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武帝司马炎也公开卖官,所得之款,尽入皇帝私库,供其花天酒地,挥霍奢靡。据《晋书·刘毅传》: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晋武帝问司隶校尉刘毅:“朕可方汉之何帝?”刘毅直言不讳:“方可桓、灵。”晋武帝听了很不高兴地说:“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刘毅一针见血地回答:“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刘毅批评晋武帝,卖官钱不入国库,入私门,连东汉的昏君桓灵二帝都不如。
南北朝泰始二年(公元466年),豫章南昌(今江西南昌市)人邓琬父子兄弟竞相卖官鬻爵,叫奴仆们到集市上贩卖财物。“至是父子并卖官鬻爵,使婢仆出市道贩卖。”《宋书·邓琬传》
南北朝泰始二年(公元466年)战争剧烈进行,朝廷货用不足,劝老百姓每家上交二百斛米、五万钱、杂谷五百斛,同时赏赐荒远县令官;上等白米三百斛,八万钱杂谷一千斛的,同时赏赐五品的正令史官员,如果达到上述要求,想留在家里享受一个四品官的待遇也可以;上交四百斛米、十万钱、杂谷一千三百斛的赏赐四品令史官职,满了,可以在家享受三品官的待遇;上交大米五百斛、十五万钱、杂谷一千五百斛,赏赐三品令史官职,如果满数了,在家里享受监守待遇也可以;上交七百斛米、二十万钱、杂谷二千斛赏赐荒郡太守官职,如果想在家里享受亲王尚书令官待遇也可以。(时军旅大起,国用不足,募民上米二百斛,钱五万,杂谷五百斛,同赐荒县除。上米三百斛,钱八万,杂谷千斛,同赐四品正令史;满报,若欲署四品在家,亦听。上米四百斛,钱十二万,杂谷一千三百斛,同赐四品正令史;满报,若欲署三品在家,亦听。上米五百斛,钱十五万,杂谷一千五百斛,同赐三品令史;满报,若欲署内监在家,亦听。上米七百斛,钱二十万,杂谷二千斛,同赐荒郡除;若欲署诸王国三令在家,亦听。《宋书·邓琬传》)
南北朝时的北魏,宣武帝元恪时的吏部尚书元晖,亦是“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余官职各有差,天下号曰‘市曹’。……聚敛无极,百姓患之”[魏收.常山王遵附晖传//魏书:卷十五]。
北齐到了后期,因“人力既殚,帑藏空竭”,于是皇上“乃赐诸佞幸卖官,或得郡两三,或得县六七,各分州郡”,无官不卖,“于是州郡职司,多出富商大贾,竞为贪纵,人不聊生”[李百药.后主、幼主纪,北齐书:卷八]。
唐高宗李治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笑中藏刀”、号为“人猫”的尚书令瀛州饶阳(今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人李义府,“贪冒无厌,与母、妻及诸子、女婿卖官鬻狱,其门如市”;《旧唐书 列传第三十二》
唐中宗李显时,吏部侍郎郑,“诌事武三思及韦皇后,专以卖官为事”.韦后大树私党,卖官鬻爵,贪污受贿。中宗与韦后的女儿安乐公主,“恃宠骄恣,卖官鬻狱,势倾朝野。或自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从之,竟不视也”[资治通鉴:卷208]。一时间,皇后、公主和他们所信任的人,组成了一个小集团,专门出售官吏委任状,牟取暴利。
唐玄宗李隆基时的杨国忠,亦是卖官高手。他自侍御史至宰相,身兼四十余职,掌握了中央选任官吏的人事大权。他一手遮天,每次选用官吏,完全凭他和几位亲信的好恶,根据所用人的贿赂请托。
到唐懿宗时,买官卖官已是司空见惯,家常便饭。据《资治通鉴》卷二五二,懿宗咸通十四年中云:“自咸通(懿宗年号)之后,上至宰辅以至方镇,下至牧伯县令,皆以贿取。”有人买通宦官到外地去做节度使,到任后就尽力搜括,压榨百姓。
唐僖宗李儇时,年仅十二岁的唐僖宗,将政事委托给宦官四川人枢密使、神策军中尉田令孜。田令孜大权在握,如果谁想做官,就得走他的后门,向他送礼行贿。田令孜任命官吏或赐予爵位,并不需要向皇帝汇报、自己完全可以作主。“令孜知帝不足惮,则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赐绯紫不以闻”。(《新唐书·宦者传下·田令孜》)
南宋宁宗赵扩时河南安阳人韩侂胄掌权,社会上贿赂盛行,公执宰执、台谏之门,亦习以为常。韩侂胄的启蒙老师福州闽县(今福建长乐)人陈自强(历任枢密院参知政事、右丞相),性极贪鄙,公开纳贿卖官。各地官员寄给他的信,信封上须注明某物若干并献,无“并”字的信则不拆阅;人有仕途干进,必先议价而后定;又纵子弟亲戚收受贿赂。(韩侂胄颛朝权,包苴盛行,自强尤贪鄙。四方致书馈,必题其缄云:“某物并献”;凡书题无“并”字,则不开。纵子弟亲戚关通货贿,仕进干请,必谐价而后予。《宋史·陈自强传》)
到了南宋理宗赵昀统治时期,外戚浙江天台屯桥松溪人贾似道当权,他与党羽亦公开卖官,官员的补缺或升迁改秩,明码标价,交相贸易。“吏争纳求美职,其求为帅阃、监司、郡守者,贡献不可胜计。赵氵晋辈争献宝玉,陈奕至以兄事似道之玉工陈振民以求进,一时贪风大肆。”《宋史·贾似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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