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入黔入滇屠城初考
清《普安直隶厅志·武备》有一按语:“普安厅于康熙二十一(1682年)年始奉正朔,其先遭孙可望……之乱,蹂躏最甚,屠杀亦惨。旧志修于乾隆戊寅(1758年),相距不过百年,已无一字述及,则当日之散佚已可知矣。”作为修志之人,读至此,不免感慨兵燹破坏之烈。然而,孙可望蹂躏屠杀的详情早已湮没无可稽,人们似乎也忘却了。一次,盘县籍友人郑健强告诉我:老辈人说,盘县城(明末时称普安州)确实曾被孙可望所屠,称“丁亥屠城”。此事就象个谜,吸引我总想探个究竟。
翻了一些书,孙可望其人大致情况并不难了解:
孙可望(?~660),陕西米脂人。明末参加农民起义军,为张献忠居长的养子。张献忠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其部众称大西军。孙可望号称“一堵墙”, 以善战位至平东将军。清顺治三年(1646年)十二月,张献忠在川北西充凤凰山遭清军伏击,中箭身亡,临终前留下联明抗清遗言。遵照遗言,孙可望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率部由川东入黔入滇。在大西军完全控制云、贵和川东南的广大地区后, 孙可望个人野心膨胀,威逼南明永历帝封其为秦王。永历居安隆所时,孙可望作威作福,操纵擅杀吴贞毓等大臣18人,其后试图称帝,未成。对一心“归明抗清”成为永历政权支撑主力并不满其所作所为的李定国、刘文秀等,孙可望既嫉妒又仇恨,先欲制服,后来发展到欲阴谋除之。公开破裂后,孙可望于永历十一年(1657年 ),亲率14万大军征讨李定国,结果将士反戈,为李定国所败。十月,孙可望逃到长沙降清,献出云贵军事详图,尽以滇黔虚实告之,并招降旧部,导致大西军的失败和永历政权的很快覆灭。事后,孙可望受封义王,隶汉军正白旗。遗民方文目睹孙可望进京,赋诗道:“紫貂白马苍颜者,曾搅中原是杀星。”不久,孙可望不明不白地暴毙。官方说是病死,无人相信,野史一说“从出猎,毙于流矢” ,一说“被酖”。
但关于孙可望入黔入滇过程中是否屠戮百姓的信息,却仅得一鳞半爪,且记载和说法并不一致。
孙可望入黔,事在清顺治四年(丁亥,1647年)。
其间,有否“屠城”行为呢?《西南纪事》云:大西军“住遵十日,秋毫无犯。”由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校注的《贵阳府志》卷二注释[1]说:“《府志》据《明季南略》、康熙《贵州通志》谓‘孙可望屠贵阳西走’,但据《西南纪事》载,孙可望自綦江出发,即下令‘自今非接斗,不得杀人’,‘屠贵阳城’之说不可信。”《西南纪事》是这样说的:孙可望进入贵阳,即“出示招抚百姓,十日后,百姓悉回。”《明季南略》卷之十确实也有“出示招抚百姓,十日后,百姓悉回。”的记载,其后却言“二月终,清兵至遵义,可望诸贼遂屠贵州(贵阳),渡盘江走滇。”清贵州巡抚(康熙二十六年至三十年任)田雯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所作《黔书·定黔》亦言:“丁亥正月,可望破遵义,入贵阳,出兵四路,搜捕箐洞。平(平坝卫)、威(威清卫)、龙(龙里卫)、新(新添卫)之间千里肃然。二月,攻定番城,屠之。三月,我朝大师西征,兵至遵义,可望闻风遁,屠贵阳城去。”此说与《贵阳府志》卷二《大事纪中》“顺治四年……,三月,流寇孙可望屠贵阳西走。”的说法完全一致。
各种史料因编篡者立场不同,所记有异甚至相反,并不奇怪,取舍却需要认真分析。“屠贵阳西走”、“ 屠贵州(贵阳),渡盘江走滇。”的记载言之笼统。“可望闻风遁”,也与孙可望乘云南内乱主动奔而取之的事实不符。但定番的被屠却有详细记载,似不可不信。
《贵阳府志》卷六十《录七·明守土政绩录第三》载 :“顺治丁亥年,孙可望据贵阳。三月(应为二月),遣其党艾能奇寇定番。……十二日禺中,城中火起,兵皆救火,城东隅陷,贼遂入城。…… 是日,文武士类死者数百人,在城官绅及其妻女无一存者,军民无算。能奇去,城中白骨相枕藉,乡民不入城者三月。卧龙司菩提寺僧拾而葬之,世所谓‘万人冢’也。”所记资料大概源于王睿《定番殉难纪事》。《定番殉难纪事》是这样说的:“顺治元年,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时蜀黔滇粤末隶版图。丙戌,王师西下,流贼张献忠死于蜀,其党伪平东将军孙可望率丑类破永宁、陷遵义。丁亥正月窜入黔省,官军如鸟兽散,贼焚劫原野,道路绝人烟。…… 会按察使张耀、参议曾益、都司陈瑞徵知定番弓弩手强甚,抵州结束土司,慕(募)兵为恢复省城计,…… 二月初五日,可望令伪定北将军艾能奇复来寇,师号五万 。……十二日巳刻,城内火忽起,人争灭火,贼乘势登城东隅,而城陷矣。…… 是日也,刀声如炮响,血甚流杵,城中数百人,上至官司,下至妇女,竟无一生者,……满城瓦砾白骨邱聚,四乡不入城者凡三月。卧龙菩提寺僧汪姓者,佣人拾遗骸聚东关,火而瘗之,俗呼为‘万人坟’。”
据《黔书·定黔》所记,此后在进军云南途中,孙可望几乎是一路屠城而去。“至镇宁,参议武右文率众拒守,城破被屠。并屠安南、普安等城,遂入滇。”
对此,新编地方志的记载可资佐证:
2005年5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志·大事记》载:“顺治四年(1647年)三月,张献忠部将孙可望从四川退入贵州走云南,路经安庄逼攻卫城,城陷后,居民死伤无数,监军道伍(武)右文全家37人被杀害。”
1993年10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晴隆县志·大事记》载:“顺治四年即南明永历元年(1647年)春,孙可望率张献忠余部由黔趋滇,驻安南卫城永宁知州曾异撰及进士程玉成等率军扼守北盘江。孙可望强渡北盘江,曾异撰兵败,退守卫城,城破,曾战死(2002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关岭县志》谓“曾异撰自焚而死”),葬于城东独秀山丁家园。”
普安(今盘县)被屠事除《黔书·定黔》提及外,乾隆《普安州志·师旅考》亦有载:“ 国朝,孙可望屠普安城。案:……孙可望陷普安,屠戮几尽,时顺治四年三月也。”民间亦有口碑,如郑健强所述,并反映在《盘县文史资料选辑》1963年第一辑上:“孙可望屠城时,全城五六百户人家尽遭惨杀,仅任、董二姓逃出少数的几个人。死尸丛葬于西冲先农坛(即农早庙)后面,此地称‘万人坟’。”盘县籍另一友人任天成曾告诉我,据《任氏家谱》记载,其祖上就是当时缒城而出幸免于难的。据郑健强推算,其时当在丁亥年三月二十一二日或二十三四日之间(《面对一尊石碑》,《新都市文学》2006·2)。只是孙可望当时意在云南,没工夫赶尽杀绝。《普安直隶厅志·地理》说:“孙可望攻陷普安,旋至粑粑铺,见山屯防守严密,不攻而去。”粑粑铺位于城南,有新城山,“为明末乡人避兵处”。
入云南后,孙可望“二十五日屠平彝(今富源县),二十八日屠交水(今沾益县)),二十九日屠曲靖。”(《平彝县志·沿革》,《明季南略》卷之十四亦记:“可望等诡称援师,由贵州兼程,于三月廿八日屠交水,廿九日屠曲靖。”)
贵州著名诗人吴中蕃之父吴子骐在大西军围困贵阳时,率乡兵在滴澄桥狙击,兵败被俘,不屈而死。是年,吴中蕃写下《丁亥纪乱》:
甚日春城铲贼壕,堪怜原野厌流膏。
天心巧设量人壑,地气全钟作柱蒿。
贼去兵来梳与篦,饥成疫作滤而淘。
低徊为想身亲事,史籍何曾得一毫。
后来吴中蕃为了挽救国家颓局,舍弃私怨,仍与孙可望同在永历王朝为官。“一生戎马内,毕世乱离间”的他,前后写了《春江行》、《移营》等许多著名诗篇。诗中“乱后人家少,三两便成村。…… 白骨篱边拄,玄狐屋上蹲。”“人生非死敌,荒冢亦成堆。”“江流宛转鹤盘旋,荒坟野鬼啾啾哭。”等诗句,便是当时战争灾难的真实写照。
大西军到云南后,率兵击败沙定洲,并进军禄丰,击败原云南副使杨畏知。杨在云南迤西一带颇有影响,且是孙可望的陕西同乡,孙可望派人前往招降。杨畏知愿降,但约“三事”:“一、不仍用伪西军号;二,不杀害良民;三、不焚庐舍、掠妇女。”(《南疆逸史》、《野史无文》、《西南纪事·杨畏知传》)孙可望等应允,迤西八府因此免遭屠戮。杨畏知之约显然是有针对性的,孙可望也通过约法三章取得地方士绅支持,在云南站稳了脚跟。然而,忠事永历朝的杨畏知最终不肯屈从淫威依附跋扈的孙可望,且“语多侵可望”,以致“ 可望闻之怒,使人召至贵阳,面责数之。畏知大愤,除头上冠击可望,遂被杀。”此是后话。
张献忠甲申、乙酉、丙戌三年屠四川,“孑遗者百无一二”。其中也有孙可望的“功劳”。据《蜀碧》载:1645(乙酉)年孙可望等四将军分道出屠,穷乡僻壤,深崖僻谷,无不搜及;得男手足二百双者升把总;正月出,五月回。笔者认为,孙可望这位“杀星”丁亥年入黔入滇之初似不会忽然放下屠刀。奈何屠城事史料星散、匮乏,正如民国间《贵州通志•前事志》执编者任可澄所言:贵州“文献之可考于今者千百不得什一”。普安州被屠详情,乾隆间“相距不过百年,已无一字述及”。如今又过了6个甲子,要全盘弄清更加困难。
本文名曰“初考”,意在引起爱好者的关注,以便搜索更多史料逐渐解开这一历史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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