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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秋收起义十周年合影背后的故事

再过几天就是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纪念日了。发一篇小文,以示纪念。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陕北保安县移住延安城,住在二道街罗廷祯家院的东厢房里。因延安抗日救国会的办公处也设在院里,一天人来人往,声音嘈杂,也不利于保卫工作。便在一周后,移住在凤凰山麓的李家窑院,房主叫李建堂。这是一孔依山凿成的石洞,其实是当年修筑延安城墙时开凿石头而形成的一个石窟。坐西向东,高2.6米,宽6.7米,深6.5米,一门两窗。除了一个大炕之外,还有一张木椅,一张桌子,一条木凳,一盆木炭。窑洞门前,有一面土墙,权作抵御山风的影壁。石洞内十分阴暗潮湿,身边的工作人员几次劝毛主席换个地方,他总是说:能有这么个地方住就不错了,不要再去麻烦老乡了。

1937年初春,毛泽东在凤凰山麓李家窑院

在秋收起义十周年之际,1937年5月9日,就是在这石窑洞的土墙前,毛主席同当年参加秋收起义幸存的部分同志合影留念,并特意在照片上边留下了“毛体墨宝”:“一九二七秋收暴动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至今尚存之人约数十人,此为一部分。一九三七,五月,于延安城”。

当时起义一般都称暴动,如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平江暴动。刘伯承在参加中共六大时,代表南昌暴动委员会上所报告,开头就写到:“南昌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在历史上的第一页。”中共中央指导秋收起义的文件题为《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参加这次合影的共有18个人。有两人最显眼:首先,一眼就可以看出,站在后排左三的是毛泽东,个子高,还没戴帽子,尽管此时他已是中共领袖和红军统帅,但并没有心安理得地站在C位,显示其一贯谦虚低调的作风。最右边一位看穿戴和姿态像一位女同志,没错,她就是贺子珍,毛主席的妻子。

那么,其他人都是谁呢?

前排左起:赖传珠、张宗逊、孙开楚、赖毅、谭冠三、胡龙奎;

后排左起:杨立三、陈伯钧、毛泽东、龙开富、周昆、谭希林、罗荣桓、谭政、刘型、杨梅生、胡金魁、贺子珍。

贺子珍没有参加秋收起义,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当时她就在旁边,因为就在她家门口,也被同志们拉来一起照了像,大家都很熟悉,都是枪林弹雨闯过来的生死同志。贺子珍很低调,就站在边上,扎皮带、打绑腿,英姿飒爽,不愧是井冈山走出来的女将。

1937年春,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延安。

上面合影中,有十人成为开国将帅,其中一位元帅罗荣桓、一位大将谭政、三位上将赖传珠、张宗逊、陈伯钧,四位中将赖毅、谭冠三、谭希林、杨梅生,一位少将龙开富。

那么,除了毛泽东、贺子珍,十位开国将帅,其他六人的结局呢?

孙开楚:曾任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军工部政治委员,1942年5月25日在山西省辽县十字岭反扫荡作战中牺牲,年仅32岁。是新中国成立后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

孙开楚烈士

胡龙奎,曾任西北野战军三五九旅后勤部副部长,1947年病逝。

杨立三,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军委勤部总后部长,1954年病逝。

周昆,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谋长,携款失踪,下落不明(是逃跑还是遇害,由于没有确凿证据,始终无法定性)。

刘型,曾任八路军治部总政宣传科科长、南下支队政治部主任等职。建国后,任北京地质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国家农垦部副部长。

胡金魁,曾任湖北省人大常委副主任等职。

那么,是在什么情况下,有了这张合影呢?

1937年5月2日至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苏区、白区和红军中党的正式代表218人,列席者64人。

据陈伯钧上将日记记载: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今日休会,放假一天,早饭后,随朱德司令等旅游清凉山。……十六时在抗大与二方面军营以上干部照像。随即又到毛主席住地,与参加秋收暴动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尚留下的部分同志合影……”

赖传珠上将的日记中,对这一天也有记载:“休息一天。去照相,原三十一团的共18个干部合影。”(原文注:三十一团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一部分,后编为江西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

1937年5月9日,参加苏区代表会议的许多老战友来到毛主席的住处看望他。谈话间,有人建议拍一张合照来纪念一下,毛主席当即表示同意。

合影前,当大家都站好位置,毛主席环绕四周后问道“龙开富呢?”龙开富当时是毛主席的警卫员,他到哪去了呢?原来,当时陕北物资匮乏,为解决给养不足,干部战士都要开荒种地。此时龙开富正在不远处种地。

警卫员见状,立马跑去找龙开富。听说主席在等自己拍照,龙开富连军帽都没来得及戴便跑了过来。毛主席看到满头大汗的龙开富,高兴地一把将他拉到自己身边。见龙开富没有戴帽子,毛主席将自己的帽子摘下来戴在龙开富头上。这就是毛主席是唯一没戴帽子照相的原因。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当时红军服装颜色很不一致,不仅是整体上看深浅不同,就是个人的军装颜色也不同,有的是上下衣不同,有的是军帽和军衣不同……要说当时红军在陕北已经一年多了,根据地相对稳定,条件比反“围剿”和长征时好很多了,红军服装的样式也能基本统一,但是买不到那么多现成的灰布,染料也不好解决,主要靠土法染制,用稻草灰、麦杆灰、锅底灰、槐树花和种植的紫草染布,不仅颜色不同,也很容易掉色。因此几万人的服装无法保证颜色一致,有灰色、蓝灰色、青灰色、青色等等,这也反映出红军条件之艰苦……

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复制)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起义部队为5000余人;到了三湾改编,剩下1000余人;毛泽东将队伍拉上井冈山时,还剩800余人。以后又经过井冈山斗争、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以及到陕北后的东征、西征,而到1937年5月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在延安与毛泽东合影时,“尚存之人约数十人”。就是这幸存的数十人,也没能都见到革命成功。足可见斗争之残酷,革命之艰辛,胜利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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