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然而在通信领域,中国还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当时中国电信网络主要依赖的是纵横制交换机、步进制交换机,甚至还有部分地区使用人工交换。这些交换机大多制造于1950年代,已经完全过时,无法满足经济快速发展对通信的需求。1978年,中国的电话普及率仅为0.38%,全国电话总量不到世界电话总量的1%。这充分反映出中国通信建设的落后状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这些地区对通信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许多企业主迫切需要安装固定电话。同时,大量来自香港、台湾和其他国家的投资者也需要依靠良好的通信设施开展业务。但是,当时的邮电部门技术力量薄弱,资金短缺,无法满足用户的需求。全国仅有几家电信设备厂家,国产交换机落后国外十几年,难以实现大规模更新。80年代电话机
面对巨大的通信需求缺口,邮电部门只能通过进口国外淘汰设备进行应急扩容。由于资金紧张,他们引进的大多是发达国家淘汰的旧交换机,这些机器运行维护成本高昂,抗干扰能力差,经常出现故障。但在那个时候,这已是最实际的选择。一些沿海城市还直接从国外二手市场购买旧交换机,这些机器投入使用后故障频发,严重影响通信质量。此外,普通百姓要安装家用电话,手续也十分麻烦。不仅需要单位开具介绍信,平均还要等待数月之久才能申请成功并完成安装。一部电话的安装费用高达上万元人民币,相当于几年的平均工资。这使大多数普通群众无力承担。20世纪80年代,中国通信业经历了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国家邮电主管部门将工作重心放在固定电话业务的发展上。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和改造固定电话网络,使固定电话从少数人的奢侈品变成普通家庭的必需品。这对于改善民众生活,促进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982年,福建福州成为全国第一批引入和开通数字程控电话交换机的城市。当时从日本富士通公司引入的F-150万门交换机,具有调用能力强、扩容方便等优点,使福州的电话通信能力获得大幅提升,也向国内展示了数字交换机时代的曙光。在那个年代,电话仍是奢侈品,一台电话机要几年的时间才能申请到,通话质量也参差不齐。数字交换机的应用极大地改善了这一情况。在引入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中国也开始自主研发电话交换机。1984年,中外合资的上海贝尔电话设备有限公司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研制数字程控交换机的企业。之所以采取合资形式,是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出于“冷战”的战略考虑,对中国设置了技术封锁和出口管制。上海贝尔的成立,绕开了这些限制,使中国获取了关键的交换机制造技术。七国八制
随着中国逐步对外开放,20世纪80年代中期,像诺基亚、爱立信这样的北欧电信设备巨头也来到中国市场谋发展。但由于各地选购不同厂家和型号的设备,导致中国电信网络客观上处于分割状态,被称为“七国八制”。这种状态严重制约了电信业的发展。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中国政府决定研究并落实通信网的互联互通。经过科研人员的努力,研制成功了网间连接设备,实现了不同制式设备之间的互操作,中国的长途电话网也得以贯通。这项技术的突破,对世界电信技术发展也产生了影响。在网络设备国产化的同时,一些民营通信企业开始在政策支持下崛起。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华为和中兴通讯等民族通信企业都是在那一时期成立并发展起来的,逐步打破了国外企业的垄断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民族企业不断壮大,最终在移动通信等领域成为行业领军企业。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数字交换机的引入和网络互联互通的实现,启动了中国通信业的腾飞。短短十多年间,中国从电话稀缺走向普及,从依赖进口向自主创新转变,为21世纪中国的通信强国地位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通信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十年间,中兴通讯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以惊人的速度崛起,成功打入国际市场,一跃成为世界顶级的通信设备供应商。他们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抓住农村市场这个战略机遇分不开。那时的国内通信企业,主要研发目标还是传统的程控交换机,尤其侧重在小容量的用户级交换机。与此同时,国外通信巨头如瑞典的爱立信、法国的阿尔卡特、德国的西门子、美国的摩托罗拉等公司,已经瓜分了中国绝大部分的通信市场,尤其是大中城市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外资企业具有雄厚的技术积累和丰富的经验,以及强大的品牌效应,所以中国企业很难在这些领域与其正面竞争。但是,外资企业都忽略或者放弃了中国广阔的农村市场,这就为中兴和华为提供了较小的竞争压力,可以充分施展抱负的机会。农村村委会电话通信
相比城市,中国辽阔的农村地区通信基础设施明显落后,存在着广泛的市场需求。但是由于地域辽阔,交通不便,线路状态较差,利润空间有限,外资企业都不愿积极介入这一市场。而中兴和华为敏锐地意识到,虽然农村市场容量单个不大,但综合起来却蕴含着巨大的增长潜力。更关键的是,这里几乎没有外资竞争对手,是中国本土企业充分施展才能的绝佳舞台。出生于1941年的侯为贵，是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也是解放后国家培养的第一批工程师。1969年后，他曾先后任航天691厂教师、车间主任、技术科长。691厂当时按时任航天部副部长钱学森的要求，开始跟进研究芯片（即半导体技术）。1980年代初，他被派往美国负责技术引进，5年后，则被派往深圳创办中港合资公司——中兴半导体，也是中兴通讯的前身。中兴创业初期
1992年1月,中兴通讯自主研发的ZX500A型农村电话交换机在山东实验局投入使用,标志着中兴正式进入农村市场。凭借较低的价格和出色的性能,这款交换机获得了用户的肯定。到1993年,中兴用自己的数字交换机共开通了2000个县级局,在当年农村电话新增容量中占比达到18%,成为农村数字化进程中的领头羊。与此同时,华为也在1993年推出了自己的首款数字程控交换机C&C08A,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在农村市场占据重要份额。农村市场为两家企业积累了宝贵的技术经验和初步资金。在这里进行市场验证之后,中兴和华为迅速调整发展战略,开始着手研发大容量的城市级数字交换机。这是通信设备供应商必经的发展道路,也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1995年11月,中兴通讯研制的大容量交换机ZXJ10获得国家邮电主管部门颁发的网纸,标志着其正式进入大型机市场。这款机型单机容量达到17万门,可完全满足大中城市的通信需求。与此同时,华为也在1995年成功推出万门容量级的C&C08C数字交换机。有了农村市场的磨砺,两家企业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技术和经验。凭借价格优势和本土服务,中兴和华为的大容量数字交换机迅速打开国内市场,并在短短几年内完成对国外市场的扩张。到21世纪初,两家企业已经稳居全球通信设备供应商前列,与传统老牌企业鼎足而立。中兴和华为成功的关键,是抓住了农村这一战略机遇期。在这个竞争压力较小的市场,他们实现技术积累、培养人才,并获得种子用户和市场验证。然后再以农村市场作为跳板,快速切入城市市场,进而实现国际化扩张。可以说,如果没有在农村市场的成功,就不会有后来的高速成长。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两家企业自身的努力。从80年代开始,中兴和华为就大力投入通信技术研发,培养了大量优秀的通信专业人才。正是这些人才的创新与拼搏,研发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通信产品,满足了用户的需求。在产品性能、质量上不断改进提高,最终赢得用户的认可。华为创业初期
在商业模式上,两家企业也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尝试。例如中兴和华为在农村采用代维模式,通过委托当地经销商进行终端安装和维护,大大降低了运作成本。1995年,由原电子工业部第五十四研究所和华中科技大学联合研制开发的EIM-601大容量局用数字交换机通过了邮电部鉴定。这个数字交换机容量达到6000门,采用了当时国际最先进的时分交换技术,实现了信号的全数字化处理,大大提高了通信质量。EIM-601的成功研制,标志着我国已经完全掌握了数字交换机的核心技术,结束了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EIM-601的研制成功直接催生了金鹏电子的诞生。1993年,在电子工业部的支持下,原第五十四研究所的主要技术人员离开国营研究机构,自主创业成立了金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凭借EIM-601数字交换机的技术积累,金鹏电子很快推出了自己的第一代PNX数字交换机。PNX数字交换机继承了EIM-601的优良基因,采用了分组交换方式,大大提高了交换效率。PNX数字交换机容量可扩展至10万门,填补了国内大容量数字交换机的空白。在90年代初期,PNX系列数字交换机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一举成就了金鹏电子的市场地位,也推动了中国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与金鹏电子类似,1993年成立的大唐电信也从原邮电部电信科学研究院分离出来,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家国有通信设备企业之一。大唐电信汇聚了原邮电部系统中的众多科研人才,在数字交换技术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1995年,大唐电信推出自主研发的SP30超级数字交换机,采用异步传输方式,显著提升了交换效率,单机容量达到10万门,堪称当时国内之最。SP30的成功,进一步巩固了大唐在数字交换领域的地位。1991年,在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邬江兴的主导下,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万门级ISDN数字交换机HJD04。这台交换机采用了时分交换与空分交换相结合的方式,单机容量达到10万门,一举打破了国外厂商在高端数字交换机市场的垄断。HJD04数字交换机不仅技术先进、性能可靠,而且价格仅为国外同类产品的十分之一,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HJD04数字交换机的研制成功,使我国在数字交换技术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为了更好地推进HJD04的产业化,原HJD04研制团队决定自主创业,成立巨龙通信设备集团公司。在短短3年时间里,巨龙公司就取得了惊人的业绩,总销售额超过100亿元,产品销量达到1300多万门,巨龙一跃成为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业的佼佼者。在HJD04的技术影响下,中兴和华为也紧锣密鼓地研发自己的数字交换机。虽然当时两家企业还处于小批量生产千门级交换机的阶段,但已经具备了进军高端市场的决心和潜力。通过自主创新,中兴和华为也在90年代中期成功推出了自己的万门级数字交换机。至此,我国已经拥有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国际领先水平的数字交换机生产企业。凭借技术实力和成本优势,上述企业生产的数字交换机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在国内外市场份额不断扩大,成功打破了国外厂商的长期垄断,实现了数字交换机自主化。这五家企业被业内誉为“巨大金中华”五朵金花,代表了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最高水平。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制造的数字交换机开始大规模部署全国电信网络,我国固定通信进入了数字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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