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海洋和迟到的觉醒

1月4日,国务院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这是“十二五”开局之年第一个获批的国家发展战略,也是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标志着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进入实施阶段。

在此之前，从去年底召开的中共中央17届五中全会前后，新一轮针对发展海洋经济的讨论持续升温。在本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科学规划海洋经济发展，发展海洋油气、运输、渔业等产业，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加强渔港建设，保护海岛、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环境。保障海上通道安全，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这“从国家战略高度确立了‘十二五’期间海洋事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其中，陆海统筹的原则的提出，更是被认为国家第一次从战略上确立了将海洋开发与陆地同等看待，意味一次国家发展战略上的重大思维转变。中国开始向海求发展。

当然，考虑到当前我国海洋经济发展中，具体的战略规划、政策体系、技术储备还都有一定的缺失，在陆海统筹思维提出以后，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的时期内，我国围绕发展海洋经济的一系列体制构建将成为重点，有些甚至是从完善海洋经济标准体系和海洋经济核算体系、推进国家《海洋基本法》的制定等基础性工作开始的。

在此背景下，本报专访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报》原总编辑王佩云先生。王先生长期致力于海洋问题的采访、研究和“蓝色国土观”的普及，曾出版《蓝色国土忧思录》。

在其最近出版的《激荡中国海》一书中，王佩云写道，对中国来说，现在已经是最后的海洋和迟到的觉醒，再也容不得任何的犹豫和迟疑。

1. 南海缺个落脚点

《21世纪》：我国从意识到深海开发到掌握深海开发的技术，这个历程大概有多少年？

王佩云：1994年开始，历时有十多年的时间。

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先向外国学，最早是在1994年，在“流花11-1”油田与美国阿莫科公司合作，引进了300米深海的七项世界级专利技术，包括水下机器人采油等，开始尝试深水开发。但在2005年、2006年间，整个开采平台被台风摧毁需要重建，当时世界上只有一两家公司愿意修，要价一天50万美元的修理费并且不保证修好，这种情况下就逼着我们自己修，调动了各方面的队伍，也请了外国的专家，最终从浮式生产储油装置的解脱到修复，和海上采油平台的修复全部解决，这个事情的很大意义在于我们在深海领域不仅会建还会修了，这就站住了脚。

目前对深海开发的研究和装备制造，比较标志性的是在上海外高桥建造的“海洋石油981”深水钻井平台，水深可以到3000米，地下可以到10000多米，深海装备除了钻井船，还有深海的起重船，能吊6500吨，另外还有深海铺管、水下焊接，这些技术、资金都没有问题。

《21世纪》：从最初的技术依赖进口到自己能修能造，这个过程应该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王佩云：对，通过了长期摸索，逐步具备了修复的能力。另外就是在摸索海上油田到底怎么开发，当时我们在非洲买了尼日尔三角洲，购了41%的股权，风险很大，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意图不是赚钱，是要把深海技术学到手，深海钻探与浅海技术很不一样，作为股东有学习生产技术的便利。

另一个学习途径就是，在印尼马六甲油田收购了原属于美国阿科公司的32.58%的股份，阿科公司是与我们合作最早的，一起发现了海南的南海崖13-1油气田，两家关系比较好，知道我们要走向海外之后，主动把股份让给我们，这样我们进入了印尼，现在在印尼的合作项目非常多。

这个是非常有战略价值的，我们国家在南海被有关国家两条岛链封锁，没有直通印度洋的路，通过这样一些油田，对于将来走向太平洋、印度洋很有战略意义。

《21世纪》：另外还有个自主开发的问题，不能永远靠引进。

王佩云：国内一些院校、科研院所一起攻关深海的技术问题，比如上海交大、天津工业大学、清华大学等都有项目，还请了哈斯基公司，共同找到了立湾大气田，位于离海南岛东南边大概三百多公里，300多米水深的浅坡往前走突然下降到1500多米，两家共同勘探，现在在开发，触海陆地装置和300米水深的我们来做，1500米水深的跟哈斯基合作来做，如果这个油田建造起来，我们就掌握了1500米的水深怎么建造的技术。这一套深海技术，不管是地质方面的攻关、装置方面的攻关、海洋工程方面的攻关现在都已具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