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犹如一个多变的孩子，有很多人文元素，其中包含了叛逆、创新、原生和自由等，在大海之边，掠过波涛的海面，像极了岭南人特有的战斗精神，这片中国古代中的南蛮之地，迸发出了不同的色彩，如果说“占中”就像一个旋转的失控陀螺，那岭南文化就好似背后挥舞皮鞭的无力老者，对其也有影响。

从地域上来说，岭南文化大体分为广东文化、桂系文化和海南文化三大块。明清之际，岭南三系文化相互融汇贯通，岭南文化真正有自己独立的风格、精神，并区别于南方文化。岭南文化形成后在政治、哲学、学术、艺术、经济、工艺和生活各方面全面发展，至晚清达到了高峰时期。到了近代，岭南得风气之先，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津梁，多种文化思潮交错而织成绚丽多彩的画面，岭南文化成为中国政治、思想、文化革命和发展的先导。从洪秀全金田起义、康梁变法、何子渊的教育革新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岭南文化始终是中国近代政治革命的重要代表和领导力量。

“日啖荔枝三百颗”的叛逆

岭南文化务实、开放、兼容、创新，岭南学术思想吸取由中原相继传入的儒、法、道、佛各家思想并进行创新，孕育出不同风格的思想流派。

在贬谪岭南六年多的时间里，苏轼仍对岭南的佛道文化、旅游文化、饮食卫生文化以及教育科技文化加以吸收、改造、传播或建设，既在逆境中调节了自己的身心，也传承了先贤的文化精神，成为北宋时期贬谪岭南造福岭南最著名的诗人。

苏轼的人生思想成为后世中国文人竞相仿效的对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继者的人生模式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设计。千百年来，他的性格魅力倾倒过无数的中国文人，人们不仅歆羡他的刚正不阿，对万物的灼热同情心，更景仰其“心灵世界中洒脱飘逸的气度，睿智的理性风范，笑对人间厄运的超旷”。

苏轼在流放岭南当时那片“瘴疠之地”时，虽然也在如前所引的书信中对友人倾诉过，但却并没有就此沉沦于自怨怨人，更没有像此前流放这里的文人一样卒于流所，而是采取了随缘委命、持中变通的思想取向，迅速转换角色，以一个叛逆者的心态去面对，并不屈服于现实，一方面他充当了岭南文化的改造者并对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另一方面，岭南文化也熏染了他，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人生理想，也因此才有他北归途中“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豪壮之语。

岭南虽然是宋朝的“南蛮”之地，但是贫瘠的土地上也养育了岭南人特有的“乐苦”精神。岭南有着深厚的苗蛮文化的根基和完整的民族文化传统。苏轼的人生思想以儒立身，以佛治心，以道养生，可以说是将中原地区各类代表文化很协调地杂糅于一身。他身上原有的文化在长期的岭南生活中得到了新的洗礼和碰撞，从而成就了他旷达的性格和臻于圆熟的“处穷之道”。

苏轼被贬至惠州却处之泰然，面对逆境，他以叛逆的心态来面对，唱出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战斗心态，这种战斗心态归功于他的叛逆。

反观现在，香港的“占中”体现的正是一种群体的“叛逆”，他们身上具有岭南文化“叛逆”的一面，这种叛逆就很像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但是有自己认为的道理，就要闹一闹，从香港“占中”可以看到，岭南文化在这里得到了体现，那种战斗性情，附带有叛逆的心态，不屈服于逆境的心理。现在香港社会大都认为自己的社会思想潮流是受到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影响，并且乐在其中，大家在街头津津乐道，殊不知他们自己恰恰就是受岭南文化熏陶的，这个“美丽”的错误可能人们自己都不知晓，就好比自己是中国的孩子，非要说自己的父母是国外的，寻根溯源，香港如今的自由民主原来还是受岭南文化影响的。

“潮州帮”的兼容开放

与苏轼叛逆的岭南精神不同，岭南还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开放心态。著名的岭南画派，就是在继承国画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洋画的技术而形成；饮誉世界的粤菜风味，不但吸取了中国八大菜系的技艺，也吸取了西菜烹饪之精要。特别是中国内陆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人更发挥了这方面的潜质，在全国率先敞开大门，在对外经济、文化的交往中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这其实并不是偶然的。

岭南不光有开放的精神，由于其地区远离中国传统文化内核，处处迸发出一种超越“传统导向”的进取精神。郑信是在泰国建立吞武里王朝的广东人，而在近代文化史上，涌现了一批努力超越传统导向的文化名人，如岭南画派祖师高剑父、民主革命家孙中山、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康有为梁启超等，这些灿烂的群星，代表了岭南文化的思想，他们的言行与业绩，亦可见岭南文化的特异风格。

潮汕商人的足迹，“上沂津门，下通台厦”，远至新加坡、暹罗一带，形成了当时商业系统著名的“潮州帮”（潮商）和“广东帮”。商品经济的发展，铸造了岭南文化讲求实利实惠，偏重商业的倾向。直到今日，广东依然是中国对非洲出口的主要通商口岸，一些“广东帮”仍然活跃于此。

在历史上，岭南文化向来被视为非主流的边缘文化，一直遭到主流的传统文化的轻视和排斥，甚至在近代岭南文化走向全国之时，它的主流地位也未得到认可，这种状况影响至今，所谓“广东是文化沙漠”之类的论调便是证明。这往往出于偏见或者无知。为今之计，理当对岭南文化给予正确认识和评价，充分肯定、大力弘扬、认真正视是应有的态度。

岭南人不必妄自菲薄，从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中发现优秀的因素，在复杂纷纭的形式中梳理出优长的特质，如务实世俗、重商远儒、兼容求新等，从而建立自己的评价标准。这种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岭南文化也使得这一文化深入人心，影响到社会和人们的行为处事。

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中，“占中”反对者虽然高呼停下来，但是没有结成意识形态联盟去抵抗这种风潮，并且也有一部分人是支持的，这证明了岭南文化，包容和开放的一面，可以最大限度的容忍新鲜事物的存在。这也有岭南文化对于新鲜事物采取的一种保守的态度，因为岭南文化是以广东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标准，它允许新的意识形态出现，像沙漠之中很渴求甘露降临一样，只要能解渴，短期允许它的存在是可以的，这无疑也再次暗示了香港占中不是西方思想主导，而是受岭南文化风潮影响。

“坏孩子”原生自由，好走偏门

由于岭南文化特有的原生性，使它格外自由，外界很少干预到它的一些“坏苗”的产生，这使得帮派主义在岭南地区极为兴盛，尤以香港的三合会著称。

三合会是香港传统黑帮社团的统称，很多华人黑社会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清朝的三合会，所以尤其在香港，一般用来泛指华人黑社会组织。现今香港大约有57个三合会组织，大部分属于小型街头帮派。大型的三合会组织，包括新义安、和胜和、14K等，人数达几千人，像美国、意大利等地的黑手party一样，都是久经事故的犯罪集团。有说法称香港现在正式的黑社会成员大约有25万，而如果包括非正式成员的话更高达50万左右。所谓“山高皇帝远”，岭南地处南远沿海地区，在中国开放初期管理也有一定难度，所以造就了这种原生态式的帮会发展，非常自由，民间有一句话，“山东出绿林好汉，岭南好出山大王”，岭南的帮会不太同于其他内陆地区的帮会，岭南的帮会十分重视义气，他们的信仰就是关公。

随着三合会的发展，新义安成为当中的寡头崛起，并在1980、1990年代控制了香港的电影业。不过近年来由于两岸反黑组织的联合打击，三合会组织的活动范围被急剧缩小，因此赚钱也不再容易，这样各帮派头目的争夺斗争就不像以前一样激烈。新义安帮派对岭南自由化主义的发展和继承起到了关键作用，电影即是手段之一，新义安在电影圈有很大势力。

从90年代开始，由于香港警察的贪污问题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一些曾经的黑帮大佬也转作合法生意，成为社会名流。如今港片中虽然还有黑帮，但传奇色彩已无。当年著名的大佬们离观众太远，谁真谁假并不是那么容易分辨。一些带有岭南文化特色的作品，也被保留并流传了下来，其中就有很多原生性和自由化色彩的电影，电影业宣扬了岭南文化的战斗精神和叛逆感，一定程度上又催生了岭南人的叛逆感。

在“占中“后期，爆出怀疑黑帮人士参与占领行动。另警方情报指出，有江湖人士现身金钟占领区。这也表明了岭南文化影响下，香港帮派对于“占中”这一事件的态度，没有中立，反而积极参与进来，这或许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岭南文化中的战斗元素。

如今，岭南文化概念已经基本退据珠江流域、韩江流域。所以，广东与香港在文化上较容易达到融洽，形成同构。因而，人们关于岭南文化的现代性审视离不开对香港的认识。岭南文化“得风气之先”，又“开风气之先”，广东作为全国最大的侨乡，华侨历史悠久，华侨文化积淀深厚，受华侨文化反哺的现象很多，如潮州善堂，就是华侨文化反哺的结果，它也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侨华人是个特殊的群体，这种联系最突出地体现在文化纽带上。岭南文化反哺社会群体，是当初缔造这一文化的思潮领头人的一种回馈，作为传承岭南文化的奖赏。

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这是历史的进步，岭南文化亦如此。但是，对于岭南旅居海外的华侨来说，“落地生根”不等于文化同化。事实上，他们的文化仍然保持着民族性，中华文化仍然是华侨的母体文化，是华侨的根。另一方面，华侨留居海外之后，与当地文化“通婚”，吸收当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有益成果，表现出较强的时代性和先进性。要建设“新岭南文化”，就是要研究华侨文化这种兼容中西文化的特质，找到它的内核和“根”，丰富和发展岭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