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亥北行日记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世称南山先生、忧庵先生,清江南桐城(今属安徽省)人。著名的桐城派文学家,后因《南山集》案被杀。《乙亥北行日记》是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戴氏从江苏江宁赴京途中的日记,自农历初九日起,七月初二日止。
清代桐城派是个影响和势力都大的文学流派。说到桐城一派,人们都只提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三祖”,其实,在康熙后期,戴名世对这个文学流派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决不比方苞小,他的成就也不比方苞低,只是因为文字狱中戴氏丧生,著作被禁毁,所以长期无人敢提戴名世。
在桐城散文家中,戴名世擅以自然疏朗文笔记事写景,人物传记尤佳,他没有为了雅洁之格的追求而淡乎寡情的弊病,也少雕琢做作和头巾气。这里选的《乙亥北行日记》四则就足见其文字的清朗自在,疏而有致,而且言之有物。
这四则日记构成了一组社会风俗的画卷,民情世风,众生百相毕现,在历代小品类文字中是不多见的佳品。六月初十日所见的是一幅农家风情图。作者自己劳于旅役,神往一种安宁生活,所以目击农户男耕女耘、夫妇协同持家情景,钦羡之情油然而生。他特别赞美“江北之俗”,即妇女也都勤劳的风俗,将之与西北男子的“游惰”习气相比较,视界显得尤为宽阔。连同“万物得所”即各得其所、各获其安的观念,都表现了戴名世是个关心民情世事的文人,与徜徉于闲适情绪中的骚雅之士迥然不同。这与十三日他遇雨而联想水利之重要、地方父母官的职责等一起读,必能深感“亦足活其一邑”六字喟叹的分量,也能见出号称“盛世”的康熙王朝的阴暗之面。
戴名世的文字,简洁洗练而又不枯淡,在轻逸的笔触间有一股腴润之美流出。不只是“豆棚瓜架”、“儿女啼笑”之类给人以浓郁生活情趣,即使人们视之为粗俗的“担粪灌园”、“汲井浣衣”这类田家日常琐事,也被表现得很美。生气活力,生意盎然,是腴润美的源头,戴名世只用平平常常的字词组构起来的生活场景,是个生动的例子。情韵、气势,并不一定要靠太多的章法或辞藻,重要的是活泼泼的感受,对生活的热情。
十三日所记的看云图景,当然完全可以和雅逸之极的那类作品比美的。对大自然的美的观察、留意、积累,是一个文学家必须有的修养和习惯,如果对自然美的审度乏力,很难成为有独创的大作家。戴名世的观云的经验谈,我以为这是个很重要的启示,这比“倏忽万状”的如山如树如怪石等的文字鉴重似更宝贵。
夏云多奇峰,雨后、夕阳后以至日出时都能有此景观,戴氏在丰富这一具体审美经验方面的贡献,必然也会引起读者的兴味。特别是他说来是那样地不着力不经意,随心而谈,随口说出,娓娓动听,读时有种轻快感。
二十三日的日记尤属世态小事一件,但在几十个字的小记中,至少四个人物的形象跃然。酒徒的拇战声、喧闹声、打斗声、醉而杂沓于泥淖中的撕搏声,以及两家之妻互相谩骂声,杂闻纸上,诚可说是绘形绘声的能事毕备。问题还在于,这是世间相之一种,在作者看来,事虽小,但关涉世风,民风不正,统治者是有责任的。他想到周武王《酒诰》的诫群饮,绝不是没有深意的。
民风不淳,无疑是世风不正的表现,然而世风不正的源,又复在于政风的腐败。戴名世七月初二日到京城门口被敲诈勒索的记录,正好揭露了“盛世”官吏横行霸道的一个侧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守城门的官吏吃城门,过往行路人必须交付买路钱!衣物铺盖等行李都难逃赋税,足见盘剥之凶,苛政真如虎。须知戴名世其时虽未中进士,大小还算是个举子,衣冠中人物,入京投靠的又是当朝的礼部尚书张英,竟然也被弄得翻箱倒箧,书籍衣物狼藉满地,在大雨中“泥涂被体”,那么普通百姓就更苦了。
《乙亥北行日记》所记全系日常见闻之事,没有惊世骇人的内容,但即小见大,一以当十,从中可见到的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清代著名诗人袁枚在《续诗品》中说:“我饮仙露,何必千钟?”是的,以少胜多,正是艺术冲击力的沛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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