，欺陛下也。其所以然之故，所从来也远。臣请得为陛下深明之。臣闻建国立群之道，一统无外之世，则以久安长治为要图。分民分土，地鬼德齐之时，则以富国强兵为切计，此不易之理也。顾富强之盛，必待民之智而后可几；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争竞磨砻而后日进，此又不易之理也。欧洲国土，当我殷周之间，希腊最盛。文物政治，皆彬彬矣。希腊中衰，乃有罗马。罗马者，汉之所称大秦者也。庶几一统矣，继而政理放纷，民俗抵冒，上下征利，背公营私。当此之时，峨特日耳曼诸种起而乘之。盖自是欧洲散为十余国焉。各立君长，种族相矜，互相砥砺，以胜为荣，以负为辱。盖其所争，不仅军旅疆扬之间而止，自农工商贾，至于文词学问，一名一艺之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于相忌，终于相成，日就月将，至于近今百年，其富强之效，遂有非余洲所可及者。虽曰人事，抑亦其地势之乖离破碎，使之然也。至我中国，则北起龙庭天山，西缘葱岭轮台之限，而东南界海，中间数万里之地，带山砺河，浑整绵亘，其地势利为合而不利为分。故当先秦魏晋六朝五代之秋，虽幸为据乱，而其治终归于一统。统既一矣，于此之时，有王者起，为之内修纲维而齐以法制，外收藩属而优以羁縻，则所以御四夷而抚百姓，求所谓长治久安者，事已具矣。
夫圣人之治理不同，而其求措天下于至安而不复危者，心一而已。圣人之意，以谓天下已治已安矣，吾为之弥纶至纤悉焉，俾后世子孙，谨守吾法，而有以相生养、相保持，永永乐利，不可复乱，则治道至于如是，是亦足矣。吾安所用富强为哉？是故其垂谟著诫，则尚由率而重改作，贵述古而薄谋新。其言理财也，则崇本而抑末，务节流而不急开源，戒进取，敦止足，要在使民无冻饿，而有以剂丰歉、供租税而已。其言武备也，则取诘奸宄，备非常，示安不忘危之义。外之无与为长度大之敌，则无事于日讲攻守之方，使之益精益密也。内之与民休息，去养兵转饷之烦苛，则无由蓄大支之劲旅也。且圣人非不知智勇之民之可贵也，然以为无益于治安，而或害吾治，由是凡其作民厉学之政，大抵皆去异尚同，而旌其纯良谨悫者所谓豪侠健果，重然诺与立节概之风，则皆惩其末流而黜之矣。夫如是，数传之后，天下靡靡驯伏，易安而难危，乱民无由起。而圣人求所以措置天下之方，于是乎大得。此其意亦非必欲愚黔首、利天下、私子孙也。以为安民长久之道，莫若此耳。盖使天下尝为一统而无外，则由其道而上下相维，君子亲贤，小人乐利，长久无极，不复乱危，此其为甚休可愿之事，固远过于富强也。不幸为治之事，弊常伏于久安之中；而谋国之难，患常起于所防之外，此自前世而已然矣。而今日乃有西国者，天假以舟车之利，闯然而破中国数千年一统之局。且挟其千有余岁所争竞磨砻而得之智勇富强，以与吾相角，于是吾所谓长治久安者，有亻然不终日之势矣。嗟乎！此其为事岂仅祖宗之所不及知也哉！盖虽周孔之圣，程朱之贤，其论治道虑后世也，可谓详且尽矣，然而今日之变，则所未尝豫计也。
今天陛下之所以为治，与诸臣之所以辅治，不过近考祖宗之成宪，远稽古圣贤人之所著垂，详择其中以措之于政而已。而近日外交之事，既为前人所不及知，而未尝豫计，则陛下之为治与诸臣之辅治者，将皆无所循效据依，以为一切因应之具。往者尝欲不察外情而纯任我法矣，顾外人不但不范我驰驱，乃常至于决裂，而吾国愈病。于是更以柔道行之，曲意从彼，苛以求一顷之安。然而彼之欲常无穷，而曲意之为，将有时而必不可忍。于是陛下乃起而求折冲御侮之臣，与夫绸缪未雨之佐。而平日国既不以此养才，士亦未尝以此为学，则人才消乏之弊见矣。陛下思所以整武备，缮封疆，与一切可以建国威，消敌萌者，而今日船械之费，动辄数百巨万，吾国度支，以之处平世则有余，以之处非常必不足，则财赋匮乏之弊又见矣。
夫人才之与财赋二者，兴事者之所必资也；而皆乏如此，则陛下纵欲为之，而安所藉手乎？且臣闻天下非财之难也，而理财为难；又非才之难也，而知才实难。夫今日中国所处之时势，既大异于古初矣，则今日之才，方之于已往者，虽忠孝廉贞之德，不能不同。而其所具之才，所以干时艰，策外交而辅内理者，必其详考古今之不同，而周知四国之故者也。夫如是，故其所治之学与其所建白者，亦将有异于古初。而异于占初者，非陛下与内之二三臣、外之十数疆吏之所尝学而深悉也。如是，则所以知此才而为之区其贤否矣。无以知此才而区其贤否，则所求之才，伏而不出，而游谈乱真者日以多，故陛下虽屡下明诏，督诸臣以荐举之事，而彼外之不能不缘虚声以为采，内之不能不本己意以相求，荐而陛下用之矣，然而事实之际不可诬也。则不幸往往有败，而陛下又不悟其才之非真也，转曰今之所谓人才，吾既取而用之矣，而于吾事乃如此。然则天下固无才，抑虽才亦无益于吾事也。如此，则陛下求才之意衰，而中国之人才愈不出。夫人才者，国之桢干也。无人才则所谓标、本之治皆不行。于此之时，陛下欲自为其本，则事无旦暮之效，为之虽切，恒恐不逮于救亡。救亡而急理其标，则陛下在在无人才之助。臣故曰：居今之日，而欲讲变革、图富强，虽臣至愚，亦深知陛下之难为也。
今使中国之民，一如西国之民，则见国势倾危若此，方且相率自为，不必惊扰仓皇，而次第设施自将有以救正。陛下惟恭己无为，顺民所欲，而数稔之间，吾国固已富已强矣。彼英国之维多利亚，不过一慈祥女主耳，非有聪明神武者也。至若前主之若耳治，则尤庸暗非才。然而英吉利富强之效，百年以来，横绝四海，远迈古初者，则其民所自为也。顾中国之民有所不能者，数千年道国新民之事，其处势操术，与西人绝异故也。夫民既不克自为，则其事非陛下倡之于上，固不可矣。臣居平尝论今日中国之法，虽已大敝，然所以成其如是者，率皆经数千载自然之势，流衍而来，对待相生，牢不可破。故今日审势相时，而思有所变革，则一行变甲，当先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由是以往，胶葛纷纶，设但支节为之，则不特徒劳无功，且所变不能久立。又况兴作多端，动縻财力，使其为而寡效，则积久必至不支，此亦事之至为可虑者也。迩岁以来，朝野之间，其言变法以图自强者，亦不少矣。或曰固圉为急矣，则请练陆营而更立海军；或曰理财最优矣，则请造铁路、开各矿而设官银号；又以事事雇用洋人之不便也，则议广开学馆以培植人才。大抵皆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夫国家岁入之度支有限，而新政日增无穷，新旧并存，理自竭蹶。
故臣闻为政之道，除旧布新，相因为用者也。譬如病痞之夫，欲求强健，良医临证用药，必将补泻兼施，夫而后积邪去，元气苏，徐收滋补之效。使其执不可攻削，恐伤病人之说，而专补不泻，日进参蓍，则虽所废多金，以求良药，恐痞疾终不可愈，积邪日以益坚，而大命之倾将无日矣。陛下试观今日诸臣所为，何以异是？故臣窃谓前者诸事，以治标而论，则事势太逼，恐无救于危亡，以治本而论，则积疾未，亦无益于贫弱。其事诚皆各国所以富强之具，今日所不可不图，第为之而不得其序，则远之有资敌之忧，近之有縻财之患，而于自强之实，取之尚遥。何者？将以为标，则救亡图存，事尚有急于此者；以之为本，则原始要终，事尚有先乎此者也。臣尝旷观时变，蚤夜以思，既深识大局之至为难图，又大愿陛下之不可不勉。未变法之前，陛下之所亟宜行者三；既变法之后，陛下之所先宜行者四。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屈原不云乎，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惟陛下俯垂圣听而已。
臣所谓未变法所亟宜行三者：一曰联各国之欢。今夫欧洲各国之事，至纷纭矣。然而约而言之，大抵英、俄两大权之所举措而已。英最孤立，俄则有法、德之连。其所以联者，以三国皆以倾英为谋故也。盖英之海权最大，而商利独闳。其属地大者有五，印度、南澳洲至北美之康纳达、非洲之好望角。而尤要者，则自其国绕大西洋而入地中海，出苏尔斯、红海，达印度洋，过新加坡北首而入吾之东首。沿途岛埠，如置驿然，蝉联不绝，以为屯煤转饷之资；而辅之以全球之海线，此可谓管五洲之锁钥者也。余国出而行贾，皆有仰于英，而英则无所待于余国。然而以设埠之多也，故虽为国大费，而不能不盛设海军以弹压之，此则事相为表里者也。
至于俄之国势，则与英悬殊。英岛国也，而俄处大陆，地势平衍，跨有二洲，游牧农渔之利最富，陆师额设之多，甲于天下，善治而自守，收葱岭以西部落，夫已蔚为雄国矣。然自大彼得崛兴以来，常以无四时不冻口门，使商利不恢，国威不畅为恨。百数十年，其君若臣所处心积虑，不遗余力者，为斯一事而已。拓土开疆抑其次也。彼维特海白海皆冻，不足以蓄船；黑海宽矣，而内有君士但丁之限，外则地中海东西两头，皆英人司其门户，俄不得以逞志也。前者思南通波斯、阿富汗，以出印度洋矣，然此又英人所必争，虽死不能入尺寸者也。咸丰末年，以中国之多故，伺隙蹈瑕，唾手而得我黑龙江之东部，于是俄肇有海参{山威}自由之海口，而其东方之略，亦用此为起点矣。自彼得堡以抵海参威，一径两海，中间径六七千迷卢，多穷徼荒寒之地，俄不惜筹数百兆之费，创为锡伯利亚之铁路以通之。英通海而俄通陆，道成则有以夺英之商权，而大得志。嗟夫！谋若此，可谓高掌远者矣。不幸道未成而有甲午之事，高丽失，而我丧师。日本荐食上国，且有以妨俄数十年惨淡经营之大业，此其势所不能不争者也。于是俄既以助我为名矣，则英自不能不合日本；而法、德者，则俄自知兵力之单，而引以为重者也。夫法之事俄久矣，其事俄也，疾英国而思报德人也。俄一举足，有以为二国轻重，德不能树襟背之敌，故不得已，而折入于俄。然往者俄、法衡而德、奥欲为从矣。且使法人报德之志，日久而衰，则俄、法之交或不可恃，大抵各适己事而已。此泰西各国之大略也。
至于泰东今日之局，俄、日殆有不可解之深仇。日于俄之助我也，怨浅，于俄之以我为名以自利也，怨深。且俄人在韩之所为，尤使日人а娟不能出气。故乙未至今，两国伧亻襄，争为战备，简军峙粮，无一息之逸，吾沿海米价，为之昂腾。度日本之未与俄告绝者，度英援之未足深恃故耳。今夫英固海上之雄国也，往者泰东西有事，英罔不执牛耳者矣。顾近岁以来，独若谦让未遑，不敢为天下先者，是亦有故。海军之费已重，属地已多，恐窭薮之不容穴，一也；其治已成民主之规，民主者，不甚以并兼为利，二也；为各国所妒冒者深，已亦自危孤立，三也；非洲南北，移民新壤，与各国日有违言，国事已冗，四也；前之成绩，备极崇闳，今即不争，已多厚实，争之而胜，得者无多；争之不胜，国荣顿减，故常以持盈保泰为事，五也；君王后享国六十年矣，即位以来，国之富强日臻，己之身名俱泰，为其前史所未有，当国者咸思保其晚节，不忍轻举，六也。以此六故，虽武备日修，力足以与人争先，而无往不为持重，此客岁以前英人大略之政策也。然臣闻其近月以来，稍稍变矣。变则英、日两岛国，左提右挈，必有以阻俄人之东略；而俄人不能为让，则东方战事，始殷然矣。至既战之后，各国之离合综错，与其胜败之数，虽有明智，不可得以豫言也。昔者甲午之役，备国皆以日本为必危；去岁土希之战，论者又以希腊为宜胜，及其事验明白，皆异人言。是故事变之来，非臣愚所能豫决。而所决然可知者，则我必受其敌而已。盖外国之事，如海流然，方其澜之安也，则蛟龙鲸鲲，翔泳奔突，奋迅悦豫于涛波之中，皆宽廓有余，而不足为患；及其聚为海啸，则浑乱荡，水之百怪，皆郁勃放肆，求自快其意而不可御，而所冲之地，田庐民舍，罔不被灾者矣。
是故目前东方之祸，苟有术以弭之，亟宜早为之所。臣遍观欧、亚二洲之中，其能弭是祸者，独中国而已。而中国之中，独一人而已，则皇帝陛下是也。设今者陛下奋宸断、降德音，令计臣筹数千万之款，备战舰十余艘为卫，上请皇太后暂为监国，从数百亲贤贵近之臣，航海以游西国，历聘诸有约者，与分庭抗礼。为言中国天子有意为治，今之来者，愿有以联各主之欢，以维治东方太平之局，怀保中外之人民。继自今，事之彼此交利，如通商，如公法，义所可许者，吾将悉许之无所靳。且吾将变法进治，俾中西永永协和，惟各国之助我。而其有阴谋无义，侮夺吾土地，而蹂躏吾人民者，吾将与有义之国为连以御伐之。夫如是，则不待陛下词之毕，五洲称圣明英武，而东方分争之祸弭矣。
伏维陛下所遭之时，为中国古今帝王所未曾有，则陛下应机发业，亦当出于帝王所未尝为。陛下果采臣言，则上之有以永宗庙万世之安，下之有以拯亿兆之黎元而作其气，外之有以解东西各国不已之兵争而弭其祸。陛下一举，贤于尧、舜、禹、汤、文、武远矣。此臣所不胜为陛下大愿者也。夫帝王会同，在西国亦年月事耳，而自陛下行之，有如是之效验者，在西国则为数见而不鲜，在中国则旷古而非常也。至于亲履其地，则有以知中西政俗之异同。知其异同，则有以施吾因应修改之治，其为益甚众，有非臣所能详举而细论者矣。
二曰结百姓之心。臣闻孟子有言：“兵革非不坚利也，来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贾谊亦曰：“圣人有金城，民且为我死，故吾得之与俱生；民且为我亡，故吾得之与俱存；失将为我危，故吾得与之皆安。”降至宋臣苏轼之告其君，亦一言再言，以深结人心为本。此以见自古立国之道，未有人心未去而国本或摇者也。其在一统无外之世，固为重矣，而处权均力敌之时，其重倍之。此诚陛下所宜戒儆恐惧，而常自在之者也。伏惟圣清受命，自入关定鼎以来，首革有明之弊政，作则垂宪，加意优民，刑赋役税，尤反复审详。盖本朝十有一叶，二百五十余年之间，未尝用一虐刑也，未尝加一苛赋也，未尝兴一暴役也。生其土者，熙熙含和，有未知征税繇役为何事者。此其爱民之德，不独远迈前朝，盖亦同时五洲大小各国所未尝有。夫国家惠保黎元，至于如此，而臣犹以深结人心戒陛下者，无他，善政经久，则习为固有，而民不知恩；陋规孔多，则吏为屯膏，而下乃疾视。而其尤患者，在尊卑阔绝，上下之情不交。兵民亿兆，虽欲致爱效忠于陛下，而其道莫由也。
臣窃尝观之西国矣，大抵民主之兵，最苦战而不易败，得能者为将，则当者皆靡，如华盛顿之自主，与拿破仑之初起是已。君臣上下，目见相亲，抚循教训，截然如一家者。次之，而将贵君尊，势分相绝，招之以利，用之以威者最下。夫民勇怯之资虽殊，而贪生之情则一。行阵之间，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去者，必其有不容已之恩义利害故也。真实民主之国，其兵所以最强者，盖其时虽曰公战，实同私争。所保者公共之产业国土，所伐者通国之蟊贼仇雠。胜则皆荣而安，败则皆忧而辱，此所以临阵争先，虽挫而不溃也。至其次则衔恩顾义，不忍弃捐。且其君臣上下既相亲矣，则其赏罚必明，所以顾恤其私者亦必至。伤残则有养废之廪禄，阵亡则其妻子无饥寒，夫如是，则亦效死而勿去矣。独至主尊将贵，邈然不亲，招以利而用以威者，民之应募为兵也，如牛马然，其心固漠然无所向，迫于饥寒，觊数金之口粮以为生计耳。至于临阵之顷，于其主非所爱也，于其敌非所仇也，一军未破之时，顾法重不敢去耳。然而有时而可用者，则必内陆之战争，前有城池卤掠之获，后有官职保举之优，有一不存，其兵皆废。夫以今日战事之烈，火器之威，其枪炮之利钝悬殊，将领之贤不肖相绝者，固无论矣。至于二力悉敌之际，则胜败之数，悉以其士气之振ぃ，人心之坚脆为分。以后之兵，当其前二，摧枯拉朽，岂待言哉！外国知其然也，故其国主将官，一言治兵，莫不以抚循士大夫为最急。德主于宫禁之内，特设武备学堂，亲选英俊少年，已为之师，躬行训练。而甲午之役，日本国主亦亲往广岛，收恤伤亡，其皇后以中宫之尊，躬率妃嫔，为军士织带调药，岂无故哉！
夫今日中国之事，其可谓太息流涕者，亦已多矣。而人心涣散，无护念同种，忠君爱国之诚，最可哀痛。甲午之辽东，客岁之胶、澳，其中文武官弁之所为作，民情之所见端，臣具有廉耻，为国讳恶，有不忍为陛下尽言者。陛下闻格物之说乎？格物之言理也，以谓一物之完而不毁、坚而难破也，必其中质点爱力至多，如磁石吸铁然，互相率吸维持，而后有以御外力而自存。及其腐败也，则质点之爱力渐无，抵拒舛驰，而物遂化。今中国之质点，亦可谓无爱力矣。以此而当外洋，犹以腐肉齿利剑也。虽然，陛下慎勿恨民之无良也，亦自反何以附民者而已。夫附民之要，在得其心，而心之精微，必不可用以美言文具取也。今之为陛下惠养此民者，不过数千之州县而已，为陛下统辖此兵者，不过数百之将领而已；凡此什八九，皆受羊而盗其刍者也，其不见德之日久矣。陛下之尊，譬如天，而官吏将领之可畏，犹如鬼神，生养不为之谋，穷屈无所于诉，而日夜厉以征求敲朴之事。民生是群，不知何所可恋；士从是军，不知为谁而战。则其忘陛下之帝力于何有也，不亦宜乎！
且民既不知其国之可爱矣，则陛下虽岁筹无限之费，以作新器，炼新军，部勒止齐，悉用西洋之新法，平居无事，常派大臣为之简阅，其巧密精炼，皆可为无穷之美观；独至一旦有急，则相率以随前者之覆辙，此列御寇所谓君形者亡也，曷足用乎？况其未必能及此也。议者将谓昔中国之兵，亦尝强矣，不必如西人所为而后可用也。则臣应之曰：不然。盖事之利钝，起于相较，至于兵为尤然。战者，敌也，必经权奇正，事事可与相敌，而后可以言战，而有一胜之可期。使其不然，则且未战败而形已具。日者，中国之敌，非西人也。至于内乱，则草寇耳。与草寇敌，故即用草寇之道，亦可有功。此所以湘、淮二军，在前则为精兵，在今则至不足道。犹用其制，必败无疑。何则？其所与校者异也。今者中国制度，固与外洋悬殊，君民之间，必不能与彼之轻简。然兵战之事，存亡所关，急宜略师其意，起而为之。臣之愚计，欲请陛下于臣前言出洋回国之便，亲至沿海各省，巡守省方，纵民聚嵩呼，瞻识共主；又为躬练防练各军，誓诰鼓厉，振其志气。近事俄皇即位加冕，与英国君王后金刚钻喜，皆游晏各部，听民纵观，亲加劳慰，其时举国之民，欢忭感泣，人人有载主死敌，奋不自顾之心，识者皆谓其民为可用。夫中国之民，爱主之心，亦犹是也，特陛下忽而远之，故隐而不见耳。一朝振之，其气百倍，敌国见此，自生戒心。夫使四百兆之人，皆爱陛下，则陛下何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哉？此为至计，不可忽也。
三曰破把持之局。臣闻国家变法之时，其难有二：一曰抑侥幸之门；一曰破把持之局。侥幸者，自新进而言之也。把持者，自守旧而言之也。然而抑侥幸难矣，破把持尤难。何以知其然也？国家当奋发有为之时，势不能不开功名之门，破常格以待非常之士。彼侥幸者，中无所有也，而有意于天子之爵禄，于是则广交游谈，甚者或拜私门，行苞苴以规进取。虽然，进取矣，使其人之甚不肖，则受者难之，而言者或揭其短，抑或负乘而败，则必无幸矣。故抑之虽难而实易也。至于把持之局之难破，则自古而已然。侥幸者，皆小人也，而把持之中，不无君子。但使其人不知当世之务，不审理势之真，则奋其偏见，皆可与为治者力争，虽刑黜有所不顾，其所备引者，动缘祖宗之法制，贤圣之遗文，而人君之所宜法守者也。且人情常乐因循而惮改作，故其持论和平者常多。及其既多，则虽以人君之权，有不能与臣下争胜者矣。赵武灵王之胡服骑射，可谓英主之壮图，然与其臣公孙成往复十余周而后得行其意。宋王安石之新法，虽行之不皆合于道，然亦救时不得已之计也，乃一时为之助而匡辅者少，为之攻而排击者多，于是党论纷淆，而宋治亦不振矣。然此犹是君子之把持也，其害国如此。至于小人之把持，则其术尤工，而其害有不胜偻指者矣。大抵君子之把持，生于智虑之有所不周，意见之有所偏激；而小人之把持，则出于营私自利而已矣。
国家承平既久，则无论为中为外，举凡一局一令，皆有缘法收利之家。且法久弊丛，则其中之收利者愈众，一朝而云国家欲变某法，则必有某与某者所收之利，与之偕亡。尔乃构造百端，出死力以与言变者为难矣。是故其法弥敝，则其变弥不可缓。而亦其变之弥不可缓，则其欲变弥难。盖法之敝否，与私利之多寡为正比例。而私利之多寡，又与变之难易为正比例也。夫小人非不知变法之利国也，顾不变则通国失其公利，变则一己被其近灾。公利远而难见，近灾切而可忧，则终不以之相易矣。嗟夫！此西人讲群学者，所以称必有为群舍己之人，而后群强而化进也。
且今者中国之难，不必改用西法而后尔也。但使人失私利者多，则虽经典之所载，祖训之所垂，不能据之以敌把持之势。今夫同律度量衡而谨圜法者，王之者大政也，著于礼经，载之会典。且度量不同，圜法不谨者，其国必贫，又计学之公例也。而中国之数者之放纷杂乱，为全球所无。日者尝有人焉，欲为陛下立圜法矣，以一两五钱为制，色均权等，此法立则民无以滋其巧伪，而吏无以售其奸，而泉货大通，于中国有无穷之利，此亦富国之本谋也。顾何以事经部臣议覆，以为多所窒碍，而万不可行乎？厘金者，天下之弊政也。吾与外洋议及加税，则英人常以为言，以为吾不病中国之抽厘，所抽重轻，抑亦其次，但商人出本行货，必示以一定税则，然后可以操筹计赢，不至亏折。而中国十里一卡，百里一牙，疏密重轻，毫无定制。夫取于民有制者，又百王之通义也。且赋民无法，则上之所益有限，而下之所损至多。合天下而计之，则国财之耗于无形者不少。今陛下试取其法而整顿之，而观各省之督抚官吏，以为何如？由此而推之，则陛下欲变科举考试之法，则必有收科举考试之利者，以为不便矣。陛下欲废弓箭，用枪炮，毁沙艇，易轮船，罢漕运，收折色，讲河工，用西法，诸如此者，必有收前利者，以后之变法为大不便。总之如臣前言，其法愈敝，则把持愈多，则变之愈不易，不必问其为中法为西法也。
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苟患失之，无所不至。”而近人之论李斯，亦云：小人宁坐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身一朝之富贵。痛乎其言之也！然而臣以为彼把持者之计亦短矣。譬如树木之有虫，人一身有虫，聚而嘬之，以为得计，而不念及其已其，则树僵人亡，而己亦与偕尽。此庄周所谓濡需豕虱者也。使其幡然变计，先国而后身，先群而后己，则一身虽必不利，犹可以及其子孙。况夫处富强之国，其身之未必不利也哉，特一转移之间耳！是以臣之愚计，以为陛下治今日之中国，不变法则亦已矣，必变法则慎勿为私利者之所把持。夫法度立，则人无独蒙其利者，故虽至不得已而图改革，其于人必有所龃龉而不安。历代叔季之君，夫亦自知颠危而思振刷矣。使其匪所龃龉，而变之不难，则古今安得有亡国哉？臣闻帝王之用心，与众庶异。众庶急其一身一家而已，然而仁贤之士，尚有忘身以救物者；至陛下之用心，则利社稷，安元元否耳。淮南子有云：“栉者堕发”。然栉不止者，所损者少而所利者多也。尚安能以数人之私戚，而废天下之公休也哉！故不破把持之局，则变法为虚言。陛下果有意于图变革，讲富强，亦在断之而已。
以上三端，皆未变法之前所亟宜行者也。盖不联各国之欢，则侮夺之事，纷至沓来，陛下虽变法而不暇；不结百姓之心，则民情离涣，士气衰靡，无以为御侮之资，虽联各国之欢，亦不可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则摇手不得，虽欲变法而不能也。一其事在各国，二其事在万民，而三则在陛下之心。陛下果采臣议而次第行之，则为旷古之盛节，机关阖辟，而数千年之治运转矣，然后因势利导。所谓既变法所宜先者，臣请竭其愚虑，继今而言之。

○译天演论自序
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笃信，而叹其说之无以易也。岂徒言语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义微言，古之人殚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一学。当其有得，藏之一心则为理，动之口舌，著之简策则为词。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呜呼！岂偶然哉！自后人读古人之书，而未尝为古人之学，则于古人所得以为理者，已有切肤精怃之异矣。又况历时久远，简牍沿讹，声音代变，则通难明；风俗殊尚，则事意参差。夫如是，则虽有故训疏义之勤，而于古人诏示来学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读古书难。虽然，彼所以托焉而传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诚精，其事诚信，则年代国俗，无以隔之。是故不传于兹，或见于彼，事不相谋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占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
今夫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尔。而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而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
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会扬己之言也。吾将试举其灼然不诬者，以质天下。夫四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谓旷古之虑。自其例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后二百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大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此岂可悉谓之偶合也耶？
虽然，由斯之说，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又不关事实，适用自蔽之说也。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术未化之民而已。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婚也哉！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此可与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
风气渐通，士知陋为耻。西学之事，问途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讠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为移译。有以多符空言，无裨实政相稽者，则固不佞所不恤也。

○英文汉诂叙
扬子云曰：“言心声也。”心声发于天籁之自然，必非有人焉能为之律令，必循之以为合也。顾发于自然矣，而使本之于心而合，入之于耳而通，将自有其不可畔者。然则并其律令谓之出于自然可也。格物者，考形气之律令也；冯相者，察天行之律令也；治名学者，体之于思虑；明群理者，验之于人伦。凡皆求之自然，著其大例以为循守。文谱者，特为此语言文字间耳。故文法有二：有大同者焉，为一切语言文字之所公；有专国者焉，为一种之民所独用。而是二者，皆察于成迹，举其所会通以为之谱。夫非若议礼典刑者有所制作颁垂，则一而已。庄周曰：“生于齐者，不能不齐言，生于楚者，不能不楚言。”小儿之学语，耳熟口从，习然而已，安有所谓法者哉！故文谱者，讲其所已习，非由此而得其所习也，
十稔以还，吾国之习英文者益众，然学者每苦其法之难通，求之于其浅，又罕能解其惑而餍其意。癸卯南昌熊子访不佞于京师，殷然讠垂诿，意谓必纂是编，乃有以答海内学者之愤悱。窃念吾国比者方求西学，而不由其文字语言，则终费时而无效。乃以数月之力，杂采英人马孙摩栗思等之说，至于析辞而止。旁行斜上，释以汉文，广为设譬，颜曰《英文汉诂》。庶几有以解学者之惑而餍其意欤？未可知也。虽然，文谱者，讲其所已习，非由此而得其所习者也。诚欲精通英文，则在博学多通，熟之而已。使徒执是编以为已足，是无异钞食单而以为果腹，诵书谱而遂废临池，斯无望已。

○蒙养镜序
晋人有言：“子弟亦何与人事，政复欲使其佳。”应者曰：“此如玉树琼林，欲其生吾阶除而已。”此其言似达，然而大误。东晋之所由不振，姬汉索，遂为腥膻驰骤之场，至隋暨唐而后粗定者，未始非燕冀之情甚轻，有以致之也。夫一国一种之盛衰强弱，民为之也。而民之性质，为优胜，为劣败，少成为之也。国于天地，数千百年，一旦开关，种与种相见，而物竞生焉，每大为其外者之所。当其存亡危急之秋，环视其群，了然见智、仁、勇三者之皆不及，思自奋勉，以为存种救国之功，则对镜自诡曰：吾亦老矣。已而自课其隐，还溯生平，虽名位显达，居养丰饶，详审所为，几无一事可自慰者。又不幸性习既成，即愿勉所优胜，去所劣败，往往不能，则旁睨其子若孙，喟然曰：尚庶几为我之所欲为者乎！将无知尚公、尚实、尚武，于以合群进化，而为吾种之荣光者乎？呜呼！厉之人夜半生子，取火视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深推所念，夫亦可谓大哀也已！则由是蹶起而事教育之事，设学堂，置教科，植师范，讲普及焉。此姑勿论其效未效，乃若其志，又可尚也。虽然未至，请循其本。
昔者九方甄以子綦之子困也为祥，而子綦索然出涕曰：“吾未尝为牧而羊生于奥，未尝好田而鹑生于{宀天}，若勿怪何耶？”由此言之，一切法莫大于因果。子弟之德，堂构之美，夫非偶然而至者，灼灼明矣。故谢安之妇，尝怪其夫之不教子。安曰：“吾尝身自教之。”斯宾塞曰：“子孙者，汝身之蜕影也。”伤今之人，自为乾没无已之事，而望其子以光明；日为腆鲜不涓之事，而望其子以高洁。汝以为不汝知也耶？又大误也。且私之甚者，其视所生，亦草芥然，无几微痒痛之相涉，涅伏瞀乱，喜怒变常。夫如是乃默而祝曰：天地不偏覆载，吾黄人神明之子孙，宜日进而与一世抗也。此何异取奔蜂以化藿蜀，用越鸡以伏鹄卵。一或有之，则一切天演之说，皆可焚也。然则家庭教育，顾不重耶！
且国弱种困，则有深望于后之人，此不独吾今日之事然也。彼欧西诸邦，莫不如此。吾尝读英洛克氏，法卢梭氏，诸教育书，见其和蔼恺恻，大异平日反对政府之文辞。然皆大声疾呼，谓非是则国种决灭。德之最困，莫若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而教育哲家，如佛队、汗德诸公遂出。兹编撒氏之作，亦于其时者也。顾其作意，所与诸家异者，彼以为多言其反，将正者自明。此犹庄周以非指喻指，非马喻马，而齐桓公亦云仲父教我以所善，不若教我以所不善。其为特色，天下父母当自知之。既译于日本，而今者桐城吴君燕来，以通雅之才，躬移译之事，明白晓畅，殊便家人。记曰：“教学相长。”使公等知后生之可畏，思来日之大难，各手此书，深稽其说，将不独于子弟有大造，而长者之心德身仪，亦以日即于优胜，其为国福，岂有涯哉！其为国福，岂有涯哉！

○群已权界论序
严子曰：呜呼！扬子云其知之矣。故《法言》曰：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十稔之间，吾国考西政者日益众，于是自由之说，常闻于士大夫。顾竺旧者既惊怖其言，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喜新者又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谊之所归。以二者之皆讥，则取旧译英人穆勒氏书，颜曰《群已权界论》，畀手民印板以行于世。夫自由之说多矣，非穆勒是篇所能尽也。虽然，学者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由之说乃可用耳。是为序。

○译社会通诠自序
异哉吾中国之社会也。夫天下之群众矣，夷考进化之阶级，莫不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方其为图腾也，其民渔猎。至于宗法，其民耕稼，而二者之间，其相嬗而转变者，以游牧最后由宗法以进于国家，而二者之间，其相受而蜕化者以封建。方其封建，民业大抵犹耕稼也。独至国家，而后兵农工商四者之民备具，而其群相生相养之事，乃极盛而大和，强立蕃衍而不可以克灭。此其为序之信，若天之四时，若人身之童少壮老，期有迟速，而不可或少紊者也。
吾尝考欧洲之世变，希腊罗马之时，尚矣。至其他民族所于今号极盛者，其趾封建，略当中国唐宋间；及其去之也，若法若英，皆仅仅前今一二百年而已。何进之锐耶！乃还观吾中国之历史，本诸可信之载籍，由唐虞以讫于周，中国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而所诵宗法，亦于此时最备。其圣人，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制度典籍，宗法社会之制度典籍也物穷则必变，商君、始皇帝、李斯起，而郡县封域，阡陌土地，燔诗书，坑儒士。其为法欲国主而外，无咫尺之势。此虽霸朝之事，侵夺民权，而迹其所为，非将转宗法之故，以为军国社会者欤！乃由秦以至于今，又二千余岁矣，君此土者不一家，其中之一治一乱常自若。独至于今，{榴}其政法，审其风俗，与其秀桀之民所言议思惟者，则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然则此一期之天演，其延缘不去，存于此土者，盖四千数百载而有余也。
嗟呼！欧亚之地虽异名，其实一洲而已。殊类异化，并生其中，苟溯之邃古之初，又同种也，乃世变之迁流，在彼则始迟而终骤，在此则始骤而终迟。固知天演之事，以万期为须臾，然而二者相差之致，又不能为无因之果，而又不能不为吾群今日之利害，亦已明矣。比不佞移译是编，所为数番掷管太息，绕室疾走者也。

○古今文钞序
有讯于复者曰：“方今世变大异，旧学浸微。家肄右行之书，人诩专门之选，新词怪义，柴口耳而滥简编。向所谓圣经贤传，纯粹精深，与夫通人硕儒，穷精敝神，所仅得而幸有者，盖束阁而为鼠蠹之居久矣。今夫文章为物，有为时所宝贵向蕲，而不克至者矣，安有为天下所背驰亻舜趋，尚克有存者乎？先生识之，三十年以往，吾国之古文辞，殆无嗣音者矣。”
复蹴然应之曰：“奚为其然也？客之为是忧也，其亦昧于存亡之理已。物之存亡，系其精气，咸所自己，莫或致之。方其亡也，虽务存而犹亡，及其存也，若几亡而仍存，非人之能为存也，乃人之不能为不存也。且客以今之时为亡古文辞者，无亦以向之时为存占文辞者乎？果如是云，则又大谬。夫帖括讲章，向之家唔咿而户揣摩者，其于亡古文辞，乃尤亟耳。然而自宋历明，以至于今，彼古文辞未尝亡也。以向之未尝亡，则后之必有存，固可决也。盖学之事万途，而大异存乎术鹄。鹄者何？以得之为至娱，而无暇外慕，是为己者也，相欣无穷者也。术者何？假其涂以有求，求得则辄弃，是为人者也，本非所贵者也。为帖括，为院体书，浸假而为汉人学，为诗歌，为韩欧苏氏之文，樊然不同，而其弋声称、罔利禄也一。凡皆吾所谓术，而非所谓鹄者。苟术而非鹄，适皆亡吾学。功令之变，几十年矣，而海内学子之所鹜趋，亦曰以是新术，于吾之旧鹄最便。其于客之前所称，舍以弋声称、罔利禄，又无爱也。夫如是，而客以其向背，为吾古文辞之所系以存亡也，不亦甚远矣乎！“若夫古之治文辞而遂至于其极者，可以见已。岂非意有所愤懑，以为必待是而后有以自通者欤？非与古为人冥然独往，而不关世之所向背者欤？非神来会辞，卓若有立，虽无所得，乃以为至得者欤？夫万生极殊，而士各有所汲汲。客无谓继斯以往，而遂绝是者徒也，则奚为其如客之前言也哉！迩者邑子吴先生，方上下数千年，所网罗旧文仅万首，为之厘体别目，成艺苑巨观，以饷天下之治古文辞，而不必专以为术者，夫先生深于文者也。客欲征吾言乎？则请以是编之风行而卜之”宣统二年正月严复序。

○孟德斯鸠列传
孟德斯鸠，法国南部几奄郡人也，姓斯恭达，名察理。世为右族，家承两邑之封，凡二百余年，曰布来德，曰孟德斯鸠。世即以其一封称之曰孟德斯鸠男爵云。生一千六百八十九年，当名王路易第十四之世。当是时，法战胜攻取，声明文物冠诸欧，然值政教学术，乐新厌古，人心物论，穷极将变时。于是论治道者，英有郝伯思、洛克，义有墨迦伏勒，而法有孟德斯鸠。则导福禄特尔、卢梭辈先路者也。家于西土仅中资，以善治生，未尝窘乏。地望势力，高不足以长骄，卑常足以自厉，然约情束欲，安命观化，幼而好学，至老弗衰。常语人曰：吾读书可用蠲忿释ぉ，虽值拂逆，得开卷时许，如回温泉以销冰雪，扇清风而解热烦也。其姿之近道如此。
年二十五，入博尔都郡议院为议员。法旧制诸郡议院，法家所聚，民有讼狱，则公亭之。先是其季父入资，为其院主席，父子冠假{髟介}，衣黑衣，时以为宠。逾二载而季父捐馆舍，遗令以其位传犹子孟德斯鸠，俸优政简，时事国论，多所与闻，然而非其好也。视事十稔，年几四九，又以其位让人，退归林墅。盖自兹以往，至于没齿，都三十年，舍探讨著述之事，无以劳其神虑。而舍历史政治，又无以为其探讨著述。若孟德斯鸠者，殆天生以为思想学问者欤？
其著书甚早，年方廿龄，有《神学论》。又尝考罗马宗教所与治术关系者。然不甚求知于人，世亦不知重也。
年三十二，成《波斯文录》。借彼土之文辞，讽本邦之政教，移情剡目，通国为喧，而教会深衔之。方其罢博尔都议院主席也，适巴黎国学有博士阙待补，孟德斯鸠甚欲得之。而翊教伏烈理使谓其长曰：“《波斯文录》于国教多微辞，令国学顾容纳其作者，王将谓何？”其长惧而不敢。孟德斯鸠乃以书抵之曰：“足下辱我已甚。吾计惟出奔他国，庶几栖息余生，自食其力。所不能得诸同种者，犹冀遇诸他人耳。”伏烈理不得已罢攻，而孟德斯鸠补博士。已而游奥之维也纳，更匈牙利，尽交其贤豪。逾岭度威匿思入罗马，谒教王。教王礼遇有加，不以文录为意。北旋登瑞士诸山，溯来因之水，北出荷兰，渡海抵大不列颠，居伦敦者且二稔。于英之法度尤加意，慨然曰：“惟英之民，可谓自由矣。”入其格致王会，被举为会员。最后乃归去，徜徉布来德、巴黎间。一千七百三十四年，成《罗马衰盛原因论》。论者称其裁勘精究，断论切当，于古得未尝有者。
顾所发愤，乃在《法意》一书，当此时，属稿者已六七年矣，前论特其嚆矢而已。精锐绠修，昼夜，凡十有四年，而《法意》行于世。遐搜远引，钩湛瞩幽。凡古今人事得失之林，经纬百为，始终条理。于五洲礼俗政教，莫不籀其前因，指其后果。既脱稿，先以示同时名硕海罗怀纣。海罗怀纣叹曰：“作者宇宙大名，从此立矣。”印板既布，各国移翻，一载间板重者二十二次。风声所树，暨可知矣。福禄特尔尝称曰：“人类身券，失之久矣，得此而后光复。”拿破仑于兵间携书八种自随，而《法意》为之一。后为其国更张法典，勒成专编，近世法家仰为绝作，而《法意》则其星宿海也。年六十有六，卒于家。方其弥留也，以宗教有忏悔之礼，神甫辈以孟生平于其法多所诽毁，颇欲闻其临终悔罪之言，然卒不可得，但叩之曰：“孟德斯鸠，若知帝力之大乎？”对曰：“唯其为大也，如吾力之为微。”
译史氏曰：吾读《法意》，见孟德斯鸠粗分政制，大抵为三：曰民主，曰君主，曰专制。其说盖原于雅理斯多德。吾土缙绅之士，以为异闻，虑叛古不欲道。虽然，司马迁夏本纪言伊尹从汤言九主之事，注家引刘向别录。言九主者，有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凡九品，是何别异之众耶？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