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文翻译师哲曾经对毛泽东说：“主席，我很佩服你沉着冷静，有涵养，不发大脾气。”毛泽东则说：“我不是不生气，有时几乎气炸了肺。但我知道应该尽量克制容忍，勿现于辞色。”

中国有句古话：宰相肚里能撑船。政治家要有容人的雅量，因为容忍与克制是政治家必备的素质，否则就断难成为一个高明的政治家。毛泽东即是“克制容忍”以成大谋的高明政治家、领导者。
　
对毛泽东非常了解的陈毅元帅曾说：“毛主席就是最能受住委屈，毛主席挨王明路线整的时候，鬼都不上门！老实说，毛主席没有十年忍耐，就没有今天的毛主席。”

眼看着红军作战越来越被动，毛泽东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沉重。那是他和朱德等战友们和工农士兵们用血打出来的一块地盘，是可以和蒋介石抗衡的地盘，可以由它向外扩展，进而夺取全中国革命胜利的地盘。然而他没有兵权，没有指挥权，连发言权也没有。他很想挺身而出，把博古、李德轰下台去。但他没有这样做。

在很多同志还不觉悟的时候，在博古、李德还没有彻底被认识的时候，一味对着干，对党的事业不利，甚至会导致分裂。为了顾全大局，毛泽东默默地忍耐与等待着。因为心中愁苦、激愤，毛泽东再一次病倒了。这次他病得很厉害，高烧不退，八天没有起床。直到长征开始还不能正常行走，是坐着担架同队伍离开苏区踏上征程的。

红军被迫长征，宣告了王明路线的破产。红军在外线作战极为被动，湘江一战，红军损失过半。8万人只剩下不足4万。博古走在路上，不再像原来那样雄心勃勃，谈笑风生了。他看到红军遭到如此严重的损失，心情极端沉重，但是他又苦无良策改变被动的局面。毛泽东也在想，不能让博古、李德再胡弄下去了，如果自己再继续沉默，红军的前途则很难预料。他决定找同志们好好地谈谈，说明自己的想法。

毛泽东首先选择了王稼祥。王稼祥是王明和博古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受“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影响不少，是当时“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的拥护者、执行者。现在眼看苏区丢了，红军处处被动挨打，损失惨重，王稼祥的心也不那么平静了。他几乎天天在思考红军失败的原因。

正在这时候毛泽东找他谈话了。当时毛泽东生病坐担架，王稼祥伤口未愈也坐担架，两副担架同行同住。他们日夜交谈，一路探讨。毛泽东将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耐心地讲给王稼祥听，心平气和地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以及自己对改变当前红军被动局面的设想。本来想不清的问题，经毛泽东分析解说，王稼祥感觉心里亮堂了，红军有希望了。

他认识了毛泽东的独到之处，感觉到同志们对毛泽东还不够了解，甚至抱有某种偏见。应该说毛泽东既有经验也有理论，绝不是一个狭隘的经验论者。以红军目前的困境，担这副历史的重担，非毛泽东莫属。于是王稼祥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李德、博古轰下台去。毛泽东对此建议深表赞成。

为了使更多的人觉悟，也为了团结更多的同志，以尽快纠正中央的错误，毛泽东又找中央书记处成员、也曾是博古留苏的同学张闻天谈，找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谈，找中央政治局、军委的同志谈。谈的结果，大多数同志积极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在会上一起批评了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存在的严重错误。

听着大家的发言，看着与会者的表情，李德很生气，坐在门口只是抽烟，说不出一句话来。博古哑口无言，开头他还强调点失败的客观理由，接下来尽管他从感情上接受不了，理智地想，大家讲得也不无道理。

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在领导红军作战中形成的基本原则，增补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又建立了他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恢复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

这是毛泽东第三次恢复了对军队的领导权。毛泽东重掌兵权的消息一传开，红军上下一片欢腾。杨成武回忆，他带的那个团聚餐庆祝，大家认为这下红军有救了。而恢复了兵权的毛泽东，心情也愉快了许多。他从此带领红军同蒋介石周旋。忽进忽退，忽南忽北，弄得蒋介石惶惑迷离，本来红军已成瓮中之鳖，突然之间，红军却在另一个地方显现，真是莫名其妙。

2月19日，红军再克遵义，痛歼黔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当时整个乌江北岸，战火纷飞，杀声震天，敌军到处逃窜。国民党军的前线总司令吴奇伟只带着几十个卫士逃到乌江边，听着背后的枪声，过也不是，不过也不是，左右为难。他痛哭流涕地叫道：“好！我就死在这里吧！”

困境中的毛泽东，几次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他没有因此而消沉。曾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描述说：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并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以他坚强的信念，钢铁般的意志，经受了时沉时浮、认识和被认识的痛苦考验，终于锤炼成为全党的领袖、历史的巨人。