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普安知州刘承范

明代普安卫人、进士，万历时任云南兵备副使的邵以仁，有《普安州题名记略》一文，文中说：“会今上轸念边计，可大中丞舒公、侍御毛公奏，迁治入卫城。而郡守刘大夫躬任劳费，多方经划，四阅月而告成。详在学宪吴公记中。”所记即乾隆《普安州志卷之六·城池志》“州治旧在撒麻铺，继迁海子铺，再迁营盘山左，皆无城郭。明万历十四（1586年）年，知州刘承范详请会题，移入卫城。”一事。

普安州建制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永乐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改原普安安抚司治为州治。截至万历十四年的100多年间，普安州一直没有城郭。州治尽管“好山如画压城头，尽日岚光翠欲流。”且“近卫设州如倚柱，就崖结屋类层楼。”却经不住“苗贼屡犯”，直至“迁入卫城,文武共治”后，才“得免于患”。其中，郡守刘大夫之自然功不可没。

郡守刘大夫，何许人也？他就是普安知州刘承范。

普安州迁入卫城后，刘承范认为“题名亦乌可终已也？”于是请邵以仁撰写《普安州题名记略》，勒石于卫城右畔。邵以仁在文章之末说：“考之郡籍，询之父老，若陶梁之抚字，袁黄之清廉，徐之刚介，以至萧之镇静，苏之振作，赖之贞纯，固守之表表者然。要之名实合一，功在社稷，则自不佞有知，惟刘大夫一人而已，故书之为记。”其中，陶，为陶文靖，万县人，乾隆《普安州志》说他为“宣德间知普安州，裁决庶务，皆迎刃而解，时称能吏。”梁当指梁贵，星子人，弘治间知州。袁为袁宁，新化人，乾隆《普安州志》说他“宣德间知普安州，廉介有为，时诸夷争地，互相攻击，屡年不决，宁力解之。后以诬去，普民恤之。”黄，为黄雄，乾隆《普安州志》说他为“乌程人,进士。弘治间知普安州，廉洁不苟，每巡行，裹粮自给，丝毫无取。又明察善断，从前积弊，一时尽除。”徐，为徐世用，宿州人，乾隆《普安州志》说他为“嘉靖间知普安州，刚直不挠，民资保障。苗夷有不率者，以德怀之，遂遵约束，不敢携贰。”萧，为萧凤来，泰和人，嘉靖间知普安州。苏、赖，则指刘承范最近的前任苏兆印（南海人）和赖万玙（永安人）。经过搜读地方史籍和询问父老乡亲，邵以仁认为，他们皆卓然而立，留有好名声；然而，为官一任关键在“名实合一，功在社稷”，而能达到此境界的只有刘承范一人而已。

邵以仁是万历元年举人、万历八年进士，官至云南兵备副使，他资历官职俱高于刘承范，没有必要阿谀于刘。作为普安地方人士，他熟悉地方情况，加上“考之郡籍，询之父老”，方“书之为记”，其得出的评价是公允的。

刘承范，湖北监利人（监利县城关东门外，有刘氏聚族而居的八个村落，号称刘八台）。刘承范生而颖异，十二岁补弟子员，十四岁应乡试对策，卷不能尽，夹行以书。按君异之曰：“如此孺子，而有此抱负，当是天才” ，竟未售。归来益勤学笃志，居小楼三年，足不履地。每小试，则必首多士。……奈数奇不遇。至穆宗御极，恩入南雍，又困屋场者数次。乃叹曰：“是余之命也。”后来以恩贡入仕，选授河南淅川县知县。新政之初，即擒巨猾窝访者。先是邑有藩吏某，每凭籍城社，挟制官府，剥噬胥吏乡民，莫敢谁何。公知之，处以重法。……县多逋赋，公为清丈，量以清之；学久无科目，公乃给稞纸灯油，自为讲授书义，批阅会文。诸生彬彬兴起，后有全遂即领解额，作人之效也。

两台交荐，三载考绩,得蒙宠，褒荣其所自。既复，留秩普安知州。普安杂夷,素称难理。州治无城,去卫城二十里,苗贼屡犯,武弁多秦越视之。公言于上,题请迁入卫城,文武共治,而后得免于患。其作兴学校,亦如在淅川时。得人更盛，如蒋杰、董绍舒、刘询龙、蒋楷、何汝岱诸君子,皆其素所拔识培养者。胥成进士、领乡荐,且为名臣,至今诵之。又抚绥夷民及土官，皆乐为用。时有征剿,战则必克。有云南士知州名者,既用，据罗雄作乱，与普安接壤。未乱之先,公早识之,乃戒其夷之兄曰隆酋者,定计诛之。已故兵部叙刘承范之功,有“令隆酋输诚慕义,致逆党一时授首.计定而声色不动,功成而边澈奠安。”之语。

后来，刘承范调任广东韶州府同知，其间（1589～1591年）竟有因缘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交往。他赠给利玛窦的诗，云：“白塔何僧舍，清灯此夜舟。遥从三水去，少为七星留。”并著有《利玛窦传》，详记与利玛窦的相遇相交经历，成为研究利玛窦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