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2014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在京举行，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于敏院士获2014年度最高科学技术奖。人们感兴趣的是，于敏是一名从未出国的“土专家”，但与钱学森、邓稼先等“海归”一道跻身“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行列。
所谓洋、土之别，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提到上世纪50年代开始研制的“两弹一星”，所有功勋科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以身许国、不计个人得失，靠着那么一股“精气神”，克服条件简陋，取得了直追美苏的成就。
这种“精气神”，无疑包括奉献精神。当年科研基础薄弱、条件艰苦。钱学森主持研制的第一枚火箭，零件靠高级钳工手工打磨。由于事涉国家最高机密，很多人隐姓埋名几十年，于敏的名字直到1988年才解密。
奉献精神一点都不是吹的，但将奉献精神强调过头，在今日也未必就合时宜。靠科学家的奉献，可以解决一个国家某些领域的问题，但要使这个国家全面进步却很难。中国的“两弹一星”成功了，但中国科技水平与美国的差距实际上愈拉愈大，不承认此点并不明智。
美国科技发达，靠的是国家政策导向与财政资助，但归根结底靠的是市场的力量。不是奉献精神，而是逐利动力推动企业投入巨量资金，进行有市场前景的研发，微软、苹果、英特尔、谷歌的成功是很好的证明。
但是有一种精神是“世界通用”的，那就是专业精神。“两弹一星”奉献者全身心地投入研发工作，激发一切智慧，克服重重困难，实现研发目标。过去我们常说，于敏们“要为中国人争口气”，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爱国精神，也可以将它定义为专业精神，做事就要做好。
这些年来，中国的研发投入力度越来越大，有些实验室硬件条件早就媲美欧美，但原创性成果很少。正如某些华裔学者从外面观察所见，中国大学津津乐道者主要是科研经费多少，科研人员志不在专业，专业精神一片荒芜。
造成专业精神流失，有管理的原因，也表现在精神的层面。那就是自信心丧失，一种代表性的论调说，中国人不可能获得诺奖。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前，很多人继续断言中国科学家得不到诺奖。当杨振宁说中国科学家十年后可能拿诺奖时，他们全都哄堂大笑。
他们全然忘了，中国在完全缺乏工业基础的情况下，成功研制了“两弹一星”。当于敏投入氢弹研制的时候，中国的原子物理学还是一片处女地，他没有可以请教的导师，完全是自创新天。现在世界只有两种氢弹构型，一种是美国T-U构型，一种中国于敏构型。
如果说科研可以倚靠“聪明劲儿”，体育就受制于体质，在这方面中国人似乎先天不足，但中国现在是奥运金牌主要竞争者。科技进步具有系统特点，组织管理很重要，但它是智力的比拼，我们没有理由自甘落后。
有这样一个故事：我国某型发动机研制需要一种先进材料，材料学家师昌绪问：美国研制出来了没有？有人告诉他，美国已经有了。师昌绪肯定地说，那我就有把握了。他果然成功了。
现在中国的科研不差钱，但缺专业精神。能否缩小与欧美差距，关键是有没有师昌绪的自信、有没有于敏们的敬业精神。如果管理再跟上，中国科研前景应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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