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没有任何一部像《红楼梦》那样对自己民族的文化精神做过如此全面深入地检审和批判。这正是《红楼梦》之最重要的思想价值之所在，以致这部巨著直到今天仍有提醒国人的作用。
《红楼梦》之吸引中国读者，在于可让中国读者流连、沉溺于自己所熟识的生活世界，品味其中无穷的奥妙，此无以向西人道之。西方人读此书，凡多少有所领会者，恐怕也只能是惊讶而后叹服于中国人的生活机智与性灵境界。中国的生活世界，比之今日西式世界的冷冷的形式条理，可谓汪洋大海，曲尽天人之际的种种生趣。所以，岂能简单地说中国旧时的生活只是一种愚昧混乱？
87版电视剧《红楼梦》剧照
然而《红楼梦》一书让读者在享受中国文化趣味的同时，却总是被裹入一团阴惨的气雾之中，遂使那天人之际的种种生趣均幻化为形形色色的冤孽魔障。悲乎，中国文化竟是“红楼”一梦！
试看“红楼梦”十二支曲的尾声（题名“飞鸟各投林”）是怎样描写这梦幻的结局的：“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如此等等。这是一个怎样的生活世界！
真正的文学家必是思想家。曹雪芹写那些好女子，写黛玉，写湘云，无不饱含同情与挚爱，如写她俩在中秋赏月之夜于晶馆联诗，句句珍品，才情洋溢，这无疑表现出作者对中国文化之精粹的深深眷恋与欣赏，但末了却以如此一联作结：“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这两个女子的性格形象原本可以代表中国文化之通达新生的一种可能性，但却只有一个悲惨的结束在等着他们。青春而真诚的生命理想，在中国文化的泱泱世界中竟然找不到可以安顿的地方！
贾府繁华
此前的中国文学作品都不具有真正的悲剧性，即如蒲松龄、吴敬梓，也还是存有希望的：儒家的文化天下之理想在他们的作品里总还是有现实的可能。到了曹雪芹那里，已看不到这种可能。儒家的为人处世之道已颓化为薛宝钗的温柔敦厚而暗藏天机；法家的治国方略在探春理家的过程中，处处捉襟见肘；道家追求个人自在的境界，在迎春那里沦为懦弱、退避、偷安自保。既然道统已坠，更何从寻找挽救世道人心之良方？谁还能扶得住那摇摇将倾之大厦？那无才可去补天的假宝玉只能在一无希望而又执着真诚爱情的苦恼之中疯疯傻傻，说着旁人听不懂的痴话，成为众俗眼里的一个“问题孩子”。
最后还只有一条出路，是佛学。但这是没有出路的出路，是中国文化无出路状态的完成。所以，“红楼梦”十二支曲的尾声自然就要这样唱道：“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王国维先生在评说宋徽宗与南唐后主的区别时写道：“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对后主的这一评说，若移至曹雪芹身上，才更恰当。自驾身世之戚，在身受一方，因为大悲，但若仅只如此道出，在读者一方仍为小悲，因其符合盈缩有期的人世常情。《红楼梦》是一大悲，是自杜甫以悲哀诗句呻吟中国文化之病苦以来所达到的悲剧顶峰。这悲剧性来自对中国文化的深刻体悟与诊断，是出自深切之爱的沉痛批判。西方思想家尼采少年时候对基督教的虔诚奉守，出看似与其后对包括基督教文化在内的西方一切传统价值的彻底否定很是矛盾，但其实并不矛盾。真切的批判只能出自在批判对象中的浸润。惟其浸润与真爱，才最知晓其罪孽之渊薮，而赎罪无门，遂演为悲剧性的否定。
正是在一种悲剧性的演绎中，一个文化之或死亡或自救的消息才被透漏出来。这是《红楼梦》的真价值。但这一消息是不易传达于世人的，它要经过漫长的世事沧桑（自清末到近代史）才渐为人知。所以，曹雪芹在书的第一回里就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选自王德峰教授随笔集《寻觅意义》
2021年哲学王子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