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武帝司马炎也公开卖官，所得之款，尽入皇帝私库，供其花天酒地，挥霍奢靡。据《晋书·刘毅传》：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晋武帝问司隶校尉刘毅：“朕可方汉之何帝？”刘毅直言不讳：“方可桓、灵。”晋武帝听了很不高兴地说：“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刘毅一针见血地回答：“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刘毅批评晋武帝，卖官钱不入国库,入私门，连东汉的昏君桓灵二帝都不如。
南北朝泰始二年(公元466年),豫章南昌（今江西南昌市）人邓琬父子兄弟竞相卖官鬻爵，叫奴仆们到集市上贩卖财物。“至是父子并卖官鬻爵，使婢仆出市道贩卖。”《宋书·邓琬传》
南北朝泰始二年(公元466年)战争剧烈进行，朝廷货用不足，劝老百姓每家上交二百斛米、五万钱、杂谷五百斛，同时赏赐荒远县令官；上等白米三百斛，八万钱杂谷一千斛的，同时赏赐五品的正令史官员，如果达到上述要求，想留在家里享受一个四品官的待遇也可以；上交四百斛米、十万钱、杂谷一千三百斛的赏赐四品令史官职，满了，可以在家享受三品官的待遇；上交大米五百斛、十五万钱、杂谷一千五百斛，赏赐三品令史官职，如果满数了，在家里享受监守待遇也可以；上交七百斛米、二十万钱、杂谷二千斛赏赐荒郡太守官职，如果想在家里享受亲王尚书令官待遇也可以。(时军旅大起，国用不足，募民上米二百斛，钱五万，杂谷五百斛，同赐荒县除。上米三百斛，钱八万，杂谷千斛，同赐四品正令史；满报，若欲署四品在家，亦听。上米四百斛，钱十二万，杂谷一千三百斛，同赐四品正令史；满报，若欲署三品在家，亦听。上米五百斛，钱十五万，杂谷一千五百斛，同赐三品令史；满报，若欲署内监在家，亦听。上米七百斛，钱二十万，杂谷二千斛，同赐荒郡除；若欲署诸王国三令在家，亦听。《宋书·邓琬传》)
南北朝时的北魏，宣武帝元恪时的吏部尚书元晖，亦是“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余官职各有差，天下号曰‘市曹’。……聚敛无极，百姓患之”[魏收.常山王遵附晖传//魏书：卷十五]。
北齐到了后期，因“人力既殚，帑藏空竭”，于是皇上“乃赐诸佞幸卖官，或得郡两三，或得县六七，各分州郡”，无官不卖，“于是州郡职司，多出富商大贾，竞为贪纵，人不聊生”[李百药.后主、幼主纪,北齐书：卷八]。
唐高宗李治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笑中藏刀”、号为“人猫”的尚书令瀛州饶阳(今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人李义府，“贪冒无厌，与母、妻及诸子、女婿卖官鬻狱，其门如市”；《旧唐书 列传第三十二》
唐中宗李显时，吏部侍郎郑，“诌事武三思及韦皇后，专以卖官为事”.韦后大树私党，卖官鬻爵，贪污受贿。中宗与韦后的女儿安乐公主，“恃宠骄恣，卖官鬻狱，势倾朝野。或自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从之，竟不视也”[资治通鉴：卷208]。一时间，皇后、公主和他们所信任的人，组成了一个小集团，专门出售官吏委任状，牟取暴利。
唐玄宗李隆基时的杨国忠，亦是卖官高手。他自侍御史至宰相，身兼四十余职，掌握了中央选任官吏的人事大权。他一手遮天，每次选用官吏，完全凭他和几位亲信的好恶，根据所用人的贿赂请托。
到唐懿宗时，买官卖官已是司空见惯，家常便饭。据《资治通鉴》卷二五二，懿宗咸通十四年中云：“自咸通(懿宗年号)之后，上至宰辅以至方镇，下至牧伯县令，皆以贿取。”有人买通宦官到外地去做节度使，到任后就尽力搜括，压榨百姓。
唐僖宗李儇时，年仅十二岁的唐僖宗，将政事委托给宦官四川人枢密使、神策军中尉田令孜。田令孜大权在握，如果谁想做官，就得走他的后门，向他送礼行贿。田令孜任命官吏或赐予爵位，并不需要向皇帝汇报、自己完全可以作主。“令孜知帝不足惮,则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赐绯紫不以闻”。(《新唐书·宦者传下·田令孜》)
南宋宁宗赵扩时河南安阳人韩侂胄掌权，社会上贿赂盛行，公执宰执、台谏之门，亦习以为常。韩侂胄的启蒙老师福州闽县（今福建长乐)人陈自强（历任枢密院参知政事、右丞相），性极贪鄙，公开纳贿卖官。各地官员寄给他的信，信封上须注明某物若干并献，无“并”字的信则不拆阅；人有仕途干进，必先议价而后定；又纵子弟亲戚收受贿赂。(韩侂胄颛朝权，包苴盛行，自强尤贪鄙。四方致书馈，必题其缄云：“某物并献”；凡书题无“并”字，则不开。纵子弟亲戚关通货贿，仕进干请，必谐价而后予。《宋史·陈自强传》)
到了南宋理宗赵昀统治时期，外戚浙江天台屯桥松溪人贾似道当权，他与党羽亦公开卖官，官员的补缺或升迁改秩，明码标价，交相贸易。“吏争纳求美职，其求为帅阃、监司、郡守者，贡献不可胜计。赵氵晋辈争献宝玉，陈奕至以兄事似道之玉工陈振民以求进，一时贪风大肆。”《宋史·贾似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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