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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诗酒今人诗痍      不学诗无以言

不学诗无以言

                                                                                         传统诗词不同於现代意义的文学创作作品,而是诗人思想感情的如实表露,是诗人胸襟、识见、品格的集中表现,也是作者人生的真实记录。「诗言志」、「诗缘情」、「第一要襟袍」、「不失其赤子之心」等,是诗的创作原则。孔子对诗的简洁概括是:「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由於此,《诗》被列为六经之首。与诗相连的是高尚与文明。诗的化育作用,显而易见。爱诗、学诗的人多了,便可以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自古及今,诗词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真不能想像,设若没有传统诗词,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将是怎样一种状况。以至今日,「高雅」仍为人们赞赏诗词之辞,就连讽刺某人的「附庸风雅」,其实也是对诗的称颂。还有,「腹有诗书气自华」,饱读诗书的人,自然气度不凡,更为无数事例所证明。叶嘉莹女士在重庆大学作报告时,学生们惊叹道:叶教授七十多岁了,还这麼漂亮!「漂亮」一词并不准确,其实她们惊讶的是叶教授腹多诗书而显示出的气质。这种气质,是绝对学习或模仿不出的。 

           化育作用之外,诗词在人文素养方面的功用,也非常重要。诗作为古典文学之精华,与史堪称中华传统文化两大中心支柱。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对中国历史知之甚少,或对传统诗词接触不多,自然无人文素养可言。

          如果当代文人能多读一些古典诗词,稍具备一些诗词常识,就不会有很多人把「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这样一些常见的名句错作其他各种写法了,中央电视台和各大报纸就不会经常出现各种各样诗词方面的错误,许多旅游景点就不会悬挂教人忍俊不禁的拙劣对联。普通文人且不论,便是一些知名作家、教授,也会因缺乏诗词知识而出错。如果知道诗词有其格律,不谙此道者是作不出的,刘心武就不会闹出将黄庭坚名句当作自家诗句的笑话,何况「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还用的是特殊格式。如果稍懂平仄格律,王春瑜就不会将王维的名句「行到水穷处」错引作「行至水尽处」,王泉根就不会将常说的「吟安一个字」错引作「吟稳一个字」。如果了解一些对仗常识,知道「南北」不能对「冒充」,李景端就不会把杨宪益自撰联的「难比圣贤」错作「南北圣贤」予以公开,而让杨宪益觉得「好像是我又在讽刺别人了」。如果懂得一些诗韵常识,知道「下」「者」同在上声「二十一马」,章培恒就不会说陈子昂名篇《登幽州台歌》不押韵。如果余秋雨能多读一点古典诗词,了解「出塞」、「边城」、「玉关」、「碛」等词含义,就不会把清人丁澎送张缙彦去西北之诗当作去东北之诗来讲说了。以上均为文化名人,笔下却难免此等错误。更有位包立民,在某大报谈对联之文,不但因岁数比自己大的书联者称己为「兄」而惊喜,而且不知何为集句联,也不解对仗是怎麼回事,致使误抄对联而错以「八九」对「一用」。经读者指出,他又於该报登出《闻过则喜》以纠正,可惜还是弄错了,教人觉得好笑。可知即使一些文化素质较高者,也断不可缺了诗词素养。 

         以上并非指摘诸位先生之错,而是以之说明诗词於人们人文素养之重要。孔老夫子曾诫其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今之文人,不学诗可乎?

中国女性婚姻与择偶的旧歌谣

                                                                                                 旧时代,中国女子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她们的婚姻须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完全不能作主。在这种婚姻制度下,许多女子嫁不到如意郎君。她们中的许多人被嫁作填房,有的成了童养媳,还有人被迫以小男童为夫,俗称小女婿。有一首旧歌谣,以一个嫁了小女婿的女子口吻,反映了这一情况:石榴花开叶儿长,十八的大姐九岁的郎。说他是郎人太小,说他是儿不叫娘。晚上睡觉抱上床,早上帮穿送学堂。头天晚尿湿了我的大花鞋,二一晚尿湿了我的花衣裳。心里越想越生气,照头给他两巴掌。头一巴掌喊姐姐,第二巴掌叫亲娘:「叫声亲娘别打我,从今后光吃干粮不喝汤。」

        对于旧婚姻制度,妇女们打心眼里不满意,这种不满自然在民谣中得到了体现。有一首歌谣是这样的:「啊呀我的妈呀,怎么把我嫁给了他?一身黄瓜癞,天天要人抓。」这里说的是一女子埋怨她父母把她嫁给了一个浑身长癞疮的男人。这首歌谣后被江南许多对婚姻不满的女性传唱,借以宣泄自己的怨恨。

        有些女子为了不受父母或媒婆的摆布,就随心上人私奔。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民谣:「小女子,跟人跑,一跑跑到某某桥(一般指唱者附近有名的桥)。爹不要,娘不要,给人卖掉还不知道。」这是用于告诫女子不可同人私奔,否则会上当受骗,众叛亲离的。然而私奔了的女子们也有一首针锋相对的歌谣:「丫头丫,吃豆渣;豆渣苦,跟老五;老五没有饭,北瓜当鸡蛋。」讲的是女孩在家吃豆渣,很苦。自己作主跟人(谣中以老五作代表)跑后,虽然也很苦,但由于是自己作的主,心情愉快,所以北瓜也吃出鸡蛋味来了。

        解放后,中国女性实现了自主婚姻。既然能自主了,当然也就有了择偶标准(在婚姻不能自主的旧时代,当然就不能择偶,更谈不上择偶标准了),而有关女性择偶标准的歌谣也随之出现了,其中最典型的要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几首了。例如,那时有一个反映姑娘们择偶标准的歌谣是:四个轮子一把刀,革命红旗两边飘。这里的四个轮子指的是汽车司机,一把刀说的是厨师,而革命红旗两边飘就是衣领上缀著两片红领章的军人了。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这些职业在当时不是实惠就是待遇好,社会地位高。但这仅仅是对未来配偶职业上的要求,其它方面的要求也是很多的。诚如一首十字谣所说:是「一表人才,二老归天,三转一响,四十平方,五官端正,六亲不认,七十工资,八面玲珑,酒(九)烟不沾,十分听话。」这里的二、三、四分别是指无养老负担,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与收音机,有四十平方米以上的住房。六与七则是护家,不会向亲朋好友散财,月工资在七十元人民币以上。这些条件已近苛刻,但还不行,还得十分听话,要做到:「新时代,好男人。早早起,开炉门;煮牛奶,餵小人;买早点,送夫人。星期天,不出门;洗衣服,一大盆。领工资,交夫人;少一分,要证人;若是证人找不到,坚决不许进家门。」此外还得要做到老婆逛街——等得,老婆花钱——舍的,老婆训斥——忍得。这自然就引起不少男青年的反感,他们中有人就以加注的形式对那首十字谣进行了挖苦:一表人材——是个文盲、二老归天——有个晚娘,三转一响——全在商场,五官端正——秃头闪光,六亲不认——坐过牢房,七十工资——两月家当,八面玲珑——惯会说谎,酒烟不沾——常去赌场,十分听话——缺少智商。

         当然,这些旧歌谣说的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这与当今中国女性们多元化及个性化的婚姻与择偶相比,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刘基咏筷子

                                                                                        刘基(一三一一至一三七五)即刘伯温,青田(今浙江省县名)人。此君小时颖悟勤学,长大后懂天文、善兵法、有文才,是我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他是元朝至顺年间的进士,曾任浙东行省(辖今浙江省东部地区)都元帅府都事(行省军事长官的参谋人员)等职,曾参与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因事弃官回乡,著寓言专集《郁离子》。后来他见元朝大势已去,就在至正二十年(一三六○)答应朱元璋的邀请,参加创建明朝的战事。野史笔记还记下了他和朱元璋初次见面时的有趣故事。  

        朱元璋问他会不会写诗。他答:「写诗是读书人的小技,怎么不会?」当时朱正在吃饭,就指著斑竹筷子要他吟咏。他应声吟道:
一对湘江玉并看,
二妃曾洒泪痕斑。

        斑竹产于湖南,竿上的点点斑痕凝寄著一动人的神话。据说,古代舜帝有娥皇、女英两个妃子,「舜死,二妃泪下,染竹即斑。妃死为湘水神,故曰『湘妃竹』」(张华《博物志》),民间又称它为「泪竹」。这联诗概括了这个凄美的典故,书卷气十足,所以朱元璋听了颇不以为然,批评它「秀才味」。

       刘基马上说:「我还未吟完呢!」跟著续吟了两句:
汉家四百年天下,
尽在留侯一箸间。

        这两句诗,是对刘邦的谋士张良(字子房,后被封为留侯)的热烈赞扬,是有根据的。刘邦曾高度肯定张良计策的高明,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汉书.高帝纪》)「筹」是古人用来计数的小竹片,「箸」即筷子,据说在张良计划军事行动时就用它来作「筹」。在这里,刘基巧妙地通过咏筷子来表现张良对创立汉朝的巨大贡献,让朱元璋认识谋士的重要作用,并暗中以张良自比,表示能辅助朱元璋打天下。朱元璋虽然读书不多,但也听懂弦外之音,知道刘基是可贵的人才,相见恨晚。 

         这个以诗相知的故事未必是真的,但展现了刘基的过人才智和朱元璋的知人之明,我们不妨信以为真。

        再说几句「题外」话,这可是出自严肃史书的记载。

         刘基因屡建奇功而受到朱元璋的尊重,称他为「老先生」,还赞刘基是「吾子房也」。可是,刘基与张良的结局大不一样。张良功成身退,「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虽然未能修炼成仙,但是晚年过得十分逍遥,刘基却没有机会享受这种清福。洪武三年(一三七○)他被授予「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的官衔,封为「诚意伯」,食禄二百四十石,「圣眷」甚「隆」;可是几个月后即被「赐归老于乡」,这正应了「飞鸟尽,良弓藏」的古语。他深知朱元璋胸怀狭窄,为人阴险,所以在故乡十分小心谨慎地过日子,只是饮酒下棋,绝口不提自己的功劳,对小小的青田知县也恭恭敬敬地称民,可是也未能自保,过不久,就被权臣胡惟庸诬陷他占「王气」的地方作坟地——言下之意是说他想让后代当皇帝。这是极严重的罪状,刘基连忙晋京解释,为了消除怀疑,还自作人质,不敢回乡。朱元璋只下令取消他的禄米而没有逮捕他,也算「皇恩浩荡」了,但他也因此满怀忧愤地生病,不两年病逝。

        《明史.刘基传》说:刘基生病时,胡惟庸派医生来诊治,吃药之后,肚子里耸起拳头大的硬块,导致不治身亡。后来胡惟庸的谋反罪行被告发时,其中一条是毒死刘基。

        聪明至极的大功臣竟落得如此下场,奈何!

诗心犹向海天飞

                                                                                           哲夫爱诗,爱得胜过生命。他的一生始终与诗词结缘。他自幼饱读唐诗宋词,喜诵楚辞汉赋,浸润其间,乐趣无穷。他少年时便欣然动笔,在他不算长的一生中,留下诗词约五百首。他把诗心、词章、百感融入人生,有诗为证:“修身何必钟鼎谋,冶性且将词章求。还从酩酊觅雅致,诗中真味能忘忧。”(七绝·未名诸君雅集即兴赋一绝)“细数平生万事休,惟余诗业在心头。一身犹带千峰雨,百感都归两地秋。”(七律·赋《金缕曲》后意犹未尽,再题一律赠沪上诸君)“不才岂敢作诗人,因是‘未名’累此身。海内诗风皆寂寞,欲从变革出精神。”(七绝·无题)哲夫博览经典名篇,与友赋诗论文,通晓格律之道。他的诗词题材广泛,感情诚挚,格调古雅,意境悠远。四十年如一日,勤奋劳作,耕耘不息,在当今时代,爱诗之如此者,不可谓不“痴”也!

        哲夫的人生记忆大多留驻于沪上,他喜爱上海,喜爱江南。在《哲夫诗稿》中有这样的诗句:“北街依依有古风,鲈鱼米酒伴寒菘。江南多少旧遗梦,尽在廊桥水影中。白壁青泥傍水家,村旗隐隐石巷斜。九峰元气汇黄峰,三泖清流泛海霞。”(七绝两首·青浦朱家角)他在诗注中说:“北街”是朱家角镇上一条保存着明清风格建筑的石街。两旁老店林立,古风淳淳。“寒菘”,即黄芽菜,见《辞源》。“廊桥”,是朱家角漕河街上一座带廊的木桥。“三泖”,指淀湖、澄湖等。泖,平静的湖。“九峰”,指佘山、天马山、凤凰山、小昆山、横云山、辰山、薛山、机山、北干山。此两句隐含青浦、松江一带作为古代上海,其人文经济的发展孕育了现代之上海。

         哲夫的诗兴随着申城建设面貌的新异而日益高涨。一个爱诗之人,必定是一个关注生活、热爱生活之人。哲夫就是这样一个关注生活、热爱生活的诗人。他感受着生活中的美好,满怀深情地颂扬上海——这一方生他养他、哺育他不竭诗情的故土。2003年年初,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年头,他创作了组诗《七律·上海新景十咏》:高耸入云的东方明珠电视塔,中华第一高楼金贸大厦,横跨浦江两岸风姿各异的大桥,繁华纷呈的南京路步行街,凝聚深厚文化底蕴的标志性建筑上海博物馆,美轮美奂的艺术殿堂上海大剧院,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美誉的外滩,经过整治焕发青春的苏州河新貌,引领时尚潮流的新天地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巨匠们身影交相辉耀的多伦路文化名人街……他为之引吭高歌,催人奋进。

         哲夫重情重义,为人热情真诚,一生结交引为知己者数人,皆为志同道合者,常有诗文往来,“北调南腔先鼓噪,金声玉律自沉吟。只须三二知音赏,淡酒浓茶共相斟。”(七律·新岁遥寄国仪)这是他心境的真实写照,他企盼这种诗意的生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哲夫身居鹏城,与知友们书信不断,其中有很多诗作都是思念故人、怀恋家乡的感人之作。他饱蘸浓情,讴歌友谊,每逢节日返沪度假,都会呼朋唤友,谈论诗文,品茗赏析,相聚甚欢。情义诗篇如下:“心负家中书万卷,梦回窗外月三更。深圳湾畔杜鹃好,遥寄宾朋故园情。”(七律·答仁昌君见赠)“凭栏欲把新词想,孤唱何人赏?教风休吹雨休飘,借我一缄书卷寄知交。”(虞美人·闻伯铭君秋霞圃听芭蕉)

        哲夫把生命的赤诚熔融在诗作里,以坚韧的毅力,一步一步地攀上一生为之向往的诗坛,然后,他张开双臂,羽化而去。哲夫是我们的知交益友,诗业未竞,令人倍感痛惜。在哲夫生前,我曾有机会多次读到他的诗篇,感慨他的才情。现在,“风物已随年月去,诗心犹向海天飞”,在汇集而成的《哲夫诗稿》面前,才真正整体领略哲夫诗海,受到他用心写成、以生命为代价的诗句的深深的文化震撼。

《望舒草》里无「雨巷」

                                                                                          作为诗人,戴望舒因为一首《雨巷》而成名。叶圣陶说,《雨巷》「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而戴望舒也因此而被称之为「雨巷诗人」。《雨巷》收录於一九二九年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的《我底记忆》,这是戴望舒的第一部个人诗集,分「旧锦囊」、「雨巷」和「我底记忆」三部分,而《雨巷》在其中的地位亦由此可见一斑。但在一九三三年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望舒草》中,戴望舒却将《雨巷》抽了出去,并没有收录入这部由他自己编选的个人诗集。施蛰存对此所作的解释是:《望舒草》的编集,表现了望舒对新诗创作倾向的最後选择和定型。在《我的记忆》时期,望舒作诗还很重视文字的音韵美,但後来他自我否定了。 

       这里所谓的「自我否定」,就是指戴望舒在《望舒草》附录《诗论零札》中所提出的新诗理论: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诗不能借重绘画的长处:单是美的字眼的组合不是诗的特点。他还说,诗也是如此,它的佳劣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没有「诗」的诗,虽韵律齐整音节铿锵,仍然不是诗。 

        三十年代初期,戴望舒的诗观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除了上述否定诗应该借重的韵律、绘画、音乐和过於形式化这些观点外,他还提出了「新诗」的古典资源问题。他认为,不必一定拿新的事物来做题材(我不反对拿新的事物来做题材),旧的事物中也能找到新的诗情。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予了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不过,他又对自己的上述观点作了如下补充,即「新的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现这情绪的形式。所谓形式,决非表面上的字的排列,也决非新的字眼的堆积」。 

        应该说,三十年代初期,戴望舒的诗观尽管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将《雨巷》从《望舒草》中抽出即为一例),但他的观点似乎又有些游移,即在所谓古典资源与现代翻新之间,尚有并不十分肯定的地方。他的这种游移,其实在《雨巷》中已经有所反映。卞之琳在《戴望舒诗集序》中说:「《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能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者『稀释』。一种回汤的旋律和一种流畅的节奏,确乎在每节六行,各行长短不一,大体在一定间隔重复一个韵的七节诗里,贯彻始终。用惯了的意象和用滥了的词藻,却使这首诗的成功显得浅易、肤泛。」 

         对於卞之琳对《雨巷》的解读,施蛰存予以了肯定,但又有补充。他说,「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这是南唐中主李璟的著名词句。望舒作《雨巷》,确是融化了这两句词的意境。同时,他那时正在译英国世纪末诗人欧纳斯特?道生的诗,那种忧郁、低徊的情调,使望舒有意无意地结合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感伤情调中。所以,这首诗,精神还是中国旧诗,形式却是外国诗。  

           或者戴望舒正是对这种所谓「古」与「今」、「西」与「中」的结合并不满意,他要达到一种高度的自由,一种语言、形式与内容的新的化境,对於作为诗歌语言和精神资源的古典传统和作为形式借鉴的西方诗歌,他希望能够自主自由地加以运用,也就是达到真正的融合,戴望舒才会在後来的《望舒草》中,没有收录给他带来巨大声望的《雨巷》。或许正是《雨巷》中的那种莫名的忧愁过於「悠长」,一直牵连到一千年前的一个帝王的爱恨情仇那里,让戴望舒作为一个现代诗人的「创造性」受到了挑战乃至损伤,而且也与他三十年代以後所强调的「诗」的内容(实际上主要是指诗的现代性)并不脗合,戴望舒自己才并不大愿意提及自己的这首早年旧作。但《雨巷》毕竟太中国化了,也太能够唤起现代中国人的思古幽情了。所以,只要是细雨、江南、杏花、小巷……当这些意像一经出现的时候,立刻就会让每一个爱国教育的现代中国人联想到这首《雨巷》:撑著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著/一个丁香一样地/结著愁怨的姑娘……

古人诗酒今人诗痍

                                                                                          诗与酒,是古代文人,毋宁说是失意文人所至宝者。他们代代相沿,以诗遣怀,以酒浇愁,每每愁绪醉意渗透他们的诗章。 

        说起来,倒是并非失意落魄者的曹操开了此先河(笔者以为),一曲“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抒发了求贤不得的惆怅。正如宋玉悲秋,后世悲秋者纷纷然一般,承其衣钵者也是芸芸其众,其中不乏杰出者。陶渊明的《饮酒》诗成为了千古绝唱。他的“酒”中有着不同先人之处:不仅有着对世事沧桑的太息,更有着浓郁的田园风味和泥土芬芳,可谓村酿之美---醇厚寓于平淡。 

        延至唐代李白,酒真个成了玉液琼浆,它不但冠于诗人“酒仙”的美称,而且把主人的文字洗成珠玑锦绣,光照千秋。就象杜甫《酒中八仙歌》中所唱“李白斗酒诗百篇”,酒成了诗人词句酝酿的催化剂了。 

        “以酒浇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还流”,诗酒生涯的李白对杯中之物的酷爱却是一番无奈沧桑。怀才不遇,纵有大笔如椽的功夫,却难免风尘项洞无赏音,“云想衣裳花想容”的谄媚艳词毕竟不是他的志向所在。人寿几何,河清难待,又不甘老死埋没,只有到酒的桃源里寻求慰藉了。“袖里乾坤大,杯中日月长”,古人如此,今人又何尝得免? 

          假日里曾一度同窗聚首,共叙契阔,却多相对唏嘘,志得意满者毕竟寥寥。白云苍狗,人生感慨,让大家酒尽杯干,连连不绝。酒酣耳热之际,有人便高唱“我辈岂是蓬蒿人”。借古人之诗之酒浇自家胸中之块垒,本就是中国人的传统,在同学聚会时更是发扬光大了。  

         大凡把酒作诗者,不是附庸风雅,便是心中有一番苦痛或不平。以诗以酒聊发臆语,因为诗有一种朦胧感,所以写者与读者都可以联系自己的经历和体会诠释其中的意味和意境。诗以抒情,诗以咏志,诗以解忧,诗以开怀。 

        古往今来,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诗歌是情诗。情因诗而高雅,诗为情而流传。而为情而情的诗歌又有几何?即便是李商隐的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也有人考证是诗人邀宠上司的暧昧隐晦之词。所以汉家男儿多无情,自古文人多伪情,众多的情诗艳曲反而为此作了佐证。 

         说到情诗,无论如何无法绕过清代的大词人纳兰性德。入关后满人已汉化,诗词也是典型的汉语文学形式,性德不能说是无情汉家男儿,一部杜鹃泣血的《饮水词》也实在不能一概否为伪情。诗歌也许不以感人为初衷,但不能感人的诗歌万难成为千古传唱的绝响,无情或伪情的浮华之作可以迷惑人一时,难以捉弄人一世,更何况千世万代? 

         时至今世,诗至今时,随着现代诗的崛起,诗歌已经趋同于短文,短句或箴言了。早期新诗的发起人之一的郭沫若还强调,诗歌作为诗歌,至少还要“押大致的韵”。而今天的现代体诗人已经把诗歌推向了梦魇痍症的发泄,诗与酒早已脱节,诗与音韵也告了别。诗成了一只狂犬,在传统文字形式坍塌净尽的废墟上裸奔。 

          人们不懂,没有音律节奏美,读和唱都不朗朗上口,文字似是而非,缥缈虚无的所谓的当代的“诗”真的该叫作什么?没有诗的题材,只有几行晦涩的文字的东西应该是什么?这种东西还是文学吗?这种形式当代少知音,后世难道会流传吗?这种无韵更无情的文字能走向哪里?存留几时?无怪乎时下“诗人”成了笑谈,真正的诗人能不伤怀? 

         现代诗不能赖酒精来滋润,不能靠韵律以美容,出路在何方?现代诗人也许该反躬自省,为岌岌可危的诗歌寻找新的血液。解玲系铃,祖宗地下有知,岂不笑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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