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2014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在京举行,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于敏院士获2014年度最高科学技术奖。人们感兴趣的是,于敏是一名从未出国的“土专家”,但与钱学森、邓稼先等“海归”一道跻身“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行列。
所谓洋、土之别,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提到上世纪50年代开始研制的“两弹一星”,所有功勋科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以身许国、不计个人得失,靠着那么一股“精气神”,克服条件简陋,取得了直追美苏的成就。
这种“精气神”,无疑包括奉献精神。当年科研基础薄弱、条件艰苦。钱学森主持研制的第一枚火箭,零件靠高级钳工手工打磨。由于事涉国家最高机密,很多人隐姓埋名几十年,于敏的名字直到1988年才解密。
奉献精神一点都不是吹的,但将奉献精神强调过头,在今日也未必就合时宜。靠科学家的奉献,可以解决一个国家某些领域的问题,但要使这个国家全面进步却很难。中国的“两弹一星”成功了,但中国科技水平与美国的差距实际上愈拉愈大,不承认此点并不明智。
美国科技发达,靠的是国家政策导向与财政资助,但归根结底靠的是市场的力量。不是奉献精神,而是逐利动力推动企业投入巨量资金,进行有市场前景的研发,微软、苹果、英特尔、谷歌的成功是很好的证明。
但是有一种精神是“世界通用”的,那就是专业精神。“两弹一星”奉献者全身心地投入研发工作,激发一切智慧,克服重重困难,实现研发目标。过去我们常说,于敏们“要为中国人争口气”,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爱国精神,也可以将它定义为专业精神,做事就要做好。
这些年来,中国的研发投入力度越来越大,有些实验室硬件条件早就媲美欧美,但原创性成果很少。正如某些华裔学者从外面观察所见,中国大学津津乐道者主要是科研经费多少,科研人员志不在专业,专业精神一片荒芜。
造成专业精神流失,有管理的原因,也表现在精神的层面。那就是自信心丧失,一种代表性的论调说,中国人不可能获得诺奖。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前,很多人继续断言中国科学家得不到诺奖。当杨振宁说中国科学家十年后可能拿诺奖时,他们全都哄堂大笑。
他们全然忘了,中国在完全缺乏工业基础的情况下,成功研制了“两弹一星”。当于敏投入氢弹研制的时候,中国的原子物理学还是一片处女地,他没有可以请教的导师,完全是自创新天。现在世界只有两种氢弹构型,一种是美国T-U构型,一种中国于敏构型。
如果说科研可以倚靠“聪明劲儿”,体育就受制于体质,在这方面中国人似乎先天不足,但中国现在是奥运金牌主要竞争者。科技进步具有系统特点,组织管理很重要,但它是智力的比拼,我们没有理由自甘落后。
有这样一个故事:我国某型发动机研制需要一种先进材料,材料学家师昌绪问:美国研制出来了没有?有人告诉他,美国已经有了。师昌绪肯定地说,那我就有把握了。他果然成功了。
现在中国的科研不差钱,但缺专业精神。能否缩小与欧美差距,关键是有没有师昌绪的自信、有没有于敏们的敬业精神。如果管理再跟上,中国科研前景应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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